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切都是从1978年12月5日开始的。

美国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简称EDS公司）伊朗分公司的人事主管杰伊・科伯恩正坐在德黑兰郊区的办公室里，心事重重。

办公室所在的三层水泥建筑位于从布加勒斯特街分出的一条小巷里，因此又被叫作“布加勒斯特”。科伯恩在二楼，他的办公室按美国标准来说相当大。房间里铺着镶木地板，放着一张时髦的木质办公桌，墙上挂着一幅伊朗国王的肖像。他背窗而坐。透过玻璃门，他可以看到开放式办公区里的员工，他们有的在打字，有的在接电话。玻璃门有门帘，但科伯恩从不拉上。

办公室里冷极了，一直都这么冷。数千名伊朗人正在罢工，城市的电力供应时断时续，暖气则基本上每天都要停几个小时。

科伯恩五英尺十一英寸高，两百磅重，人高马大，肩膀宽阔。他留着分头，经过精心打理的红褐色短发透着商人的干练。尽管他才三十二岁，但看上去将近四十了。认真观察的话，从他迷人开朗的面容和随时保持着的微笑中，可以发现他还很年轻，但他总给人以早熟的印象，让人觉得他一定是早就担负起成长的重任。

他打小就承担起了各种责任：孩童时代在父亲的花店工作；二十岁的时候在越南当直升机飞行员；成为年轻的丈夫，然后是父亲；而如今，在这个暴徒横行的城市里，一百三十一名美国员工及其二百二十名家属的人身安全都交到了他这个人事主管的手上。

今天，他一如既往地给德黑兰各处打电话，努力弄清哪儿发生了冲突，下一次冲突会在什么地方爆发，以及未来几天会出什么状况。

他每天至少给美国大使馆打一通电话。大使馆有一间二十四小时值守的情报室。分布在城市各区域的美国人会将本地示威和骚乱的情况报告给大使馆，然后大使馆会发出通知，警告他们避免去某某地区。但科伯恩发现，大使馆几乎无法给出预测和建议。他每周都参加大使馆的通报会，但大使馆总是说，美国人应该尽量待在室内并远离人群，还说国王掌控着局面，现在还没到撤离的时候。科伯恩懂得他们的难处——倘若美国大使馆说国王的政权摇摇欲坠，那国王就必定会垮台——但他们太谨慎了，以至于没有透露半点有用的信息。德黑兰的美国商人对大使馆不再抱幻想，索性成立了自己的情报网。城里最大的美国企业是贝尔直升机公司，其伊朗业务的负责人是一名退休少将——罗伯特・N.麦金农。麦金农掌管着一个一流的情报机构，他把所有的情报都与大家分享。科伯恩还认识几个美国军队的情报官员，常与他们通电话。

今天德黑兰相对安宁，没有大规模的示威。最近一次严重骚乱爆发于三天前，也就是12月2日，那是大罢工的第一天，据报道有七百人在街头斗殴中丧生。科伯恩掌握的情报显示，平静的局面可能只会持续到12月10日，即穆斯林的圣日阿舒拉节那天。

科伯恩担心那天会出事。这个穆斯林的冬季节日完全不像圣诞节。这一天，穆斯林会斋戒，悼念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侯赛因。整个节日的基调是悔恨。届时将举行大规模游行，虔诚的信徒甚至会在游行中鞭笞自己。在那样的氛围下，疯狂和暴力可能会瞬间爆发。

科伯恩担心，今年的暴力行为也许会冲着美国人来。

一系列不愉快的事件使他相信，伊朗人的反美情绪正在急剧升温。曾有人将一张卡片塞进他的门缝，上面写着：如果你珍惜你的生命和财产，就滚出伊朗。他的朋友也收到过类似的明信片。他家的外墙上之前被某些“喷漆艺术家”喷上了一行字：美国人住在这里。他的孩子前往德黑兰的美国人学校时，所乘的校车被一群示威者摇晃冲撞。EDS公司的其他员工在街上遭到过大声辱骂，他们的汽车也被损毁。在一个恐怖的下午，EDS公司最大的客户——卫生和社会福利部的伊朗人发起暴动，砸碎窗户、焚烧国王肖像。楼里的EDS公司管理人员退守到一间办公室，设置路障抵抗暴徒，直至他们离开。

从某种意义上说，最危险的变化发生在房东对他的态度上。

同德黑兰的大多数美国人一样，科伯恩租的房子里住着两家人——他和他的妻子、孩子住楼上，房东一家住楼下。那年三月，科伯恩刚来德黑兰的时候，房东给他们提供了庇护之所。两家人相处融洽。科伯恩和房东一起讨论宗教——房东给了他一部英文版《可兰经》，房东的女儿则向她父亲念诵科伯恩带来的《圣经》片段。周末他们会一同去短途旅行。科伯恩七岁的儿子斯科特同房东的儿子们在街上踢足球。某个周末，科伯恩一家有幸获邀参加一场穆斯林婚礼。那是一次有趣的体验。男人和女人一整天都不得相见，科伯恩和斯科特同男人们待在一起，科伯恩的妻子莉兹和他们的三个女儿同女人们待在一起，科伯恩从未看到过新娘。

夏天过后，两家的关系却渐渐疏远了。周末的旅行不再进行；房东的儿子们被禁止同斯科特在街上玩；最后，两家就连在房子里和院子里都不接触；房东的孩子如果同科伯恩一家说话还会受到申斥。

房东并非突然之间开始恨美国人。一天晚上，他用行动表明他还很关心科伯恩一家。那天，街上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房东的一个儿子在宵禁后外出，士兵便朝男孩开火了，男孩翻过院墙逃回家中。科伯恩和莉兹从二楼阳台看到了整个经过，莉兹被吓坏了。房东上楼告诉他们出了什么事，并向他们保证一切都好。但他显然意识到，为了家人的安全起见，不能让人看到他同美国人友好——他嗅得出风向变了。对科伯恩来说，这又是一个不好的征兆。

现在，科伯恩听说，阿舒拉节那天将会发起针对美国人的圣战，这件事已经在清真寺和集市里传得沸沸扬扬。距阿舒拉节还有五天，但在德黑兰的美国人都出奇的镇定。

科伯恩记得，宣布宵禁之后，就连EDS公司每月的扑克比赛也未受到影响。他和他的牌友只需带上妻子和孩子，将打牌变成睡衣聚会，到天亮再散伙就行了。他们已经习惯了枪声。大多数争斗发生在集市所在的南部老城区，以及大学周边。但大家都会不时听到枪声。初始的惊讶过后，他们就不再关心这些事。倘若说话时被枪声打断，他们就会停下，等枪声停后接着讲下去，就像在美国遇上飞机从头顶飞过一样。他们仿佛从来都不担心子弹会打中他们。

科伯恩对枪声并没有漠不关心，他年轻时经历过枪林弹雨。在越南的时候，他曾经驾驶过武装直升机支援地面行动，还驾驶过运输部队和补给的直升机，在战场上无数次着陆起飞。他杀过人，也见过人死。那时候，每执行二十五小时战斗飞行任务，就能获得一枚空军奖章，而科伯恩回家的时候戴着三十九枚，此外还有两枚杰出飞行十字勋章、一枚银星勋章，以及小腿肚里的一颗子弹——中弹的正是直升机飞行员最脆弱的部位。那一年，他觉得自己在战斗中尚能应对，因为战斗中要做的事太多了，他没有时间害怕。可每次一旦任务结束，他回想起自己干了些什么，就止不住双股战战。

尽管有点怪异，但他还是很感激那段军旅生涯。战争让他迅速成长，给了他商界同侪所没有的优势，也让他对枪声形成了正确的观念。

但他的大多数同事做不到，他们的妻子也是。每当讨论撤离的时候，他们都会反对。他们为伊朗EDS公司投入了大量精力，公司是他们的骄傲，他们不愿抛弃它。他们的妻子将租下的公寓改造成真正的家，他们甚至在制订圣诞节的计划。孩子们都上了学，结识了朋友，养了宠物，还有了自行车。他们认为，只要老实本分地坚持几天，风头自然就会过去。

