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隔壁的咖啡馆里有位很迷人的女服务员。后厨的本尼告诉我，她还没有男朋友，她叫希克玛，爱嗑消遣性药物。她来那家咖啡店工作之前，我从不去那儿——一次都没去过。但如今，每天早晨你都能看到我在桌边坐着。喝点儿意式浓缩咖啡，和她聊上几句。聊聊我在报纸上读到的消息，聊聊店里坐着的人，聊聊小饼干。有时候我甚至会成功把她逗笑。她笑了，对我有好处。好多次，我就要约她去看电影了。但看电影的邀请太直白了。看电影是前奏，下一步就是去餐馆共进晚餐或约她飞去西奈度周末。很难编出天花乱坠的理由请她看电影，那就像在说：“我想泡你。”要是她没兴趣，回绝了，整件事只能尴尬收场。因此，我觉得请她去抽个大麻或许婉转一点儿。她最多说：“我不抽。”我就趁势调侃一番瘾君子，然后若无其事地再叫一杯意式浓缩咖啡，聊点儿别的。

因为这个想法，我打电话给阿夫里。我自高中时代以来认识的人里，只有阿夫里这么一个老烟枪。我们最后一次联系还是在两年多以前。拨号的时候我在脑海里酝酿了几句寒暄的话，搜肠刮肚地想说到大麻之前的开场白。但我正要开口问近况如何，他就说：“都被禁了。因为叙利亚问题，他们关闭了我们和黎巴嫩的边境，和埃及的边境也因为‘基地’组织关掉了。哥们儿，已经没东西可抽了。我正急得跳脚呢。”我又问他生活其他方面是否顺利，虽然我们都明白我对这些其实毫无兴趣，他还是回答了我。他告诉我他女朋友怀孕了，他俩都想要这个孩子，但他女朋友的妈妈是个寡妇，施压他们不仅要结婚，还得举行宗教仪式——因为如果他女朋友的父亲在世，他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我说，就照办呗，省得吵起来！你还能咋办？找把铲子把她父亲挖出来问他？在阿夫里絮絮叨叨的这会儿，我一直在设法宽慰他，告诉他这不算什么大事。因为阿夫里结婚时是否站在拉比面前宣誓，对我来说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就算他决定永远离开这个国家或去做变性手术，我也坦然接受。但对我而言，重要的是给希克玛的大麻花苞。于是我抛出这个问题：“伙计，还有人是有货的，对吧？我不是为了过瘾，是为了追姑娘。她对我来说很特别，我想让她对我有个好印象。”“都禁啦，”阿夫里再次说道，“我向你保证，我自己都和某些瘾君子一样，抽香料叶了。”“我可不能给她弄那种人工合成的垃圾货，”我对他说，“不体面啊。”“我明白，”他在电话那头咕咕哝哝，“我明白，但如今，大麻是真的没有啊。”

两天后的早上，阿夫里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也许能搞到货，但情况有些棘手。我对他说自己准备好出高价了。对我来说，这是一锤子买卖，很特殊，我需要的量不到一克。“不是‘价高’的问题，”他说，有点儿气恼，“我是说很‘棘手’。四十分钟后在查尔巴赫街四十六号见，我再细说。”

“棘手”可不是我现在想听到的。我回忆高中时的情形，阿夫里口中的“棘手的事”确实件件棘手。总而言之，我只想弄到一个大麻花苞，甚至只要一支烟卷，这样就能和那个为我的笑话发笑的漂亮姑娘一起抽烟了。我现在没有足够的脑力应付犯罪团伙或住在查尔巴赫街上的什么家伙。阿夫里在电话里的语气足以让我神经紧绷，他还说了两遍“棘手”。等我到了约定地点，他已经在等着了。他头上还戴着骑小摩托时戴的头盔。“那家伙，”他站在台阶上气喘吁吁地说，“我们现在要去找的，是个律师。我的朋友每周为他打扫房间，但她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拿到医用大麻。他得了某种可怕的癌症——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个部位——他有处方，每月可以开四十克大麻，但他几乎抽不了。我托朋友问他是否能让一点出来，他说他愿意谈谈，但坚持要我俩都去，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给你打了电话。”“阿夫里，”我对他说，“我问你要一颗大麻花苞，但我不想和一个素昧平生的律师做什么毒品交易。”“不是交易，”阿夫里对我说，“不过是有个人想要我俩顺道去他的公寓谈谈。如果他向我们提的条件不怎么样，我们立马走人，切断联系。再说了，今天肯定不会交易。我身上一个新谢克尔都没带。最多就是把条件谈妥。”

