01

“Kuqa”这个地方现在被称为“库车”，但在《汉书》《后汉书》等历代史书中都被记为“龟兹”。在唐朝三藏法师玄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记》中，则称其为“屈支”。

对我而言，这个地方别有一番魅力。这里自古就是歌舞、音乐的胜地，“龟兹之乐”确实别具风格。即便是现在，新疆歌舞团的骨干成员也大多来自这里。不过，龟兹的魅力不仅仅源于音乐和歌舞。

一般来说，强烈的新奇色彩大抵都深含着诸多的未知感。如果对万事万物都无所知，一切探求都靠推测，那么新奇就不具备吸引力。但是，如果在事实尚未全部明晰的情况下能了解一二，我的想象力便会被悄然唤起，这便是猎奇意识。比如说关于邪马台国的位置问题，大和说和九州说争议未定，虽然整体情况尚如迷局，但却引发了广泛关注，究其原因，大概就是由于《魏志·倭人传》中有相关的记载。

古代库车到底有什么民族居住尚未可知，但现在居住的都是维吾尔族。维吾尔族属于土耳其系，不过在玄奘法师历经此地的7世纪时期，这里却是雅利安人的聚居区。据说从9世纪中叶开始，这两个民族才开始在此杂居。

对于古代库车的原住民是否是雅利安人这一疑问，一般人都无意太过关注，而我却愿闻其详。语言文字可以准确地传递出当地的文化信息，所以这里曾经出土的由斜体婆罗米文写成的历史资料，与《魏志·倭人传》具有同样高的文献价值。这种语言被称为吐火罗文。曾出土的由古土耳其语翻译的《弥勒下生经》的后记部分就有关于“经文由印度语译为吐火罗语，再由吐火罗语转译为土耳其语”的记载。

在其后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Tokhara”（吐火罗）曾读作“Toxri”，虽然两者在命名上存在差异，但不能否定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吐火罗在中国文献中也曾被写作“睹货逻”，包括今阿富汗北部、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一部分，相当于曾经的大夏国，即当时大月氏被匈奴驱逐而不断西迁时征服的区域。

吐火罗文有两种方言体系，一般在焉耆地区被称为吐火罗A系，而在库车地区则被称为吐火罗B系。研究吐火罗语的人应该知道，这种语言是雅利安语的分支，属于印欧语系。当然，印欧语系又可细分为颚音类和咝音类两类语群。其中，印度语、伊朗语等属于咝音类语群，而希腊语、拉丁语、日耳曼语等则属于颚音类语群。

天山南路的库车在地域上比较靠近印度和伊朗，在语言上也借助了印度西北地区的婆罗米文字，所以一般人都会觉得它应该属于咝音类语群，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库车地区的语言属于颚音类语群。库车地区的语言就像大海中的孤岛一样，在咝音类语群中别具一格。

语言并非无缘无故地从远处飘来，而是和民族的迁徙息息相关。吐火罗B系语让我们对古代库车人产生了种种猜想：他们到底来自何方？又是通过怎样的路径来到天山南路的？为什么和他们同属一系而使用希腊语、拉丁语等的民族却都在遥远的西方？

莫非他们是亚历山大大帝远征军的后裔？亚历山大远征军曾在锡尔河南岸建立了埃斯哈塔亚历山大里亚城作为其最东北处的军事据点。锡尔河北岸，斯基泰人在那里安营扎寨，对亚历山大大帝的霸业构成了最后的威胁。据说斯基泰人使用东伊朗语，他们的势力范围从黑海北岸延伸至乌拉尔山脉周边。既然西方和库车之间存在咝音类语群的阻隔，那么古代的库车人又是如何实现语言的跨越的呢？

其实，我们被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光辉所迷惑，容易产生一种先入为主的错觉，认为古代的库车人肯定来自西方。汉初，西域东部有个谜团一样的月氏国。关于其国人种，有土耳其系、西藏系、伊朗系等观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此外，也有人认为月氏人使用的语言就是吐火罗语。如果古代库车人来自月氏大本营敦煌的假设成立，那么刚才我们的诸多疑问就会迎刃而解。

