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鹰翼行动  作者:肯·福莱特

1

2月5日中午,离约翰・豪威尔把保罗和比尔弄出监狱只差一步了。

达德加说他可以接受三种形式的保释金:现金、银行保函,或者将EDS留置在伊朗的财产进行抵押。现金是不可能的。首先,如果拿着装有一千二百七十五万美元现金的箱子进入无法无天的德黑兰,那很可能无法活着进入达德加的办公室。其次,达德加也许会收了钱但仍然扣押保罗和比尔——要么提高保释金,要么就用新的借口重新逮捕他们(汤姆・沃尔特建议使用假钞,但是没有人知道去哪儿弄假钞)。他们必须签署合同,保证达德加能拿到钱,同时保罗和比尔能获取自由。汤姆・沃尔特终于在达拉斯找到了一个愿意开立信用证的银行,但豪威尔和泰勒却找不到愿意接受信用证并开立达德加所要求的保函的伊朗银行。同时,豪威尔的老板汤姆・卢斯考虑了第三种选择:将留置在伊朗的财产进行抵押,然后想到了一个也许行得通的疯狂主意:用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做抵押,保释保罗和比尔。

国务院现在开明了许多,但还没有准备好拿德黑兰大使馆做抵押。不过,他们愿意以美国政府的名义做担保。这本身就是开天辟地头一回:美国愿意为两名囚犯支付保释金!

首先,达拉斯的汤姆・沃尔特找到了一家银行,开立了一张以国务院为受益人的一千二百七十五万美元的信用证。因为这场交易完全在美国内部进行,所以几个小时就完成了。国务院一拿到信用证,公使衔参赞查尔斯・纳斯——沙利文大使的副手——就发布了外交照会,说保罗和比尔如果获释,将随时前往接受达德加审讯,否则大使馆将支付保释金。

达德加此时正在同大使馆的总领事洛・戈尔兹会面。豪威尔未获邀参加,但阿波尔哈桑代表EDS公司出席了。

豪威尔昨天同戈尔兹进行了预备会议。他们一起审阅了保函的条文,戈尔兹边看边用平静清晰的声音念出来。戈尔兹变了。两个月前,戈尔兹偏执地认为自己绝对正确——是戈尔兹拒绝瞒着伊朗人还回保罗和比尔的护照——现在戈尔兹却愿意采取非正常手段了。也许处于革命的漩涡中让这个老顽固灵活了一点儿。

戈尔兹告诉豪威尔,释放保罗和比尔的决定将由巴赫提亚尔首相做出,但首先得征得达德加的同意。豪威尔希望达德加不会制造麻烦,因为戈尔兹不是那种能冲达德加拍桌子瞪眼的人。

这时传来敲门声,阿波尔哈桑走了进来。

豪威尔可以从他的表情看出,他带来的是坏消息。

“出什么事了?”

“他拒绝了我们。”阿波尔哈桑说。

“为什么?”

“他不接受美国政府的担保。”

“他给理由了吗?”

“法律中没有规定他可以接受美国政府的担保。保释金必须是现金,或者银行保函——”

“或者将留置在伊朗的财产进行抵押,我知道。”豪威尔感觉麻木了。经历了那么多次失望,那么多次无功而返,他已经丧失了怨恨和发怒的能力。“你有没有提到首相?”

“提到过。戈尔兹告诉他,我们将向巴赫提亚尔提出请求。”

“达德加怎么说?”

“他说美国人就爱来这一套。他们总通过对高层施加影响来解决问题,却全然不顾下面的具体情况。他还说,如果他的上司看不惯他处理这个案子的方式,可以把他调走,那样他会很开心,因为他已经疲倦了。”

豪威尔皱眉。这是什么意思?他本以为伊朗人想要的其实是钱,现在钱送上门了他们却不要。真的是因为法律上没有规定国家担保不能作为保释条件吗?还是说,这只是个借口?也许法律中真没有这个规定。EDS公司的案子一直具有很强的敏感性,现在霍梅尼回国了,达德加很可能害怕做任何可能被看作亲美的事。如果豪威尔以合法的形式支付了保释金会怎样?达德加会觉得自己总算下了台阶,进而释放保罗和比尔吗?他会再编造另一个理由吗?

想知道答案,办法只有一个。


霍梅尼回伊朗的那一周,保罗和比尔提出要见神父。

保罗的感冒演化成了支气管炎。他请监狱医生来看病。医生不会说英文,但一眼就看出了保罗的问题——他不住地咳嗽,医生点了点头。

医生给保罗开了点保罗猜是青霉素的东西,此外还开了瓶治咳嗽的药。这种药的味道非常熟悉,让保罗猛然回想到儿时的片段——他的母亲从老式瓶子里将黏糊糊的糖浆倒进勺子,喂给他吃。这种药就是他当年吃过的那种。他的咳嗽好转了一点,但他胸部的肌肉已经受伤。每次深呼吸,他就会感到刀割般的疼痛。

他有一封鲁丝写的信,他读了一遍又一遍。那是一封普通的唠家常的信。凯伦进了新学校,但还不怎么能适应。这很正常——凯伦每次换学校,头几星期她都会很不自在。保罗的小女儿安・玛丽更随遇而安一些。鲁丝对她母亲说,保罗过几周就会回来,但这个谎言快兜不住了,因为两周的期限被延长到了两个月。她打算买房子,汤姆・沃尔特在法律程序方面给了她帮助。无论鲁丝的心情如何,她都没有在信中流露出来。

基恩・泰勒是最常来监狱探访的人。他每次来,都会给保罗一包烟,里面塞着一张五十美元或一百美元的钞票。保罗和比尔可以用这笔钱买到一些特权,比如洗澡。有一次探访的时候,警卫离开了房间一会儿,泰勒给了他们四千美元。

另一次来探访时,泰勒带来了威廉姆斯神父。

威廉姆斯是天主教传教团的神父。在美好的过去,保罗和比尔同EDS公司的人常在星期天上午去传教团打牌。威廉姆斯已经八十多岁,鉴于局势凶险,他的上司准许他离开德黑兰。但他更想留任。他告诉保罗和比尔,革命对他来说并不新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在中国当传教士,经历了日本人的入侵,随后又见证了将那个人推上权力巅峰的革命。他自己也坐过牢,所以他明白保罗和比尔的感受。

就像罗斯・佩罗一样,威廉姆斯神父的来访提振了他们的士气。比尔比保罗更虔诚,所以意志也更加坚定。信仰给了他勇气,去面对未知的未来。在离开之前,威廉姆斯神父赦免了他们的罪愆。比尔仍然不知道自己是否能离开监狱,但现在他已做好面对死亡的准备。