科伯恩曾劝莉兹带孩子回美国，这不仅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也是因为终有一天，他将不得不一次性撤离三百五十名美国人。到时候，他必须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这项工作，无暇为自己家人的安危担忧。但莉兹拒绝回去。

想到莉兹时，他不禁叹气。她爱开玩笑，精力充沛，大家都喜欢和她相处，但作为一名公司高管的妻子，她并不称职。EDS公司对管理人员的要求很高，有时为了完成工作他们不得不通宵加班。莉兹不喜欢这样。在美国的时候，科伯恩负责招聘，全国到处跑，从周一到周五都不在家，莉兹对此深恶痛绝。她在德黑兰很高兴，因为科伯恩每晚都会回来。她说，如果他打算留下来，那她也不会走。孩子们也喜欢这儿。这是他们第一次到美国之外的地方生活，伊朗的语言和文化吸引了他们。十一岁的长子吉姆非常自信一切都会没事儿，丝毫不担忧；八岁的次女克里斯蒂虽然有点焦虑，但她素来多愁善感，总是对事物反应过于敏感；七岁的三儿子斯科特和四岁的小女凯莉则太小了，根本意识不到危险。

于是他们留下来了，同其他人一样，等着事态好转——或者恶化。

科伯恩的思绪被敲门声打断，马吉德走了进来。他身材矮小而结实，五十岁左右，蓄着厚密的小胡子。他曾经十分富有，他的部落拥有过一大片土地，但在六十年代的土地改革中失去了一切。现在，他是科伯恩的行政助理，负责同伊朗官僚机构打交道。他英语流利，心思敏捷。马吉德在科伯恩一家刚到伊朗的时候帮了大忙，科伯恩很喜欢他。

“进来吧，”科伯恩说，“坐下。有什么事？”

“是法拉的事。”

科伯恩点头。法拉是马吉德的女儿，她协助父亲工作，她的任务是保证所有美国雇员的签证和工作许可证都能及时更新。“出什么事了？”科伯恩说。

“警察让她将两个美国人的护照从我们的文件中取出来，而且不能声张。”

科伯恩皱眉道：“谁的护照？”

“保罗・恰帕罗恩和比尔・盖洛德。”

保罗是科伯恩的老板，EDS伊朗分公司的头号人物。比尔则是二号人物，也是他们最大项目的经理，该项目的合约方是伊朗卫生与社会福利部。

“到底出什么事了？”科伯恩问。

“法拉的处境非常危险。”马吉德说，“她被下了封口令。她找我商量。我当然要告诉你，但我担心法拉会遇到大麻烦。”

“等等，我们从头说起。”科伯恩说，“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她今天上午接到了警察局居留许可证处美国科的电话。他们让她去警察局，说是詹姆斯・尼费勒先生的事。她以为是例行公事，于是在十一点三十分到警察局，见到了美国科的科长。科长找她要尼费勒先生的护照和居留许可证，她说尼费勒先生已经不在伊朗了。然后他又问到保罗・布查，法拉说布查先生也不在伊朗。”

“她这么说了？”

“是的。”

布查在伊朗，但法拉可能不知道吧，科伯恩想。布查曾在伊朗居住，然后离开了，但又回来待了很短的时间——他明天将乘飞机去巴黎。

马吉德继续道：“科长说，‘我猜另外两个人也不在，对吧？’法拉看到他的桌上放着四份文件，于是问是哪两位。科长告诉她，是恰帕罗恩先生和盖洛德先生。她说她今早刚拿到盖洛德先生的居留许可证。科长让她将盖洛德先生和恰帕罗恩先生的护照和居留许可证带给他，而且不能声张，不要打草惊蛇。”

“法拉怎么说？”科伯恩问。

“她说今天没法拿。于是科长让她明早送去。他说这是正式命令，她必须履行，还说将有人监视她的行动。”

“这说不通啊。”科伯恩说。

“如果他们发现法拉没有服从命令——”

“我们会想办法保护她。”科伯恩说。他不知道美国人是否必须听命交出护照。前不久他曾在遭遇一场小车祸后交出过护照，但后来有人告诉他不必那样做，“他们没说为什么要交护照吗？”

“没说。”

布查和尼费勒是恰帕罗恩和盖洛德的前任。这意味着什么？科伯恩不知道。

科伯恩站起来。“我们首先要决定的是，法拉明天早上该对警察怎么说。”他说，“我会同恰帕罗恩商量，回头告诉你。”

保罗・恰帕罗恩坐在大楼底层的办公室里，他的房间也有镶木地板和办公桌，墙上也挂着国王的肖像，他也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保罗三十九岁，中等身材，但有点偏胖，这主要是因为他热爱美食。他橄榄色的皮肤和又厚又黑的头发显示了他纯正的意大利血统。他的工作是在一个原始国家建立完全现代的社会保障系统，这可不容易。

在七十年代早期，伊朗有一套不成熟的社保系统，这套系统不仅不能有效地征缴社保费，而且还很容易就会被钻空子——一个人甚至可以因为同一疾病反复获得补助。国王决定从每年两百亿美元的石油收入中拿出一部分资金将伊朗打造为福利国家，EDS公司获得了这项工程的合同。美国好几个州的医疗保障和医疗补助项目都是由EDS公司操作的，但在伊朗，他们必须从头做起。他们要给三千二百万伊朗人每人发一张社保卡，从领薪水的人的工资中扣除社保金，并处理社保领用申请。这个系统都由电脑控制——这是EDS公司的特长。

在美国建立一套数据处理系统，就像是用袋装配料制作蛋糕，而在伊朗做同样的工作，则像是要从种植小麦开始做起。挫折是不可避免的。伊朗人并不具备美国企业管理人员的那种进取精神。他们经常制造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在EDS公司位于得克萨斯州达拉斯的总部，员工经常能化不可能为可能，甚至能提前完成任务。而在伊朗，干成任何一件事都异常困难，无论如何都要等到“明天”，但其实却是“未来的某个日子”。

保罗用他知道的唯一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勤奋而坚定地工作。他并不是智力超群的天才。小时候的他发现学校的作业很难做，但身为意大利移民的父亲笃信教育的价值，鞭策他继续学习下去，他终于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此后，坚忍不拔的品质就一直助他攻坚克难。他还记得，六十年代EDS公司刚组建的时候，任何一份新合同都有可能让公司一飞冲天或者一蹶不振，而他和大家一起，将公司打造成了世界上最有活力和最成功的公司之一。他始终认为伊朗的项目也会成功，尤其是在杰伊・科伯恩的招聘和培训计划为公司输送了大批具有高层管理能力的伊朗人才之后。

但他大错特错了，而他才刚开始明白为什么。

1977年8月，他和家人到达伊朗的时候，石油出口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结束了。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那一年的反通胀计划增大了失业率，而农业歉收令更多饥肠辘辘的农民涌入城市。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人权政策削弱了国王的集权统治，政治动乱随时可能爆发。

有一段时间，保罗并不怎么关心当地的政治。他知道人们对政府心怀不满，但世界上每个国家几乎都是如此，而伊朗国王看起来仍牢牢地掌控着权力。但保罗和世上大多数人一样，忽视了1978年上半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重大意义。

1月7日，《消息报》对被驱逐的教士阿亚图拉・霍梅尼发动了恶毒的攻击，谴责他是同性恋。第二天，在距德黑兰八十英里的城市库姆——伊朗宗教教育的中心——愤怒的神学学生静坐示威，并与前来驱散他们的军队和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骚乱迅速升级，接下来的两天中有七十人丧生。教士根据伊斯兰传统，在四十天后为逝者举行了纪念游行。游行中又爆发了冲突，这次骚乱中的逝者在四十天后又被纪念……于是，1978年的整个上半年，游行频繁举行，规模越来越大，冲突也越来越严重。

