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直腰闭起眼睛，闻到风的气味，硕果般胀鼓鼓的五月的风。风里有粗粗拉拉的果皮，有果肉的黏汁，有果核的颗粒。果肉在空中炸裂，果核变成柔软的霰弹，嵌入我赤裸的臂腕，留下轻微的疼痛。

很久不曾对风有如此感觉了。久居东京，早已忘记了五月的风所具有的奇妙的鲜活感。就连某种痛感人都会忘个精光，甚至嵌入肌肤浸透骨髓的什么的冰冷感都会忘得一干二净。

我很想就这样的风——就吹过这片斜坡的初夏丰腴的风——向表弟讲述一番，最终还是作罢。他才十四岁，还从未离开过这个地方，向没有经历失落的人讲述失落为何物是不可能的。我挺起腰，一圈圈转动脖子。昨晚一个人喝威士忌喝到很晚，以致像有疙疙瘩瘩的东西留在脑颅中央。

“嗳，现在几点？”表弟问我。我和表弟身高相差近二十厘米，他说话时总是往上看我。

我觑了眼手表回答：“十点二十分。”

表弟抓我的左腕凑到自己眼前，定睛细看表盘。从相反一侧看阿拉伯数字是件麻烦事。他松开手腕后，我也有点不放心，就又看了一遍，仍是十点二十分。

“表可准？”表弟问。

“准的。”我说。

他又拉过我的手腕看表。手指细细滑滑，却意外有力。

“贵么，这个？”他问。

“不贵。便宜货。”我说。

没有回应。看看表弟，见他微张着嘴唇，怔怔地朝上看我，唇间露出的白牙仿佛退化的白骨。

“便宜货。”我对着表弟左耳重复一遍，“虽然便宜，可是很准。”

表弟“嗯”一声点头，合上嘴。我从衣袋里掏出香烟，用打火机点燃。表弟右耳不好，刚上小学时耳朵给球砸中，那以来就听不见声音了。也不是绝对听不见，隐约听得一点，而且有能较好听见的时期和不能的时期，还有的时候两只耳朵同时什么也听不见。依他母亲、即我父亲的妹妹的说法，大约类似一种神经性症状。就是说，如果把神经平均分配到两只耳朵，那么，右耳的沉闷便不时压没左耳的声音，沉默像油一样淹没了五感。

我有时猜想，较之外伤所致，他的听力障碍恐怕更是属于神经性质的。当然我说不准，就连看了八年的医生们都不得其解。

“就是说表这东西，也不是价格贵就一定准喽？”表弟说，“以前我一直戴的一只表贵是够贵的，却常常走不准，后来倒是弄丢了。”

“唔。”

“表带扣有点儿松，不知什么时候脱落不见了，注意到时已经不在手腕上了。”他把左腕忽地举起，“求大人买一个，不到一年又丢了。毕竟不好再求，那以后一直没表。”

“没表不方便吧？”我嘴角叼着烟问。

“哦？”

“不方便的吧？”我把烟换到手上，改说一遍。

“也不至于，”表弟说，“不至于有多大麻烦。当然也不是说完全没麻烦，不过又不是在山里边生活，想问谁都问得到。再说首先是弄丢的我不好，是吧？”

“倒也是。”我笑道。

“几分？”表弟问。

“二十六分。”

“公共汽车几分来？”

“三十一分。”我回答。

他沉默了一会儿，这时间里我把剩下的烟吸完。

“有时候我甚至想，戴着走不准的表也够辛苦的，还不如没有的好。”表弟说，“可不是故意弄丢的哟。”

“唔。”

表弟又沉默下来。

我应该对他更亲切些，应该这个那个多搭些话，这点我自己也很清楚，只是不晓得到底说什么合适。从上次见他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年。三年时间里，他从十一长到十四，我由二十二长到二十五。一一回想三年时间自己身上发生的事，能够讲给这少年听的我觉得一桩也没有。就算我有事要对他说，也总是突然间想不起词来。而每当我一下子语塞时，少年便以凄寂的神情仰视我，并且每每把左侧的耳朵多少朝我这边斜来。见到表弟这副样子，自己都觉得不知所措。

“现在几分？”表弟问。

“二十九分。”我说。

公共汽车开来是十时三十二分。

同我乘此路车上高中时相比，车型新了许多。驾驶室的窗玻璃大得出奇，就好像被拧掉翅膀的大型轰炸机。出于慎重，我认真看了车的线路编号和行驶方向，放心好了，没错。车“呼——”地吐口气停住，后面的自动门开了。我和表弟以为开的是前门，于是慌慌张张转到后头，登上踏脚板。七年一过，很多东西都有了变化。

车上比预想的挤。站立的乘客自然没有，但也没有能让我们两个并排坐下的位置。我们决定站着，路又没有远到让人站累的地步。不过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时间段的这路车有这么多乘客。从私营铁路车站开出，绕山脚转一圈，又返回同一车站——便是这么一路车，何况沿线又没有什么稀奇的东西，除却早晚交通高峰时间，一般也就两三个乘客。

不过，这终究是念高中时的情况了。交通情况因故改变的情形肯定也是有的，所以才上午十一点还这么座无虚席。但不管怎样，都已和我不相干了。

我和表弟站在车厢最后面，分别手抓吊环和立柱。车厢漂亮得俨然刚刚出厂，金属部位一尘不染，座罩的绒毛都一丝不苟，漾出新机械特有的极易嗅出的味道。我大致审视了一遍车厢设施，尔后看侧壁齐刷刷排列着的广告。广告全是本地的：婚礼场馆、二手车销售中心、家具店等等，不一而足。光是婚礼场馆就有五个之多，此外婚姻介绍所和服装出租店各一个。