话说回来，比起清晰的历史脉络，那一团团未解之谜才是吸引我们来此一游的真正原因。也正因为对库车地区吐火罗语的兴趣，我才觉得这是一片引人入胜的土地。

02

从乌鲁木齐到库车，乘坐小型飞机需要两个小时。

在库车机场，我看到了两年前就曾见过的熟悉面孔，他们的到来让我倍感温馨。两年前我只是途经此地，而今首次游历，难免令人兴奋和充满期许。

到达库车的当天，我们就马不停蹄地参观了历经汉、唐风雨的龟兹古城遗址。说是城址，实际上只不过是座高约七米、长约二百米且断断续续的土丘。

站在这残损的城墙上极目四望，周围的高粱地广阔无垠。库车县城也距此不远，从招待所到这里只有二十分钟的车程。

古城遗址往往能够催发人的怀古之情，但这座隆起的土丘却非常缺少让人追思的韵味，只有当风吹起的沙尘在空中飞舞时，才能约略感受到历史的气息。

风卷沙尘的味道古今未变，而汉代的库车却留给后人太多的迷思。

关于库车的文献记载始见汉代。虽然在此之前，库车早已经历了悠久的文明，但相关往事也只能依靠推测来展开遐想。作为沙漠绿洲之国，依靠自力更生而谋求太平自然十分困难。频繁往来于此的商队鱼龙混杂，要保障自身安全，就必须依靠强大的域外势力，月氏最有可能扮演这样的角色。

有文献可考之前的库车，要么臣属于月氏，要么是月氏所辖的一个地方政权。对此，《史记·匈奴传》中匈奴单于写给汉朝皇帝的书信有话可证：

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

匈奴击破月氏之后，才平定了西域诸国。由此可以想象，在此之前，西域诸国应该基本上都在月氏的势力之下。因此，似乎也可以推定古代的库车人就是月氏族。

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

对于《史记·大宛列传》中的上述记载，很多人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敦煌和祁连山一带十分贫瘠，缺少绿洲和良田，以这样的地盘为根基而力压匈奴，并曾经让匈奴王子冒顿单于（公元前209～前174年在位）入朝为质，简直令人难以信服。不过我倒觉得以敦煌和祁连山为大本营并非没有可能，只是其统辖范围不仅局限于此罢了。前面提到，匈奴击破月氏，然后尽收西域诸国。这一点也可以作为月氏势力范围不仅局限于敦煌、祁连的佐证。这和“日本人居奈良”的道理一样，奈良固然全是日本人居住，但除奈良之外，其他地方也不乏日本人。

月氏将产于西域的玉转运到中原，其自身也储备甚多。《史记·廉颇蔺相如传》《淮南子》《韩非子》等书中都有关于“和氏璧”的记载。在日本，“和氏璧”的习惯性读音为“カシノへき”，其中，“カシ”所对应的日文是“呙氏”或“禺氏”。

该玉产自昆仑山，取自和田附近的河流。分别流经和田东西的玉龙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就以盛产美玉而驰名。

在现代汉语中，“玉”读“yù”，“禺”读“yú”，“于”和“禺”的发音相同，也念“yú”，“月”的发音则为“yuè”。月氏和玉渊源深厚，提到月氏，中原人首先就会想到美玉。虽然月氏所在的敦煌并非玉石产地，但却处于交易的要冲，执玉石交易之牛耳。

自西域运往中原的美玉，往往用来交换丝绸，所以丝绸必然向西流转。既然是交易的要地，那么就必须保障交易区域的安全。

到了汉代，由于骏马在作战中发挥的作用愈发重要，所以西域输往中原的商品中宝马名驹也赫然在列。大宛是名马的产地，当地有一种宝马奔跑起来汗如血流，名曰“汗血马”，为汉将所垂涎。据说李广利远征大宛，就是为了获取这种宝马。

丝绸、美玉、宝马等商品都需要在绿洲之国中转才能运往目的地，而库车自古就是交易路上的要塞之一。

月氏战败后，匈奴掌握了西域的交易命脉，后来汉朝又屡次兴兵将匈奴逐出。霸权易主自然是因为汉朝国力强盛，同时匈奴内讧也加速了这种局势的形成。

虽然他们告诉我这是“汉唐城墙的遗址”，但光是汉朝，西汉和东汉加起来也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如今面前这座如同废墟的城墙，其具体建造年代自然是难以得知。

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投降汉朝；第二年，汉朝设西域都护。不过，此时的西域都护驻地位于库车以东，即现在的轮台县乌垒城。东汉时期，班超平定西域，龟兹城始设西域都护。永元三年（公元91年），龟兹王率临近的姑墨、温宿等国向班超开城投降，同年12月，班超即以西域都护的身份驻留龟兹。同时，东汉王朝废龟兹先王而立白霸为新君。