保罗事后才知道，这些游行打着“悼念死者”的旗号，是为了规避国王禁止政治示威的命令。但当时他并未察觉一场浩大的政治运动正风起云涌。其他人也一样。

1978年8月，保罗请假回美国老家（美国驻伊朗大使威廉・沙利文也一样）。保罗热爱所有的水上运动，同表弟乔・波雷卡一起参加了新泽西州大洋城的钓鱼比赛。保罗的妻子鲁丝带着女儿凯伦和安・玛丽去芝加哥探望鲁丝的父母。保罗原本有点焦虑，因为伊朗卫生部还没有向EDS公司支付六月的款项，但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延期付款，所以他将这个问题交给了副手比尔・盖洛德，他对比尔收回这笔钱充满信心。

保罗在美国听到伊朗传来的都不是好消息。戒严令于9月7日宣布，翌日，在德黑兰中心的加勒广场，士兵杀死了一百多名示威的群众。

恰帕罗恩一家回到伊朗后，政治氛围已经大不如前。保罗和鲁丝第一次在夜里听到了枪声，他们大吃一惊——他们忽然意识到，自己很有可能被殃及。罢工此起彼伏，供电常常中断。他们不得不点蜡烛用餐，保罗在办公室还要穿上大衣保暖。从银行取钱变得越来越困难，于是员工的工资由支票改为现金。家里的燃油快见底的时候，保罗不得不满大街地寻找，直到最后碰上一辆加油车。他通过贿赂才请动了司机送油。

生意上的问题更严重。卫生与社会福利部部长舍科尔斯拉米扎德博士被捕，因为戒严令第五条允许检察官将任何人投入监狱而无需任何理由。副部长雷扎・勒伽巴也被投入了监狱，他是保罗工作上紧密合作的伙伴。卫生部仍未支付六月份的款项，之后的更无着落，累计已拖欠EDS公司四百多万美元。

为追讨欠款，保罗努力了两个月。他之前打交道的人都不在了，而后继者则基本不回他的电话。个别人偶尔会承诺过问此事，让他回去等电话，但空等了一个星期后，保罗再打去电话，却被告知上周与他通话的人已经离开了卫生部。安排好的会议被一次次取消，欠款以每月一百四十万美元的速度累积。

11月14日，保罗写信给负责社会保障组织的副部长海达高利・艾姆拉尼博士，向他发出正式通知：倘若卫生部不在一个月内结清欠款，EDS公司将停止项目。12月4日，保罗的老板、EDS海外公司总裁在与艾姆拉尼博士的私人会面中也发出了同样的威胁。

那是昨天的事。

如果EDS公司撤出，伊朗的整个社保系统就会崩溃。然而，这个国家已经破产，根本无力偿款的事实也愈发明显。保罗很想知道，艾姆拉尼博士现在会怎么处理呢？

杰伊・科伯恩带着答案进门的时候，保罗还在沉思。

不过，保罗一开始并未想到，警察之所以要窃取他的签证，是为了将他以及EDS公司留在伊朗。

科伯恩告知他真相后，他说：“他们这么干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马吉德不知道，法拉也不知道。”

保罗盯着他。过去的一个月里，他们俩走得很近。为了稳定员工的情绪，保罗一直强装勇敢，但在同科伯恩在一起的时候，他可以关起门来说实话。

科伯恩说：“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法拉该怎么办？她也许遇上麻烦了。”

“她得做出某种回应。”

“表现出合作态度？”

“她可以告诉他们，尼费勒和布查已经离开伊朗了……”

“她已经说过了。”

“她可以把他们的出境签证给他们看，作为证据。”

“不错。”科伯恩犹疑道，“但他们现在真正感兴趣的是你和比尔。”

“她可以说，护照没有留在公司里。”

“他们也许知道这是谎话——法拉之前可能将护照带去警察局过。”

“就说高级管理人员不必将护照留在公司。”

“这或许说得通。”

“总之理由要站得住脚，让他们相信法拉确实无法做到他们要求她做的事。”

“好的。我会同她和马吉德谈谈。”科伯恩思索了片刻，“你知道，布查订了明天离开伊朗的机票。他大可一走了之。”

“他就应该走——他们本来就认为他不在这儿。”

“你也可以走。”

保罗沉思起来。也许他现在应该离开这里，但伊朗人会怎么做？他们也许会扣留别的人。“不行。”他说，“如果我们要走的话，我应该是最后一个离开的。”

“我们要走？”科伯恩问。

“我不知道。”几个星期以来，他们都在问彼此这个问题。科伯恩已经制订了一个可以立即执行的撤离方案，但保罗始终犹豫不决。他知道他在达拉斯的最高领导希望他撤离，但这意味着放弃他苦心经营了十六个月的项目。“我不知道。”他重复道，“我会给达拉斯打电话请示的。”

那天晚上，科伯恩和莉兹在床上睡觉。电话响的时候，他睡得正酣。

他在黑暗中拿起话筒：“喂？”

“我是保罗。”

“你好。”科伯恩打开灯，看了看手表，现在是凌晨两点。

“我们要撤离。”保罗说。

“好的。”

科伯恩把电话机抱在怀里，坐在床沿上。他松了口气。接下来的两三天里会异常忙碌，但忙完之后，那些他一直安慰操心着的人们会回到美国，远离这些疯狂的伊朗人。

他回顾了一遍他为撤离制订的计划。首先，他要通知一百三十个家庭，他们将在未来四十八小时内撤离这个国家。他已经将城市分成了若干区，每个区配一个组长——他将通知组长，再由组长去通知各家各户。他草拟了发给撤离者的传单，告诉他们该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他只需要将具体的日期、时间和航班号告诉他们，然后复印并分发传单。

他挑选了一名活跃而具有想象力的年轻伊朗系统工程师拉西德，委托他照看撤离德黑兰的美国人留下的家宅、汽车和宠物，并在最后将他们的财产运回美国。他指定了一支后勤小团队负责购买飞机票并运送人员去机场。

最后，他还和几个人进行过一次小规模的撤离演习。演习很成功。

科伯恩穿上衣服，煮好咖啡。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他无事可做，但焦虑和烦躁令他无法入眠。

凌晨四点，他给后勤小组的六人打电话，吩咐他们宵禁结束后立刻到布加勒斯特办公室见他。

宵禁每晚九点开始，次日凌晨五点结束。科伯恩坐了一个小时，等待，抽烟，喝掉许多咖啡，温习笔记。走廊里的布谷鸟钟啼叫五次的时候，他已经来到前门，准备出发。

门外浓雾弥漫。他钻进车里，以十五英里的时速缓慢地朝布加勒斯特前进。

行驶了三个街区后，六名士兵从雾中跳出，在他的车前围成半圆，将步枪对准了挡风玻璃。

“他妈的。”科伯恩骂道。

一名士兵还在上子弹。他努力从后插入弹夹，但却怎么也弄不进去。弹夹掉在地上，他跪下来，双手在地上乱摸。科伯恩想大笑，但惊恐压制了笑意。

一名军官用波斯语对科伯恩大喊。科伯恩落下车窗，伸出手，指着手表说：“已经过五点了。”

士兵们讨论了一会儿，然后一名军官出现，让科伯恩出示身份证件。

科伯恩焦急地等待着。如果他被捕的话，那今天就太倒霉了。那名军官会相信科伯恩的表还是他自己的？

最后，士兵们让出了道，军官挥手示意科伯恩可以走了。

科伯恩舒了一口气，慢慢驶离了现场。

伊朗就是这样。

2

科伯恩的后勤小组展开了工作——订飞机票，包租巴士将人员送往机场，复印分发的传单。上午十点，科伯恩将各个分区的组长叫到布加勒斯特，让他们开始通知撤离者。

他为大多数人订下了泛美航空12月8日星期五飞往伊斯坦布尔的航班。剩下的人——包括莉兹・科伯恩和他们的四个孩子——将在同一天乘汉莎航空的飞机去法兰克福。成功订票后，EDS公司总部的两名高级管理人员，梅夫・斯托弗和T.J.马尔克斯将从达拉斯前往伊斯坦布尔迎接撤离人员，领他们去酒店，安排下阶段回国的航班。

