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独自去了渝中区某大型商场。朱佳云当初为心智障碍者融入社会而开的汽车美容店，就在商场底部。经过疫情期间的艰难运营，这家小店已在2023年春天正式关停。从商场一层到这里，不大方便，乘电梯下去，还要在迷宫般的负二层弯弯绕绕寻觅半天才能找到。

朱佳云牵头做的民办非营利性公益组织，名为“重庆市渝中区圆梦助残公益服务中心”，承担政府的残疾人培训及服务项目。这样的公益性社会组织，老百姓可能并不了解，事实上，当下许多街道社区所购买的残疾人扶助或者心理辅导等服务，都来源于这样的组织。朱佳云的公益服务中心因此获得的收益称为“机构发展金”，主要用于发工资、办公设备添置等支出。

这个仅仅运营了两年的小小汽车美容店并不是朱佳云的第一个项目。他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人，数年前怀抱创业的想法从单位辞职。但现实并不如人意，他的创业屡遭失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市残联，目光渐渐触及残疾人这一群体。对于大学时主修心理学的朱佳云来说，五类残疾人，他都有自信能渐次在交往中，得到他们及家属的理解和信任。

他牵头接下的第一个公益项目是盲人按摩培训，要带六个手法娴熟的男性盲人按摩师到几个区县开展培训，当然，接受培训的也是盲人，那些急迫等待自食其力的成年盲人。

几天相处下来，他对这六个人的习性爱好了如指掌。朱佳云发现，残疾人的残缺，“五感”中总有别的代偿。他把那些盲人按摩师带到酒店房间，领着他们走了一遍，告诉他们哪里是床铺，哪里是卫生间，哪里是茶几，特地交代，搁在书案边上的烧水器尽量不用，如果要喝热茶就叫他或者酒店服务生。接他们下楼用餐时，他看见一位盲人按摩师正用烧水器里刚烧好的开水冲泡花茶，动作娴熟，与正常人相差无几。他还看见另一位盲人按摩师换上了酒店里的睡衣，惬意地半躺在床上用手指“阅读”一本页面凹凸不平的盲文图书。午餐的饭桌上有鱼有排骨，正当朱佳云懊悔着不应该点这些对盲人来说可能暗藏危险的菜肴时，按摩师们已经你一筷我一筷津津有味地吃起来，鱼肉咽下去，刺和骨头熟练地吐出来。盲人的筷子都长了眼睛，朱佳云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盲人于黑暗中的方向感、触觉和直觉，好到令人拍案叫绝。

对于朱佳云的细心和体贴，盲人按摩师们都能一一体察，并在艰苦的培训中回馈。第一个项目圆满成功。如果说原先朱佳云对于残疾人的了解仅在接触的浅表层或者道听途说，那么第一个项目让他得以深入这个群体，产生共情共鸣，做公益组织的“自信”转变为“有把握”。他开始招揽同道中人一起做公益服务中心，同时把眼光转向更多不一样的残疾人群体。

2020年初冬，在那座人气算得上兴旺的商场地下层，他得到了有关部门支持的四个免费车位，把帮扶的目标转向成年心智障碍者，尤其是长大的孤独症患者。和之前做盲人按摩培训项目一样，朱佳云再次“自我投入”，十五万的设备加基础装修，还有一万多元用于建立排污管道。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很快，朱佳云做汽车美容培训、提供就业机会的讯息，透过各种微信群直达家长那里，许多心智障碍者的家长积极报名，同时报名的还有聋哑人。

张国华等人曾告诉我，有不少城市的孤独症患儿家长自发建立了联系群，用于互通消息。这些群通常有上百人。不同的群有不同的功能，比如学龄期孤独症患儿家长们建的“康复训练群”，成年孤独症患者家长们建的“技能培训群”“社会融合群”。建立联系群的一个目标就是“就业”，家长们并不关心一份工作能拿到多少报酬，而是期待一份工作能够让已经长大的孩子借此慢慢融入社会。研究表明，孤独症患者如果与社会紧密接触，症状或能得到一定程度缓解。

几个月的专业培训后，有三名学员留了下来：小静和另一名差不多同龄的孤独症患者小安，以及一个智力障碍青年。朱佳云告诉我，培训期间陆陆续续有学员找到其他工作离开了，大部分是聋哑人，招聘他们的，多是一些有流水线作业的工厂。