虽然龟兹城于公元91年设西域都护，但并不能说明这座城墙就是当时所建的。早些时候，龟兹虽然也有匈奴作为后援，但其单凭一己之力也可长驱西南而进攻疏勒，并将本国人兜题立为疏勒王。作为驰骋西域的强国，龟兹很可能早就在其国都修建了坚城壁垒。

身任西域都护之后，班超随即开始以铁腕政策经略西域。他率龟兹等八国的七万之兵，攻陷了焉耆、危须、尉黎等负隅顽抗的国家，并于永元九年（公元97年）派部下甘英出使大秦（即罗马）。当时西方的丝绸贸易都以伊朗地区的安息国为中转地，而对于安息以西的情况，汉朝尚不清楚。班超遣使甘英，既有弥补信息不足的目的，也有跳过安息直接和罗马通商的愿望。

如果没有较为可靠的信息，一般也不会断然派使者前去，可见公元1世纪时期物华天宝的罗马帝国，其繁荣程度几乎已经确切地传到了遥远的库车。虽然当时的东西方交易路途遥远且困难重重，但信息交流绝不可能是完全闭塞的。

03

甘英一行跋山涉水，首先来到了条支（即叙利亚地区），然后准备穿航地中海赴罗马，但恰在此时，他却听到了不愿见到汉朝和罗马直接通商的小人的恫吓之言：

若经此海，顺风须三月，逆风需两年，通行者还需备足三年口粮。此外，海中有妖怪，常食人。

听到这样的惊悚之言，甘英放弃了前行，返回原地。回到城中的甘英，将蔚蓝的地中海风情告诉了班超，引起了班超等人对罗马的无限遐想。大概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班超的思乡之情让他陷入了无尽的忧伤之中。他虽然心系西方的罗马，但东方更令他牵肠挂肚。因为，那里有他的故土、有他的家。经略西域三十载，班超已经到了古稀垂暮的年纪。也许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回到让他依恋的故乡吧，他决定给洛阳朝廷奏疏请愿。

臣不敢奢求再回古都洛阳，但愿死前踏上河西之酒泉。望陛下矜愍愚诚，许臣在大汉之地酒泉望乡阙拜，臣平生之愿足矣。

不知是他感受到了体力的衰弱，气力不支，还是疾病缠身，年迈的班超望乡之情溢于言表。

班超之妹班昭（公元45～117年）在宫廷中教授皇族女性文笔德行。所谓近水楼台，为了成全兄长的眷眷之情，她四处活动。功夫不负有心人，皇帝批准了班超的乞归之愿。

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戎马倥偬的老将终于踏上了日夜挂念的洛阳土地；第二年9月，班超与世长辞。

班超生于文学世家。继《史记》之后的史家巨著《汉书》就是其兄班固的毕生心血。班超虽然也精通文笔，但他厌倦了在衙门里的写写记记。他觉得到头来自己也只能做个刀笔小吏，所以步入中年的班超决意投笔从戎。

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

就这样，班超即以远征西域为平生之志，身份也从文士一跃成为武官。最初，他虽然只是假司马这样一名下级官吏，但他素怀雄心、智勇兼备，所以很快崭露头角。“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个连日本人都了然于胸的谚语便出自《后汉书》中的班超故事。

在窦固将军麾下效力时，班超曾率三十六人出使鄯善国，即楼兰。该国臣服于东汉王朝，同时又听命于匈奴。其实，夹在两大势力之间、互不得罪也是西域小国迫不得已的求存之策。关于这个故事，前面已经说过，不再赘述。总之，鄯善王迫于班超之威，约定和匈奴绝交，并以王子为质以昭其对汉朝的不贰忠心。因为出使之功，班超从假司马晋升为司马，开启了他日后腾达的大门。

能想出先发制人的妙计，可见班超之积极敏锐；投笔从戎志愿远征，足见其果敢担当；后来遣使罗马，也承袭了他一贯的伟略之风。

其实，东汉王朝能想到结好罗马，这已经透露着令人敬佩的豪气和壮举。使者甘英对自己因恐惧而退却懊悔不已，班超也对此扼腕叹息。因为当时在万里之遥的朝廷正在默默地期盼着他们的凿空之举。