1979年2月9日,星期五,伊朗爆发了革命。在短短一周多的时间里,霍梅尼推翻了摇摇欲坠的合法政府。他号召军队起义,逼议会议员辞职。他任命了“临时政府”,尽管巴赫提亚尔仍然是官方首相。他的支持者组成了革命委员会,接手了从法律秩序到垃圾收集的方方面面,并在德黑兰开办了一百多家伊斯兰合作社。2月8日,有超过一百万人参加了支持霍梅尼的穿城大游行。少数忠于政府的军人和霍梅尼的支持者之间不断爆发街头冲突。

2月9日,在德黑兰的两个空军基地——多申・托佩和法拉哈巴德——军官和学员接受了霍梅尼的检阅,这激怒了国王的私人卫队——加瓦丹旅。他们袭击了两个空军基地。空军军官设置了壁垒,抗击国王的私人卫队。他们得到了基地内外武装革命者的支持。

共产主义游击队和穆斯林圣战者涌向多申・托佩。军火库被打开,武器被分发给士兵、游击队员、革命者、示威者和路人。

那天晚上十一点,加瓦丹旅大规模反扑。军队中霍梅尼的支持者警告多申・托佩的反叛者,加瓦丹旅来了,反叛者在加瓦丹旅抵达基地前就发动了反击。加瓦丹旅的几名资深军官在战斗打响后不久就阵亡了。战斗持续了整晚,蔓延到基地周围一大片区域。

第二天中午,战场扩展到了城市的大部分。


那天,约翰・豪威尔和基恩・泰勒到市区开会。

豪威尔相信,他们能在几小时内就让保罗和比尔获释。他们已经做好了支付保释金的准备。汤姆・沃尔特找到了一家得克萨斯州的银行,将向美林银行纽约支行开立金额为一千二百七十五万美元的信用证。

然后,美林银行德黑兰支行将向伊朗司法部开立银行保函,保罗和比尔就能保释出狱。但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美林银行副总经理萨德尔-哈什米发现——其他银行家也都发现了——保罗和比尔是商业人质,如果他们出狱,EDS公司就会在美国法庭提出上诉,称遭到了敲诈,不能付款。如果出了这种事,美林银行纽约支行就拿不到钱,而美林银行德黑兰支行还必须向伊朗司法部支付保释金。萨德尔-哈什米说,他不会同意做这笔生意,除非他的纽约律师告诉他,EDS公司决不可能拒绝付款。豪威尔非常清楚,任何一个有常识的美国律师都不会做这种保证。

基恩・泰勒先到了奥姆兰银行。EDS公司同该银行签有合同,负责安装在线电脑会计系统,泰勒在德黑兰的工作就是监督这一合同的履行,所以他认识银行的管理人员。他同法哈德・巴赫提亚尔会面,后者是奥姆兰银行的高管,也是沙赫普尔・巴赫提亚尔首相的亲戚。首相明显随时会丧失权力,法哈德打算离开伊朗。所以,同萨德尔-哈什米相比,他不太关心EDS公司是否无法支付一千二百七十五万美元的问题。不管原因是什么,反正他答应帮忙了。

奥姆兰银行在美国没有支行,那EDS公司如何付款呢?双方约定,达拉斯的银行将通过一个名为“加押电传”的系统将信用证交付给奥姆兰银行的迪拜支行。迪拜支行将通过电话向德黑兰支行确认已经收到信用证,德黑兰支行将向司法部开立保函。

这个过程中会有所延滞,每一步都必须得到奥姆兰银行董事会和律师的同意。每个看过合同的人都会提出在措辞上做小修改,而这些修改——英语和波斯语两种版本——必须同迪拜和达拉斯沟通,然后再从达拉斯向迪拜发电传,加押,通过电话取得德黑兰支行的同意。因为伊朗的周末是星期四和星期五,所以每周只有三天双方银行都上班。又因为德黑兰比达拉斯早九个半小时,双方银行其实没有一分钟是同时上班的。而且,伊朗银行大部分时间都在罢工。所以,即便只做两个字的更改,也需要一个星期才能搞定。

最后,交易还必须取得伊朗中央银行的同意。豪威尔和泰勒打算在2月10日星期天去解决这个问题。

上午八点半,他们开车前往奥姆兰银行时,德黑兰还比较安静。他们同法哈德・巴赫提亚尔见了面。令他们意外的是,法哈德说,他们已经向中央银行提出申请了。豪威尔非常高兴——伊朗人终于又一次提前做安排了!他将一些文件留给了法哈德——包括一份已签字的信用证——他和泰勒继续向市中心的中央银行驶去。

城市现在苏醒了,交通比平时更加糟糕,但危险驾驶是泰勒的专长,他在街上见缝插针,穿来穿去,不停变道,在高速公路上掉头,将伊朗司机抛在身后。

在中央银行,已经有一大帮人等着见法哈德先生,因为他掌握着审批大权。终于,他把脑袋从办公室中伸出来,说交易已经获批,并且告知了奥姆兰银行。

这真是个好消息!

他们返回汽车,朝奥姆兰银行驶去,却发现城市各处又爆发了冲突,不时可以听到枪声,看到从建筑中冒出的浓烟。奥姆兰银行在医院对面,伤亡者被从战区用轿车、皮卡和公交车拉进医院,所有车的天线上都绑着白布,以示紧急,还不停地拉着警报。街上全是人,一些是来献血的,一些是来探望伤员的,还有一些是来认领尸体的。

他们刚好及时地解决了保释金的问题。不仅保罗和比尔,现在豪威尔和泰勒以及他们所有人都面临极大的危险。他们必须抓紧离开伊朗。

豪威尔和泰勒进入银行,找到了法哈德。

“中央银行同意交易了。”豪威尔告诉他。

“我知道。”

“信用证没问题吧?”

“没问题。”

“如果你能给我们保函,我们可以立刻去司法部。”

“今天不行。”

“为什么?”

“我们的律师艾玛米博士看过信用证后,希望做一点改动。”

泰勒嘟哝道:“上帝啊。”

法哈德说:“我得去日内瓦五天。”

更有可能一去不返。

“我的同事会负责你们的事,如果你们遇到了问题,打电话到瑞士找我就行。”

豪威尔压抑住怒火。法哈德知道事情绝非如此简单——他走之后,困难就更大了。但大吼大叫于事无补,所以豪威尔说:“做哪些改动?”

法哈德把艾玛米博士叫进来。

“我还需要再找两个董事签字,”法哈德说,“明天开董事会的时候我就搞得到。我还必须同达拉斯的国家商业银行核对信息。”

“这要用多长时间?”