表弟再次抓起我的左手细瞧手表时间。我全然不能理解他何以如此关注时间，急办的事全然没有，医院约定时间是十一点十五分，看这光景还能多出三十来分钟。可能的话，真想让时针快点推进。

但我还是把表盘对着表弟让他看个够，然后抽回手腕，查看驾驶席后面贴的车费表，准备零钱。

“一百四十元。”表弟确认道，“是医院前那里吧？”

“是的。”我说。

“零钱可有的？”他有些不放心地问。

我把手里的零钱“哗啦哗啦”放进表弟手中。表弟把一百元的、五十元的、十元的仔细分开计算，结果正是二百八十元。

“有二百八十元呢。”

“拿着。”我说。

他点头把钱攥在左手。接下去我一直眼望窗外景致。每个都有印象，让人感到亲切。新公寓、市民会馆、餐馆等诚然不在少数，但整体街景的变化要比我预想的温和得多。表弟也和我同样眼望外面的风景，但他的视线就好像探照灯一样到处游移不定。

有三个站没停就过去了，这时我突然发觉车厢里似乎有什么不大对头。最初意识到的是说话声调，声调总好像单调得异乎寻常，既非许多乘客七嘴八舌，又不是声音特别大，然而大家的语声就好像被风刮到一起似的老实不动——是它在不自然地刺激着某部分听觉。

我依然右手抓住吊环，转动身体，以若无其事的样子打量乘客。从我们的位置看到的几乎清一色是乘客的后脑勺，不过一眼看去，并无什么特殊变化，同普通的满员公共汽车一般光景。车厢新得闪闪发光这点倒是使得人们形象显得有些整齐划一，不过这也可能是我的神经过敏。

我周围有七八个老人聚坐一处，在低声谈论着什么，其中两个是女性。谈什么我听不清楚，不过从其悄然而又亲昵的语调听来，话题似乎是只有他们才晓得的零零碎碎的事情。他们年龄大约六十至七十五六之间，每人都带一个塑料挎包样的东西，或放在膝头或挎在肩上，也有人带个小背囊。看样子要去登山。细看之下，每人胸前都用别针别着一个同样大小的蓝缎带。所有人都身穿便于运动的衣服，脚蹬运动鞋，运动鞋看上去穿得很有些时日了。老人们如此打扮，往往给人以不伦不类之感，而他们却显得恰到好处。

奇怪的是——在我的记忆中——这条行车线根本不经过什么登山点。车爬上山坡，穿过绵延不断的住宅地段，通过我当时上的高中，经过医院门前，在山下绕一圈又下来，此外哪里也不去。车到达的海拔最高处建有住宅小区，那里到头了。我完全猜不出他们到底要去哪里。

最稳妥的可能是老人们坐错了车。他们从哪里上来的我不晓得，很难一口咬定。不过这一带爬往缆车站的公共汽车倒是有几路，因此错以为此车是开往那里的也并非不可能。

另一种可能是行车路线没准在我不知道的时间里整个变了。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或者不如说这种可能性在概率上高得多。毕竟我已七年之久没乘这路车了，再说很难认为老人们会那么粗心大意上错车。想到这里，我陡然一阵不安，窗外景物也似乎同过去判然有别了。

这时间里表弟一直在察看我的神色。

“在这儿等一下，”我冲着他的左耳说，“去去就来。”

“怎么了？”他担心地问。

“不怎么，去看一眼停车站。”

我穿过通道，移至驾驶席后，细瞧显示板上繁琐的线路图。我首先确认“28”即此车线路编号，然后找出我们刚才所乘私营铁路列车站前的那个车站，再顺此路线逐个核对停车站。哪个站名都很亲切，和过去是同一线路，有我上过的高中名称、有医院、有住宅小区，车在此转向，爬下另一面斜坡，返回和来时同样的路线。没错。错也是他们错。我舒了口气，转过头，准备折回表弟那里。

这时我才终于明白笼罩车内的奇妙气氛的起因——除了我和表弟，汽车乘客无一例外全是老人，简直就像他们包的车。他们一律带着皮包，胸前别着蓝缎带，而且三五成堆地一齐谈论着什么。我手扶立柱，茫然地望了他们一会儿。老人们一共四十来个，个个面色红润，腰身笔直，精神矍铄。倒也不是说特别奇怪，但总觉得情景有点近乎虚拟，大概是此前我从未有过被老人包围的体验之故吧，也只能这样想。

我从通道往回走。坐着的老人们只顾忘我地谈他们自己的事，谁都没有注意到我这一存在。我和表弟是车内仅有的异己分子这点在他们看来似乎怎么都无所谓，或者人家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也未可知。

隔着通道而坐的两个穿连衣裙的小个子老太太双脚抬离地板，打横伸向通道。两人直挺挺地伸出的双腿像波浪一样上下缓缓摇动。我闹不明白两人何苦如此，可能只是一种游戏，无甚意思可言，也可能在做登山准备。我躲开两双朝通道支出的网球鞋，返回最后面表弟那里。

我的返回看样子使表弟舒了口长气。他右手抓吊环，左手紧攥硬币，静等我回来。老人们如淡淡的影子围在他四周。但在他们眼里，说不定我们才是影子，我蓦然觉得。对他们来说，真正活着的是他们自己，我们则如幻影。