曾为龟兹城墙而今已化成土包的断壁高低起伏，甚至有的部分已被道路截断。我站在上面观望，感觉那起伏不定的土丘就好像是班超内心波澜的写照。一条路是对探索未知世界的渴望，是对罗马的向往，也是向着未来前进的铿锵；另一条路是对家乡的百转柔肠，是心系古都洛阳，也是退回到过去的平静如常。

身在龟兹城中的将军班超，胸中也曾压抑过那上下激荡的连篇浮想。老将军总算如愿以偿，但他从中原带来的无数无名屯田兵的思乡之情却只能刻在这城墙之上。那些人数众多的平凡生命遥思故乡的河山，牵挂着父母兄弟，却无法重回故土，他们的功绩也不应被历史遗忘。

风乍起，白杨叶沙沙作响。古城遗址上的土被风卷起，仿佛奏起了无名战士们的安魂曲。

在中国，受保护的文化遗产被称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根据重要程度，分为国家级、省（自治区）级和县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相当于日本的国宝级遗址。龟兹古城遗址和高约二十米，位于库车西北、距其约十七公里的“土塔”都属于自治区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那些“土塔”就是建于西汉时代的烽火台。

所谓烽火台，就是在敌军来袭等危急时刻点燃狼烟来传达警报的设施。烽火台建得越高，就能越早发现远方的敌情。一般来说，烽火台每隔十里建一个（西汉时代的一里合四百多米）。每座烽火台的规格并不一致，其中有的因特殊需要而建造得高大坚固，所以从西汉至今，较为完整地留存下来的烽火台就此一处。我想，这里的烽火台既是汉朝控制西域的一种重要设施，也是龟兹国自身防御的需要。匈奴掌控这里的时候，曾设僮仆都尉一职征收当地税金，但作为攻击性很强的游牧民族，却从没有认真考虑过建造烽火台之事。

汉武帝派大军征讨大宛时，这里也随之投降。但对汉王朝来说，征服容易，保障天山南路长治久安却并非易事。征服之后，因为匈奴的威胁，粮食供给就是头等难题。曾经率军远征大宛的李广利就在战败后投降了匈奴，后来的李陵也因弹尽粮绝、士兵尽损而被迫投降。在重重困难交织之下，汉武帝也曾有意放弃对西域的经营。此时，颇具经营管理头脑的大臣桑弘羊即上书汉武帝在西域实行屯田之法。

可惜的是，汉武帝并没有采纳他的谏言。汉武帝死后，汉昭帝即位，于是桑弘羊再陈在西域实行屯田的利害，终获允准。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汉朝封杅弥国太子赖丹（当时在汉朝为人质）为校尉将军，派其带人到轮台屯田。

杅弥国在龟兹西南，也曾臣服于龟兹，所以太子赖丹最先被当作人质送往龟兹。照此看来，在西域小国中，龟兹之强大也可见一斑。

李广利将军在平定大宛后的凯旋途中曾路经龟兹。“外国皆臣属于汉，龟兹何以得受杅弥质？”李广利出面诘责龟兹，并将人质赖丹带到了长安，赖丹也自此由龟兹进入汉境。

赖丹作为汉朝的校尉将军来到轮台，这对龟兹来说无疑是一个极为不利的消息。因为在龟兹为质期间，龟兹人对他百般凌辱，赖丹自然对其怀有切齿之恨。

“赖丹今佩汉印绶，携汉朝威灵，来到与吾国相接之轮台。若不杀之，其必为害。”龟兹贵族中有一位名叫姑翼的人向龟兹王进言，龟兹王遂派兵杀了赖丹。同时，又假意向汉朝谢罪。

龟兹认为：如不谢罪，汉朝会因丧失体面而兴师问罪；如果谢罪，多半会不了了之。加之有强大的匈奴在北，料想汉朝也不会因此而大动干戈。自作聪明的龟兹万万没有想到汉朝并没有打算对此事听之任之，而只是暂时佯装不知而已。

当时，为了打击宿敌匈奴，汉朝和乌孙国加强了同盟关系。在赖丹被杀的四十年前，汉武帝就将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作为和亲公主嫁给了乌孙王。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

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

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

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身处漠北，吟唱着这切切的思乡之曲，细君公主不久便香消玉殒。后来，为了巩固同盟关系，朝廷又派皇族之女解忧（楚王刘戊的孙女）远嫁乌孙。