“不久。我走之后,我的助理会处理这件事。”

艾玛米博士向豪威尔解释了他建议信用证中要做的文字修改。豪威尔愿意修改,但改过的信用证又必须再走一遍耗时的流程——通过加押从达拉斯电传到迪拜,再从迪拜打电话通知德黑兰。

“我们今天之内就把这件事搞定吧。”豪威尔说,“你现在就可以同达拉斯的银行核实。我们可以找到另外两个董事——不论他们在这个城市的什么地方——搞到他们的签字。我们会给达拉斯打电话,修改文字,立即发出加押电传。迪拜今天下午就可以向你确认,然后你就可以开立保函——”

“今天迪拜休息。”法哈德说。

“好吧。明天上午再跟迪拜确认——”

“明天罢工。银行没人上班——”

“那星期一——”

对话被警报声打断。一个秘书从门卫室探入头来,用波斯语说了几句。“今天提早宵禁。”法哈德解释道,“现在我们必须全都离开。”

豪威尔和泰勒坐在那里面面相觑。两分钟后,办公室里就只剩下他们两人。他们又失败了。


那天晚上,西蒙斯对科伯恩说:“明天就动手。”

科伯恩觉得他在做梦。

2

2月11日,星期一,谈判组照例在上午前往被他们称为布加勒斯特的EDS公司大楼。约翰・豪威尔带着阿波尔哈桑去卫生部了,他们约好十一点同达德加会面。其他人——基恩・泰勒、比尔・盖登、鲍勃・扬,以及里奇・加拉格尔——去楼顶观看燃烧的城市。

布加勒斯特不是一座高楼,但它坐落在德黑兰北部隆起的山坡上,所以他们可以从楼顶俯瞰舞台一样的城市。往东往南,现代摩天大楼从低矮的别墅和贫民窟中拔地而起,烟幕翻滚,升入昏暗的天空,武装直升机绕着大火盘旋,就像烤架旁的黄蜂。一名EDS公司的伊朗司机带了一台晶体管收音机到楼上,调到被革命者控制的电台。通过广播和司机的翻译,他们才确认了烧起来的是哪些建筑。

基恩・泰勒已经脱下了优雅的背心西装,换上牛仔裤和牛仔靴,下楼接电话。是“摩托男”打来的。

“你们必须离开这里。”“摩托男”告诉泰勒,“尽快离开这个国家。”

“你知道我们不能这么做。”泰勒说,“我们不能抛下保罗和比尔。”

“你们留下来会非常危险。”

泰勒听见电话另一头传来激战的声音。“你到底在哪儿啊?”

“在市场附近。”“摩托男”说,“我正在制造莫洛托夫鸡尾酒。他们今天上午出动了直升机,我们刚想出怎么把他们射下来的办法。我们点燃了四辆坦克——”

电话断线了。

不可思议,泰勒握着电话想,“摩托男”在战争中突然想到了他的美国朋友,打电话警告我们。伊朗人总能出人意料。

他回到了房顶上。

“看那个。”比尔・盖登对他说。和蔼的EDS海外公司总裁盖登也换上了便装——已经没人假装还在上班了——他指着东边的一条烟柱。“如果燃烧的不是加斯尔监狱,也一定是非常近的地方。”

泰勒眯眼远眺。很难辨认清楚。

“给卫生部达德加的办公室打电话。”盖登吩咐泰勒,“豪威尔应该到那儿了。让他要求达德加释放保罗和比尔,交予美国大使馆看押,以保证其人身安全。如果我们不把他们弄出来,他们一定会被烧死的。”


约翰・豪威尔觉得达德加不太可能现身。整个城市都是战场,调查国王统治时期的腐败现在看起来只有学术意义。但达德加就在办公室里等豪威尔。豪威尔真想知道这家伙的动力来自何处。献身精神?仇恨美国人?担心即将上台的革命政府?豪威尔可能永远不得而知。

达德加曾问过豪威尔EDS公司同阿波尔法斯・马哈维的关系,豪威尔答应提供完整的材料。这些材料似乎对达德加达成其隐秘的目的非常重要,因为几天之后,他就催着豪威尔交材料,说:“我可以审问这里的人,得到我想要的信息。”豪威尔知道这是威胁,不答应就逮捕更多的EDS公司管理人员。

豪威尔准备了十二页英语材料,附了一份波斯语的说明。达德加读过说明后发言。阿波尔哈桑翻译道:“你们公司是否合作,直接影响我对恰帕罗恩和盖洛德的态度。我们的法律允许对提供信息的人给予宽大处理。”

太可笑了。他们可能在几个小时后被杀死,达德加却还在谈论什么宽大处理。

阿波尔哈桑开始将材料大声翻译成波斯语。

豪威尔知道,选择马哈维做伊朗的生意伙伴是EDS公司的失策——尽管马哈维帮公司拿到了进入伊朗后的第一份合同,但他后来被国王列入了黑名单,并且在卫生部的合同上制造了不少麻烦。

然而,EDS公司没什么好隐瞒的。豪威尔的上司汤姆・卢斯为了让EDS公司摆脱嫌疑,将EDS公司同马哈维的关系的详细资料都提交给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所以达德加看到的材料中的大部分内容其实已经公开了。

一通电话打断了阿波尔哈桑的翻译。达德加拿起话筒,交给阿波尔哈桑。后者听了一会儿,然后说:“是基恩・泰勒。”

一分钟之后,他挂断电话,对豪威尔说:“基恩在布加勒斯特的楼顶上看到加斯尔监狱附近起火了。如果暴徒袭击监狱,保罗和比尔可能会受伤。他建议我们请达德加将他们移交给美国大使馆。”

“好。”豪威尔说,“对他说。”

他听着阿波尔哈桑和达德加用波斯语对话。

最后,阿波尔哈桑说:“根据我们的法律,他们必须被羁押在伊朗监狱里。他不认可美国大使馆是伊朗监狱。”

这家伙越来越疯狂了。整个国家都在四分五裂,达德加却还在死背法律条文。豪威尔说:“问他如何保证两个没有被提出任何指控的美国公民的安全。”

达德加的回复是:“不要担心。最糟糕的结果就是监狱被攻陷。”

“如果暴徒决定攻击美国人怎么办?”

“恰帕罗恩很可能会没事——他看上去就像伊朗人。”

“太好了。”豪威尔说,“那盖洛德怎么办?”

