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开阔空旷的客厅中央，在磨损了的皮沙发和我那台仍用来播放年代久远、布满划痕的布鲁斯专辑的老旧立体声音响之间，放着一块被压扁的金属块。它的底色是红色，有白色的条纹贯穿其上。当阳光以刚刚好的角度照射在金属块上时，它反射出的光芒真是璀璨夺目。它不是桌子——尽管我无数次在上面搁东西。没有一个来我屋里拜访的人不问起它。我每次给出的回答不尽相同——由我的心情和提问人的身份而定。

我有时候说“是我父亲传给我的”。有时候说“那是一块超大的记忆碎片”。还有时候说“那是六八年产的福特野马敞篷款”或者“那是闪耀的复仇之火”。甚至会说“那是固定整幢房子的锚，如果没有它，这座房子里所有的东西早就飘到天上去了”。有时我只简单地说“那是艺术”。男人总试图把它举起来，但从不会得手。女人大多用手背轻柔地触碰它，好似给一个生病的孩子量体温。如果这些女人中的某个用手掌去触碰它，如果她的手指沿着一边划过，并说出“它冰冰凉”或“手感不错”之类的话，我会把那当作可以试着勾引她上床的信号。

人们就我的压缩金属块不停发问，这对我有好处：让我认识到，在我们这个混乱不堪的世界里，至少还有一样东西是真正值得期待的，而这总能使我平静下来。同时，它也帮我逃避了许多其他问题，诸如“你靠什么谋生”“你眼睛下那条狰狞的疤是怎么弄的”，或者“再问一下，你多大年纪了”。

我在林肯高中的食堂工作，疤是一场车祸后留下的，我今年四十六岁。这些事中的任何一件都不是秘密。虽说如此，我更愿意被问到的是那块紧凑结实的金属块。因为借由它，我可以谈起任何想谈的话题：从罗伯特·肯尼迪——他被谋杀的那一年，是放在我客厅里的那辆被压扁的福特野马的生产年份——说到当代艺术之类的鬼扯。金属块每次都成功地帮我转向这两类话题或其间的什么话题——轻松自如地谈到，每次父亲来收容所看我们兄弟俩，都会带我们去兜个风；或讲到八个人如何合力才把那金属块装进我的卡车，而小皮卡在金属块全部重量的冲击下差点垮掉。我也可以顺着对方提问的线索缓缓推进，直到谈到我亲爱的亡母，她去世时我尚在襁褓，死因是我父亲醉酒驾驶一辆土土的灰色汽车，他拿到保险公司的赔偿后，立马把车升级换代到福特野马。谈话的走向完全由我掌控。一场谈话就像你在牢房地板下面，耐心而费力地用勺子零敲碎打挖出来的一条隧道。目的只有一个：带你离开当下所在。当你给自己挖掘隧道时，有个目标总等在隧道的另一头：可以引向床戏的共鸣；和一瓶威士忌完美融合的男人间的亲密感；在房东要来涨租金的时候重建你作为房客的巨大价值的某种事物。每条隧道都有它独立的走向，但是挖隧道的勺子——至少在我个人的例子中——总是同一把：一辆红底上贯穿白色赛车条纹的六八年产福特野马敞篷车，被挤压成小型信号发射器大小，摆在我的客厅里。

珍妮特和我一起在食堂工作。她总是在收银台，因为管理层信任她。即便如此，由于离饭菜很近，她的头发闻起来还是像一碗意大利浓菜汤。珍妮特是单身妈妈，独自抚养一对双胞胎。她是个好妈妈，极其符合我想象中的妈妈的形象。有时，看到珍妮特和孩子们，我会想，如果回到四十五年前，在那场车祸中丧生的是父亲，而母亲活了下来，现在会是怎样的情形。我们兄弟俩现在会做出些什么成绩来呢？我们会身处别的地方，还是我仍然会在餐厅做后厨，而我的兄弟仍然会被关在新泽西州立监狱安保级别最高的牢房中？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家客厅地板上不会摆着一辆被压扁的福特野马了。

珍妮特可能是第一个没有问起红色金属块就在我家过夜的女人。做爱之后，我给我俩冲了冰咖啡。喝咖啡的时候，我试图在谈话中插入被压成块的福特野马。我首先把咖啡杯——里面的冰块都要溢出来了——放在那台车上。我等着她提问。但没什么效果。我只能讲个故事，试图让她放松下来。我稍稍犹豫，思忖要讲哪个故事。可以跟她讲这个故事：刚刚把金属块弄回家时，它臭气熏天，让我以为有人把一只死猫碾碎在里面了。或者讲这个：一群贼闯入我的房子，发现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想带着金属块匆忙逃走。显然，其中一个贼一意孤行，想把金属块抬起来。他使尽浑身解数，搞得椎间盘都突出了一节。最终，我选定我父亲的故事。这个故事不那么搞笑，更私密。我告诉她自己如何踏遍俄亥俄州寻找他，找到他时他恰好刚去世——你是不是期待情节有所不同？——他最后一个女朋友和我讲到那台车时，它正被拖往废品堆放场。我告诉她，我就晚了五分钟，因为这个，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唯一遗物不再是一辆令人心潮澎湃的老爷车，而是如今放在我客厅里的一团被压扁的废铁。

