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很久以前——其实也不过大约十四五年前，我住在一座学生寄宿院里。我十八岁，刚上大学，对东京一无所知，单独一个人生活也是初次。父母放心不下，在这里给我找了一间宿舍。当然也有费用方面的考虑，同一般单身生活开销相比，学生宿舍要便宜得多。就我个人说，本打算租一间公寓，一个人落得逍遥自在，但想到私立大学的入学费和学费以及每月的生活开支，也就不好意思开口了。

寄宿院坐落在城内风景不错的高坡上，占地满大，四周有高高的混凝土围墙。进得大门，迎面矗立着一棵巨大的榉树，树龄听说有一百五十年，或者更长些也说不定。站在树下抬头望去，天空被绿叶遮掩得严严实实。

一条水泥甬道绕着这棵巨木迂回转过，然后再次呈直线穿过中庭。中庭两侧平行坐落着两栋三层高的钢筋混凝土楼房，都是大型建筑。大敞四开的窗口传出收音机里音乐节目主持人的声音。每个窗口的窗帘一律是奶黄色，属于最耐晒的颜色。

沿甬道径直前行，正面便是两层楼的主楼，一楼是食堂和大浴池，二楼是礼堂和几个会议室，甚至有贵宾室。主楼旁边是第三栋寄宿楼，也是三层。院子很大，绿色草坪的正中有个喷水龙头，旋转不止，反射着阳光。主楼后面是棒球和足球两用的运动场和六个网球场。应有尽有。

寄宿院唯一的问题——是否应视为问题在看法上还有分歧——在于它是由以某个极右人物为中心的一家性质不明的财团法人所经营的，这点只消看一下那本作为寄宿指南的小册子和寄宿生守则，便可知道十之八九。“究教育之根本，在于培养于国有用之材。”此乃寄宿楼的创办宗旨，赞同这一宗旨的诸多财界人士慷慨解囊……这是对外的招牌，而其内幕，便以惯用伎俩含糊其辞，准确地说来没有任何人晓得，称其逃税者有之，说它以建寄宿楼之名而采取形同欺诈的巧妙手腕骗取这片地产者有之，谓其纯属沽名钓誉者有之。其实怎么说都无所谓，反正从一九六七年春到第二年秋天这段时间里，我是在这寄宿院内度过的。就日常生活这点来说，右翼也罢，左翼也罢，伪善也罢，伪恶也罢，并无多大区别。

寄宿院的一天是从庄严的升旗仪式开始的，当然也播放国歌。如同新闻节目离不开进行曲一样，升国旗也少不了放国歌。升旗台在院子正中，从任何一栋寄宿楼的窗口都可看见。

升国旗是东楼（我所住的）楼长的任务。这是一个大约五十岁的汉子，高个头，目光敏锐，略微掺白的头发显得十分坚挺，晒黑的脖颈上有条长长的伤疤。据说此人出身于陆军中野学校。他身旁侍立着一个学生，一副升旗助手的架势。这学生的来历别人也不甚知晓。光脑袋，经常一身学生服，既不知其姓甚名谁，也不知其房间号码，在食堂或浴池里也从未打过照面，甚至弄不清他是否真是学生。不过，既然身着学生服，恐怕还得是学生才对——只能如此判断。而且此君同“中野学校”却是截然相反：矮个子，白面皮，胖墩墩的。就是这一对搭档每天早上六点钟在院子里升那太阳旗。

住进之初，我时常从窗口观看这升旗光景。清晨六时，两人几乎与收音机的报时笛同步地在院中亮相。“学生服”手提扁扁的桐木箱，“中野学校”提一台索尼牌便携式磁带收录机。“中野学校”把收录机放在升旗台脚下，“学生服”打开桐木箱。箱里整齐叠放着国旗，“学生服”把旗呈给“中野学校”，“中野学校”随即给旗穿上绳索，“学生服”便按一下收录机开关。

君之代。

旗一蹿一蹿地向上爬去。

“砂砾成岩兮”——唱到这里时，旗溜到旗杆中间，“遍覆青苔”——音刚落，国旗便爬到了顶尖。两人随即挺胸凸肚，取立正姿势，目光直直地仰视国旗。倘若晴空万里，又赶上阵风吹来，那光景甚是了得。

傍晚降旗，其仪式也大同小异，只是顺序恰与早上相反，旗一溜烟滑下，收进桐木箱即可。晚间国旗却是不随风翻卷的。

何以晚间非降旗不可，其缘由我无从得知。其实，纵然是夜里，国家也照样存续，做工的也照样不少，而他们居然享受不到国家的庇护，我觉得委实有欠公道。不过，这也许并不足为怪，谁也不至于对此耿耿于怀。介意的大概除我并无他人，况且就我而言，也是姑妄想之而已，从来就没打算寻根问底。