2007年5月1日，我国《残疾人就业条例》正式施行。根据这一条例，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1.5%以上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和岗位。安排残疾人就业达到、超过规定比例或者集中安排残疾人的用人单位，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免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当下，许多企业都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成批招聘残疾人上岗。其中，聋哑人得到的机会更多，因为他们在言语交流上虽有欠缺，但工作能力并不比普通人差，手脚和双眼非常灵活，干起活来很麻利，也很敬业。

统计显示，在我国的视力，听力、言语，智力，肢体，精神五类残疾人中，听力言语残疾（聋哑）就业率名列前茅。2015年出版的《中国孤独症家庭需求蓝皮书》[参见中国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编著《中国孤独症家庭需求蓝皮书》，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统计，被划归为“精神残疾”的成年孤独症患者就业率不到10%。此后数年，这个数据几无变动。与之相对的是孤独症发病率的不断增高。相比于聋哑人，这群长大的“来自星星的孩子”在融入社会方面有太多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壁垒。

小静为入职汽车美容店做足了准备。参加朱佳云组织的培训之前，他还专门在相关机构学习了一段时间。他的父母希望这次“入职”能够顺顺利利。因为这已经不是小静第一次尝试“上班”。半年之前，小静曾有一份洗车的工作，但仅仅做了一天便被辞退了。原因是管事的经理发现，他来到陌生的工位后，显得格外好奇，跑前跑后向正在干活的同事提出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影响了同事干活。那一次的打击，让小静和父母都很沮丧。张国华发现，本来就很敏感的小静，在许久不出门的情况下，更容易陷入自我的世界，不能自拔。

到朱佳云那里“上班”的前一天，张国华夫妻对儿子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一定要有“记性”，小静诚恳地点着头，说：“我记住了。”但当他告别家人独自一人去上班的时候，很多事情又变得“身不由己”。

小静的优点之一是个人生活基本能够自理，包括自行外出。换乘地铁轻轨，小静很感兴趣并且非常熟练。每天吃过母亲准备的早餐后，他自己乘坐轻轨，从沙坪坝区到朱佳云位于渝中区的汽车美容店。朱佳云很快发现，尽管小静很早出发，但依然常常迟到，并且一迟到就是一两个钟头。通过询问和沟通才知道，只要路上发生点儿热闹事，小静便会忘记自己此行的“目标”，停下脚步，好奇地观望，迟到自然是常态。朱佳云发现小静也有自己的软肋——害怕被扣钱，于是果断出手，从小静的当月工资里，扣了十元钱作为惩戒。十元差不多就是一杯奶茶的价格，小静的“安全感”动摇了。害怕战胜了惯性，他上班开始准时准点。

在店里，小静活泼爱笑，嘴里还时不时说出几句成语，是一个可爱的小伙。冲掉泥沙、喷洒洗车液、用洗车海绵擦拭车身、清除污渍、将车身水分擦干……这些关键的洗车步骤，师傅一再对小静强调，小静也表示全部记住了；但隔了一个周末假期，待到周一再来，他又忘记了应该先从哪里做起。像小静这样的情况，工作时很容易滞留于一个细节，比如擦拭车窗，如果没有人提醒，他会一直只专注于那扇车窗，哪怕车身有再多污垢，都视而不见。

小安和小静一样，很喜欢在这个汽车美容店工作，每天早早地从十余公里外的家里赶来上班。小安是家长群里公认的“好孩子”，在朱佳云的印象里，他几乎没有出过什么大的纰漏，即使偶尔躁动不安，也是一过性的。但小安脑子里仿若植入了一套“固定程序”——他早上起床时间固定，中午十二点必须准时吃饭，下午六点则要准时下班，一分钟不能多，一分钟也不能少，否则就会情绪失控，涨红着脸喊叫。同样，洗车的时候，小安也严格按照程序，所有环节和细节，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打乱，否则他会手足无措。

朱佳云体贴地理解着在这里工作的每一个“特殊”大男孩，他们身上的每一点变化，都令他分外喜悦。比如，小静渐渐能够集中注意力了，小安也比初来时更加活泼，积极主动与人交流。

他也在探索小静、小安他们工作中的问题该如何解决。他发现，在一个公益组织为大龄唐氏患者开设的洗车场里，为防止员工弄错弄混洗车步骤，采取了每名员工承担一个步骤、数名员工依次流水作业的方式。朱佳云感叹这个方法绝佳，可惜自己的场子太小，无法施展。