那天，计划出了点小变动。保罗仍然不愿放弃伊朗的项目。他建议十名左右的高层骨干留下来，保证项目缓慢进行，以期伊朗的局势能平息，EDS公司能最终恢复正常工作。达拉斯方面同意了。自愿留下来的人有：保罗自己、他的副手比尔・盖洛德、杰伊・科伯恩，以及科伯恩指定的撤离后勤小组的大部分员工。另有两个人是不得不留下来的：卡尔・康芒斯和他的妻子维姬。维姬已怀有九个月身孕，只能在孩子出生之后离开。

星期五早上，科伯恩的小组实际上“接管”了德黑兰西部的梅赫拉巴德机场的一部分。他们口袋里都揣着一万里拉尔（约一百四十美元）的钞票，用以行贿。科伯恩的人有的在泛美航空的柜台后登记机票；有的在检查签证；有的在候机室；有的在处理行李。飞机其实订位超员了，科伯恩通过贿赂确保没有一个EDS公司的人会被赶下飞机。

一切都很顺利，但也有两次危急情况。一名EDS员工的妻子携带的是澳大利亚护照而无法拿到出境签证，因为发放出境签证的伊朗政府部门都在罢工（她的丈夫和孩子都有美国护照，所以不需要出境签证）。丈夫抵达检查护照的柜台，将他和他孩子的护照以及其他六七个人的护照叠成一摞递了过去。警卫刚要一本本查看，排队的EDS公司员工就开始推搡拥挤，制造混乱。科伯恩派出的人围在柜台周围，大声质问着，假装对拖延无比愤怒。持澳大利亚护照的女人趁乱穿过了候机室，未遇到任何阻拦。

另外有一个EDS员工家庭，他们收养了一名伊朗婴儿，却未能给孩子领到护照。孩子只有几个月大，可以趴在母亲的前臂上，头朝下睡觉。于是，孩子的养母凯西・马基托斯是个特别大胆无畏的人，她将熟睡的孩子放到前臂上，用雨衣盖住孩子，将其带上了飞机。

然而，登机之前大家都等了好几个小时，两个航班都延误了。机场买不到食物，撤离者饥肠辘辘。于是，在宵禁之前，撤离小组的一些人开车到城里搜罗一切他们能找到的食物。他们将街角几个贩卖糖果、水果和香烟的杂货铺扫荡一空，然后进入一家肯德基，买走了库存的所有小圆面包。他们返回机场，将食物分发给候机室的EDS公司的人，差点儿被等候相同航班的其他饥饿的乘客打劫。回来的路上，有两组人因为宵禁开始后还在外面而遭到拦截拘捕，但一辆试图逃走的汽车转移了士兵的注意力，当士兵朝着汽车开枪时，他们得以朝反方向溜走。

午夜零点过后不久，前往伊斯坦布尔的飞机起飞了。三十一小时后，前往法兰克福的飞机也起飞了。

那天晚上，科伯恩和撤离小组的大部分人都是在布加勒斯特度过的，他们就算回家也没有家人可陪。

科伯恩在指挥撤离行动时，保罗则在努力查明是谁出于何种目的要没收他的护照。

他的行政助理里奇・加拉格尔是一名擅长同伊朗官僚机构打交道的美国年轻人。加拉格尔主动要求留在德黑兰，他的妻子凯茜也没走，她在驻德黑兰的美国军队中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因此，加拉格尔夫妇不想离开。而且，他们只养了一条名叫布菲的贵宾犬，没有孩子可担心。

警察让法拉上交护照的那天——也就是12月5日——加拉格尔同保罗・布查一道拜访了美国领事馆。布查正是警察要没收护照的人之一，他已经不在伊朗工作，但碰巧有事重返了德黑兰。

他们见到了总领事洛・戈尔兹。戈尔兹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领事，年过五十，偏胖，秃顶，垂在额前的短发都花白了——他扮起圣诞老人来一定很合适。戈尔兹身边还有大使馆的一名伊朗员工阿里・乔丹。

戈尔兹建议布查赶紧坐飞机离开。法拉已经告诉警察——她完全不知道布查又回来了——布查不在伊朗，而警察似乎信了她的话。布查完全可以偷偷溜走。

戈尔兹主动提议保管保罗和比尔的护照和居留许可证。这样一来，倘若警察正式要求EDS公司提交这些证件，EDS公司就可以让他们去找大使馆了。

另一方面，阿里・乔丹还可以借此同警察接触，查明到底出了什么事。

那天晚些时候，护照和相关证件都被送到了大使馆。

第二天早上，布查登上飞机离开了伊朗。

加拉格尔打电话问大使馆情况。阿里・乔丹已同德黑兰警察局的比格拉里将军通过电话。比格拉里说，保罗和比尔被限制离境，如果试图离开的话，将会遭到逮捕。

加拉格尔问为什么。

乔丹解释，他们是作为“一项调查的重要证人”而被扣留的。

“什么调查？”

乔丹不知道。

加拉格尔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保罗，保罗十分困惑，也很忧虑。他从未卷入交通事故或者目睹犯罪，也跟中情局没什么关系……那被调查的是谁或者是什么事情呢？难道是EDS公司？还是说，调查只是个借口，真实的目的是将保罗和比尔留在伊朗，继续运行社保系统的电脑？

但警察也做出了妥协。阿里・乔丹抗辩说，警察可以没收居留许可证，因为那是伊朗政府颁发的，但他们无权没收护照，因为那是美国政府颁发的。比格拉里将军同意了。

第二天，加拉格尔和阿里・乔丹到警察局将相关证件交给比格拉里。在去的路上，加拉格尔问乔丹，保罗和比尔会不会被指控干了坏事。

“我觉得不太可能。”乔丹说。

在警察局，将军警告乔丹，如果保罗或比尔通过任何手段——例如乘美国军用飞机——离开了这个国家，美国大使馆就必须为此负责。

第二天——12月8日，也就是撤离的日子——洛・戈尔兹给EDS公司打电话。通过他在伊朗司法部的一个“线人”，他了解到，保罗和比尔作为重要证人被牵扯其中的调查，是针对已遭监禁的卫生部长舍科尔斯拉米扎德博士的腐败指控。

得知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后，保罗终于松了口气。他很乐意告诉调查者：EDS公司从未行贿。他甚至认为部长没有收过任何人的贿赂。伊朗的官僚以腐败而臭名昭著，但舍科博士——这是保罗对他的简称——似乎是另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他是受过正规训练的整形外科医生，思维敏锐，尤擅掌控细节。在卫生部，他团结了一帮年轻而有进取心的技术官员，他们能破除繁文缛节，提高办事效率。他的理想是将伊朗的卫生和福利水平提升到与美国相当，而EDS公司的项目只是大计划中的一部分。保罗认为舍科博士没有借此机会中饱私囊。

如果戈尔兹的“线人”所言不虚，那保罗就没什么可害怕的。但他真能高枕无忧吗？舍科博士三个月前被捕了。

保罗告诉伊朗人，如果卫生部不支付欠款，EDS公司就将撤离伊朗，之后伊朗人就突然意识到比尔和保罗是重要证人——这难道是巧合吗？

撤离行动之后，EDS公司剩下的人员都搬入了两间屋子里。12月10日和11日，也就是阿舒拉节的圣日，他们都待在屋子里打牌，一个房间里玩的赌注大，另一个玩的赌注小。保罗和科伯恩都在赌注大的房子里。他们邀请了科伯恩的“神秘朋友”——军情部门的两个联络人——加入牌局，这两人都有枪，能为他们提供保护。因为不能携带武器上牌桌，所以“神秘朋友”将枪放在了走廊里。

出乎意料的是，阿舒拉节过得相对比较平静——全国有数百万伊朗人参加了反对国王的示威，但几乎没有发生暴力冲突。

阿舒拉节后，保罗和比尔又开始考虑逃离伊朗，但大使馆方面的反应却令他们备感意外。作为预备步骤，他们要求大使馆的洛・戈尔兹还回护照。但戈尔兹说，他如果这么做，就必须告知比格拉里将军，那就相当于告诉警察，保罗和比尔将要开溜。