房间的分配，原则上是一二年级两人一房，三四年级每人一房。

两人一个的房间，有六张榻榻米大小，略显狭长，尽头墙上开有铝合金框窗口。里面的家具，结构都简单得出奇，且结实得可以。有两套桌椅，一架双层铁床，两个衣箱，以及直接安在墙壁上的搁物架。差不多所有房间的搁物架上都摆有收音机、吹风机、电暖瓶、电热器和用来处理速溶咖啡、方糖、速食面的锅和简单的餐具。石灰墙上贴着《花花公子》里的大幅美人照，桌上的小书架里排列着几册教科书和流行的小说。

房间里因都是男人，大多脏得一塌糊涂。垃圾篓底沾着已经发霉生毛的橘子皮，代替烟灰缸用的空罐里烟头积了十多厘米，杯里沾着咖啡渣，地板上散乱地扔着方便面外包装袋、空啤酒罐之类。风一吹来，灰尘便在地板上翩翩起舞，还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大家把全部要洗的东西塞到床下，没有一个人定期晾晾卧具，每件被褥都释放出无可救药的气味。

不过相比之下，我的房间却干净得无与伦比。地板上纤尘不染，烟灰缸也常洗常新，卧具每周晾晒一次，铅笔在笔筒内各得其位，墙壁上没有美人照，而贴了一张阿姆斯特丹运河的照片。这都因为我的室友近乎病态地爱洁成癖，所有清扫都由他一手包办，连洗洗刷刷也承担下来，无须我动一下手指。每次我把空啤酒罐放在桌上，转眼间就消失到了垃圾篓中。我这位室友是学地理学专业的。

“我嘛，是学绘地、地、地图。”刚见面时他对我这样说道。

“喜欢地图？”我问。

“嗯。大学毕业，去国土地理院，绘地、地、地图。”

于是我不禁感叹，世上果真有多种多样的希望！而在此以前我从未想过绘地图的究竟是怎样一些人，他们怀有怎样的动机。不过，问题首先是，想进国土地理院的却是每说到“地图”两字便马上口吃之人，也真是有些奇妙。他也不总是口吃，但一说到“地图”一词，便非口吃不可，百分之百。

“你、你学什么？”他问。

“戏剧。”我答道。

“戏剧？就是演戏？”

“不不，那不是的。是学习和研究戏剧，例如拉辛啦易卜生啦莎士比亚啦。”

他说，除莎士比亚外都没听说过。其实我也彼此彼此，只记得课程简介上这样写的。

“不管怎么说，你是喜欢啰？”

“也不是特别喜欢。”我说。

他困惑起来。一困惑，口吃更厉害了。我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件十分对不起人的事。

“什么都无所谓，对我来说。”我解释道，“印度哲学也罢，东洋史也罢，什么都行。看中戏剧纯属偶然，如此而已。”

“不明白，”他说，“我、我、我嘛，因为喜欢地、地、地图，才学地、地、地图的。为了这个，我才好歹让家里寄钱，特意来东京上大学。你却不是这样……”

他讲的固然是正论，我便不再解释了。随后我们用火柴杆抽签，决定上下床，结果他睡上床。

他身上的装束，总是白衬衫加黑裤子。光头，高个儿，颧骨棱角分明。去学校时，经常一身学生服。皮鞋和书包也是一色黑。看上去俨然一个右翼学生。实际上周围人也大多这样看他。但说实话，他对政治百分之百的麻木不仁，之所以这样打扮，不过是因为懒得去选购衣服罢了。他所留心的仅限于海岸线的变化和新铁路隧道竣工之类的事情。每当接触这方面话题，他便结结巴巴地一讲一两个小时，直到我大声哀叹或睡着才住嘴。

清晨六点，他随着足可代替闹钟的“君之代”歌声准时起床，看来那升旗仪式也并非毫无效用。旋即穿衣，去洗手间洗漱，洗漱时间惊人的长，我真怀疑他是不是把满口的牙一颗颗拔下来统统刷洗了一遍。返回房间后，便将毛巾小心翼翼地按平皱纹，搭在衣架上，把牙膏和香皂放回搁板，随后拧开收音机做广播体操。

相对说来，我这人属于夜猫子，而一睡熟便不轻易醒。所以即使他起来弄得簌簌作响，甚至打开收音机做广播体操，一般我都只管大睡特睡，唯独到了跳跃动作时，才非醒不可。不容你不醒：他跳动之时——也确实跳得相当之高——弄得我脑袋在枕头上上上下下足有五厘米距离。