“你爱他吗？”珍妮特问。她舔了舔浸过冰咖啡的手指。不知为什么，她这么做有哪里让我觉得恶心。试图逃避她的问题时，我想到这个。老实说，我对父亲没太多感情——仅有的那点儿都是负面的。而我们一丝不挂地在客厅里，一边啜饮冰咖啡，一边纠结于关于我父亲的话题，这本身就是一种逃避。我没有回答，而是提议下次来我家过周末时，她可以把双胞胎带来。“你确定？”她问。珍妮特和妈妈一起住，她把孩子们留给妈妈照看，自己过来没什么不便。“当然，”我对她说，“会很有趣的。”她表面平淡，但我能觉察到她很开心。为了不再谈到在父亲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之前，他让我们兄弟俩受了多少罪，珍妮特和我就在客厅中央做起爱来，她倚着被压扁的福特野马，我在她身后。这个选择妙极了。

她的双胞胎分别叫戴维和乔纳森。名字是他们的父亲取的。他觉得从《圣经》里起名字很好玩儿。珍妮特不太喜欢这个主意。她说，这两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儿像同性恋，但她没做任何争论就妥协了。在怀着他们东奔西跑九个多月后，她觉得做些让步挺好的，可以让这个巨婴爸爸感受到孩子们也是他的。但这么做毫无作用。她已经五年多没有他的音讯了。

他们今年七岁，绝对是两个小甜心。他们一来就把院子看了个遍，找到一棵歪脖子树。他们试着爬到树上去，却掉了下来；再试，又掉下来。他们摔得鼻青脸肿、浑身擦伤，却一声都没哭。我喜欢不哭鼻子的小孩。我过去也是这样。我们在院子里玩了一会儿飞盘后，珍妮特说天气很热，大家最好还是回到客厅喝点儿东西。我给大家做了点儿柠檬水，把一组玻璃杯摆在福特野马上。喝饮料之前，双胞胎先说了谢谢。看得出他们有良好的教养。戴维问起我福特车的事儿，我告诉他这是辆压缩汽车，我放在手边以备不时之需——你懂的，万一我的皮卡坏掉了。“那你会怎么做？”戴维问，睁圆那双大大的棕色眼睛。“我会给压缩的福特野马掺入足量的水，等它泡开后，开去上班。”“它不会受潮吗？”一直在听我们对话的乔纳森问。“会有一点儿受潮，”我说，“但开着受潮的车去上班也比走路强呀。”

晚上他们入睡前，我讲了个故事。珍妮特忘了带书来，所以我现编了一个。讲的是一对双胞胎：分开时，他们就是两个普通人；但相互触碰时，他们就会获得超能力。男孩们很喜欢这个故事。小孩子都痴迷于超能力。等他们睡着，珍妮特和我抽起烟来，是学校那个叫罗斯的门卫卖给她的。烟品质不错。我俩飘飘欲仙。整个晚上，我们就是做爱、大笑，或是大笑、做爱。

我们直到中午才醒来。说得准确点，是珍妮特醒了。我是听到她的尖叫声才醒过来的。我下楼后发现整个客厅汪洋一片。戴维和乔纳森拿着从花园拖进来的水管，站在福特野马旁。珍妮特朝他们大吼关水，戴维立刻跑向院子。乔纳森看到站在楼梯边的我，说道：“你瞎说。我们用了一吨水它都没泡开。”客厅里的小地毯，还有那些旧唱片，在水流上漂来荡去。我还看到我的音响在水下冒着泡泡，就像一只溺水的动物。就是些玩意儿罢了，我告诉自己。就是些我其实并不需要的东西。“这台车是坏的，”乔纳森一边继续摆弄着水管一边说，“他们把店里坏掉的一台卖给你了。”

珍妮特不该掴他的，而我这边的做法也不对。我不该干涉。这两个孩子不是我的，我完全没必要做出那样的反应。她是位好母亲。只是发现自己身处这种非常情境而承受了太大压力。我也是。而如果她掴出去的那一巴掌不怀恶意，也许，你懂的，她也就能理解我的推搡了。我绝对不想伤到她。我只是试图把她和双胞胎拉开，直到她平静下来。而且如果不是房间里的这一汪水四处泼溅，她也不会滑倒受伤了。

我已经给她发了五条信息，但一直没收到回复。我知道她安然无恙，因为她母亲把情况都告诉我了。只是流了点儿血，缝了几针。他们还给她打了一针破伤风，因为刮伤她的福特野马生锈了。她带着双胞胎离开后，我很担心。所以我去了她家，她母亲出来告诉我，珍妮特不想再见我了。烟民式地咳了好一阵，她又补充说，我不用太担心——如果给她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事情肯定会过去的。

明天去上班的时候，我要给她带个小礼物：发胶或短袜。她疯狂喜爱那些式样奇特的短袜，有的上面有巨大的圆点，有的两边各缝了一只下垂的耳朵。如果她不想说话，我就把精心包装的礼物放在收银台边，直接走进厨房。最终，她会原谅我的。等我再次带她回家，我会告诉她有关那辆车还有我父亲的完整故事。完整地告诉她，我父亲是如何对待我和我兄弟的。告诉她我们多恨他。告诉她唐入狱的时候，他要我找到父亲，连带他的份儿一起当面对他说，他是个多么差劲的父亲。我要告诉她那晚在废品堆放场的情形。看着他珍爱的车被压成一个大铁块，完全失去用途，我是多么享受。我会把一切都告诉她，也许她就会理解了。实际上，是几乎一切。除了一点：当我把父亲的车送去克利夫兰的废品堆放场时，车里那个老男人的身体还是温热的。等我说完一切，珍妮特原谅了我，她会再次带孩子们过来。我和他们，我们会把客厅门紧紧关上。蜿蜒拉来那条水管后，我们会用抹布堵上空隙。然后我们会把院子里那个生锈的水龙头开到最大，一直开着，直到那个空荡荡的大房间像泳池一样被完全注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