戈尔兹坚称，他曾在收取护照时给EDS公司打过招呼，说之后便是使馆和警方之间的事情了。但他当时一定说得很小声，因为EDS公司没有人记得他这么说过。

保罗怒不可遏。为什么戈尔兹必须同警察达成协议？戈尔兹完全没有义务告知警察他是如何处理美国护照的。看在上帝的份上，他的工作可不是帮助警察扣留保罗和比尔！大使馆应该帮助美国人，难道不是吗？

难道戈尔兹就不能违反他那愚蠢的协议，悄悄还回护照，等保罗和比尔安全返回美国之后再通知警察吗？绝对不行，戈尔兹说。如果他同警察发生争执，警察就会给其他人找麻烦，而戈尔兹必须考虑仍留在伊朗的一万二千名美国人。何况，保罗和比尔已经进了机场警察的“扣押名单”，即便他们证件齐全，也不可能通过护照检查。

得知保罗和比尔确实被扣留在伊朗后，达拉斯的EDS公司总部及其律师便开始高速运转。他们在华盛顿的关系没有共和党执政时那么强大，但还是有几个朋友。他们找到了鲍勃・斯特劳斯，一名能帮忙解决问题、本领超群的白宫政客，他恰巧是得州人；还找到了汤姆・摩尔上将，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主席，他认识现在伊朗军政府中的许多将军；以及理查德・赫尔姆斯，他曾担任过中情局局长和驻伊朗大使。在他们对国务院的联合施压下，美国驻德黑兰大使威廉・沙利文在同伊朗首相阿扎里将军会面时，提到了保罗和比尔的问题。

但所有的努力都毫无成效。

保罗给伊朗人的三十天付款期限到了。12月16日，他致信艾姆拉尼博士，正式终止了合同。但他没有彻底放弃。他让一批已经撤离的管理人员重返德黑兰，以显示EDS公司努力解决与卫生部之间纠纷的意愿。阿舒拉节很平静，在此鼓励下，部分管理人员甚至携带家属归来了。

大使馆和EDS公司在德黑兰的律师都没能查明是谁下令扣留保罗和比尔的，最后还是法拉的父亲马吉德从比格拉里将军那里打听到了消息。调查者是地方预审法官侯赛因・达德加，他是检察院的一名中级官员，在一个负责处理公务员犯罪案件的部门，权力非常大。达德加正在调查已经被监禁的前卫生部部长舍科博士。

尽管大使馆无法劝服伊朗人允许保罗和比尔离境，也不愿偷偷地将护照还给他们，但至少可以安排这个达德加尽快讯问保罗和比尔，好让他们回美国过圣诞吧？圣诞节对伊朗人来说没什么意义，戈尔兹说，但新年很重要，所以他将努力在新年前促成一次会谈。

十二月下旬，骚乱又爆发了（回来的管理人员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策划第二次撤离行动）。大罢工持续了许多天，石油出口——伊朗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锐减，也使EDS公司收回欠款的可能性降到了零。卫生部里几乎没有伊朗人上班，EDS公司的员工无事可做，保罗只好将一半管理人员送回美国过圣诞。

保罗打包了行李，锁好房子，搬进希尔顿酒店，准备一有机会就回美国。

城里谣言四布。杰伊・科伯恩通过情报网收集了大量信息，并将有价值的向保罗汇报。其中最令人不安的一条信息来自于美国女孩邦妮・弗雷沙克，她有朋友在伊朗司法部。在美国的时候，邦妮曾为EDS公司工作，而在德黑兰，尽管她已不是公司员工，却仍与公司保持着联系。她打电话告诉科伯恩，司法部打算逮捕保罗和比尔。

保罗同科伯恩商议，这同他们从美国大使馆听到的消息不符。他们都认为，大使馆的建议当然优于邦妮・弗雷沙克的，所以决定不采取应对措施。

保罗的圣诞节与几名同事在帕特・斯卡利家平淡地度过了。斯卡利是一名志愿返回德黑兰的年轻经理。斯卡利的妻子玛丽也回来了，给大家做圣诞晚餐的就是她。保罗开始想念鲁丝和孩子们。

圣诞节过去两天后，大使馆打来电话，说他们已经为保罗和比尔约到了地方预审法官侯赛因・达德加，双方将于12月28日早晨在艾森豪威尔大街的卫生部大楼会面。

九点刚过，比尔・盖洛德就来到了保罗的办公室。比尔端着一杯咖啡，穿着EDS公司的制服——商务西装、白衬衫、素净的领带、黑色布洛克皮鞋。

比尔与保罗一样，都是三十九岁，中等身材，体型偏胖。但外形上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保罗的肤色更黑，眉毛浓密，眼窝深陷，鼻子很大。穿便装时，他经常被误认为是伊朗人，直到他张嘴说出带纽约口音的英语。比尔的脸又圆又扁，皮肤白皙，任何人一见他都会认为他是盎格鲁-撒克逊人。

他们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信仰罗马天主教，但比尔更加虔诚，他们都喜爱美食，都接受过系统工程师的培训，并在六十年代加入EDS公司——比尔1965年入职，保罗1966年入职，都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尽管保罗稍晚一年入职，现在的职位却高于比尔。比尔对卫生保健行当了如指掌，而且在“管人”方面技术一流，但他没有保罗那么强势而活跃。比尔是一个深邃的思想者和谨慎的组织者。保罗从不担心比尔会搞砸一场重要的宣讲，因为比尔总会字斟句酌，精心准备。

他们配合得天衣无缝。保罗急躁冒进的时候，比尔就会让他停下来反思。比尔畏首畏尾的时候，保罗就会让他大胆往前闯。

他们在美国就已经相识，但他们的关系在过去九个月里更加熟稔。去年三月，比尔刚到德黑兰时就住在保罗家里。直到妻子和孩子也来了，比尔才搬走。保罗很内疚，几乎想让比尔回国，因为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比尔，而伊朗这儿除了一大堆问题外什么都没有。

对骚乱和枪击，比尔比大多数人都忧虑——也许是因为他未在这儿待太久，也许是因为他天生就爱忧虑。他认为护照的问题非常严重，保罗却不以为然。有一次，比尔甚至建议他和保罗乘火车前往伊朗东北边境，从那里进入苏联，因为没有人会想到美国商人会经由苏联逃跑。

比尔也非常想念艾米丽和孩子们，保罗觉得自己多多少少要为此负责，因为是他让比尔来伊朗的。

不过，一切就要尘埃落定了。他们将在今天见到达德加先生，取回他们的护照。比尔订了明天离开伊朗的航班，艾米丽正在策划元旦前夜为他举行接风宴会。用不了多久，这场噩梦就会结束了。

保罗笑着问比尔：“准备好了吗？”

“随时都可以走。”

“叫阿波尔哈桑来吧。”保罗拿起话筒。阿波尔哈桑是职位最高的伊朗雇员，在如何同伊朗人做生意方面为保罗提供了许多建议。他的父亲是一名出色的律师，他的妻子是美国人，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一项工作就是将EDS公司的合同翻译成波斯语。今天，在保罗和比尔同达德加会面时，他将担任翻译。

阿波尔哈桑立即来到保罗的办公室，一行三人出发了。他们没有带律师。根据大使馆的说法，这是一次例行会面，讯问也是非正式的。带律师去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可能引起达德加先生的不满，让他怀疑保罗和比尔有所隐瞒。保罗希望大使馆的人也能在场，但戈尔兹拒绝了这一请求——大使馆派代表参加这样的会议不合乎常规程序。然而，戈尔兹建议保罗和比尔携带相关文件，以证实他们来伊朗的时间、正式的职务以及职责的范围。

车在德黑兰一如既往的疯狂车流中穿梭，保罗心情压抑。能回家固然值得高兴，但他不愿承认失败。他是EDS公司派来伊朗开展业务的，而现在他却在亲手结束业务。无论怎么看，公司的第一次海外投资都失败了。伊朗政府资金短缺不是保罗的错，但如此安慰自己作用不大，因为借口是产生不了利润的。

