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体验一切；让我们离开这里，不留遗憾；让我们用尽所有，让死亡无从可取。

虽然多年前我只见过她一次，只做了一次咨询，但我们在一起的时光仍然鲜明地刻在我的脑海中。海伦娜是一个可爱的、忧伤的、能言善辩的女性，她来谈论她的朋友比利，在我们的咨询中哭了三次。

三个月前去世的比利，在她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他们的世界截然不同——他在苏荷区的同性恋世界里打转转，她则在15年的中产婚姻中安身立命——但他们是一生之友，他们在二年级时相识，20多岁时一起生活在布鲁克林的社区里。她贫穷，他富有；她小心谨慎，他奔放不羁；她笨手笨脚，他满腹经纶。他金发碧眼，还教她开摩托车。

“有一次，”她回忆说，眼睛里闪着光，“我们骑着摩托车在南美洲走了六个月，身上只背着小包。那次旅行是我生命中的巅峰。比利曾经说过，‘让我们体验一切；让我们离开这里，不留遗憾；让我们用尽所有，让死亡无从可取’。然后，突如其来地，四个月前，脑癌，我可怜的比利在几周内就死了。”

但那时她没哭，几分钟后才流泪的。

“上周，我达到了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我通过了国家考试，现在是一名有执照的临床心理学家。”

“祝贺你。那确实是一个里程碑。”

“里程碑并不总是好事。”

“怎么讲呢？”

“上周末我丈夫带着我们的两个儿子和他们最好的朋友去露营，我在周末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消化这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回顾我的生活。我打扫了房子，我整理了一个又一个装满无用物品的壁橱，我发现了一本被遗忘的比利的旧相册，我已经多年没有看过了。我深吸一口气，给自己倒了杯酒，坐在角落的地板上，慢慢地翻开了相册，但这一次，我的眼光截然不同——以治疗师的视角。我凝视着我最喜欢的比利的照片。他坐在他的自行车上，皮夹克的拉链没有拉上，露出那神奇的仲夏般的微笑，用一瓶啤酒向我致敬，并呼唤我加入他。我一直很喜欢那张照片，但突然间，我第一次意识到，比利那时正处于躁狂状态，比利有双相情感障碍！我被这个想法吓到了。所有那些珍贵的冒险，我们所做的疯狂的野性的事情，也许这一切只不过是……”

在这里，她第一次哭泣起来。她抽泣了好几分钟。我提示她：“你能讲完这句话吗，海伦娜？这一切只不过是……”

海伦娜继续哭泣，摇着头，并为用掉了我大半盒纸巾而道歉。她收回思绪，没有理会我的问题，继续说：“就在那时，我打电话和你预约。想到他有双相情感障碍已经够糟的了，但当天晚些时候，当我重读与比利的最后几封电子邮件时，情况变得更糟。在最后，他给我写了一条充满爱意的信息，告诉我，我对他来说有多重要，他是多么珍惜我的友谊，他是如何紧紧地抓住我的形象，即使他的大脑有一大块正在崩溃。然后……”

在这一刻，海伦娜崩溃了，第二次哭了起来。她一边重重地抽泣，一边再次伸手去拿纸巾。

“试着继续说话，海伦娜。”

“然后，当我更仔细地读那封电子邮件时，”她在抽泣之间说，“我意识到他的邮件已经发给了100多个人。我只是100多个人中的一个，准确地说，是113个。”

她又继续痛哭了几分钟。随着抽泣声越来越小，我说：“然后呢，海伦娜？”

“然后我翻到了我已经完全忘记的相册中的一页。粘贴在这一页上的是一张邀请函，是我们以前在布鲁克林举办的一次联合狂欢生日聚会的请柬。我生于6月11日，他生于6月12日。我们的出生时间只相差几个小时，我们经常一起庆祝我们的生日，而且……”

说到这里，海伦娜第三次流下了眼泪。

我等了一会儿，然后替她把话说完：“我们出生时只相差几个小时，而现在他死了。这一定是个可怕的想法。”