“这路车没错？”表弟不安地询问。

“当然没错。”我若无其事地回答，“毕竟高中时代每天都坐它上下学来着，不可能错。”

表弟听罢，一副很释然的神情。

我再未开口，就那样让吊环承受着体重，看了一阵子这伙老人。他们都晒得恰到好处，连后颈都黑了，而且都瘦，无一例外，胖老人一个都没掺和进来。男的大多身穿登山用的法兰绒衬衣，女的基本上是没有多余装饰的素雅的连衣裙。

他们究竟属于何种团体呢？我全然摸不着头脑，也许是远足或郊游俱乐部的吧。问题是一个个老人的神态举止实在过于相似，感觉上简直就像把分门别类排列好什么样品的抽屉抽出一个直接拿了来。脸形也好体形也好说话方式也好服装情趣也好，没一样不相似。虽说如此，给人们的印象又不模糊，并非每个人都缺乏个性或特征。老人们个个具有绝不含糊的存在感，个个那么健康血色那么好那么晒得可观，个个整洁利落一副雷厉风行的派头，所以不能一把抓地混为一谈。只是他们之间有着某种共同的类似调门的什么，例如社会地位啦思考方法啦行动模式啦成长背景啦——便是这许多东西浑然一体形成的调门，而这调门就好像隐约的耳鸣控制着整个车厢。声音绝不至于令人不快，但终究异乎寻常。

不说别的，他们想坐这路车去哪里就无由得知。我很想问离我很近的老人打算去哪儿，却又觉得未免寻根问底，转念作罢。纵使是老人，但也是像模像样的团体，一般很难设想会乘错公共汽车。何况就算万一乘错，车是环行线，转一圈折回原地就是，无论哪种情况都还是别多嘴为好。

“这次治疗会痛么？”表弟问我。

“会不会呢？”

“你找过耳医？”表弟问。

我想了想，记忆中没找过耳医。一般医生都找过，唯独没找过耳医，所以完全搞不清耳医到底怎么治疗。

“以前相当痛来着？”我试着问。

“倒也不是。”表弟说，“不过痛的时候也是有的。好多玩意儿捅进去，又捅又洗的。当然是说偶尔。”

“那么，这回怕也差不多。听你母亲说，和以前好像也没多大区别。”

表弟叹口气，仰视我的脸：“要是和以前一个样，不可能治好的，是吧？”

“那不一定。”我说，“偶然碰巧的时候也有的嘛。”

“就像瓶塞一下子拔了出来？”表弟问。

我扫了一眼表弟，看不出是在挖苦我。

“面对的人换了，心情也跟着换的。治疗作业的一点点不同有时都有很大意义。轻易不要泄气。”我说。

“也不是泄气……”

“烦了？”

“算是吧。”表弟说，“还害怕，真的，怕痛。想象的痛要比实际的痛难以忍受，这个你可明白？”

“当然明白。”我说，“都是普通人嘛。”

他依然右手抓住吊环，咬着左手小指指甲。“我想说的是这么回事，就是说，假如我以外的什么人感到疼痛而又给我看见的话，那么我就会想象他人的疼痛——我想我会感到难受。不过，如此这般想象的痛和那个人真正体验的痛还是有所不同的。倒是表达不好。”

我朝表弟点了几下头：“嗯，因为痛这东西是最为个人化的东西。”

“这以前你觉得最痛的是怎么个东西？”

“我？”我有点吃惊。我还从未设想过会有人这么问。痛？“肉体上的痛？”

“是的。”表弟说，“可曾痛得无法忍耐？”

我双手抓吊环，一边怔怔地望着外面的景致一边思索。

痛？

思索片刻，我发觉自己身上几乎没有关于痛的记忆。当然痛的遭遇是有过几次的，一次骑自行车摔倒了磕断牙，一次差点儿被狗咬穿手，但痛本身究竟为何物却一个也记不准确。我张开左手，查找狗咬过的痕迹，不料伤痕消失得干干净净，连伤痕曾在的位置都无从确切记起。随着时光的推移，许多东西都将荡然无存。

“想不起来。”我说。

“可痛是有过很多回的吧？”

“那是。”我说，“活的年头多，痛也相应地多嘛。”

表弟做了个略微耸肩的动作，再次沉思起来。“真不想上什么年纪的，一想到以后要左一次右一次经受各种各样的痛苦。”他将左耳略略对着我这边说道，而眼睛则盯视着歪斜的吊环对面，活像一个盲人。

那年春天接连发生了好多令人心烦的事。干了两年的公司工作辞掉了，离开东京，返回老家。原打算办完事马上回京找新工作，不料在家里悠悠然拔院子的草修整围墙的时间里，突然对许多事厌倦起来，回京日期便一天天拖延下来了。故乡这座城市本身已不再有任何魅力。去海港看船，满腑满肺吸入海风，大致转罢往日常去的店铺，就再也没什么可干了。从前的朋友一个也没留下。城市已不如往日那么吸引人、那么有刺激性，它呈现在我面前的景物自是形形色色，但哪一样都像是徒有其表的硬纸壳粘贴的手工艺品。总之原因在于我年龄大了，但不尽如此。正因为不尽如此，我才没有回京，一个人整天拔院子里的杂草、歪在檐廊里翻看旧书或修理电烤箱，如此一天天呆愣愣地打发时光。

如此时间里，姑母来了，说表弟准备去一家新医院，求我一开始陪他跑几次。一来医院就在我读过的高中附近，怎么去自然清楚，二来反正无所事事，作为我也没有异议。姑母给了我意外多的零钱，叫用来吃饭，大概以为我失业缺钱花吧。不管怎样，反正不是麻烦事，我便庆幸地接过了。