他们沿着同美国高速公路一样又宽又直的艾森豪威尔大街前进，两侧都是行道树，最后驶入一座十层高的大楼前的院子。大楼远离公路，由手持自动步枪的士兵把守。这里就是卫生和社会福利部的社保组织所在地。该组织本应成为把伊朗建设为福利国家的推动者。就在这儿，伊朗政府和EDS公司携手合作，建立了社保系统。EDS公司占据了第七层的全部房间——比尔的办公室就在里面。

保罗、比尔和阿波尔哈桑出示了通行证，进入大楼。走廊肮脏，没什么装饰，整栋楼里寒气逼人——暖气又停了。一行人被领到了达德加的办公室。

办公室不大，四面墙壁脏兮兮的，达德加就坐在一张古老的银灰色金属桌后。他面前的桌上放着一本笔记本和一支钢笔。透过窗户，保罗能看到隔壁房间EDS公司正在建造的数据中心。

阿波尔哈桑介绍了双方。一个伊朗女人坐在达德加桌旁的椅子里，她是诺巴什夫人，达德加的翻译。

他们都坐在破烂的金属椅中。茶端了上来。达德加开始用波斯语发言，声音轻柔但又十分深沉，脸上没有表情。保罗趁翻译的间隙仔细打量达德加。他五十多岁，又矮又胖，不知为何让保罗联想到阿奇・邦克[阿奇·邦克（Archie Bunke），美国电视剧《全家福》（All in the Family）中的人物，美国电视剧上最著名的偏执狂。]。他黑皮肤，头发往前梳，仿佛要掩盖即将秃顶的事实。他留着小胡子，戴着眼镜，穿着一套朴素的西装。

达德加说完，阿波尔哈桑翻译道：“他警告说，如果发现你的回答不令他满意，他有权逮捕你。他还说，你最好推迟接受讯问，让你的律师准备好保释金。”

保罗对形势的变化深感震惊，但他立刻以商人的机敏做出了分析判断。好吧，他想，最糟的结果也不过是他不相信我们，然后逮捕我们——但我们不是杀人犯，二十四小时后我们就可以获得保释。但我们会被扣留在这个国家，不得不同律师商量应对之策……这并不比现在的状况更糟。

保罗盯着比尔问：“你怎么看？”

比尔耸了耸肩，说：“戈尔兹说，这是一次常规会面。提到保释金也似乎是按规矩行事——就像事先宣读你有何权利一样。”

保罗点头：“我们可不想会面延期。”

“那就不理会保释金什么的吧。”

保罗转向诺巴什太太说：“请告诉达德加先生，我们两人从未犯下罪行，也不知道鄙公司有其他什么人犯了罪，所以我们相信我们都不会被起诉，我们希望能在今天之内结束讯问，以便能返回美国。”

诺巴什如实翻译。

达德加说他首先想讯问保罗，比尔应该先离开，一个小时后再回来。

比尔离开了。

比尔上到七楼自己的办公室。他拿起话筒，打电话给布加勒斯特的罗伊德・布里格斯。布里格斯是仅次于保罗和比尔的三号人物。

“达德加说他有权逮捕我们。”比尔告诉布里格斯，“我们可能需要支付保释金。打电话问伊朗律师，这番警告意味着什么。”

“好的。”布里格斯说，“你在哪儿？”

“在卫生部我的办公室里。”

“我问清楚了回你电话。”

比尔挂上电话等待。自己会被捕吗？这一想法太荒谬了。尽管如今伊朗腐败成风，但EDS公司从未通过行贿获取合同。即便公司曾经贿赂过伊朗官员，比尔也不是经手人——他的工作是提供产品，而不是赢得订单。

几分钟后布里格斯回电话了。“没什么好担心的。”他说，“就在上周，有个被指控谋杀的男子支付了一百五十万里亚尔的保释金就被释放了。”

比尔迅速计算起来，那相当于两万美元，EDS公司应该拿得出这么多现金。几个星期来，他们积累了大量现金，一方面是因为银行罢工，另一方面也是为撤离做准备。“公司保险箱里有多少钱？”比尔问。

“大概七百万里亚尔，还有五万美元。”

这么说，比尔心里盘算，即使我们被捕，也能立刻支付保释金。“谢谢。”他说，“我感觉好多了。”

在楼下，达德加记录了保罗的全名、出生的时间和地点、上过的学校、电脑方面的经验和资格。他认真检查了正式任命保罗为EDS公司伊朗分公司总经理的文件。现在，他要求保罗陈述EDS公司是如何获得卫生部合同的。

保罗做了下深呼吸，说道：“首先，我想指出的是，合同谈判和签署的时候，我并不在伊朗工作，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是很了解。但我可以告诉你，我理解的谈判程序是什么样的。”

听了诺巴什夫人的翻译，达德加点了点头。

保罗继续发言，语速缓慢，表达规范，以帮助翻译能够理解，他说道：“1975年，EDS公司的一名管理人员保罗・布查了解到，伊朗卫生部正在寻找一家有医保和社保经验的数据处理公司，于是布查先生来到德黑兰，同卫生部的官员会面，商定了卫生部希望完成的工作的性质和规模。卫生部告诉他，路易斯・伯杰、马什和麦克伦南、伊朗信息系统、联合公共数据四家公司已投标，凯捷咨询公司也有投标意向。布查先生说，EDS是美国领先的数据处理公司，而且我们公司的专长正是卫生保健领域。他主动提议为卫生部免费做初步研究。卫生部同意了。”

保罗停下等诺巴什夫人做翻译，却发现她似乎并没有全部译出来，而达德加记下来的更少。保罗开始说得更慢，而且更频繁地停顿：“卫生部显然喜欢EDS公司的提议，因为他们要求我们进行一项花费二十万美元的详细研究。1975年10月，我们向卫生部提交了研究结果。卫生部接受了我们的方案，双方开始合同谈判。1976年8月达成了最终协议。”

“一切都是光明正大地进行的吗？”达德加透过诺巴什问。

“当然。”保罗说，“达成协议之后，又经过漫长的三个月，才获得了所有政府部门的许可，包括国王内廷的同意。每个步骤都是执行到位了的。合同到年末正式生效。”

“合同费用是否过高？”

“合同约定了最高20%的税前利润，如此大规模的合同，一般都要给足这么大的利润空间，这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

“EDS公司是否履行了合同规定的义务？”

对这个问题，保罗再清楚不过了。“是的，我们履行了。”

“你能提供证据吗？”

“当然。合同详细规定了我必须隔一段时间就与卫生部官员会面，汇报进度。我按照规定做了汇报，卫生部也做了会议记录。合同还规定了EDS公司无法履行义务时卫生部的投诉程序，但他们从未走过这样的程序。”

诺巴什夫人翻译完后，达德加没有写下一个字。这些他一定都知道，保罗想。

“看看窗户外面。”保罗接着说，“那里是我们的数据中心。去看看吧。里面有电脑。摸摸它们，它们在运转，它们在生成信息。读读打印出的结果。电脑正在被使用。”

达德加做了简单的记录。保罗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

接下来的问题是：“你们同马哈维集团有什么关系？”

“刚到伊朗的时候，我们得知必须有伊朗合作伙伴才能在这儿做生意。马哈维集团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然而，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给我们提供伊朗员工。我们定期同他们会面，但他们基本不参与经营。”

达德加问：“为什么卫生部一名叫托里阿提的人在EDS公司领工资？这难道没有利害冲突吗？”

终于接触到实质性问题了。保罗可以理解，托里阿提的身份看起来确实不寻常，但这很好解释。他说：“合同规定，我们出钱请专家顾问，协助卫生部充分利用我们提供的服务。托里阿提博士就是这样一位顾问。他有数据处理的知识背景，熟悉伊朗和美国的商业模式。由EDS公司而不是卫生部给他发工资，是因为卫生部的工资太低，无法吸引到他那样的人才。不过，合同也规定，卫生部必须对我们做出相应的补偿。所以，准确地说，他的工资不是我们发的。”