“对不起，”第四天我开口了，“广播体操在楼顶天台什么地方做好么？你那么一做我就不用睡了。”

“那怎么成！在楼顶做，三楼的就有意见了。这里是一楼，下边没人。”

“那就在院子里做！”

“那也不行。我没半导体收音机，听不到音乐，没音乐我又做不了操。”

的确，他的收音机是电源式的。而我那个倒是半导体，可又只能收立体声短波。

“那就小点声，把跳跃动作去掉，太吵了，对不起。”

“跳跃？”他满脸惊异，反问道，“跳、跳跃是什么？”

“哦，就是上上下下一蹦一跳的！”

“没那回事啊！”

我开始头痛了，没心思再和他啰嗦下去。但转而一想，既然话已出口就该说清楚才是。于是我一边哼着NHK广播那段“第一套广播体操”的曲子，一边在地上实际蹦跳一番。

“喏，就这个，怎么能没有呢？”

“啊，倒也是，倒是有的，没注意。”

“所以，”我说，“只希望你把这部分免掉，其他的我全部忍气吞声。”

“不行不行。”他说得倒也干脆，“怎么好漏掉一节呢！我是十年如一日做过来的。一旦开了头，就、就下意识地一做到底。要去掉一节，就、就、就全部做不出来了。”

“那就全部免掉！”

“你这样讲可不好，简直是发号施令。”

“喂，我可没发什么号令，只不过想起码睡到八点钟。就算要早起，也还是得自然而然地醒来才行，我可不愿意像抢吃面包赛跑似的醒来。就这话，明白？”

“明白是明白的。”他说。

“那，你看如何是好？”

“起来一块儿做就行了吧。”

我只好作罢，重新上床。那以后他还是一天不少地做那个广播体操。

*

讲罢我这室友和他做广播体操的新闻，直子“噗哧”笑出声来。其实我并不是当笑柄讲的，但结果我也笑了。看见她的笑脸——尽管稍纵即逝——实在相隔很久了。

我和直子在四谷站走下电车，沿铁路边的土堰往市谷方向走去。这是五月中旬一个周日的午后。早上开始下的雨，到上午就已完全止息了。低垂的阴沉沉的雨云，也似乎被南来风一扫而光似的无影无踪，鲜绿鲜绿的桉树叶随风摇曳，闪闪烁烁。太阳光线已透露出初夏的气息。擦肩而过的人都脱去毛衣和外套，搭在肩头。网球场上，小伙子脱去衬衫，穿一件短裤挥舞着球拍，球拍的金属框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只有并坐在长凳上的两个修女，依旧循规蹈矩地身着黑色的冬令制服，但两人还是津津有味地谈论着什么。看见她俩这副样子，似乎夏天还是为期遥远的事。

走了十五分钟，背上渗出汗来。我脱去棉布衬衣，只穿T恤。她把浅灰色运动衫的袖口挽到臂肘上。看上去洗过好多遍，颜色都已经褪了。很久以前我也好像见她穿过同样的衣服，不过也许只是觉得而已。我已无法真切地记起很多很多的事，仿佛一切都发生在十分久远的往昔。

“和别人朝夕相处，可有意思？”

“弄不太清，时间毕竟不是很长。”

她在饮水台前停住，喝了一小口水，从裤袋里掏出白手帕擦了擦嘴，然后弯下腰，细心地重新系好皮鞋带。

“你说，我也能过那种生活？”

“集体生活？”

“嗯。”直子说。

“怎么说呢，麻烦事比预想的要多。一些规定啰啰嗦嗦，还有什么广播体操。”

“呃——”她沉吟良久，之后凝眸注视我的眼睛。她的眼睛异乎寻常的清澈，这以前我竟没有发现她有着如此晶莹澄澈的眸子——那种透明度很特别，特别得有些不可思议，使人觉得如同面对天空。

“不过，我常常在想是不是该那样做，就是说……”说到这里，她定定地注视着我的眼睛，咬紧嘴唇，随即低下头。“说不清楚，算了。”

交谈到此为止，直子再次移动脚步。

我有半年没见到直子了。这半年里，直子瘦成了另一个人，原先很有特征的丰满的脸颊变得几乎平平的了，脖颈也显然细了好多，但完全不至于给人以瘦骨嶙峋的印象。她要比我以前印象中的漂亮得多。我很想就这点向直子讲点什么，但不知怎样表达，结果什么也未出口。

我们也不是有什么目的才到四谷来的。在中央线电车里，我和直子不期而遇。双方都没有要办的事。直子说声下车吧，我们就下了车，那站就是四谷站。当然，只剩下两人后，我们也没有任何可供畅谈的话题。至于直子为什么说下车，我全然不明白，话题一开始就无从谈起。