达德加只是耸了耸肩。


拉西德那天一大早就离开了家。

他的父母、哥哥和姐姐打算一整天都躲在家里,他们要求他也这样做,但他不听。他知道街上非常危险,但他不能躲在家里,而看着自己的同胞创造历史。而且,他也没有忘记自己同西蒙斯的对话。

他生活在冲动之中。星期五,他参与了法拉哈巴德空军基地爆发的反叛军官和忠于国王的加瓦丹旅之间的冲突。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去了军火库,开始分发步枪。半个小时后,他就厌倦离开了。

就在那一天,他第一次看见了死人。他在清真寺的时候,一名被士兵射杀的公交司机被抬进来。拉西德忍不住掀开白布,看了眼那人的脸。整个脑袋都被打烂了,混杂着血液和脑浆——那景象恶心极了。这件事似乎是对他的警告,但拉西德没有心情理会警告。街上正在上演革命,他必须去街上。

这天早上,空气里弥漫着火药味,到处都是人群。数以百计的男人和男孩携带着自动武器。拉西德戴着一顶宽大的英式帽,穿着一件开领衬衣,混在人群当中,感受着革命的激情。今天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他朝布加勒斯特的方向前进。他还有任务在身——他要同两家运输公司商量,将EDS公司撤离者的财物运回美国;他还必须照料被遗弃的狗和猫。街上的场景让他改变了主意。有谣言说,艾文监狱昨晚被攻陷。今天,保罗和比尔所在的加斯尔监狱可能也会被攻陷。

拉西德希望他能像别人一样手上也有自动步枪。他经过了一座似乎被暴徒攻占的军队建筑。那是一座六层高的大楼,里面有军火库和征兵办公室。拉西德有一个名叫马勒克的朋友在那里上班。他突然想到马勒克也许遇上麻烦了。如果他今早来上班,他一定会穿着军装——而光是这一点就可能给他招致杀身之祸。我可以把衬衣借给马勒克,拉西德想,然后冲进了大楼。

他从人群中挤出来,找到了楼梯。大楼里空空荡荡。他往上爬的时候,不禁怀疑士兵们藏在上面的楼层里。如果是那样,他们就可能对任何上来的人开枪。但他还是上去了。他爬到了顶层,马勒克不在那里,那里一个人都没有。军队已经放弃了这座楼。

拉西德返回底层。人群聚集在地下室军火库的门口,但没有人进去。拉西德挤到前面,说:“这扇门被锁上了?”

“可能是陷阱。”有人说。

拉西德看了看门。去布加勒斯特的念头全没了。他想去加斯尔监狱。他想带一把枪去。

“我觉得这门不是陷阱。”他说,然后踢开了门。

他走下楼梯。

地下室被拱道分为两个房间。墙上高处的狭窄窗户中射进微弱的光线,窗户只比街道路面稍微高一点。地上铺着黑色马赛克地砖。第一个房间里放着装有弹匣的箱子,第二个房间放着G3机关枪。不一会儿,一些人跟着他也下来了。

他抓起三把机关枪、一袋弹匣后离开了。他一离开大楼就被围住了,暴徒想要他的武器——他分发了两把机关枪和一些弹药。

然后他就离开了,前去加斯尔广场。

有些人同他一起去。

路上他们必须经过一座军事监狱,那里正在爆发小冲突。高大砖墙上的铁门被撞倒了,就像有坦克碾过去一样。大门内外的砖墙都裂开了。一辆燃烧的轿车横在路上。

拉西德绕过车,进入大门。他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巨大军营里。他所站的地方附近,几个人正在朝数百码之外的一座建筑胡乱开枪。拉西德躲在一面墙后。跟随他的人加入了战斗,但他没有开枪。没有人瞄准,他们只是想吓跑楼里的士兵。真是一场可笑的战斗。拉西德做梦也想不到革命是这番模样——只是一帮连枪怎么开都不清楚的乌合之众,在星期天上午到处流窜,朝着墙壁射击,对抗着三心二意的政府军。

突然,他身边的一个人倒地身亡。

因为发生得太快,拉西德都没来得及看见他倒地。上一秒那人还站在四英尺之外开枪,下一秒他就躺在地上,额头炸开了花。

他们将尸体抬出军营。有人找到了一辆吉普车。他们将尸体放在吉普车上,开走了。拉西德返回战斗。

十分钟后,他们一直射击的大楼窗户里,伸出了一根绑着白汗衫的木棍。政府军投降了。

虎头蛇尾——所谓战斗,无非如此。

这是我的机会,拉西德想。

只要掌握了心理学,就很容易操纵人。你必须研究人,理解他们的处境,弄清他们的需求。拉西德判断,这些人想要刺激和冒险。他们这辈子第一次手中持枪——他们需要一个目标,任何象征国王统治的东西都可以。现在他们正茫然不知所措。

“听着!”拉西德高喊道。

他们全都在听——他们没有别的事可做。

“我要去加斯尔监狱!”

有人发出欢呼。

“那里的囚犯是国王政府关起来的——如果我们反对国王政府,我们就应该把他们放出来!”

有人大声附和起来。

他开始往前走。

他们跟在他后面。

他们杀红了眼,他想。他们会跟随任何知道该去哪儿的人。

一开始,跟随他的只有十二到十五个男人和男孩,但走着走着,队伍就扩大了——那些不知道去哪儿的人都自动加入了进来。

拉西德成了革命领袖。

事事皆有可能。

他在加斯尔广场停下,对他的部队发话道:“监狱必须被人民接管,就像警察局和军营一样;这是我们的责任。加斯尔监狱里的许多人毫无过错,他们同我们一样——他们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亲人。同我们一样,他们只想得到自由。但他们比我们勇敢,因为他们在国王在位时就要求自由,结果他们被投入了监狱。现在,我们要把他们放出来!”

欢声雷动。

他想起了西蒙斯说过的话。“加斯尔就是我们的巴士底狱!”

欢呼声更响亮了。

拉西德转身跑进广场。

他在监狱大铁门对面的街角隐蔽起来。他发现,广场上已经有一大群暴徒了,也许不用他出手,监狱在今天就会被攻陷。但重要的是帮助保罗和比尔。

他举起枪,朝空中开了两枪。

广场上的暴徒分散开,枪声大作。

警卫的抵抗又是三心二意。几名警卫从高墙上的警戒塔以及靠近大门的窗户里还击。在拉西德看来,双方都不是认真的。战斗再次虎头蛇尾地结束了——警卫从墙上撤走了,枪击结束了。

拉西德等了几分钟,以确认他们真的走了,然后他穿过广场,朝监狱大门跑去。大门是锁着的。

暴徒们涌过来。有人朝门开枪,想把锁打烂。拉西德想:他一定是牛仔电影看多了。另一个人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根撬棍,但却怎么也撬不开门。我们得用炸药,拉西德想。

大门旁的砖墙里,有一扇小铁栅窗,警卫可以透过窗户看谁在外面。拉西德用枪托敲碎窗玻璃,然后开始击打铁栅嵌入的墙体。拿撬棍的人上来帮忙,然后又上来三四个人,有的徒手摇晃铁栅,有的用枪管或别的上手的东西使劲撬。铁栅很快就松了,掉落在地上。

拉西德从窗户里挤了进去。

他进来了!