直截了当地说，表弟新换一家医院是因为以前那家医院治疗毫无效果。不仅没效果，而且耳聋周期比过去还来得频繁，姑母为此抱怨了医生几句，医生说病因恐怕在于你们的家庭环境，于是吵了起来。

不过，谁也没指望换一家医院表弟的耳朵就会马上好转。对于他的耳朵，看样子周围人——当然没说出口——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表弟也似乎是这个意思。

并不是说我和表弟很早以前就特别要好。两家离得倒是挺近，但由于年龄相差很大，没有多少来往。尽管这样，大家还是把我和表弟看作一对，也就是说看上去他亲近我，而我也疼爱他，至于何以如此看，我始终不得其解，因我觉得我和表弟之间不存在什么共同点。

但此时看见他这么歪起脖子把左耳一动不动地对着我的样子，我奇妙地为之心动。他那夸张得有些笨拙的一举一动就像很久以前听过的雨声，让我感到十分亲切，于是我多少明白了为什么亲戚们把我和他联系在一起。

“嗳，什么时候回东京？”表弟问。

我像要舒解酸胀感似的轻轻摇头。“这——，什么时候呢？”

“不急吧？”

“不急。”我说。

“工作不干了？”

“不干了。”

“为什么？”

“因为没意思。”我笑笑。

表弟略显困惑，随即也笑了，换另一只手抓吊环。

“钱没问题吧，不工作的话？”

“迟早会有问题吧。眼下不要紧的，有存款，辞职不干时还多少得了点儿钱，暂时不成问题。成问题时再干不迟，在那之前先轻松轻松。”

“不错啊。”

“不错。”我应道。

车厢里嘈杂的说话声一直没有停顿。哪个站车也没停，每次快到站时司机都报出站名，但谁也没按停车钮。哪个站名都没人感兴趣，也没新乘客上来。公共汽车在没有信号灯的徐缓的坡路上爬个没完没了，路面又宽又平，虽然拐来拐去，但几乎不晃不颠。每次改变方向，初夏的风都穿过车厢。老人们对自己的交谈如醉如痴，外面的风景全然不屑一顾，风吹动头发、帽檐和围巾也不以为意，看来他们已经彻底放心地委身于公共汽车了。

车驶过七八个停车站时，表弟露出了不安的神色。

“还往前？”

“嗯，还往前。”我说。我对窗外景物有印象，没感到不安，不过车开得比我记忆中的快得多。大型新公共汽车一如狡猾的动物紧紧贴着柏油路面，带着沉闷的响声向上爬行。

表弟又看我的表。他看罢，我也看了一眼：十时四十分。到处静悄悄的，几乎不见车踪不见人影。上班高峰已经过去，是主妇们还没购物前的住宅区的短暂沉寂，车几乎是一路不停地穿过了住宅区。

“对了，你要在我父亲的公司做工？”表弟问。

“不，”我清理着思绪，“不是的，没那个打算。怎么？”

“只是忽然觉得。”表弟说。

“听谁说过？”

表弟摇摇头。“不过那不挺好的？可以一直待在这里。再说人手又缺，大家肯定欢喜的。”

司机报出站名。无人回应。车没有减速，径直开了过去。我仍然拉着吊环眼望熟悉的街景。胃里像有空气聚集，闷乎乎的。

“不太适合我的。”我说。怔怔地注视着外面的表弟急忙转过左耳。

“工作不对路。”我重复说。如此说罢，我担心表弟因此受到伤害，不过没办法，又不好说谎。假如我这并非失言的说法以别的形式传到姑父耳里，势必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没意思？”表弟问。

“有没有意思不清楚，不过我有别的事要干。”

“呃。”看样子他多少领悟了，没再问我要干的是什么事。我也好表弟也好接下去一直缄口注视着外面的景致。

车在山坡上越爬越高，人家越来越少，郁郁葱葱的巨树枝叶开始把浓重的阴影投向路面，洋人那围墙低矮院子宽大的涂漆住宅也闪入了眼帘。风带有丝丝凉意。回头望去，海在眼下时隐时现。我和表弟始终用眼睛追逐着这样的风景。

我们在医院前下车时，老人们仍然唧唧喳喳说个不停，几个人放声大笑，似乎其中有个老人说话风趣。四周一直笑声不断。我按一下吊环旁边的停车钮，向表弟示意下车，朝车门移动。几个老人往我们这边扫了一眼。大部分人对停车和我们下车毫无兴趣。我们脚一落地，车门便随着空气压缩机声在身后关上。满载老人的公共汽车爬上斜坡，拐个大弯消失了。我到最后也没弄明白老人们究竟要去哪里。

我茫然目送汽车离去的时间里，表弟也以同样姿势站在我身边。他的左耳一直对着我，以便随时能听清我的说话。对他这样子我还没有习惯，觉得有点别扭，好像自己总在被人需求。

“好了，走吧。”说着，我拍了拍表弟的肩。

到了预约时间，表弟走进诊室。见他进去后，我乘电梯下到一楼，进入餐厅。展示柜里的食物样品哪一样都像没滋没味，可我毕竟肚子饿了，便要了一份薄饼和咖啡。端来后一尝，咖啡味道倒是不坏，但薄饼实在有点提不起来，凉冰冰水津津的，甜馅又太甜。我好歹把一半塞进喉管，剩下的再无法下咽，便把盘子一推了事。