“是的，是的。”海伦娜一边抽泣一边使劲点头。

我看了看表。她要求进行一次治疗，而现在只剩下20分钟了。“海伦娜，让我们先关注一下你刚才的泪水。你和比利同龄，两人出生时间只差几个小时。而现在他已经死了。告诉我你在想什么？”

“我还活着，他却死了，这只是偶然，还可能是相反的情况。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去看赛马。那是我的第一次。我很惊讶，比利竟然拒绝下注，当我问起这个问题时，他给出了一个古怪的答案。他说，他已经用完了他的运气，他赢得了生命的彩票——在那些数以百万计的其他卵子和精子细胞的竞技中，他是那个幸运儿，中了‘生命彩票’。他指着地上所有被撕碎的输掉的彩票说，他对‘生命彩票’负有责任，不能浪费他的钱财，或者从别人那里抢走更多的钱财，而是要用它来最大限度地充分地生活。”

“那他做到了吗？”

“哦，是的。哦，是的。我从来不知道有谁能如此充分地活着，如此没有恐惧，如此兴致勃勃地活着。”

“而且，”我说，“如果那灿烂的生命火花可以熄灭，那么你自己的生命之火也似乎不稳。”

海伦娜抬头看着我，对我的直言不讳有些惊讶。“正是如此，正是如此。”她又抓了一把纸巾。

“所以你的眼泪也是为了你自己。他的死亡使你自己的死亡更加鲜活，更加真实。这是你第一次与死亡打照面吗？”

“不，不是。我想小时候有很多次，死亡的念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我劈来。每次我参加葬礼的时候，我就会经历糟糕的失眠之夜，想着自己已经死了。还有我的大儿子出生时，他的第一声啼哭对我打击很大。”

“那么为什么呢？”

“事实显而易见：生命从起初开始，然后以线性方式进行。我只是一个载体，把它传递给我的儿子，他将把生命传递下去，然后他也将面临死亡。我想这让我意识到，我们所有人都在一个时间表上，我肯定也不例外。”

“我告诉你我在想什么吧，”我说，“这就是比利的状态，‘不留遗憾’。从你所说的情况来看，你和比利的生活过得很充实。对吗？”

“是的。”

“我从你讨论时的兴奋眼神中看到了这一点。那段时间的生活没有遗憾？”

“完全没有。”

“那么，你现在与你丈夫和儿子们的生活呢？”

“啊，是的。你不浪费时间。不同的故事。我现在不在生活之中。我似乎是在推迟它的到来。我没有在当时当下真正体验和品味生活。我被各种东西压得喘不过气来——衣服、亚麻布、床单、太多的灯、棒球手套、高尔夫球杆、帐篷和睡袋。”

“不像你和比利的摩托车旅行，六个月的南美之旅，背上只有一个小包。”

“哦，那是天堂，纯粹的天堂。现在我嫁给了一个好男人。我确实爱他，但是，哦，我希望我没有那么重的负担。我希望我可以只背着一个小包继续前进。太多事情了。有时我想象着一把巨大的蒸汽铲冲破我的屋顶，用我们房子里的东西——巨大的电视、DVD播放机、沙发和洗碗机——填满它的下巴，当它升空时把东西带走，我看到一些条纹帆布草坪椅从它的牙齿上垂下来。”

“那又怎样？说说你过去几年中对生活的遗憾。”

“我没有珍惜它，没有像我应该的那样生活。也许我太固执地相信，真正的生活是过去和比利在一起的日子。”

“而这种信念使你更难接受自己的死亡。当你觉得自己没有完全活过的时候，想到死亡总是更痛苦的。”

海伦娜点了点头。我现在肯定得到了她的全部注意力。“让我们回到另外两次你哭的时候。当你得知他给100多人发了一封告别邮件时，你哭了。让我们再谈谈这个。”

“我只是觉得自己不再特别了。我们曾经是如此亲近，非常亲近。”

“你一直和他常见面？”

“我以前有，但过去几年都没有。自从十年前我搬到俄勒冈州后就没有了。我们一直各住在东西两岸，我一年最多见他一两次。”