从2022年春天开始，商场人流量锐减，本来位置条件就不大好的汽车美容店生意越发冷清，苦苦支撑了将近一年，2023年3月朱佳云忍痛关掉了这家店子。

“孩子们都有上班的渴望。”朱佳云告诉我。在汽车美容店的微信群里，小安几乎每天都问：“明天上不上班？”他也连续不断地给朱佳云私发微信：“今天我要不要上班？”小安妈妈劝说儿子：“不要打扰到朱老师，朱老师他现在遇到了困难。”小安似懂非懂。朱佳云曾尝试着不再去回复，但就像小安曾刻板重复的一个个生活或工作步骤一样，同样的问题依然每天如约而至。

“小安在汽车美容店里的一年多时间，充分体会到融入社会的乐趣。人毕竟是社会性的，无论他天生有着何种缺憾。”朱佳云说。

在朱佳云手机上，我看到刷屏的齐齐一排“今天我要不要上班？”我没有见过这个执着发问的大男孩，但此刻他的面貌却从这不断重复的问话里脱显而出。他应该有一双充满渴望的眼睛吧，眼里亮闪闪一层——是的，一层泪光，就像突然看见这整齐划一的一排排文字的我。

我要写他们，这一刻我突然确定了。

2022年朱佳云又发起了另一个解决残疾人就业的项目，6月第一家“一角咖啡”在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街道美专校社区试运营，9月9日正式运营。当天就有不少单位发出开设分店的邀约。不久，“一角咖啡”启动了为期三十天的聋人咖啡师培训项目，不仅不收取学费，还提供午餐和交通补贴。在某知名民营医院帮助下，“一角咖啡”进驻其渝北院区。2023年4月，紧挨制药三厂的沙坪坝店开业，这里离小静的家很近。遗憾的是，小静做“外卖员”的理想落了空——这里的分店主要面向制药三厂员工，而药厂对环境卫生的要求极高，不允许外人进入。

对张国华来说，所谓休假实则忙碌不停。带着儿子做点小生意的想法并没有动摇，唐毅、陈丽等带着孩子做烘焙的实践鼓动了他。能做烘焙，为什么不能试试卖小面呢？在赫赫有名的某连锁店，卖了十几年面的大姐带着张国华参观了后厨摆得满满当当的各式佐料。好家伙，至少有二十道！并且，这二十多道佐料不是随意往碗里一搁了事，有次序、有先后，还得掌握分量。参观完后厨，张国华带着小静开面馆的想法无声地熄灭了。因为他知道，小静压根不可能记得住那些复杂的工序，一碗小面并不比一杯手磨咖啡简单。

有一位孤独症患者的家长曾说，就算都是残疾人，有的残疾类型通过训练就可以顺利融入社会，靠着自己的劳动生活，与常人无异。在张国华感叹于创业理想破灭之际，一家特色冰粉店又悄无声息地在不远处的商圈开出一个分店。这家冰粉店甚至在抖音上有近万粉丝。大多数人并不知晓的是，老板是一位腿脚不便的残疾人，年少时便被母亲从乡下带到城市做街头小食，肢体残疾却头脑精明的他，把不起眼的营生越做越大。

创业的路既然暂时无法走通，那么有合适的就业渠道也好。张国华前往区残联咨询企业用工事宜。虽然没有抱什么希望，但一番咨询下来却让他浑身发凉。

区残联的工作人员告诉张国华，按照相关规定，残联帮忙联系的工作，必须要达到市内最低工资标准，至少签订一年的合同。事实上，硬要按照这个标准去套，一般企业是不可能聘用小静的。且不说工作能力如何，孤独症谱系障碍患者很可能在工作过程中出现突发的、意想不到的情况，此时如果没有专人在旁边照看，后果难测。基于这种情况，一般企业都会感觉“担不起这个责任”。因此，在面试或一天的“实操”后，小静等人极可能成为企业想方设法“屏蔽”的对象——在相关劳动法规逐渐健全的今天，谁也不愿主动去惹上麻烦。

虽然有些沮丧，但张国华却能够理解残联和企业的苦衷。就在他离开不久，接近下班时间，那个被介绍到塑胶厂工作的智力障碍男孩给残联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聊着现在的工作和生活。

对于这样的电话，区残联的工作人员已经习以为常。那个被鉴定为“三级残疾”的智力障碍男孩很会聊天，甚至比正常人“聊得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