也因为是平日上午，餐厅里除了我只有一家老小。四十五六光景的父亲是住院患者，母亲和两个小女孩是前来探望的。小女孩是对双胞胎，穿着一般大小的连衣裙，双双像趴在桌上似的喝着橙汁。父亲不知是受伤还是患病，反正似乎不太严重，父母也好孩子也好无不一副百无聊赖的神情。没人说话。

窗外舒展着一大片草坪，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一条铺沙甬路从中穿过，到处有喷水龙头团团旋转着往草坪上洒水。两只高声鸣叫的长尾鸟笔直地掠过上方，从视野里消失了。宽阔的草坪前面有一个网球场和一个篮球场。网球场好端端地拉着网，却空无人影。沿着网球场和篮球场是高大的榉树，墙一样一字排开，从树叶间可以望见海。由于枝繁叶茂，水平线无法看清，唯见点点处处有微波细浪光闪闪地反射着初夏阳光。

紧挨窗下有个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家畜窝棚。小棚分五部分，原本大概饲养着好多种动物，如今剩下的只有山羊和兔。山羊一只，兔一对。兔却是褐色的，正忙不迭地嚼食青草。山羊似乎脖后发痒，一个劲儿往缠着铁丝网的柱子上蹭脖子。

我觉得很久以前似乎在哪里见过同样的光景：有宽阔草坪的院落，有海可以望见，有网球场，有兔和山羊，双胞胎女孩啜着橙汁……但那是错觉。我来这家医院是第一次，院落、海、网球场倒也罢了，就连兔、山羊和双胞胎女孩也会同样出现在别的地方——很难设想会有这等事。

喝罢咖啡，我把双腿一齐搭在对面椅子上，闭目合眼，深深吸了口气。厚墩墩的黑暗中现出疙瘩样的东西，那是轮胎形的气团，如显微镜下的微生物一般一胀一缩。奇妙的东西。

片刻睁眼一看，一家四口已不见了，餐厅里只剩我一人。我点燃香烟，像无聊时经常做的那样定定地注视烟圈。吸罢一支烟，喝一口杯里的水，重新合起眼睛。然而，即使合起眼睛，刚才产生的似曾相识之感也还是清楚地留在脑海。

说来真是怪事。我最后去那家医院都已过去八年了，且是靠近海边的一座外观截然不同的医院。那医院也有餐厅，但从餐厅窗口只能看见夹竹桃。老医院，总有一股下雨味儿，因此不应该同这里混淆起来。

那年夏天我十七岁。那一年此外发生了什么事呢？我试着想了半天，全然无济于事。不知为什么，一件也想不起来。那年同班的几个家伙长相倒是一下子想起来了，但至此卡住，同任何事任何情景都无法直接连在一起。

不是说记忆无存。莫如说记忆满满塞了一脑袋，问题是不能把它顺利曳出脑外，或者不如说有一种类似控制装置的东西把好不容易从脑袋小孔里爬出的记忆弄得支离破碎，恰如用剪刀剪断蜥蜴。反正那年夏天我十七岁，同朋友两人去一家海滨老医院。他的女友住进那里做胸腔手术，我们去看她。

说是手术，但也不是大不了的手术。天生有一根肋骨略略内移，要把它矫正过来——记得是这么回事。并非必须马上做，但既然要做，年纪大了再做就不易忍受了，于是趁暑假期间做完了事。手术本身转眼即告结束，但一来由于骨的位置靠近心脏，医生要观察术后恢复情况，二来作为她也想借住院之机顺便全面检查一番，结果在那里差不多住了两个星期。

我俩一起坐一辆雅马哈125CC摩托赶往医院。去时他开，回程我开。我说我不乐意去探望哪家子朋友的女友，可他死活求我一块儿去。“一个人去医院，见面不知说什么好。”他说。我也好他也好从没去过什么医院，全然想象不出医院是怎么一个东西。

半路他进一家糖果店买了盒巧克力。我一手抓他的皮带，一手紧攥巧克力盒。天热得厉害，我们的T恤出汗出得一塌糊涂，又被风吹干，如此反复不止，结果发出一股猪圈味儿。朋友一边开摩托，一边不停地唱一首莫名其妙的歌。后座上的我被腋下的汗味儿熏得险些脑神经出故障。

跨进医院大门之前，我们把摩托停在海边，歪倒在那里的树荫下歇息。那时候海已经污染了，加上夏天即将过去，游泳的人寥寥无几。我们在那里大约待了十五分钟，吸烟、说话。我料想巧克力已化得黏黏糊糊，不过当时根本顾不上什么巧克力。

“你可觉得有些怪？”他说，“我是指两人现在这么待在这里。”

“不怪呀。”我说。

“不怪这点我也知道。”他说，“可我偏偏觉得怪。”

“比如说怪在哪里？”

朋友摇摇头：“说不清楚。不过肯定是场所啦时间啦什么的。”

八年前的事了。那个朋友已经死去，现在不在了。

我拉开椅子立起，走到收款女孩那里买了张餐券，递给女侍应生，折回餐桌继续看海。第二杯咖啡上来，杯子旁边放有装在袋里的砂糖和装奶油的小小的塑料容器。我先把砂糖袋拿在手里，糖倒进烟灰缸，再浇上奶油，用烟头一直搅拌成泥状。至于何苦这么做，我也不清楚，或者不如说在那时间里我根本未意识到自己在这么做。看到烟灰缸里精砂糖和奶油和烟灰黏糊糊搅在一起，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干了什么。时常如此，无法好好控制感情。