“所以，”我喃喃自语，“我想到比利被脑癌侵袭，也许像许多垂死的人一样，感到孤立无援，在绝望中，伸出手去触摸他的整个社交网络，联系他认识的每一个人。这似乎可以理解，而且非常符合人之常情。但绝不是，海伦娜，他的行为并不意味着对他与你的关系的评头论足。”

“是的，是的，我知道，天哪，我当然知道！我在工作中接待过很多夫妻，几乎每一天我都在对一些来访者说，任何行为都不一定是对完整关系的体现。”

“正是如此，而且，它更不可能事关你与比利多年前的关系是否真实。关系结束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曾经没有存在过。让我们回到你第一次在这里哭泣的时刻，当你谈到你突然意识到比利躁狂时，试着想象一下你当时的眼泪在诉说什么。”

“他的躁狂现在看来非常明显。他从未停过。他的方式是全速前进。他从未放慢过速度。我怎么可能忽视了呢？难以置信。”

“但让我们看看为什么它让你如此震惊。”

“我想它让我对整个现实产生了怀疑。我曾经认为那是我生命的巅峰，闪光和兴奋的中心，我和他激动人心地活着，但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现在我意识到，这一切都只是躁狂在发作。”

“我可以理解你现在一定感觉很不稳定，海伦娜。这些年来，你一直以一种方式看待你的生活，而现在突然间，你面对的是一个新的、不同版本的现实。看到过去在你眼前改变——多么令人震惊！”

“正是如此。我感到茫然。”

“你的说法也有一些令人伤感之处，海伦娜。比利，这个重要的、宝贵的人，这个你一生的朋友，已经沦为一种诊断方式，这很可悲。而你和他在一起的整个青春——所有那些美妙的激动人心的经历——也被重新定义为‘不过如此’，不过是躁狂症的表现。也许他有一些躁狂症，但是，从你告诉我的情况来看，他似乎远不止这个标签。”

“我知道，我知道，但我现在无法克服这个问题。”

“让我告诉你我现在心里想的是什么。当你说，‘你和他在一起的整个青春’都‘不过是’躁狂症时，我有点儿不寒而栗。我想象着将这种‘不过是’的方式应用于你我之间现在发生的事情。我想有人会说，这‘不过是’一场商业交易，我因为倾听和回应你而得到报酬。也许有人会说，通过帮助你感觉更好，这让我感觉更强大、更有用。或者说，我从帮助你获得意义中获得生命的意义。是的，所有这些事情都可能是真的。但如果说治疗‘除了’这些东西之外什么都不是，那就与真实相隔千里了。我觉得你和我相遇，我们之间有一些真实的东西在发生，你与我分享了很多你自己的东西，我被你的话语所感动和吸引。我不希望我们被压缩，我也不希望比利被压缩。我喜欢想到他奇迹般的仲夏微笑。我羡慕你们骑摩托车穿越南美洲，想到你把这一切从自己身上夺走，我很难过。”

我们结束了，我们两个人都累了，都开窍了。她可以重新拾起她的过去，再次珍惜她和他在一起时的生活。而就我而言，我对自己长期以来厌恶的诊断行为有了新的看法。在我接受精神科医生培训期间，我发现官方的诊断类别有问题。在病例会议上，许多顾问对所讨论的病人的诊断意见常有分歧，我最终明白，这些分歧通常不是来自医生的错误，而是来自庞大机构诊断工作中的内在问题。

在我担任斯坦福医院住院部主任期间，我依靠诊断来决定有效的药物治疗。但在我过去40年的心理治疗实践中，对于那些不那么严重的病人，我发现诊断过程在很大程度上确实不太重要，而且我开始相信，为了满足保险公司对精确诊断的要求，心理治疗师必须经历的扭曲，对治疗师和病人都是有害的。在诊断过程中，我们并非在自然节点处下手雕刻。诊断类别是发明的，也是任意的——它们是委员会投票的产物，每过十年都要经过相当大的修改。

不过，我与海伦娜的咨询让我意识到，做出正式诊断的苦差事，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麻烦。事实上，它可能会阻碍我们的工作，因为它掩盖甚至否定了我们在办公室里面对的那个完整的、多维的个体。比利是这一过程的受害者，我很高兴能在恢复他以前的复杂性和旺盛精力方面发挥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