04

汉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匈奴联合车师国（现新疆吐鲁番市的昌吉、奇台县一带）展开了对乌孙的攻击。对此，作为盟国的汉朝派常惠为校尉将军，领兵十五万驰援乌孙。大败匈奴之后，常惠于次年率五万之众进攻龟兹，以报六年前赖丹被杀之仇。

龟兹举国震惊。当时，下令杀死赖丹的龟兹先王已死，于是继位者绛宾向汉军解释说：“乃我先王时为姑翼所误，我无罪。”

“若如此，请将姑翼绑缚送出，即不问罪于王。”常惠说。

龟兹王绛宾见状，即命人将姑翼交给常惠。常惠二话没说，便将其斩杀。

一直以来都若即若离的汉龟关系自赖丹事件后竟突然亲密无间。

乌孙王后解忧的女儿为学琴曲来到汉朝。学成之后，汉朝遂命人护送其回国。归国途中，一行人路经龟兹，龟兹王绛宾便大胆地请求解忧“请将令爱赐我为妻”。

“吾女尚在长安未归，此事可容后议。”解忧告诉他。

后来，龟兹王再次遣使赴解忧公主处，表达了自己欲娶其女为妻的迫切心情。此事得到了解忧公主的应允。

既然龟兹王和汉朝皇室的外孙女儿结婚，他自然就成了汉朝的亲戚。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龟兹王夫妇不远千里来到长安觐见，其后旅居一年，绛宾也因此成为西域首屈一指的亲汉国王。

从长安归国之后，绛宾便模仿汉朝衣冠制度，全面学习汉朝宫室、道路、仪仗、音乐、礼法等，国内礼仪、风俗几乎全部汉化。对此，其他西域国家的胡人嘲讽道：

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骡也。

绛宾死后，其子丞德即位。丞德以汉朝外孙自居，进一步加强了和汉朝的关系，当然，那时的汉朝也同样十分重视两国关系。后来，解忧公主的儿子元贵靡和胡人之女所生之子乌就屠展开了王位争夺，龟兹开始发生内乱。几乎与此同时，匈奴也发生了严重分裂，所以才有了后来日逐王投降汉朝的事情。

日逐王降汉的第二年，即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汉任命郑吉为第一任西域都护，驻留乌垒城。虽然匈奴威胁已经消除，但西域都护的设置也大大提升了乌孙亲汉派的力量。

西域都护的大本营之所以没有设在天山南路的核心地域龟兹，足见对和汉朝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的尊重。“都护”即“一切都予保护”的意思，都护的设置既可以威慑乌孙，又可以做亲汉国龟兹的后盾。

如今残留的烽火台，当时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护龟兹。现在，它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名字——克孜尔尕哈土塔。其实，它更应该被视为汉龟友好的纪念塔。

在设置西域都护十年后，汉朝又设戊己校尉一职，专司屯田事宜。对于戊己校尉中的“戊己”之说尚无定论，但“戊”和“己”在十个地支数中居于正中，以此来象征该职位在西域各官职中的地位之重要，这一说最为有力。只不过时代不同，戊己校尉的驻屯之所有所差别。

史书中有时也将屯田兵称之为“田卒”。他们一边从事生产劳作，一边接受军事训练，所收不仅可以自给自足，剩余作物还可以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所以他们也相当于补给军。这样的军团在戊己校尉的指挥下统一行动，戊己校尉又受西域都护节制。但由于西域幅员辽阔，驻守兵力自然十分分散，在有突发事件的情况下，便需要点燃狼烟来聚集各地军队。

烽火台是重要的军事设施，而龟兹对汉朝经略西域又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这座烽火台被特意修建得更加坚固雄伟。它既是危急关头的警报台，又是高耸的纪念塔，所以当龟兹人仰望它时，必然会产生一种安全感。建造烽火台对当地来说是一个异常艰巨的工程。两千多年前就能修建这样气势宏伟的建筑，着实令人感佩万分。如果是汉朝援建的，那么高耸的烽火台也可以告诉龟兹人，他们的盟国是多么强大。对于督造者来说，也许早就考虑到了这一点。