我像验证身体平衡似的双手捧起咖啡杯，嘴唇贴着杯边慢慢呷了一口，确认热咖啡由唇间至喉咙、由喉咙顺食管下移，确认自己好端端地安置于自己体内。我在桌上大大地摊开双手，又收起。看了一会儿手表的计秒数字从01变到60。

不明所以。

若逐个列举，任凭哪一个都不是确凿的记忆，不是说特别发生过什么，无非朋友去医院探望女友而我陪他一起去而已。别的事一概没有，用不着特意冥思苦索。

她穿一件蓝睡衣，新的，蛮大的花纹，胸袋上绣着“JC”两个大写字母。我琢磨这JC到底意味着什么。就JC想得到的，不外乎JUNIOR COLLEGE或JESUS CHRIST了。但JC结果是商标的名称。

我们三人坐在餐厅桌旁，吸烟，喝可乐，吃雪糕。她甚是饥不可耐，多要了可可和两个甜甜圈，仍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

“出院时要成猪了。”朋友说。

“管它，康复期嘛。”她应道。

他俩说话的时间里，我眼望着窗外的夹竹桃。极高大的夹竹桃，俨然一小片树林。涛声也传来了。窗口护栏已被海风吹得锈迹斑斑。天花板上吊着一台旧电风扇，左一圈右一圈搅拌房间闷乎乎的空气。餐厅里也是一股浓郁的医院味儿。吃的喝的都那么一股味儿。我是头一回来医院，在这种气味的笼罩中，心里泛起了无可名状的悲伤。

她睡衣上有两个胸袋，一个胸袋不知为什么插着一支圆珠笔，是车站小店卖的那种便宜货。从开成V字形的胸口可以看到未被太阳晒到的白皙的胸，想到那胸的里面或下端有一根骨被动过，心里不由有点怪怪的。

往下我干什么来着？喝罢咖啡，看罢夹竹桃，想罢她的肋骨，往下到底干什么来着？

我在塑料椅上挪动了一下身体，依然手托下巴，反复发掘无甚意义可言的记忆层，一如用细细的刀尖戳动软木瓶塞。

然而无论怎么回想，我的记忆都已在此“咔”一声中断。我想得起来的，到“她白皙的胸的肋骨”那里为止，再往前什么都没有。大概她肋骨给我的印象太强烈了，以致时间在那里滞留住了。

我想当时的我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为移动肋骨位置而任人切开皮肉。肉稍一切开，便有骨露出，把手伸到里面矫正位置，再将皮肉缝合，缝合的皮肉作为一个女人的皮肉重新发挥功能……

她当然没在睡衣下面戴乳罩，不可能戴那玩意儿。所以弯腰时才从V字领口闪出乳房之间平滑的肌肤。我随即闭目合眼。那时我不知道到底想什么好。

平滑的白皙肌肤。

对了，我们讲性爱来着。主要由朋友讲，他添油加醋讲了我的一次受挫经历，讲得相当露骨。说我花言巧语把一个女孩用摩托带到海边，要脱她衣服如何如何。其实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件，但由于他讲得有趣，我们都笑了。

“别逗人家笑嘛，一笑胸还痛的。”她边笑边说。

“哪里痛？”朋友问。

她把手指按在心脏稍稍往上、左乳房略略偏内那里。朋友就此说了句什么，她又笑了。我也笑着点燃一支烟，然后望外面的风景。

我看看表：十一时四十五分。表弟仍未返回。也是因为快到午饭时间了，餐厅里渐渐人多起来，其中几个身穿睡衣，头上缠着绷带。咖啡味儿、午餐的汉堡牛肉饼味儿充斥四周。一个小女孩儿拼命向母亲诉说着什么。

我的记忆力彻底进入酣睡状态。嘈杂声恰如平飘的烟雾在齐眼高的位置游移。

我的头时不时被极为单纯的事项搅成一团乱麻，例如人为什么生病啦，肋骨有一点点错位啦，耳朵里的什么稍微变形啦，某种记忆被胡乱塞入脑袋啦，人有病啦，病菌侵入身体眼睛看不见的小石子钻进神经间隙皮肉融化骨头裸露啦，以及她睡衣口袋别着一支廉价圆珠笔啦……

圆珠笔。

我再次闭起眼睛，深吸一口气，用两手的手指捏住咖啡匙两端。嘈杂声比刚才有所减弱。她手握那支圆珠笔，在纸巾背面画着什么。她为此俯下身子，我得以瞧见她乳房间白皙平滑的肌肤。

她在画画。纸太软了，刮在圆珠笔尖上，但她还是画得出神，画到中间搞不清顺序了，便停下手，咬住圆珠笔的蓝塑料笔帽。没太用力咬，轻轻的，不至于留下齿痕。

她画了座小山，形状蛮复杂的山，感觉上似乎是古代史插图中出现的那种。山上有座小房子，房里睡着一个女子，房四周茂密地长着盲柳。盲柳使她沉睡。

“盲柳到底是什么？”朋友问。

“有那么一种柳嘛。”她说。

“没听说过。”朋友道。

“我造的么。”她说，“沾满盲柳花粉的小苍蝇从耳朵钻到里边让女的昏睡。”

她拿过一张新纸巾，在上面画一棵大些的盲柳。盲柳是杜鹃花大小的灌木，开花，花被厚绿叶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叶形宛如一束蜥蜴尾巴。除了树叶尖细这点，其他的看上去全然不像柳树。