事事皆有可能。

他发现自己在一个小警卫室里。房间里没有警卫。他将头伸出门外,也看不到人。

他不知道监狱的钥匙放在哪里。他走出警卫室,经过大门,前往另一头的另一个警卫室。他在那里发现了一大串钥匙。

他返回大门。大门上有一个上了门闩的小门。

拉西德抬起门闩,打开门。

暴徒们蜂拥而入。

拉西德往后退了几步。他将钥匙分发给众人,说:“打开每一间牢房——把里面的人放出来!”

他们四散开来。他充当革命领袖的任务完成了。他达成了他的目标。他,拉西德,领导了对加斯尔监狱的攻占!

拉西德再次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现在,他必须在一万一千八百名囚犯中找到保罗和比尔。


比尔六点起床。周围一片静谧。

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睡得不错。他压根儿就没指望自己还能睡着。他记得入睡前,躺在床铺上,听见了外面传来激烈的战斗声。只要足够累,哪儿都能睡着吧,他想。士兵们在散兵坑里睡。你适应了环境,无论你有多么害怕,困意最终都会战胜恐惧。

他念诵了一段经文。

他洗脸,刷牙,剃胡子,穿好衣服,然后坐着往窗外看,等着吃早餐,猜想EDS公司的人今天打算干什么。

保罗七点起床。他看着比尔说:“你睡不着?”

“当然睡着了。”比尔说,“我已经醒了个把钟头了。”

“我睡得不好。一晚上都听得到密集的枪声。”保罗翻下床铺去厕所。

几分钟后,早餐送来了——面包和茶。比尔打开基恩・泰勒带来的一罐橙汁。

八点左右,枪声又响了起来。

囚犯们思考着外面正在发生什么事,但没有人掌握确切信息。他们只能看见直升机在天际飞来飞去,显然是在攻击地面的反叛者阵地。每当有直升机从监狱上空飞过时,比尔就幻想有一条绳梯能从天而降,落入八号楼的院子里。这是他常做的白日梦。他还幻想过,一小队EDS公司的人,在科伯恩和一位老者的带领下,通过绳梯翻过监狱的高墙;或者,一大拨美军在最后一分钟到达,就像西部片中的骑兵一样,用炸药把墙炸出一条裂缝。

他不光是幻想。他还假装随意地仔细调查了大楼和院子,评估出不同条件下最快的脱逃方式。他知道有多少警卫,他们有多少枪。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准备好了。

看上去,今天很可能就是脱逃之日。

警卫没有按制度行事。监狱里,一些都有章可循——无所事事的囚犯能通过观察很快熟悉这些制度。今天,一切都不一样了。警卫似乎非常紧张,在角落里窃窃私语,走起路来脚步匆忙。外面的战斗声越来越响亮。这一切是否说明,今天不会像往常那样结束?我们也许会逃出去,也许会被杀死,但我们绝不会像往常那样关掉电视躺到床上睡觉。

大概十点半的时候,他看见许多军官朝监狱北面赶去,似乎要去开会。半个小时后,他们急匆匆地赶回来。负责八号楼的少校进入他的办公室,几分钟后竟然穿着平民的衣服出来了!他拿着一个形状怪异的包裹走出了大楼,包裹里是制服吗?透过窗户,他看见少校将包裹放进停在院子栅栏外的宝马车的后备箱里,然后上车开走了。

这是什么意思?所有的军官都要走吗?这就是即将发生的事?难道保罗和比尔径直走出去就行了?

正午还没到,午餐就上来了。保罗用了餐,但比尔还不饿。枪声听起来就在附近,他们还能听见大街上传来的叫喊和唱诵。

八号楼的三名警卫突然穿着平民的衣服现身。

终于要结束了。

保罗和比尔下楼进入院子里。底层的精神病人都在尖叫。警戒塔里的警卫正朝大街上开枪——监狱肯定正在遭到攻击。比尔不知道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EDS公司的人知道这些事吗?这会是科伯恩营救计划的一部分吗?已经有两天没人来探访了。他们都回美国了吗?他们还活着吗?

平常守卫院子大门的哨兵不见了,大门开着。

门开着!

难道警卫想让囚犯离开?

其他牢房也肯定被打开了,因为现在囚犯和警卫一起在监狱里乱跑。子弹呼啸着穿过树丛,从墙体上弹开。

一颗子弹射入保罗脚下。

保罗和比尔盯着这枚子弹。

警戒塔里的警卫开始朝监狱内射击了。

保罗和比尔转身跑进八号楼。他们站在窗户旁,观察着监狱里愈发混乱的局面。这太讽刺了——几个星期里,他们朝思暮想何时才能自由,但现在他们可以离开的时候,却都犹豫了。

“你认为我们该怎么办?”保罗说。

“我不知道。是这儿危险还是外面危险?”

保罗耸了耸肩。

“嘿,是那个亿万富翁。”他们看到了八号楼里的富人囚犯——他有自己的房间,饭也是从外面送进来的——跟着两个心腹穿过监狱。他剃掉了茂密的八字胡,穿着衬衣和裤子,而不是貂皮衬里的骆驼绒大衣——之所以如此打扮,是为了行动方便。他在朝北走,与监狱大门的方向相反——这是否意味着有一道后门可以出去呢?

八号楼的警卫现在全都穿上了平民衣服,穿过小院子,朝门外逃去。

大家都在逃,但保罗和比尔还在犹豫。

“看到摩托了吗?”保罗问。

“看到了。”

“我们可以骑摩托走。我过去骑过。”

“但骑摩托怎么翻过高墙呢?”