出得车站，她也没说去哪里便快步走起来，我便追赶似的尾随其后。直子和我之间，大致保持着一米左右的距离。直子不时回头搭话，我有时应答自如，有时不知如何回答，也有时听不清她说了什么。但对直子，这好像都无所谓。她说完自己想说的，便继续默默前行。到得驹込，太阳已经落了。

“这是哪儿？”直子问我。

“驹込。”我说，“我们兜了个大圈子。”

“怎么到这儿来了？”

“你来的嘛，我只是跟着。”

我们走进车站附近的荞麦面馆，简单吃了点东西。从等东西端来直到吃完的时间里，我们都一句话也没说。我累得身体像要马上散架似的，她似乎始终在沉思什么。

“身体真不错啊。”我吃罢荞麦面说。

“没想到？”

“嗯。”

“别看我这样，初中时还是长跑选手呢。而且，由于父亲喜爱登山，我从小每到星期天就往山上爬，腿脚现在还很结实。”

“看不出来。”

她笑了。

“送你回家吧。”我提议。

“不必，”她说，“放心，一个人可以回去，别担心。”

“我可是毫不碍事。”

“真的不必，我习惯一个人回去。”

坦率说来，她这种说法倒使我很感释然。一来到她的住处，乘电车单程都不止一个小时，二来两人老是一声不响地枯坐着也不是个滋味。结果，由她一个人独自回去，而吃饭则算我招待了。

“嗳，要是可以的话——我是说要是不影响你的话——我们以后再见面好么？当然，我知道按理我不该说这样的话。”临分别时她说道。

“这也谈不上什么按理不按理呀！”我吃了一惊。

她有点脸红，大概是我太吃惊的缘故。

“很难说明白，”直子解释道。她把运动衫的两个袖口曳到臂肘上边，旋即又拉回原来位置。电灯光把她细细的汗毛染成美丽的金黄色。“我没想说按理，本来想用别的说法来着。”

直子把臂肘拄在桌面上，闭起眼睛，搜寻合适的字眼，但未能如愿。

“没关系。”我说。

“表达不好，”直子说，“这些日子总是这样。一想表达什么，想出的只是对不上号的词儿，有时对不上号，还有时完全相反。要改口的时候，头脑就更混乱得找不出词来，甚至自己最初想说什么都弄不清楚了。简直就像身体被分成两个，相互做追逐游戏似的，而且中间有根很粗很粗的大柱子，围着它左一圈右一圈追个没完。而恰如其分的字眼总是由另一个我所拥有，这个我绝对追赶不上。”直子双手放在桌上，紧盯着我的眼睛，“这个，你能明白？”

“或多或少，谁都会有那种感觉。”我说，“谁都想表现自己，而又不能表现得确切，以致焦躁不安。”

我这么一说，直子显得有些失望。

“可我和这个也不同的。”直子说，但再没解释什么。

“见面是一点不碍事。”我说，“反正星期天我都闲得百无聊赖，再说走走对身体也好。”

我们在车站分手了，我说声再见，她也同样回了一声。

*

第一次见到直子，是高中二年级那年春天。她和我同岁，就读于有教会背景的正统女校。把直子介绍给我的是我一位要好的朋友，直子是他的恋人，两人是从小学开始的青梅竹马之交，两家相距不到二百米。

正像其他青梅竹马之交一样，两人单独相处的愿望似乎并不那么强烈。他俩时常相互去对方家里，同对方家人一起吃饭，拉我赴四人约会的事也有好几次。但由于我那处于萌芽状态的恋情未能进入开花期，结果只有我、朋友和她三个人一起游玩。况且就效果而言，这样倒最是其乐融融。就角色来说，我是客串演员，朋友是精明能干的节目主持人，直子则是笑意盈盈的助手，同时也是主角。

我这位朋友对自己的角色胜任愉快。他多少有一种喜欢冷笑的倾向，但本质上却是热情公道的人，对我、对直子都一视同仁，一样地开玩笑。倘若有一方默然不语，他就主动找话，巧妙地把对方拉入谈话圈内。他具有一种能力，可以准确无误地捕捉现场空气的变化，从而挥洒自如地因势利导。另外他还有一种颇为可贵的才能，可以从对方并不甚有趣的谈话中抓出有趣的部分来。因此，每次与他交谈，我就总是觉得自己是在欢度无限美妙的人生。

但每当他暂时离开只剩下两个人时，我和直子还是谈不上三言两语。双方都不晓得从何谈起，实际上我同直子之间也没任何共同语言。所以，我们只好一声不吭地喝水，或者摆弄桌面上的东西，等待他的转来。他一折回，谈话便随之开始。

