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一
《校园之殇》:直视伤痛拯救心灵

梁鸿鹰

“隐形”的孩子  作者:李燕燕

“殇”——中国汉字中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内涵和特定情感色彩的字,常常用来表达心理上的剧烈悲痛、哀思和遗憾。以“殇”为名,直刺内心。又因这“殇”起于校园,本是充满快乐、天真、活泼,遍布欢声笑语的地方,更使得这种刺痛格格不入且锥心蚀骨。

邯郸初中生杀人埋尸案,举世震惊,闻者色变。我曾经在某次交流互动节目中,看到一位研究历史的学者,面对提问者面露难色地说,别谈这个事了,太可怕了,也太令人心寒了,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了。举座愤怒、恻然、沉默之余,这道鲜血淋漓的社会伤口再次无情地出现在我们眼前。这一次,作家李燕燕再也无法视而不见,再也不能刻意回避。作为报告文学作家,同时身为女性和母亲的她,秉持了作家密切关注牵动社会神经事件的创作伦理,承担着作家对社会的责任与良知,更以女性和母亲般柔软慈悲的仁爱之心,直视那赤红锥心的伤痛,尽自己最大努力缝合、包扎、抚慰、治愈受伤者的心灵。

这是一次建立于广泛社会调查基础上的纪实性书写。近年来,媒体上关于校园霸凌、未成年人犯罪的新闻屡见不鲜,不少人在一时的震惊、痛惜、不安之后,更多的是选择谨慎地自我防护,裹紧家庭的“外衣”,不让那凛冽凄厉的寒风伤蚀自己的孩子。对于这个社会创伤的病理成因、整体情况和根治之法,普通人一般即使有探寻的热情,也难有深究的能力。从这部作品看,李燕燕显然做足了创作准备,打算一探究竟,讲出个道道来。她访谈耐心周密,挖掘细致深入,围绕“校园霸凌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调查研究,进而给出自己的回答。何谓校园霸凌?霸凌为什么会发生在校园?其背后涉及的心理因素、生理因素和社会因素有哪些?孩子面对霸凌应如何应对?谁应为未成年人的罪恶负责?家长、学校、社会、法律分别承担哪些责任?她在作品中枚举人们关心的问题,叙述铺陈所见所闻,条分缕析各种显性及隐性问题。她阅读关于校园霸凌的新闻报道,涉猎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走访咨询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律师、警察,在社交媒体上贴出告示,远赴他乡寻找曾经被霸凌的受害者,只身前往偏远的城乡接合部深入采访,面对面倾听他们的故事,心贴心感受他们的经历,剖析受害者性别、年龄、地域、家庭等方面的共性和差异,尽可能为读者提供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科学可信的详细依据,以大量第一手素材探析悲剧发生缘由,警示人们防止这道渗血的社会伤口再次撕裂,引人入胜,发人深省。

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重要属性。如何对事件进行真实还原,故事叙述的客观细致,分析思考的理性冷静,考验作者的创作能力。作者通过对多起校园霸凌事件的陈述,从校园、家庭、人性、社会、法律等角度嵌入叙事主线,将大量案件资料、采访实录、调研成果做了理论分析,充满了人文关怀和现实意义,形成对涵盖霸凌事件各个方面的全方位解读,纪实的口吻,文学的笔触,直指人心的叙事,既有事实支撑,又有观点概括,更富真情实感。整部作品的色彩语调不乏压抑沉郁,叙事语气却依然平静镇定,但平静中包含着隐忍,悲愤中蕴藏着克制,体现了纪实文学的客观、公正、周详,探求了这一文体的真实性力量所在。

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本质往往形成对作家认知能力、直面问题能力的考验。一个作家在现实问题前勇于挺身而出的同时,如何对事实进行剖析和洞察,向社会传达直击人心的思想,《校园之殇》也做了探索。作品表达了作家对校园霸凌现象观察后的悲怆与痛惜,字里行间传递出的如波涛般涌动的情绪,源于面对所有霸凌事件的社会共性情感:对施暴者的震怒和惊愕,对受害者的同情和惋惜,对残忍施暴手段的鞭挞,对监护人、旁观者、管理方不作为的愤慨和申斥,以及对迟来的正义的呼唤与期盼,是作家的丰富情感所致,更是社会良知的反映。作品发挥政论功能,以大量细节告诉我们,校园霸凌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决问题亦无法毕其功于一役,要向社会拉响警报,更要警钟长鸣,指向明确地呼吁涉及该问题的相关方面一定要承担起应尽之责,从而发出解决校园霸凌问题的强力号召。作品大量列举当前家庭、学校、社会各界遏制校园霸凌的有益尝试,特别是司法界将法律作为最有力的惩戒手段,传递出鲜明立场:低龄不是恶性犯罪的“免罪牌”,清除校园霸凌,需要全社会合力。作品在议论时穿插出现的“在我看来”,是作家有意而为的现身说法,“我”的存在,增加了作品的现场感、鲜活性、思想性,让人们感受文字的生命、心跳、呼吸和脉搏,易于引起读者的共振。

报告文学的独特审美作用是作品着意重申的,作品力图融汇情感共鸣与心灵呵护、思想启迪与方法探寻,将现实反思与道德教化结合起来,从精神层面为人们理解人生、体验情感、追求美好提供有价值的思考,将报告文学的新闻性、文学性、思想性融为一体,带领读者关注现实生活课题,回应社会关切。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求解才是文学要抵达的方向,《校园之殇》力图通过大量实例的陈述、有理有据的分析、文学运笔的延展,在条理清晰的结构中显现对现实问题的回应。作品以此收尾,让原本暮霭沉沉的气氛,投射进希望的光亮。作者用文学的方式告诫社会,不要让罪恶在旁观和遗忘中滋生、繁衍甚至猖獗,从而唤醒漠视之心,凝聚社会之力,守护纯洁之地,以“殇”治“伤”,让人们相信,在大家共同努力下,这道本不该有的社会伤口终将愈合,这便是文学价值的彰显。

有道德、有温度、有筋骨的书写,不是标语口号的简单套用,不是下笔之前已有的立场设定,而是作家真正深入生活,接受现实洗礼的结果。对大众的生活、心灵的处境、情感的归宿,那种诚意的关切、深刻的体恤,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来自执着投入的探索,坚定理性的追寻。《校园之殇》从某些方面为其提供了一些启示。

(梁鸿鹰,《文艺报》原总编辑,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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