“有烟吧？”朋友问我。

我隔着餐桌把一盒短支“希望”和火柴扔过去，他抽一支点燃，又扔还给我。

“盲柳外观虽小，可根子很深，你很难想象有多深。”她解释说，“实际上，到达一定年龄后，盲柳就不再往上长，而一个劲儿往下伸，把黑暗当作营养。”

“而且，苍蝇运来花粉，钻入耳朵，让女的睡觉。”朋友说，“那么苍蝇要干什么？”

“钻进女的体内吃肉，还用说。”她回答。

“吧唧吧唧。”朋友说。

对了，那年夏天她还写了一首关于盲柳的长诗，向我们介绍了诗的梗概。那是她暑假里唯一的作业。她以一天夜里做的梦为基础编出情节，在床上花一个星期写成长诗。朋友提出想看，她没给，说细小地方还没改，转而画图介绍梗概。

为了看望因盲柳花粉而昏睡不醒的女子，一个小伙子爬上山岗。

“是我吧，肯定。”朋友插嘴打诨。

她微微一笑，继续下文。

他拨开密密麻麻遮蔽山道的盲柳，往山岗上爬。自从盲柳蔓延开来，小伙子是第一个爬这山岗的人。他低低拉下帽檐，一边用一只手驱赶苍蝇一边沿斜坡往山顶上爬，等等等等。

“最后，少女的身子给苍蝇吃光了吧？尽管他千辛万苦爬到小房子那里。”朋友问。

“在某种意义上。”她回答。

“在某种意义上被苍蝇吃光，也就是某种意义上是件伤心事喽？”

“啊，算是吧。”她笑道。

“不过，那么叫人伤心的残酷故事，实在很难设想会让你们学校的修女高兴。”他说。她就读的是一所教会系统的女子高中。

“我倒觉得极有意思。”我第一次插嘴，“作为场景来说。”

她转向我莞尔一笑。

“吧唧吧唧。”朋友说。

表弟返回时已经十二点二十分了，脸上浮现出焦点对不上的呆愣愣的神情，单手拎一个装药的袋子，从出现在门口到走来我桌子前花了不少时间，走路的样子好像身体失去了平衡。他往我对面椅子上一坐，“呼——”一声出了口气。

“怎么样？”我试着问。

表弟以“唔”作答。

我等他开口，但怎么等也没动静。

“饿了吧？”我问。

表弟默默点头。

“在这里吃？还是坐公共汽车下到街里吃？”

表弟略一迟疑，四下打量一圈，说这里可以。

我招呼女侍应生要了两份套餐。表弟说喉咙干了，就加了个可乐。饭上来之前，表弟怅怅地望着窗外：海、榉树、网球场、喷水龙头、山羊、兔，等等。因为他一直把右耳对着我，所以我什么也没跟他说。

套餐好一会儿才端来。我很想喝啤酒，但医院餐厅里当然没有啤酒。无奈，我拿一根牙签把指甲根上刚生出的一层软皮捅得整整齐齐。旁边桌子上一对穿着整齐的中年夫妇一边吃意大利面，一边讲一个患肺癌的熟人——一天早上起来吐痰带血啦往血管里插进软管啦，如此这般。妻问，丈夫答。丈夫解释说，癌这东西乃一个人生活方式的方向性的浓缩。

套餐是汉堡牛肉饼和炸白肉鱼，另有色拉、面包卷和汤。我们一声不响，闷头吞食。喝汤、撕面包、涂黄油、用叉子戳色拉、往牛肉饼上动刀子、把配在一起的意大利面卷起放进口中。这时间里邻桌夫妇一直在谈癌，丈夫就近来癌症何以急剧增加耐心地解释个没完。

“现在几点？”表弟问。

我弯起手臂看一眼表，又吞了口面包。

“十二点四十分。”我说。

“十二点四十分？”表弟重复一遍。

“原因好像查不明白。”表弟说，“搞不清为什么听不见，说也没什么特别不正常的，查不出来。”

“呃。”

“当然今天是头一次，只是大致做一下基础性检查，详细情况还什么都不清楚……不管怎样，治疗都像要拖下去。”

我点点头。

“医生那种人都一样，哪里的医院都一样。一有弄不明白的，就统统推给别人。查耳孔、照X光、测听力、做脑电图，结果要是找不出什么不正常的地方，最后就一切怪我不好。既然耳朵没毛病，那么大约就是我这方面有毛病了——始终这个样子，千篇一律。所以大家都怪我。”

“可听不见是真的吧？”我问。

“嗯，”表弟说，“当然是真的，不是说谎。”

表弟稍歪起脖子瞧我的脸。看来他对自己被怀疑几乎无动于衷。

我们坐在公共汽车站长凳上等回程车。车来差不多还有十五分钟，我提议是不是慢慢往下走两站，反正是下坡路。表弟说在这儿等。“反正不是坐同一路车么？”他说。那倒也是。附近有酒铺，我把钱给表弟，让他买来一听易拉罐啤酒。表弟仍喝可乐。依旧是好天气，依旧是五月的风。我忽然觉得，闭上眼睛“啪”一声拍下手，再睁开时说不定很多景况都会焕然一新。这大概是因为风像一把奇怪的锉刀一样吹在紧贴于我皮肤的种种存在感上。如此说来，很久以前我就经常有类似感觉。

“不过你那么认为？认为耳朵有时听见有时听不见是神经性的东西造成的？”表弟问。

“我不明白。”我说。

“我也不明白。”