他的葬礼过后大约三个月，我和直子见了次面，因有点小事，我们在一家饮食店碰头。事完之后，便没什么可谈的了。我搜刮了几个话题，向她搭话，但总是半途而废。而且她话里似乎带点棱角，看上去直子好像对我有所不满。于是我道别离开。

直子对我心怀不满，想必是因为同他见最后一次面说最后一次话的，是我而不是她。我知道这样说有些不好，但她的心情似可理解。可能的话，我真想由我去承受那场遭遇，但毕竟事情已经过去，再怎么想也于事无补了。

那是五月间一个下午，放学途中（准确说来，其实是逃学），我和他拐进一家桌球室，玩了四局，第一局我胜了，其余三局都由他赢了去。我按事先讲好的付了费用。

那天夜里，他在自家车库中死了。他把橡胶软管接在N360车的排气管上，用塑料胶布封好窗缝，然后发动引擎。不知他到底花了多长时间才死去。当他父母探罢亲戚的病，回来打开车库门停车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车上的收音机仍然开着，雨刷上夹着加油站的收据。

没有遗书，也没有推想得出的动机。警察以我是同他最后见面说话的人为由，把我叫去听取了情况。我说：根本没有那种前兆，与平时完全一样。不说别的，一个决心马上自杀的人不可能在桌球台上连胜三局。警察对我对他似乎都没什么好印象，仿佛认为上高中还逃学去打桌球的人，即使自杀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报纸发了一小条报道，事件就算了结了。那辆N360车被处理掉了。教室他用过的课桌上，一段时间里放了束白花。

高中毕业后来到东京，我要做的仅有一件事，那就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想得过于深刻。什么敷有绿绒垫的桌球台呀，红色的N360车呀，课桌上的白花呀，我决定一股脑儿把它们丢到脑后。还有火葬场高大烟囱中腾起的烟，警察署问询室中呆头呆脑的镇纸，也统统一扫而光。起始几天，进行得似乎还算顺利。但不管我怎么努力忘却，仍有恍如一团薄雾状的东西残留不走，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雾团状的东西开始以清楚而简练的轮廓呈现出来。那轮廓我可以诉诸语言，就是：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诉诸语言之后，的确平凡得令人生厌，纯属泛泛之论，但当时的我并不是将其作为语言，而是作为一团薄雾样的东西来用整个身心感受的。无论在镇纸中，还是在桌球台上排列的红白四个球体里，都存在着死，并且我们每个人都在活着的同时像吸入细小灰尘似的将其吸入肺中。

在此之前，我是将死作为完全游离于生之外的独立存在来把握的，就是说：“死迟早会将我们俘获在手。但反言之，在死俘获我们之前，我们并未被死俘获。”在我看来，这种想法是天经地义、无懈可击的。生在此侧，死在彼端。

然而，以朋友死去那个晚间为界，我再也不能如此单纯地把握死（或生）了。死不是生的对立面。死本来就已经包含在“我”这一存在之中。我们无论怎样力图丢掉它都归于徒劳，这点便是实证。因为在十七岁那年五月一个夜晚俘获了朋友的死，同时也俘获了我。

我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在认识到的同时，下决心不再去深刻地想它。但这是勉为其难的，因为我才十八岁，还太年轻，不可能找到事物的折衷点。

*

那以后我和她每月幽会一两次。我想大概还是称为幽会好，此外我想不出确切字眼。

她在东京郊外的一所女子大学就读。那是一个小而整洁的学校。从她住的公寓到学校，走路去也花不上十分钟，路旁有一条清冽的人工渠流过，我俩时常在那一带往来散步，直子看起来也几乎没什么朋友。她依旧只有只言片语。而我也没有特别要说的话，便同样不怎么开口。每次见面后，便只管无休无止地走路。

不过，我同直子的关系也并非毫无进展。暑假临结束时，直子便十分自然地走在我身旁了。我们两人并肩而行，下坡、过桥、穿横路，只管走个没完。既无明确的去向，又无既定的目的。大致走上一阵子，便进饮食店喝杯咖啡，喝罢咖啡又继续开拔。只有季节如同转换的幻灯片一般依序更迭。秋日降临，寄宿院内铺满了榉树落叶。换上毛衣，顿时感到新季节的气息。我穿坏了一双皮鞋，新买了双仿麂皮鞋。

当秋日过去，冷风吹过街头的时节，她开始不时地依在我的胳膊上。透过粗花呢厚厚的质地，我可以感觉到直子的呼吸。我双手插进大衣兜，一如往常地走动不止。我和直子穿的都是胶底鞋，几乎听不见两人的脚步声。只有踩到路面落下的硕大的法国梧桐叶的时候，才发出干燥的声响。她所希求的并非我的臂，而是某人的臂，她所希求的并非我的体温，而是某人的体温。至少我是这样觉得的。