文献中并没有关于这座烽火台的点滴记录，更没有其他烽火台可做参照，所以我们无法判别它是众多烽火台中极为普通的一个，还是别具特色的代表。

关于烽火台，有一则非常有名的古代故事。周幽王在位时，一向冷面桃花的宠妃褒姒看到点燃烽火后各地诸侯纷纷前来勤王救驾时，终于红颜一笑。此后，幽王只要想看到褒姒笑，便会点燃烽火，所以数次之后各地诸侯就不再为之所动。后来，敌人真的杀来，但这时燃起的烽火再也没有招来救兵。幽王因此而被杀，其子平王也不得不迁都洛阳，从而开启了东周列国的时代。后世可能为了区分朝代的变迁，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多有添枝加叶，但这个故事却将烽火台的重要作用体现得淋漓尽致。

五代和宋初，即公元10世纪时期，为了抵御北方的契丹，中原王朝曾修筑了高约两丈的烽火台。如果以这些高六米左右的烽火台为标准，那么库车二十米高的“土塔”就算是特制的加高版了。

库车地区还有一个关于这座“土塔”的传说，传说内容和“塔名”的由来息息相关。很久以前，该地的国王将自己的女儿幽禁于此。在维吾尔语中，“克孜尔”是个姑娘名，“尕哈”是她遭受幽禁的地方。

“当国王喜得千金时，算卦先生就给小女婴卜了一卦，说此女可能会被蝎子蜇而有生命危险，于是乎国王为了她的安全，便修建了这座高塔，并让女儿住在塔上。”库车县的文物管理处负责人张锡仑先生告诉我。

这个故事什么时候流传开来已难以追本溯源，但“土塔”距离龟兹古城中心仅有十公里，所以故事中的国王很可能就是龟兹王，而国王的女儿也有可能是王族中的一人，因故被委任于此。若再展开想象的翅膀，那么故事中的国王还可能是汉朝的西域都护、戊己校尉或其部将。故事的来龙去脉和具体细节我没有细听，其结尾部分我倒是听了一二。

“按说，这么高的地方蝎子很难爬上去，但送饭拿来的水果，其缝隙中不知何时藏进了这可怕的不速之客。最后正如算卦先生所言，可怜的王女被蝎子蜇到，不久便撒手人寰。”

讲述这则故事的张先生也并不相信故事本身来自史实，因为他笃信这样的“高塔”并非是为躲避蝎子所用，而是用于传递信息的。

据《汉书》记载，桑弘羊对汉武帝的进言中有这样一句话：

稍筑列亭，连城而西。

日本的“亭”一般多指旅馆，不过这里的“亭”应该接近于望楼，比望楼更大一点儿的就是城楼。克孜尔尕哈土塔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它的规模更类似于城楼。站在沙漠中抬头仰望，其最大的作用就在于威服四方。

据《汉书》记载，亲汉的龟兹王绛宾对汉文化痴迷之深竟然达到了被其他西域国家奚落的程度。不过这也是汉朝史家的一家之言，因为龟兹方面并没有相关记录，所以龟兹王内心深处到底如何还无从知晓，目前暂以《汉书》为信。

这种过分的亲汉之举，很容易让人起疑。虽然龟兹在西域也算是呼风唤雨的霸权国，但和汉朝、匈奴这样的“超级大国”比起来，那自然是小巫见大巫，所以为了保存自身实力，就必须委身于他人。

对西域诸国来说，是选择臣属于汉朝，还是依赖于匈奴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棘手问题。不过龟兹王的判断还算高明，因为他早已觉察到匈奴好起内讧。

武帝时期虽然没有实行屯田制，但昭帝却采纳了桑弘羊的谏言。当时，成为屯田兵而远赴西域者基本都是“免刑罪人”。也就是说，这些人虽然是戴罪之身，但只要愿意从事边境开垦或为国参战，国家皆可赦免其所犯之罪。当时的犯罪人员自然是良莠不齐，也不能断定他们都是奸恶之徒，但从整体上看，由“免刑罪人”组成的屯田兵确实并非良民。

对西域诸国来说，臣服于汉朝一般要比听命于匈奴好一些。如前所说，相当于汉朝西域都护一职的匈奴僮仆都尉专门向西域诸国征收税金。其中的“僮仆”即奴隶，也就是说，在匈奴心中，西域居民就像奴隶一样可以任意被榨取。与之相比，汉朝经略西域的目的则主要是宣扬国威和保障丝绸之路的安全，而并不向相关国家征税。