表弟摆弄了一会膝盖上的药袋。我一小口一小口地啜着五百毫升装易拉罐啤酒。

“是怎样听不见呢？”我问。

“是这样，”表弟说，“就好像收音机的调频变糟了似的。声波一上一下地渐渐变小，最后消失。消失一会儿，声波再次一上一下地步步凑近，于是大体听得见了。当然同正常时候相比声音要小得多。”

“是够受的啊。”我说。

“你是指一只耳朵听不见？”表弟问。

“这个那个的。”我答道。

“可是你不会真正体会到的——究竟够受到什么程度。就是说，同耳朵听不见声音没有直接关系的离奇事都意外地够人受的，非比一般。”

“唔。”

“要是你有我这样的耳朵，肯定会对很多很多事都动不动就吃惊的，我想。”

“噢。”

“这么说，不像有点自吹？”

“哪里。”我说。

表弟摆弄着药袋又沉思了一阵子。我把剩下的三分之一啤酒倒进水沟。

“看过约翰·福特[John Ford（1895—1973），美国电影导演。]那部名叫《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电影？”表弟突然问。

“没有。”

“上次在电视上看来着。”表弟说，“有趣的电影。”

“呃。”

医院大门开出一部绿色进口跑车，向右拐开下坡去。我们看着它开下。跑车里坐着一个中年男人。车在太阳光下很惬意地闪着光，看上去极像发育过头的巨虫。我边吸烟边思考癌症，继而思考被浓缩了的生活方式的方向性。

“那部电影嘛，”表弟继续道。

“唔。”

“开头那里，要塞来了一位有名的将军，来视察什么的。”他开始讲《一将功成万骨枯》。

“呃。”我应了一声。

“老少校——就是约翰·维恩——出门迎接将军。将军从东部来，不太了解西部战况，就是关于印第安人的事。印第安人在要塞四周发动叛乱。”

“唔。”

“所以将军一到要塞，约翰·维恩就出来迎接：‘欢迎光临里奥格兰德要塞！’将军这样说道：‘来这里路上看见几个印第安人，须注意才好。’对此约翰·维恩是这样回答的：‘没关系。阁下能够看见印第安人，说明其实没有印第安人。’准确台词记不得了，大致是这样的。明白怎么回事？”

我吸了一大口烟，吐出。

“任何人眼睛都能见到的事是不那么紧要的——是这样的吧？”我说。

“是的吧？”表弟说，“意思不大明白。只是，每当因为耳朵被人同情时，我总是想起电影里的这个场面——‘能够看见印第安人，说明其实没有印第安人。’”

我笑了。

“奇怪？”表弟问。

“奇怪。”我说。

表弟也笑了。

“喜欢电影？”我问。

“喜欢。”表弟说，“不过耳朵差劲儿时几乎不看。倒也不是看了很多很多部。”

“耳朵恢复时去看电影好了。”我说。

“是啊。”表弟的样子不无释然。

我觑了眼表：一时十七分。还有四分钟车来。我扬脸怔怔地看天。表弟拉过我的手腕看表。看天当中以为四分钟过了，一看表实际只过去两分半。

“嗳，”表弟说，“能看看我的耳朵？”

“为什么？”我说。

“没什么。”表弟说。

“好的。”

他朝后坐过去，把右耳转给我。表弟头发短，耳朵一目了然。耳形蛮好。整个看来耳朵不大，唯独耳垂厚墩墩地鼓起。已经许久不曾这么好好地看谁的耳朵了，细看之下，耳朵总好像有不可思议之处，在意料不到的地方拐来拐去，凹凸不平。耳朵的形状何以如此变化多端呢？我很难理解。或许在追求聚音和防护等功能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如此外形的。

在这种曲曲弯弯的耳壁包拢下，一个黑洞赫然闪出。耳洞本身倒没什么特异之处。

“可以了。”我查看一遍说。

表弟霍地转回身，在长凳上坐好。“怎么样，可有反常的地方？”他问。

“从外面看来，什么不正常都没有。”我说。

“比如感觉上有点什么没有——什么都没感觉到？”

“普普通通的耳朵，和大家的一样。”

“嗬。”表弟对我这么轻描淡写显得有几分失望，但我不知到底怎么说好。

“治疗痛不？”我试着问。

“痛不至于，和以前大体一样。”表弟说。“听力检测用的倒是新器具，其他都差不多。耳鼻科这地方，哪里干的都大同小异。一样的大夫，一样的提问。”

“唔。”

“以同一方式来回刮同一地方，真有点担心给刮坏了。都不像自己的耳朵了。”

我看一眼手表。公共汽车该来了。我从裤袋里掏出一把零钱，挑出二百八十元递给表弟。表弟又计算了一遍金额，很珍惜似的攥在手里。

我和表弟再没说什么，并坐在长凳上一边眼望坡路下方光闪闪的大海，一边等待车的到来。

沉默当中，我设想有可能盘踞在表弟耳中的无数微小的苍蝇——六条腿沾满花粉钻进表弟耳朵拼命吞食软肉的苍蝇。在这么静静等车的时间里它们也正往表弟浅粉色的肉里钻，吮吸汁液，把卵产在脑袋里，之后沿着时间阶梯缓缓向上攀登。任何人都没觉察出它们的存在，它们的身体实在太小了，振翅声实在太低了。

“28路，”表弟说，“是28路车吧？”

一辆公共汽车拐过坡路右侧一个大弯朝这边开来。似曾相识的旧车型，车头牌子上写着“28”。我们从长凳上起身，扬起一只手向司机示意。表弟打开手心重数一遍零钱。我和表弟两人肩并肩地等着车门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