达德加又草草地记了两笔。这些情况他大可从文件中获知啊，保罗想，很可能他已经知道了。

达德加问：“那为什么托里阿提博士会开发票给卫生部？”

“这很好解释。”保罗答道，“他从未开过发票。他顶多只会验收一些门外汉完全搞不懂的高科技项目，然后通知部长项目已经完成。”保罗微笑着继续，“他非常认真地履行对卫生部的责任——他是我们最辛辣的批评者，总是在验收项目前问许许多多的尖刻问题。我有时候倒真的希望能控制他。”

诺巴什夫人开始翻译。保罗暗忖：达德加到底想干什么？他先是问我来伊朗之前的合同谈判的事，然后又提到了马哈维集团和托里阿提博士，似乎他们都非常重要一样。也许达德加自己也不知道要找到什么——或许他只是在多方试探，希望发现非法行为的证据。

这出闹剧究竟要持续多久啊？

比尔就在外面的走廊里，穿着轻便大衣御寒。有人给他端上一杯茶，他双手捧着杯子，一边啜饮一边暖手。大楼里又暗又冷。

一见到达德加，比尔就惊讶地发现他与普通伊朗人不同。他冷漠、粗野、不友善。大使馆的人说达德加对比尔和保罗“怀有好感”，但比尔可没有这样的感觉。

比尔思考着达德加在玩什么把戏。他是在威胁他们，还是当真在考虑逮捕他们？无论如何，见面都没有按照大使馆的预期进行。大使馆的建议——不带律师或大使馆代表来——现在看起来错了。也许他们只是想置身事外。保罗和比尔如今只能靠自己了。这一天可不会太愉快，但这天结束的时候，他们也许就能回家了。

透过窗户，比尔看见艾森豪威尔大街上有些喧闹。就在这条大街的另一头，持不同政见者正在拦截过往车辆，将霍梅尼的画像贴在挡风玻璃上。保卫卫生部大楼的士兵则拦下车辆，将画像撕下来。士兵们的情绪愈发激昂，他们打碎了一辆车的前灯，又砸破了另一辆车的挡风玻璃，似乎是想好好教训司机。接着，他们将司机从一辆车里拖出来，狠狠揍了一顿。

他们又选中了一辆出租车——橘红色的德黑兰出租车。那辆车当然径直开过去了，连停都没有停，士兵们被触怒了，追上去，还开了枪。出租车和追出租车的士兵都从比尔的视野里消失了。

一番闹腾后，士兵们结束了令人沮丧的游戏，回到了院子里的岗位上，那里位于卫生部大楼的前部，四周围着墙。这场既幼稚又野蛮的闹剧折射出了伊朗的现状。这个国家正每况愈下。国王大权旁落，反对者决心驱逐他或者干脆杀了他。对车中的人，比尔深感同情。他们是无辜的受害者，除了祈祷局势好转外什么也干不了。如果伊朗人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那美国人就更危险了，比尔想。我们必须离开这个国家。

走廊里还有两个无所事事的伊朗人，他们也在观看着艾森豪威尔大街上的骚乱，震惊程度丝毫不亚于比尔。

讯问从上午进行到了下午。比尔午餐吃了块三明治，配上更多的茶。他很想知道审讯室里的状况。他对被迫等待并不意外——在伊朗，“一个小时”的意思就是“晚些时候”，并不是精准的描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愈发不安起来。保罗在里面遇到麻烦了吗？

那两个伊朗人整个下午都待在走廊里，什么都没干。比尔隐隐怀疑他们的身份。他没有同他们说话。

他希望时间能飞快地过去。他订了明天的航班。艾米丽和孩子们在华盛顿，他的父母和岳父母都住在那儿。他们要在元旦前夜为他举办一场大派对。他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他们。

他几个星期前就该离开伊朗，那时已有人开始扔燃烧弹。一名家里被燃烧弹袭击的受害者是他在华盛顿念高中时的同学，她嫁给了美国大使馆的一位外交官，比尔同他们谈论了这次袭击。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但大家都很害怕。我当时就该警醒，立刻离开这里，他想。

最后，阿波尔哈桑打开门叫道：“比尔！请进来。”

比尔看了看表——下午五点。他进了屋。“真冷啊。”他边说边坐了下来。

“坐在椅子里还挺暖和的。”保罗苦笑道。比尔看着保罗的脸——他似乎很不舒服。

讯问比尔前，达德加喝了一杯茶，吃了一个三明治。比尔注视着他，心想：小心！这家伙打算让我们掉进陷阱里，那样他就能阻止我们离开伊朗了。

讯问开始了。比尔说出了自己的全名、出生的日期和地点、上的学校、工作资格和经验。达德加问话和做笔记的时候一直板着脸——他就像一台机器，比尔想。

他开始明白为什么对保罗的讯问进行了这么久。每一个问题都必须从波斯语翻译成英语，而每一个回答又必须从英语翻译成波斯语。翻译主要由诺巴什夫人负责，但阿波尔哈桑会不时打断她，做出说明或更正。

达德加就EDS公司执行与卫生部合同的情况讯问了比尔。比尔做了详尽细致的答复，但这个话题十分复杂，技术性相当高，他断定诺巴什夫人不怎么听得懂他在说什么。总之，没人能仅凭几个普通的问题就搞清楚整个项目有多么复杂。谁会这么傻啊？比尔想，为什么达德加要坐在冰冷的房间里，问一整天愚蠢的问题？这是一种伊朗仪式，比尔判断。达德加需要尽可能完善记录，表明他做过细致的调查，以免日后被指责放走了他们。但他顶多只能让他们滞留伊朗一段时间。他们早晚都会离开的。

达德加和诺巴什夫人看上去都不友善。这场讯问变得更像是法庭盘问。达德加说EDS公司给卫生部的进度报告造假，借此诈骗卫生部为未完成的工作付款。比尔指出，卫生部的官员能够掌握项目的进度，而且从未表示报告不准确。倘若EDS公司未能尽责，卫生部为什么不投诉呢？达德加可以去查阅卫生部的文件。

达德加又问到了托里阿提博士，比尔解释了托里阿提扮演的角色，但诺巴什夫人在达德加还没有说任何可供翻译的话之前，就说比尔的解释不可信。

接着是一堆八竿子打不着的问题，其中一个完全不知所谓：EDS公司有没有雇佣希腊员工？比尔说没有，不知道这问题有什么意义。达德加似乎丧失了耐心。也许他希望比尔同保罗的回答能自相矛盾，但现在他大失所望，只好装模作样地走过场。他的提问马虎而仓促，也没有在比尔作答后追问或要求进一步澄清。一个小时后，他结束了讯问。

诺巴什夫人说：“请你们在达德加先生的笔记本上的每一对问答旁签字。”

“但他是用波斯语写的——我们一个字都不认识！”比尔抗议道。他知道这是陷阱，这些文字是达德加给他们编造的谋杀、间谍或别的什么罪名，签了字就等于招供。

阿波尔哈桑说：“我会检查一下笔记的内容。”

保罗和比尔等待阿波尔哈桑检查笔记。他看起来读得很粗略。他将笔记本放在桌上，说：“我建议你们签字。”

比尔知道自己不应该签，但他别无选择。如果他想回家，就必须签字。

他看着保罗。保罗耸耸肩。“我想我们还是签了吧。”

他们轮流拿过笔记本，将名字写在了一堆看不懂的波斯文字旁边。

签完字后，房间里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现在他得让我们回家了吧，比尔想。

达德加将资料放入一堆整齐的文件里，一边同阿波尔哈桑用波斯语聊了几分钟。然后他离开了房间。阿波尔哈桑转身面对保罗和比尔，满脸严肃。

“你们被捕了。”他说。

比尔心一沉。这意味着没法坐飞机回华盛顿，没法见到艾米丽，没法参加元旦前夜的派对了……

“保释金是九千万托曼，保罗六千万，比尔三千万。”

“天啊！”保罗说，“九千万托曼就是……”

阿波尔哈桑在一张纸上算了出来。“差不多是一千三百万美元。”

“开什么玩笑！”比尔说，“一千三百万？杀人犯的保释金才两万。”