她的眼睛似乎比以前更加透明了。那是一种无任何止境的透明。直子时常目不转睛地注视我的眼睛，而那并无任何缘由。每当这时，我便产生一种悲戚的心情。

宿舍楼的同伴，每当直子打来电话，或我在周日早上出门时，总少不了奚落我一番。说理所当然也属理所当然，大家都确信我有个恋人。这既无法解释，又无须解释，我便听之任之。晚间回来时，必定有人问起如何性交的云云，我便信口敷衍两句。

这么着，我从十八岁进入了十九岁。太阳出来落去，国旗升起降下。每当周日来临，便去同死去的朋友的恋人幽会。若问自己现在所做何事，将来欲有何为，我都如坠云雾。大学课堂上，读克洛岱尔，读拉辛，读爱森斯坦，但我只是觉得他们是舞文高手，如此而已。班里边，我没结交一个朋友，宿舍里的交往也是不咸不淡的。宿舍那伙人见我总是一个人看书，便认定我想当作家。其实我并不特别想当作家，什么都不想当。

我几次想把这种心情告诉直子，我隐约觉得她倒能够某种程度地正确理解我的所思所想，但是找不到用来表达的字眼。每当我斟酌词句时，便跌进了深不可测的黑渊之中。

一到周末晚间，我就坐在有电话的门厅椅子上，等待直子打来。电话有时两周连续打来，也有时一连三周杳无音信。因此每个周六我都在门厅的椅子上等她的电话。周六晚上，大家差不多都外出游玩了，门厅里比平日要多少寂静一些。我一边注视着沉默的空间里闪闪浮动的光粒子，一边力图确定心的坐标。我是在某人身上追求什么，这点毫无疑问，然而再远一点的事我却无从知晓。我向前探出手去，但指尖前只有空气那无形的墙壁。

*

冬天，我在新宿一家小唱片店找了一份零工，报酬并不很多，但工作轻松，一周值三个晚班即可，时间上正合适，而且还可低价买唱片。圣诞节的时候，我为直子买了一盘她最喜欢的亨利·曼西尼（Henry Mancini）的收有《宝贝儿》（Dear Heart）的唱片。我自己包装好，并用红绸带打了礼品结。直子送我一副她亲手织的毛线手套，大拇指部分不够长，但暖和还是暖和的。

寒假期间直子没有回家。正月里我便在直子公寓里搭伙。

这年冬天发生了不少事。

一月底，我那位室友发烧近四十度，两天卧床不起，我同直子的约会也因此告吹。眼见他一副垂死挣扎的受难架势，我总不能把他扔下不管，而且除了我也找不到肯照料他的人。我买来冰块，用好几个塑料袋套在一起做成冰袋，拿冷毛巾给他擦汗，每隔一小时量次体温。高烧整整一天未退，但第二天清早他竟突然“咕噜”一声翻身下床，体温降到三十六度二。

“奇怪啊，”他说，“这以前我从来没发过什么烧！”

“可到底发烧了嘛！”我说着，并把两张因其发烧而作废的音乐会招待票掏给他看。

“好在是招待票。”他说。

二月间下了几场雪。

二月末，因鸡毛蒜皮的小事和同住一个楼层的高年级生吵了一架，打了他一顿，把他的头往水泥墙上撞。我被管理主任叫去训了几句。从此以后，便总觉得宿舍生活有些怏怏不快起来。

我年已十九，不久上了二年级。我丢了几个学分，成绩大半是C或D，B没有几个。直子却一个学分不少地升入二年级。季节转了一轮。

时值六月，直子满二十岁，对直子的二十岁，我竟有些不可思议。我也好直子也好，总以为应该还是在十八与十九之间徘徊才是。十八之后是十九，十九之前是十八——如此固然明白。但她终究二十岁了，转年冬天我也将二十岁，唯独死者永远十七。

直子的生日是个雨天，我在新宿买了盒蛋糕，乘电车赶往她的公寓。电车里人很挤，又摇晃得厉害，结果赶到直子房间时，蛋糕已经分崩离析，活活成了古罗马的圆形剧场，但我们还是竖起准备好的二十支小小的蜡烛，划火柴点燃，拉合窗帘，熄掉电灯，总算有了生日气氛。直子开了瓶葡萄酒，我们吃了点蛋糕，饭吃得很简单。