“哦,是啊。”保罗也对自己的考虑不周感到好笑。

他们的狱友找来了两个大袋子,他开始收拾衣服。比尔感到必须立即行动,离开这里——不管这是不是EDS公司计划的一部分。自由近在咫尺。但外面枪林弹雨,攻击监狱的暴徒很可能是反美的。另一方面,如果政府重新掌控监狱,保罗和比尔将失去逃跑的机会……

“他妈的,盖登跑哪儿去了?”保罗说,“我来伊朗就是拜他所赐。”

比尔看着保罗,意识到他只是在开玩笑。

底楼医院的病人涌入了院子——肯定有人打开了他们的门。比尔听到街对面的女囚区传来震天动地的哭喊声。越来越多的人逃了出来,朝监狱大门涌去。比尔看到大门的方向升起了浓烟。保罗也看见了。

比尔说:“如果他们要放火烧了这个地方……”

“我们最好还是离开。”

火让他们下定了决心。

比尔环顾牢房。他们没什么东西可拿。比尔想到了过去四十三天他认真书写的那本日记。保罗罗列了他回美国后将做的事,还在一页纸上计算了鲁丝购房的开支。保罗和比尔都有家人寄来的信,他们已经读过了无数遍。

保罗说:“我们最好不要携带任何显示我们是美国人的东西。”

比尔已经拿起了日记,但闻言放了下来。

“你说得对。”他勉强承认。

他们穿上外套——保罗穿的是蓝色“伦敦雾”雨衣,比尔穿的是毛领大衣。

他们每人都有两千美元,那是基恩・泰勒带给他们的。保罗带了些烟。他们没有拿走别的东西。

他们离开大楼,穿过小院子,在门口踌躇了片刻。街上人山人海,就像刚从大体育馆看完比赛一样,或走或跑,朝监狱大门涌去。

保罗伸出手。“祝你好运,比尔。”

比尔同他握了握手。“祝你好运。”

也许几分钟后我们俩都会死,比尔想,多半死于流弹。他悲哀地意识到,自己永远也看不见孩子长大成人了。一想到玛丽不得不独自抚养孩子,他就怒火中烧。

但奇怪的是,他并不感到恐惧。

他们迈出小门后,就没时间细想了。

他们被裹挟进了人群中,就像树枝掉进了湍流里。比尔紧跟保罗,挺直身子,避免被踩踏。枪声依旧。似乎有一名警卫在坚守岗位,从警戒塔中朝人群射击。两三个人倒下了——其中一个是他们之前见过的美国女人——但说不清他们是中弹了,还是仅仅摔了一跤。我还不想死,比尔想,我还想同家人做许多事,还想在工作上有所作为,现在是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我不能死,我都拿了一手怎样烂的牌啊……

他们再次经过军官俱乐部——三个星期前,他们才在这里同佩罗见过面,但此时却感觉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复仇的囚犯打烂了俱乐部,破坏了外面军官的车。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一瞬间,眼前的一幕不真实起来,就像是一个梦,一个噩梦。

监狱大门附近更为混乱。


保罗和比尔停下脚步,试图脱离人群,以免被挤成肉饼。比尔想起,有些囚犯已经在这里关押了二十五年。在被禁锢如此之久后,他们一闻到自由的味道,就都发狂了。

监狱大门似乎仍锁着,因为许多人正试图翻越巨大的外墙。有些人站在被推到墙边的轿车和火车上。其他人爬上树,小心翼翼地在高悬的树枝上爬行。更多的人将木板搭在砖墙上,奋力攀登。少数人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抵达了围墙顶部,将绳索和床单往下放,但绳子不够长。

保罗和比尔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切,寻思着自己该怎么做。八号楼的一些外国囚犯围在他们身边,其中一个被指控走私毒品的新西兰人笑开了花,仿佛他非常欣赏整件事一样。空气中充斥着歇斯底里的喜悦,比尔也渐渐被其感染。我们一定会活着出去的,他想。

他环顾四周。大门右侧的建筑在燃烧。左侧稍远处,一个伊朗囚犯在招手,就像是在说:跟我来!那一带似乎在搞建设——围墙外侧即将修好一座建筑——墙上有一扇铁门,通过铁门可以进入建筑工地。再仔细一看,比尔看见挥手的伊朗人已经将铁门打开了。

“嘿——瞧那边!”比尔说。

“咱们走。”保罗说。

他们跑过去。几个囚犯跟着他们跑。他们穿过门,发现自己被困在没有门窗的房间里。空气中飘荡着水泥的味道。建筑工具扔得到处都是。有人抓起一把镐头,朝墙上砸去。还没完全凝固的水泥掉落下来。两三个人加入进来,用能找到的任何物品猛砸。很快,墙上出现了一个足够大的洞——他们扔掉工具,爬出了洞。

他们现在处在两面监狱墙壁之间。他们身后的内墙有二十五到三十英尺高,将他们与自由阻隔开的外墙只有十到十二英尺高。

一个身手矫健的囚犯攀到了外墙顶部。另一个囚犯站在墙根边招手,第三个囚犯冲了上去,地上的人推他,墙上的人拉他,那人顺利地越过了墙头。

眨眼之间,这一过程就完成了。

保罗也朝墙冲去。

比尔紧随其后。

比尔的大脑一片空白。他感觉有人往上推了他一把,然后有人顺势一拉,他就到了墙顶,然后他跳了下去。

他落到了路面上。

他站起身。

保罗就在他身边。

他们自由了!比尔想。我们自由了!

他简直想跳起舞来。


科伯恩放下话筒,说:“是马吉德打来的。暴徒攻陷了监狱。”

“好。”西蒙斯说。他那天一大早就告诉科伯恩,把马吉德派到加斯尔广场去。

西蒙斯真冷静,科伯恩想。就是今天——今天就是越狱之日!他们终于可以离开公寓,开始行动,实施“逃出伊朗”计划。但西蒙斯却没有表现出半点兴奋。

“我们现在做什么?”科伯恩说。

“什么也不做。马吉德在那里,拉西德也在。如果他们两个都照顾不了保罗和比尔,我们肯定也不行。如果天黑了保罗和比尔都没有出现,我们就去做之前商议好的事,你和马吉德骑摩托车出去找。”

“还有呢?”

“严格执行计划。按兵不动,耐心等待。”


美国大使馆乱作一团。

威廉・沙利文大使接到了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长官加斯特将军的紧急求助电话。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的总部被暴徒围攻。坦克被部署到大楼外,双方正在交火。加斯特和他的军官们,以及伊朗参谋部的大部分军官都躲到了大楼下的地堡里。

沙利文让大使馆所有健壮的男人打电话寻找有能力命令暴徒撤退的革命领袖。沙利文桌上的电话响个不停。他在混乱中接到了华盛顿的副国务卿牛森的电话。

电话是从白宫的战情室打来的,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正在主持一个关于伊朗的会议,他让沙利文提供对伊朗当前状况的分析。沙利文简单描述了几句,然后告诉他,自己正在全力以赴营救驻伊朗的美国高级军官。

几分钟后,一名大使馆工作人员打电话告诉沙利文,他找到了霍梅尼的密友易卜拉欣・雅兹迪,后者表示愿意帮忙。这时,牛森又打来了电话。

牛森说:“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问你,伊朗军队是否有可能发动政变,从摇摇欲坠的巴赫提亚尔政府手中夺走权力?”