我还是感觉不妙。不是因为觉得会有危险，而是担心场面会令人不愉快。我应付不来尴尬的局面。和不熟悉的人坐在陌生的房子里，沉重的气氛隐约显现，那会让我难受极了。“到了，”阿夫里说，“上去吧，两分钟之后你假装收到短信，不得不离开。别让我一个人去。他说了两个人都要现身。跟我一起进去，不然我一个人白痴似的出现，要不了一分钟就得谈崩。”情况依旧不对头，但阿夫里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我再拒绝那就是十足的软蛋了。

律师姓科尔曼，至少门上是这么写的。那人其实身体蛮好。他给我们各倒了一杯可乐，放了柠檬片，加了冰，好像我们是在酒店大堂。他的公寓也很不错：明亮，气息怡人。“你们看，”他说，“我一小时后要出庭。一起交通肇事逃逸的民事诉讼，被撞的是一个十岁的小姑娘。司机只判了入狱一年，现在我代表小姑娘的父母向他索赔两百万。他是个阿拉伯人，就是撞了小姑娘的那个，但家境很好。”“哇哦，”阿夫里一副洞悉这位科尔曼话中含义的样子，“但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另一件事。我们是蒂娜的朋友。我们这次来，是想找你谈谈大麻的事儿。”“我想谈的也是大麻，”科尔曼不耐烦地说，“让我把话说完，你们就会明白了。在这起案子里，那位司机有很多家人会出庭表示支持。而去世的小姑娘那边，除了她的父母，就再没一个人到场了。而那对父母去了也只会埋头坐着，一声不吭。”阿夫里点点头，不说话了。他仍然不明就里，但不想惹恼科尔曼。“我希望你和你的朋友到庭旁听，装作受害人的亲属，搅点儿乱子。把动静搞大，朝被告大叫，斥责他是凶手。可以哭叫、咒骂几句，但不要扯上种族主义，就是说些‘你这混蛋’之类的话。简要地说，他们应该感受到你们是在场的。必须让他们明白，这座城市里有人认为他被轻判了，占了便宜。你们听着可能觉得很傻，但这种事儿对法官影响极大。它会撼动法官，撼动陈旧、冰冷的法条里的卫生球，唤起法官们去对抗这个真实的世界。”“那大麻怎么说？”阿夫里继续争取。“我马上要说到这茬儿了，”科尔曼打断他，“你们帮我出庭半小时，我给你们每人十克。如果你们折腾的动静够大，甚至可以每人十五克。你们看怎么样？”“我只要一克，”我对他说，“要不你卖一克给我，我们到此为止？之后，你和阿夫里……”“卖？”科尔曼大笑，“为了钱吗？我成什么人了，毒贩子？我最多就是给各路朋友一点儿，作为小礼物。”“那就送我一份礼物，”我乞求他，“不就是该死的一克大麻吗！”“但我刚刚说什么来着？”科尔曼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我可以给。但首先，你要向我证明你是一位真朋友。”

如果不是阿夫里，我绝对不会同意，但他一刻不停地对我说，这是我们的好机会，再说我们又不是去干什么危险或犯法的活儿。吸食麻醉药物是犯法的，但朝一个碾了小姑娘的人大叫不犯法——不仅不犯法，还恪守法规呢。“谁知道，”他说，“如果现场有摄像机，我们说不定还能上夜间新闻。”“但我们假装受害者家属这事儿怎么说？”我继续说，“我是说，女孩的父母知道我们不是亲属。”“他又没让我们自称亲属，”阿夫里为科尔曼分辩道，“他只是授意我们大叫。如果有人问起，我们就坚持说自己是读了报纸上的消息，真心想过来为女孩做点儿事的市民。”

我们的这番对话是在法院大堂里进行的。即使外面阳光灿烂，法院内还是幽暗阴沉，闻起来有股污水和霉菌混合的气味。即使仍在争论，阿夫里和我彼此也早已心知肚明，我已经入伙了。如果不想掺和，我就不会坐在他的小摩托后座上一起来这儿了。“别担心，”他对我说，“我喊起来一个顶俩。你什么都不用做，就表现得像一位努力想让我冷静下来的朋友。让他们觉得你和我是一起的就行。”阿夫里让我不必嚷嚷的原因，是有半数司机方的家人已经到了，正在大堂里盯着我们。司机本人圆圆胖胖的，看上去年纪很小，他和每个刚到的人打招呼，吻他们，搞得这像一场婚礼。原告席上，科尔曼和另一个蓄胡子的年轻律师身边，坐着小姑娘的父母。他们的神色可不像是参加婚礼。他们看上去彻底垮了。那位母亲大概五十岁或更年长一些，但身形瘦小，像只小小鸟儿。她一头灰白短发，表情非常神经质。那位父亲则合眼坐着。他时而睁一下眼，随即又闭上。