阿波尔哈桑说：“他问你是否准备交保释金。”

保罗大笑道：“告诉他我手头有点儿紧。我得去银行取钱。”

阿波尔哈桑没有答话。

“他不是认真的吧？”保罗说。

“他是认真的。”阿波尔哈桑说。

比尔突然怒不可遏——达德加、洛・戈尔兹，还有这个该死的世界，都他妈的不是东西。这明明是个陷阱，他们却生生地掉了进去。为什么？他们主动来到了这里与达德加见面，见面是美国大使馆安排的。他们没有干坏事，也没有人拿得出他们干坏事的证据，但他们还是要进监狱，而且是伊朗的监狱！

阿波尔哈桑说：“你们可以每人打一通电话。”

就像电视上的警匪片一样——打一通电话，然后就进监狱。

保罗拿起话筒拨号：“请找罗伊德・布里格斯。我是保罗・恰帕罗恩……罗伊德？我今天不能回来吃晚饭了。我被逮捕了。”

比尔想，保罗到现在还不相信自己真会被关进监狱。

保罗听了片刻，说：“先给盖登打电话怎么样？”比尔・盖登和比尔・盖洛德的名字十分相近，前者是EDS公司的全球总裁，保罗的顶头上司。一旦消息传回达拉斯，比尔想，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伊朗人就会见识到EDS公司的厉害了。

保罗挂断电话，换比尔打电话。他致电美国大使馆，要求总领事接听。

“戈尔兹吗？我是比尔・盖洛德。我们刚才被逮捕了，保释金是一千三百万美元。”

“怎么会这样？”

比尔对戈尔兹冷静而从容的声调大为光火。“是你安排了这场会面，你还说我们可以离开！”

“如果你们没有干坏事，我肯定——”

“你说‘如果’是什么意思？”比尔怒吼道。

“我会尽快派人来监狱。”戈尔兹说。

比尔挂上电话。

那两个在走廊晃荡了一整天的伊朗人进了屋。比尔发现他们高大魁梧，多半是便衣警察。

阿波尔哈桑说：“达德加说不必给你们上手铐。”

保罗说：“真是谢谢啊。”

比尔忽然想起那些关于国王监狱中虐待囚犯的传说。他尽量不去多想。

阿波尔哈桑说：“你们要把公文包和钱包交给我吗？”

他们将包交了出去。保罗留下了一百美元。

“你知道监狱在哪儿吗？”保罗问阿波尔哈桑。

“你们将前往司法部设在海亚姆街的临时拘留所。”

“赶紧回布加勒斯特，向罗伊德・布里格斯汇报详情。”

“好。”

一名便衣警察打开了门。比尔看着保罗。保罗耸耸肩。

他们出了门。

警察押送他们下楼，进入一辆小车。“我想我们得在监狱待上几个小时。”保罗说，“大使馆和EDS公司需要那么长时间才能派人来把我们保释出去。”

“他们可能已经到监狱了。”比尔乐观地说。

两名警察中更壮的那名坐进了驾驶席，他的同事坐在副驾驶席上。他们驶出院子，进入艾森豪威尔大街，车速很快。他们突然转弯，进入一条狭窄的单行道，以最快的速度逆行。比尔紧抓住面前的座椅。他们左转右拐，回避从对面驶来的轿车和公交车，其他司机纷纷鸣笛挥拳。

他们朝南稍偏东的方向前进。比尔想象着到达监狱时的情形。EDS公司或大使馆的人会来商量降低保释金，让他们直接回家而不用蹲号子吗？大使馆的人肯定对达德加的所作所为备感愤怒。沙利文大使会出面斡旋，让他们立刻获释。毕竟，将两名没有犯下任何罪行的美国人关进伊朗监狱，并将保释金定为一千三百万美元是极其不公正的。整件事都荒唐透顶。

但他现在却坐在这辆车的后座里，静静地注视着窗外，思考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车继续向南行驶，透过车窗看到的景象让他更加惊惧。

美国人在城北生活和工作，在那里骚乱和斗殴还是偶发现象，但这里——比尔现在意识到——混乱却已是常态。被焚毁的公交车的黑色残骸在街上冒着烟；数百示威者大肆破坏，高喊着，唱着圣歌，纵火，建路障；十多岁的少年朝汽车抛掷着莫洛托夫鸡尾酒——一种以碎布为引信的装满汽油的酒瓶。他们的目标似乎是随机的，下一个遭袭击的可能就会是我们，比尔想。他听见了枪声，但光线昏暗，他没有看见谁在朝他们开枪。司机驾着车一路狂奔，从未减速。路上几乎每隔一条街都被暴徒、路障或燃烧的汽车所堵塞，司机只好绕行，不顾任何交通信号灯，沿着小路以疯狂的速度绕过阻碍。我们不可能活着到看守所了，比尔一边想，一边摸了摸兜里的念珠。

这段路似乎永远也走不完，但就在这时，小车突然拐进了一个圆形院子，停了下来。壮实的司机一言不发地下了车，进了楼。

司法部很大，占据了整整一个街区。黑暗中——街灯都熄了——比尔隐约看见一栋五层高的大楼。十或十五分钟后，司机出了大楼，钻进驾驶席，绕到了大楼后面。比尔猜他已经在大楼里做了囚犯入监登记。

车在大楼后驶上路沿，在人行道上停了下来，旁边是一道又长又高的砖墙，墙上有一扇双开铁门。右侧很远的地方，隐约看得见一个小公园或花园的轮廓。司机下了车，一扇铁门上的窥视孔打开了，司机同门后的人用波斯语聊了两句，然后门开了，司机示意保罗和比尔下车。

他们走进铁门。

比尔环顾四周。他们处在一个小院子里。他看见十到十五个配有自动武器的警卫分散在院内。面前是一个环形车道，上面停着轿车和卡车。左侧有一座平房，紧挨着砖墙，右侧则是另一扇铁门。

司机来到第二扇门边，敲了敲门。窥视孔打开，他又同里面的人用波斯语说了几句。然后门开了，保罗和比尔被推了进去。

他们来到登记处，那里放着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比尔环顾四周。没有律师、没有大使馆员工，也没有EDS公司的管理人员来救他们。我们无人相助，他想，这将会很危险。

一个警卫站在桌后，手握一支圆珠笔和一叠表格。他用波斯语问了个问题，保罗估摸着答道：“我叫保罗・恰帕罗恩。”然后拼读了一遍。

填写表格用了将近一个小时。一个能说英语的囚犯被带出来做翻译。保罗和比尔填写了他们在德黑兰的住址、电话号码、出生日期，还列出了他们的随身物品。他们的钱被没收了，每人只能保留两千里亚尔，大概相当于三十美元。

他们被带到邻近的房间里，被要求脱掉衣裳。他们脱得只剩下内裤。警卫搜查了他们的衣裳和身体。他们吩咐保罗穿上衣裳，但没对比尔这么说。这里非常冷——这里的暖气也停了。比尔光着身子，瑟瑟发抖，不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监狱里显然只有他们两个美国人。他之前读过报道，还听人说过，伊朗的监狱堪比地狱。警卫会对他和保罗做什么？其他囚犯会怎么对他们？但愿有人早点来解救他们。

“我能穿上外套吗？”他问警卫。

警卫没有听懂。

“外套。”比尔说，做了一个穿外套的动作。

警卫将他的外套递给他。

不一会儿，另一名警卫进来让比尔穿好衣服。

他们被带回了登记处。比尔再次环顾四周，期待看到律师或朋友，但他再次失望了。

警卫领他们穿过登记处。又一扇门打开了。他们沿着台阶进入地下室。

地下室里寒冷、阴暗、肮脏。几间牢房里挤满了囚犯，他们全都是伊朗人。尿骚味令比尔闭上嘴，用鼻子浅浅地呼吸。警卫打开了九号牢房的门，保罗和比尔走了进去。

十六个胡子拉碴的囚犯好奇地瞪着他们。保罗和比尔也瞪着他们，心中恐怖不已。

牢门在他们身后“砰”地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