西域各国似乎都负有向汉朝使节提供粮食，在必要时动员其军队和汉军并肩作战的义务，但这和匈奴的巧取豪夺相比自然是天壤之别。这是因为，汉朝守军都是自给自足的屯田兵，生活供给方面基本不需要当地国家的援助，而匈奴整体上经济匮乏，掠夺和畜牧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两大手段，所以西域国家都逃脱不了他们的榨取。

产品交易的利益使汉王朝和西域各国建立了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关系。这样的利益共享也使二者产生了连带意识。

从龟兹王绛宾高挂亲汉大旗开始到西汉灭亡，龟兹的王室贵族常往长安，两国八十年间的友好往来不断。《汉书·西域传》有载：

成、哀帝时，往来尤数。

后来，西汉政权被王莽所夺，西域也因此陷入混乱。

刚才提到，和匈奴相比，汉朝对西域的支配较为宽松，但这也只是相对的概念，有时候接待汉使或提供兵员，也会成为他们的沉重负担。加上商队中也有人滥竽充数、冒充汉使，对其的接待更是令相关国家叫苦不迭。此外，品行恶劣的汉使常常会额外巧立名目、损公肥私。

05

王莽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甄丰以西域太伯之职到西域赴任。就在之前一年，五威将军王奇等巡视西域时，西域多国都为此耗费巨大。王奇一行的主要目的是将刚刚建立的新朝印绶赐予臣服的西域国家。他乘坐乾文彩车，威风凛凛。史书曾说：

服饰甚伟。

为了炫耀国威，他们很可能对各国国王都提出了苛刻的要求。据说车师后国（其统治范围主要在现在的乌鲁木齐一带）就因接待王奇而使国库耗费甚多。而这次前来赴任的太伯甄丰乃是王莽心腹，其地位远高于王奇，所以对西域国家来说，对甄丰的接待又是一笔更加庞大的开支。

若其前来，吾国将不堪其累，如此当何如？

车师后国王须置离和重臣商议之后，决定连夜逃往匈奴避祸，但不幸被驻守在交河城的戊己校尉刁护所知，并派兵将其擒来。须置离言明了原委，刁护就将其送到西域都护处，西域都护但钦不问三七二十一便将其斩杀。须置离之兄狐兰支闻讯，即率领其弟部众两千余人，带着若干家畜举国逃往匈奴。

当时匈奴和西汉王朝并无交恶，但王莽建立“新”朝之后，两国便产生了抵牾。这一切都源于王莽好大喜功的形式主义作风。最初，王奇持印绶来巡查西域就是对西域各国国王的变相降格。中国印章制度等级森严，王一级称之为“玺”，列侯以下为“章”。对于西汉此前给西域各国的封号，王莽以为“蛮夷之国，封王乃僭越”，于是他命人将新印绶中的“王”改为“侯”，而王奇所带的印绶之一就由西汉时期的“匈奴单于玺”降格为“新匈奴单于章”，其意将匈奴置于新朝统治之下。此外，西汉所赐印绶不仅只有汉文，这一点也有尊重匈奴独立自主的含义，而王莽所赐之印却有让匈奴俯首之意。

在这种情况下，对王莽政权心怀怨愤的匈奴收容了亡命而来的狐兰支。不仅匈奴如此，从王降为侯的西域诸国都对王莽颇为不满。

此时，久居西域的戊己校尉幕僚陈良、终带、韩玄、任商等人，似乎已经预料到了局势的变化。他们认为，匈奴收纳了亡命的狐兰支，就意味着对王莽的“新”政权的反抗。这样一来，西域全境不久将尽归匈奴，而他们自己的性命自然也危在旦夕。

吾等莫如杀校尉率众归降匈奴，此方可求得生机。

他们共同商议之后，决定铤而走险。那时，戊己校尉刁护正好卧病在床，客观上也为他们提供了便利。他们借机杀死了校尉和其子、其弟，即率两千余众逃向匈奴。此外，陈良等人还自称“废汉大将军”，并站在忠诚于被王莽推翻的西汉政权的立场上，申明斩杀王莽旧臣——戊己校尉的缘由。不过，他们偏偏时运不济。

匈奴乌珠留单于死后，其手下大臣须卜当因和新单于关系紧密，所以在匈奴帐中有很大的发言权。而须卜当正是原为汉宫宫女、后来和亲匈奴并嫁于匈奴单于的王昭君之婿。作为王昭君的家人，他自然亲汉。