这个荒谬透顶的问题让沙利文再也按捺不住。“让布热津斯基去死吧!”他说。

“说这种话可没什么用。”牛森说。

“你想我翻译成波兰文吗[布热津斯基是波兰裔美国人。]?”沙利文说着就挂断了电话。


在布加勒斯特的楼顶,谈判组看见大火在郊区也蔓延开来。枪声也越来越近了。

约翰・豪威尔和阿波尔哈桑结束同达德加的会面回来了。“那杂种怎么说?”盖登问豪威尔。

“他不让他们走。”

“浑蛋。”

几分钟后,他们全听到了如同子弹呼啸而过的清晰声音。不一会儿,他们又听到了这种声音。他们决定离开楼顶。

他们回到办公室,透过窗户观看。他们看到下面的街上出现了不少拿枪的男孩和年轻男人。看样子,暴徒似乎攻入了附近的军火库。这些暴徒离得他们太近了,让他们感觉很不舒服——是时候放弃布加勒斯特去远离市中心的凯悦酒店了。

他们下楼,跳上两辆车,全速驶往沙汉沙希高速公路。街上拥堵不堪,洋溢着狂欢节的氛围。

人们从窗户中探出身子,高喊着:“真主伟大!”大多数车都朝市中心战斗激烈的地方驶去。泰勒直接穿过了三个路障,但没有人拦截他们——那些人全在跳舞。

他们到了凯悦酒店,聚集在十一楼的拐角套房里,佩罗走后将这个房间留给了盖登。里奇・加拉格尔的妻子凯茜带着她的贵宾犬布菲也来了。

盖登将EDS公司撤离者家中的酒都搬到了这里,现在这里成了德黑兰最好的酒吧,但没有人想喝酒。

“我们接下来做什么?”盖登问。

没有人知道。

盖登给达拉斯打去电话,那里现在是凌晨六点。汤姆・沃尔特接起电话,盖登给他讲了这里的大火和战斗,以及街上扛着自动武器的孩子。

“我要报告的就这些了。”盖登说。

沃尔特用亚拉巴马人缓慢的声调说:“除了这些,还是平静的一天,对吧?”

他们讨论了电话断了之后怎么办。盖登说他会通过美军传递信息——凯茜・加拉格尔为美军工作,她认为自己可以搞定这件事。

基恩・泰勒进卧室躺下,他想到了自己的妻子玛丽,她在匹兹堡同他的父母待在一起。泰勒的母亲和父亲都年过八十,体弱多病。玛丽之前打电话说,他母亲被紧急送进了医院——她的心脏出问题了。玛丽想让泰勒回家。泰勒同父亲聊过,父亲暗示说:“你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他说得对,泰勒知道自己该留下来。但这对他和玛丽来说都是煎熬。

他正在盖登床上打瞌睡的时候,电话响了。他伸出手,拿起床头柜上的电话话筒。

“喂?”他带着困意说。

一个伊朗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保罗和比尔回来了吗?”

“什么?”泰勒说,“拉西德——是你吗?”

“保罗和尼尔回来了吗?”拉西德重复道。

“没有。你是什么意思?”

“好,我来了,我来了。”

拉西德挂断电话。

泰勒下床进入客厅。“拉西德刚刚打电话来了。”他告诉其他人,“他问我保罗和比尔是不是回来了。”

“他是什么意思?”盖登说,“他从哪儿打来的电话?”

“我只听懂了这些。他非常兴奋,你知道他一兴奋英语就说得很糟。”

“他还说了别的什么没有?”

“他说:‘我来了。’然后就挂了电话。”

“浑蛋。”盖登转向豪威尔,“给我电话。”

豪威尔坐在那里,话筒紧贴着耳朵,一言不发——他们一直跟达拉斯保持着通话。电话另一头是EDS公司的电话总机接线员,正等着这头的人发话。盖登说:“让我再同汤姆・沃尔特谈谈。”

盖登给沃尔特说了拉西德的电话,泰勒开始思考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拉西德认为保罗和比尔在凯悦酒店呢?他们不是在监狱里么?

几分钟后,拉西德闯进了房间,浑身脏兮兮的,散发着火药的味道,G3机关枪的弹夹还从口袋里掉了出来。他连珠炮似的说了一通,没有人听得懂一个字。泰勒劝他冷静下来。最后他说:“我们袭击了监狱,保罗和比尔都不见了。”


保罗和比尔站在监狱外墙的墙根边,四下打量。

街上的情景让保罗想到了纽约的新年游行。监狱对面公寓楼里的人都来到窗口,边看囚犯逃跑边欢呼鼓掌。街角的一个小贩正在摆摊卖水果。不远处就有交火,但他的近旁没有人开枪。然后,仿佛是要提醒保罗和比尔他们并没有摆脱危险一样,一辆满载革命者的轿车呼啸而过,每一扇窗户里都伸出了枪管。

“赶紧离开这里。”保罗说。

“去哪儿?美国大使馆?法国大使馆?”

“凯悦酒店。”

保罗开始朝北走。比尔跟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外套衣领翻起,头缩着,将自己苍白的美国人面庞遮掩起来。他们来到一个交叉口。这里没有车也没有人。他们开始过马路,然后就听到一声枪响。

他们埋下身子,朝来路跑去。

去凯悦酒店可没那么容易。

“你怎么样了?”保罗说。

“还活着。”

他们又退回监狱。那里的情形依旧——至少官方还没有组织起来,将逃犯都赶回去。

保罗在街上先向南走再向东走,希望能绕一圈,重新向北走。

每个地方都看得到男孩,有些只有十三岁或十五岁,拿着自动步枪。每个拐角都有沙袋堆出的掩体,把街道分割成不同的区块。他们必须从一群或尖叫或唱诵的歇斯底里的人群中挤出去——保罗躲避着旁人的目光,因为他不想别人注意到他,更不想他们同他说话——如果他们知道人群中混入了两个美国人,那保罗和比尔就死定了。

暴乱并没有同样的形态。就像在纽约,你只需要多走几步,绕过拐角,就能发现街道的风格完全变了。保罗和比尔在一片安静的区域走了半英里,然后遭遇了一场战斗。倾覆的汽车堆成的路障背后,一群年轻人正用步枪朝对面的军事设施射击。保罗迅速转身,唯恐被流弹击中。

每次他们试图往北走都会遇到障碍。他们现在比刚出发时离凯悦酒店更远。他们正朝南移动,而南边的战斗总是很激烈。

他们在一座未完工的建筑前停下来。“我们可以进去暂避,晚上再出来。”保罗说,“天黑了就没人会发现你是美国人。”

“但宵禁了之后外出的话,会被射杀的。”

“你觉得还有宵禁?”