“我也二十岁了，有点像开玩笑似的。”直子说。

吃完饭，两人收拾好碗筷，坐在地板上边听音乐边喝剩下的葡萄酒。我喝一杯的工夫里，她喝了两杯。

直子这天出奇的健谈。小时候的事、学校的事、家里的事，无不讲得十分之长，且异常详细。窗外雨下个不止，时间缓缓流逝，直子一个人絮絮不休。

但时针指到十一点时，我到底有点沉不住气了。直子已经滔滔不绝地说了四个多小时。末班电车也快到收车时间了。我不知怎么办才好，既想让她尽情说个痛快，又觉得还是找个机会打断为好。我犹豫了一会儿，决定还是截住她的话。无论如何，她说得过多了。

“打扰太晚了也不好，我该回去了。”我说，“过两天再来看你。”

但我的话似乎没传进直子的耳朵，或者即使传进了，其含义也未被理解。她只是一瞬间闭了闭嘴，旋即又继续说下去。我只好打消原来的念头，熄掉了烟。事已如此，看来最好由她讲个痛快，下面的事只能听之任之了。

然而直子的话没再持续很久。蓦地觉察到时，话已戛然而止。中断的话茬儿，像被拧掉的什么物件浮在空中。准确说来，她的话并非结束，而是突然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本来她还想努力接着说下去，但话已无影无踪，是被破坏掉了。她的双眼雾蒙蒙的，宛如蒙上了一层不透明的薄膜。我觉得自己似乎做了一件十分糟糕的事。

“不是想打断你，”我一字一顿地说，“只是时间晚了，再说……”

她眼里涌出泪珠，顺着脸颊快速滴在唱片套上，发出声响。泪珠一旦涌出便一发不可遏止。她两手拄着地板，呕吐般地哭了起来。我轻轻伸出手，抚摸她的肩膀。肩膀急剧地颤抖不止。随后，我几乎下意识地搂过她的身体，她在我怀中闷声哭泣，泪水和呼出的热气弄湿了我的衬衣。直子的十指在我背上摸来摸去，仿佛在搜寻什么。我左手支撑直子的身体，右手抚摸着她直而柔软的秀发，如此长久地等待直子止住哭泣。然而她哭个不停。

*

这天夜里，我同直子睡了。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正确。不过除此以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我有很久没同女孩睡了。而她则是初次。我问她为什么没和他睡过，其实是不该问的。直子什么也没回答，把手从我身上松开，背对着我，望着窗外的雨帘。我盯着天花板吸烟。

早上，雨早已停了。直子背对我躺着，说不定昨晚她彻夜未眠。不过对于我，反正都是一回事。与一年前相同的沉默已完全降服了她。我许久地看着她白皙的肩头，无可奈何地爬起身来。

地板和昨晚一个样，桌上剩有一半变形的生日蛋糕，就好像时间在这里突然停止了似的。书桌上放着辞典和法语动词表，桌前墙壁上贴着年历。那是一张既无摄影又无绘画的年历，只有数字，一片洁白，没写字，也没有记号。

我拉过落在地板上的衣服，穿在身上。衬衣胸口仍然湿冷冷的，凑近脸一闻，漾出了直子的气味。我在书桌的便笺上写道：希望早些打电话给我。然后走出房间，悄悄带上门。

过了一个星期，电话也没有打来，直子住的公寓里又不给传呼电话，我便写了一封长信。信上我坦率地写了自己的感受，内容是这样的：很多事我还不甚明白，尽管我在尽力而为，但恐怕还需一段时间。至于这段时间过后自己将在何处，现在的我完全心中无数。但我尽可能不把事物想得过于深刻。如若深刻地追究下去，势必发现这个世界的变幻莫测，以致在结果上将一己之见强加给周围的人。而我绝不想强加于人。我十分渴望见你，但正像以前说过的一样，我并不知道这是否正确。

七月初，接到直子的信。是封短信。

这封信我读了几百遍，每次读都觉得不胜悲哀。那正是被直子盯视眼睛时所感到的那种无可奈何的悲哀。这种无可名状的心绪，我既不能将其排遣于外，又不能将其深藏于内。它像掠身而去的阵风一样没有轮廓，没有重量，我甚至连把它裹在身上都不可能。风景从我眼前缓缓通过，它的语言却未能传入我的耳底。

每到周六晚上，我依旧坐在门厅的椅子上消磨时间，不可能有电话来，但此外又不知干什么好。我常常打开电视机的棒球转播节目，似看非看地看着，我把横亘在我与电视机之间空漠的空间切为两半，又进而把被业已切开的空间一分为二，如此不断反复，直至最后切成巴掌大小。