王莽也洞察到了匈奴内部的局势变化，于是派出使节向新单于庆贺，正使便是王昭君兄长之子王歙。王莽让使节给匈奴带去了大量的黄金、衣服、锦缎等，同时希望匈奴能够将陈良、终带、韩玄、任商和手刃了戊己校尉刁护的芝音及其家人送归本朝处置。匈奴同意了王莽的要求，便将陈良等二十七人戴枷装入囚车交于使者。到了长安之后，王莽下令将他们烧死。

可怜陈良等人虽然有先见之明，但却没能把握好最佳时机。王莽确实没有什么政治才能，只是喜欢好高骛远，所以其所推行的西域政策自然难以奏效。起初他曾将匈奴称为“降奴”，但为了制止其在边境的烧杀抢掠，后来又将匈奴称为“恭奴”，其所作所为确实没有什么战略眼光。

当匈奴发现王莽并无能力应对时，便出兵四下掠夺。此时，原本臣属于西汉王朝的西域诸国也都投入了匈奴的怀抱。距匈奴最近的焉耆国杀死了王莽派来的西域都护但钦，但王莽并没有立即派兵问罪讨伐。

天凤三年（公元16年），王莽派五威将军王骏、西域都护李崇、戊己校尉郭钦前往西域，西域各国按照西汉时期的惯例到郊外劳军。王莽军此来本是为了惩罚杀死了戊己校尉郭钦的焉耆，所以焉耆便佯装投降，暗地里却整军待命。王骏等人集结了龟兹和莎车等地七千余兵征讨焉耆，不料途中遭到伏击。混战中，王骏手下的西域兵接二连三地临阵倒戈，王骏也因此兵败被杀。

戊己校尉郭钦从另一路顺利抵达焉耆，当他听闻焉耆壮丁伏击了五威将军后，下令将焉耆的老人和孩子全部杀死。

西域都护李崇则收容了王骏的残兵，躲进了龟兹城。对此，《汉书·西域传》有云：“李崇收余士，还保龟兹。数年莽死，崇遂没，西域因绝。”

五威将军远征的七年之后，王莽驾崩，随后李崇也一命呜呼。不过，李崇生前一直驻守在龟兹。虽然龟兹周围其他各国都已尽归匈奴，但唯独龟兹孤立坚守。

初，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及莽挠乱匈奴，与之构难，边民死亡系获，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罢弊，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

上一段也摘自《汉书·匈奴传》。

库车的克孜尔尕哈烽火台建成之后，似乎长时间都未见狼烟。对后人来说，烽火台作为纪念塔，毋宁说是一种好事。

陈良等人谋划杀死戊己校尉的事情上面已经提及，而关于那次军事政变的导火索，《汉书·西域传》记载如下：

既以数千骑至校尉府，胁诸亭，燔积薪……

陈良等人胁迫烽火台上的士兵，命他们燃烧积薪，燃起狼烟。当各地军队看到狼烟时，不知何方来犯，于是纷纷率军驰援。

——匈奴十万大军来袭，大家拿起武器，后退者斩！

这可是天大的事。戊己校尉当然要命人打开城门，擂鼓聚将。陈良等人就趁此混进人群，借机杀死了校尉。

作为预防敌军来袭的防卫设施，此次却被用作政变的助推器。没想到经久未用的烽火台，当再次被点燃的时候却和最初设计的目的大相径庭，甚至是起到了反作用。用于自我防卫的军事设施，如果都这样被逆用，那岂不是十分危险。

西域都护李崇不知在龟兹城坚持到了什么时候。他死后，西域就和中原断绝了往来。孤城龟兹最后也被匈奴纳入其势力范围。所谓刚出虎穴又入狼口，在匈奴的苛捐重税之下，西域诸国苦不堪言。王莽已死，东汉新立，但建国初期，东汉尚无力西顾。

不堪忍受匈奴重税的西域，都希望回到西汉时期，在西域都护的保护下过上太平日子，于是有部分国家自愿送人质到东汉朝廷，但光武帝并没有接受。对此，可见《后汉书·西域传》。

匈奴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

虽然当时西域整体归属匈奴势力，但毕竟难以再和冒顿单于时代相提并论。分裂了四十八年的匈奴，已经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将西域玩于掌中。在诸国中，西域南路的莎车因远离匈奴大本营而反抗最为强烈。为此，莎车也在谋求东汉王朝的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