比尔耸耸肩。

“我们走到这一步都还算顺利。”保罗说,“再多走一段吧。”

他们继续前进。

经过两个小时——穿过人群,经过街头战斗,躲过狙击枪——他们终于可以往北走了,然后景象就变了。枪声退去,他们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相对繁荣的别墅区。他们看见一个骑自行车的孩子,孩子穿着的T恤上印着关于南加州的文字。

保罗累了。他在监狱里待了四十五天,而且大部分时间还在生病——他的身体无法支撑自己连续行走几个小时。“我们搭便车怎么样?”他问比尔。

“可以试试。”

保罗站在路边,朝下一个开过来的车挥手(他记得不能像在美国那样伸出大拇指——这在伊朗是一种淫秽的手势)。车停下来了,里面坐着两个伊朗人。保罗和比尔坐进了后座。

保罗决定不提酒店的名字。“我们要去塔杰里什。”他说。那是城市北部的市场区。

“我们可以载你们一截,但我们不去那儿。”司机说。

“谢谢。”保罗将烟递给他们,然后感激地坐进后座,给自己点上一支。

伊朗人将他们甩在塔杰里什以南几英里的库罗什-厄-卡贝尔。那里离保罗住的地方不远。他们在主街上,周围有许多车和人。保罗决定不要因为自己搭便车而来就引起太多的关注。

“我们到天主教传教团避难。”比尔建议道。

保罗想了想,官方也许知道威廉姆斯神父两天前到加斯尔监狱探访过他们。“达德加可能首先就去传教团找我们。”

“有这可能。”

“我们应该去凯悦酒店。”

“他们也许已经不在那儿了。”

“但那里有电话,我们在那儿才买得到机票。”

“还能洗热水澡。”

“对。”

他们继续前进。

突然有人大喊起来:“保罗先生!比尔先生!”

保罗的心脏都停跳了。他环顾左右,看见一辆装满人的轿车缓慢驶来。他认出了其中一个乘客——他是加斯尔监狱的一个警卫。

这个警卫换上了平民衣服,似乎加入了革命阵营。他大大的笑容仿佛在说:不要泄我的密,我也不会揭穿你们。

他挥了挥手,然后车就加速驶离了。

保罗和比尔也笑了起来,虽然惊讶,却也放松了不少。

他们进入一条安静的街道,保罗又打算搭便车,站在路上招手,比尔则留在路边,这样开车的人就会认为要搭车的只有一个人——一个伊朗人。

一对年轻人停了下来。保罗上了车,比尔紧接着跳上车。

“我们要去北边。”保罗说。

女人看着男人。

男人说:“我们可以把你们带到尼阿福隆宫。”

“谢谢。”

车开动了。

车外的景象又变了。他们听到了更多的枪声,路上的车更多了,开得也更野了,所有车都在不停地按喇叭。他们看见新闻摄像师和电视报道组站在车顶拍照。暴徒正在纵火烧毁比尔住处附近的警察局。伊朗夫妇驾车缓缓穿过人群时,显得非常紧张——在这样的氛围中,车上坐着的两个美国人会给他们带来麻烦。

天色开始暗下来了。

比尔探出身子。“我说,有点晚了。”他说,“如果你们能把我们带去凯悦酒店就最好不过了。我们愿意为此而给你们一些报酬。”

“好啊。”司机说。

他们并没有问报酬有多少。

他们经过了尼阿福隆宫,那里是国王的冬宫。宫殿外像往常一样停着坦克,但现在他们在天线上绑着白旗——他们已经向革命阵营投降了。

车继续行驶,经过残破的建筑,不时遇到路障而掉头。

最后,他们看到了凯悦酒店。

“上帝啊。”保罗动情地说,“一个美国酒店。”

车开进了前院。

为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保罗给了那对伊朗人两百美元。

车开走了,保罗和比尔对他们挥手告别,然后走进酒店。

突然,保罗希望自己穿着EDS公司的商务西装和白衬衫,而不是这身粗蓝布监狱服和脏雨衣。

富丽堂皇的门厅里冷清极了。

他们走到服务台。等了一会儿,才有人从办公室里出来。

保罗询问比尔・盖登的房间号。

办事员查了查,然后说登记入住的人里没有叫那个名字的。

“那鲍勃・扬呢?”

“没有。”

“里奇・加拉格尔?”

“没有。”

“杰伊・科伯恩?”

“没有。”

我把酒店搞错了,保罗说。我怎么可能犯下这种错误?

“约翰・豪威尔呢?”他想起了那名律师。

“查到了。”办事员终于说,然后告诉了他们一个十一楼的房间号。

他们进电梯上楼。

他们找到了豪威尔的房间,敲了敲门。没有人应门。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比尔问。

“我要入住。”保罗说,“我太累了。为什么我们不住进来,吃顿饭呢?然后我们可以给美国打电话,说我们从监狱里出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好。”

他们又朝电梯走去。


根据拉西德的叙述,基恩・泰勒渐渐了解到发生了什么事。

他在监狱大门内侧站了大概一个小时。场面混乱不堪,一万一千名囚犯往出口涌,女人和老人惨遭践踏。拉西德一直等着,思考见到保罗和比尔后说什么。一个小时后,人流大大减小。他推断大多数人都出去了。他开始问出来的人:“有没有看见美国人?”有人告诉他,所有外国人都被关在八号楼。他去那里看了,但那里已人去楼空。他搜索了监狱里的每座楼,然后他选择保罗和比尔最有可能走的路线返回凯悦酒店。一路上他时而走路时而搭便车,但始终都在寻找保罗和比尔。到凯悦酒店的时候,他被禁止入内,因为他还拿着枪。他将枪交给了身边最近的年轻人,然后进入酒店。

他同泰勒讲话的时候,科伯恩也到了,他决定搭马吉德的摩托去找保罗和比尔。科伯恩有一个带面甲的防撞头盔,可以将他的白色面庞藏起来。

拉西德提议,在科伯恩去暴徒中冒险之前,他开一辆EDS公司的车在酒店和监狱之间再沿路找一遍。泰勒将车钥匙交给他。盖登打电话给达拉斯,报告最新的进展。拉西德和泰勒离开套房,走进走廊。

突然,拉西德大声叫了起来:“我以为你们都死了!”然后狂跑过去。

泰勒看到了保罗和比尔。

拉西德拥抱着他们,高喊着:“我找不到你们!我找不到你们!”

泰勒也跑上去拥抱保罗和比尔。“感谢上帝!”他说。

拉西德跑回了盖登的套房,大叫着:“保罗和比尔回来了!保罗和比尔回来了!”

不一会儿,保罗和比尔走进来,房间顿时炸开了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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