十点一到，我便关掉电视，返回房间，倒头便睡。

*

月底，我的室友送了我一只萤火虫。

萤火虫装在速溶咖啡的空瓶里，里边放了些许草叶和水，瓶盖钻了几个细小的气孔。因为四周天光还亮，看上去不过是个平庸无奇的水边小黑虫而已。不过的确是萤火虫。那萤火虫企图爬上光溜溜的瓶壁，但每次都滑落下来。我已有很久没这么真切地看过萤火虫了。

“在院子里来着。附近那家宾馆为了招徕顾客，一到夏天就放萤火虫吧？从那边飞过来的。”他边说边往大旅行箱里塞进衣服书本等物。暑假已经过去几周时间了，留守宿舍的只有我们这样的人。我不大乐意回老家，他因为有实习任务。现在实习已经结束，他正准备回家。

“可以送给女孩子，她肯定高兴。”他说。

“谢谢。”

日落天黑，寄宿院里十分寂静。食堂窗口亮起了灯光。由于学生人数减少，食堂的灯一般只亮一半。左半边是黑的，只有右半边亮，但还是微微荡漾着晚饭的味道，是奶油加热后的气味儿。

我拿起装有萤火虫的速溶咖啡瓶，爬上楼顶天台。天台上空无人影，不知是谁忘收的白衬衣搭在晾衣绳上，活像一个什么空壳似的在晚风中摇来荡去。我顺着平台一角的铁梯爬上供水塔，圆筒形的供水塔白天吸足了热量，暖烘烘的。我在狭窄的空间里弯腰坐下，背靠栏杆。略微残缺的一轮苍白的月亮浮现在眼前，右侧可以望见新宿的街景，左侧则是池袋的夜光。汽车头灯连成闪闪的光河，沿着大街往来川流不息。各色音响交汇成的柔弱的声波，宛如云层一般轻笼着街市的上空。

萤火虫在瓶底微微发光，它的光过于微弱，颜色过于浅淡了。在我的记忆中，萤火虫应该而且必须是在夏日夜幕中曳着鲜明璀璨得多的流光。

或许，萤火虫已经衰弱得奄奄一息。我提着瓶口轻轻晃了晃，萤火虫把身子扑在瓶壁上，有气无力地扑棱了一下，但它的光依然那么若隐若现。

大概是我的记忆有误吧。或许萤光实际并不那么鲜明，而只是我固执的一己之见亦未可知。也可能是当时我周围的夜色太黑的缘故，我已不能很好地回忆出来了，就连最后一次看见萤火虫是什么时候也无从记起。

我所能记起的唯有暗夜中河水的流声，以及砖砌的旧式水闸。那是一座要一上一下摇动手柄来启闭的水闸。河并不大，水流不旺，岸边水草几乎覆盖了整个河面。四周一团漆黑，水闸的积水潭上方，交织着多达数百只的萤火虫。那黄色的光团宛如燃烧中的火星一样辉映着水面。这情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我记不清楚。

时至今日，很多往事已前后颠倒，杂乱无章。

我合上眼帘，深深吸了几口气，想使心绪镇静下来。恍惚之中，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即将消融于夏夜的冥色。想来，天黑后来爬供水塔还是第一次。风声要比平时更清晰地传来耳畔。尽管风并不大，从我身旁掠过时却留下了鲜明得不可思议的轨迹。夜幕从容而缓慢地遮蔽了地面。无论都市的灯光如何炫耀其本身的存在，夜幕照样不客气地扩充着自己的领地。

我打开瓶盖，拈出萤火虫，放在大约向外侧探出三厘米的供水塔边缘上。萤火虫仿佛还没认清自己的处境，一摇一晃地绕着螺栓转了一周，停在疤痕一样凸起的漆皮上，接着向右爬了一会，确认再也走不通后，又拐回左边，继而花了不少的时间爬上螺栓顶，僵僵地蹲在那里，此后便木然不动，像断气了一样。

我凭依栏杆，细看那萤火虫。我和萤火虫双方都长久地一动未动，只有夜风如溪流一般从我们之间流过。榉树在黑暗中摩擦着无数叶片，簌簌作响。

我久久、久久地等待着。

过了很长很长时间，萤火虫才起身飞去。它忽有所悟似的，蓦然张开双翅，旋即穿过栏杆，淡淡的萤光在黑暗中滑行开来。它绕着水塔飞快地曳着光环，似乎要挽回失去的时光。为了等待风力的缓和，它又稍停了一会儿，然后向东飞去。

萤火虫消失之后，那光的轨迹仍久久地印在我的脑际。那微弱浅淡的光点，仿佛迷失去向的魂灵，在漆黑厚重的夜幕中往来彷徨。

我几次朝夜幕中伸出手去，指尖毫无所触，那小小的光点总是同指尖保持着一点不可触及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