诉讼开始，看起来我们到场的这次是一连串烦冗程序的收尾了，一切听起来都有些专业，有些支离破碎。他们一直嘀嘀咕咕法条的不同章节。我试图想象我们的女儿被车碾了，希克玛和我坐在法庭上的画面。我们心碎了，但相互支撑着，随后她在我耳边低语：“我要那个该死的凶手付出代价。”想象这些可不好玩，于是我停下来，转而去想我俩在我的公寓里，一边抽大麻，一边看着电视里静音播放的国家地理频道动物纪录片。突然，我们开始做爱，当她紧抱着亲吻我时，我能感觉到她的胸紧抵着我的胸蹭……“你这狼心狗肺的家伙！”阿夫里在听众席的走廊里跳起来，开始吼，“你还笑得出来？你杀了一个小姑娘。你穿着Polo衫站在那里，好像在乘船游览——他们应该让你烂在监狱里。”

司机的一些亲属开始朝我们这边走来，我站起来，装作安抚阿夫里。实际上，我的确是在安抚阿夫里。法官敲击法槌，命令阿夫里遵守法庭秩序。他说如果阿夫里继续叫嚣，法警就要强制将他驱逐出庭，在当时看来，这个选项比和司机的一大家人搞互动要好过太多，他们中的一些人已凑到我眼前开始叫骂，并使劲儿推搡阿夫里。

“恐怖分子！”阿夫里尖叫道，“你该被判死刑。”我不知他为什么这么说。但有个一脸大胡子的家伙狠狠掴了他。我想要站到他和阿夫里中间把他们分开，但被人用脑袋结结实实撞在脸上。法警把阿夫里拖了出去。被拖出去的一路上，他吼出最后的呼声：“你杀了一个小姑娘。你摧折了一支娇嫩的花朵。他们真该杀了你女儿才好。”他这么嚷嚷时，我人已经在地板上，四肢趴伏。鲜血从鼻子或额头流下来，我一时说不清哪里出血了。就在他说希望司机的女儿也被杀时，有人在我的肋骨上蹬了结结实实的一脚。

等我们一回到科尔曼家，他就打开冰箱，递给我一袋冰冻豌豆，让我紧紧压住伤口。无论对他还是对我，阿夫里别的都不提，只是一个劲儿问大麻在哪儿。“你干吗提恐怖分子？”科尔曼问，“我特别告诉你别提他是阿拉伯人。”“‘恐怖分子’可不是反阿拉伯，”阿夫里分辩道，“他是凶手。定居者里也有恐怖分子。”科尔曼没再说什么，只是走进浴室，拿了两个小塑料袋出来。他递了一袋给我，又扔了一袋给阿夫里，后者哆哆嗦嗦的，差点没接住。“每袋有二十克，”科尔曼一边开门一边对我说，“这袋豆子你也可以拿走。”

第二天早晨，在咖啡馆，希克玛问我的脸怎么了。我告诉她出了点意外——我去拜访一位已经成家的朋友，在客厅里踩到他孩子的玩具，滑倒了。“我还以为你是让某个姑娘给揍了。”希克玛大笑着说，把意式浓缩咖啡递给我。“有时也会那样。”我勉强回给她一个笑容，“和我一起晃悠久了，你就会看到我被姑娘们、朋友们还有警觉的小猫咪打。我总是挨打，但从不打别人。”“你和我兄弟很像，”希克玛又笑了起来，“那种挑起争斗最后又总是挨打的人。”我能感到尼龙袋里的二十克大麻在我的大衣口袋里沙沙作响。但我没去理会，而是问她想不想去看那部飞船爆炸后，女宇航员和乔治·克鲁尼一起滞留在外太空的新电影。她说她不想，并问我怎么突然聊到这个。“没什么，”我坦承，“但听说这部片子棒极了。是3D的，戴眼镜看。你有兴趣和我一起去看吗？”

一阵静默。我知道在这之后，自然会有“是”或“不”出现。可就在那时，一个画面蹦回我的脑中。希克玛在哭。我俩在法庭上，手握着手。我想换台，或转到其他画面：只有我俩，在我破破烂烂的客厅沙发上激吻。我试了，失败了。法庭上的那个画面，我再也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