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踢开门的时候，两种气味扑鼻而来：死亡，还有一种动物的异味。

一个每天都要经过这座屋子的男人打匿名电话报警。他看见一扇窗户破了，但一直没有修好，他上去敲过前门，但没人应声。绕到后门的路上，他透过窗帘缝看见厨房的墙上有血迹。

屋里被洗劫一空，底楼只剩下最沉重的家具在地毯上拖拽留下的痕迹。厨房里的那个女人，五十五岁左右，喉咙被割开，死了至少一个星期。

我的头盔在归档音频和视频，但无法记录那股动物异味。标准程序是做个口头评论，但我一言不发。为什么？就当这是对独立人格的残存需求吧。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监控我们的脑电波、心跳和天晓得其他什么能用作呈堂证供的东西了。

“西格尔警探，证据表明，在被告开火的时候，你勃起了。你觉得这是一种适当的反应吗？”

楼上一片狼藉。卧室里，衣服被扔得到处都是。书、CD、文件、倒扣的抽屉散落在书房的地面上。医学文献。一个角落里，几摞光盘期刊因为封套的统一性从混乱的场景中脱颖而出，分别是《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自然》《临床生物化学》和《实验室胚胎学》。墙上挂着一个装框的卷轴，证明弗里达·安妮·麦克伦堡于2023年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桌上有两块地方没有灰尘，形状像是一台显示器和一个键盘。我注意到墙上有个带指示灯的插座，开关是打开的，但灯没亮。房间里的照明灯不亮，其他地方亦然。

回到底层，我在楼梯背后找到一扇门，想必通向地下室。门锁着，我犹豫了。进屋的时候我别无选择，只能用蛮力破门；然而在室内，我的执法依据就没那么靠得住了。我没有仔细找过钥匙，而且也没有不得已的理由表明我必须赶紧进入地下室。

但是，再弄坏一扇门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警察忘了在门垫上擦鞋都会被起诉。要是哪个好公民想整你，哪怕你跪在地上爬进去，手里挥舞着一把令状，把他们全家从折磨和死亡中解救出来，他们也还是能找到理由。

空间太小，没法儿踹门，于是我砸坏了门锁。异味恶心得我想吐，但真正让人不能承受的，是它无处不在的浓烈程度，异味本身并不难闻。我在楼上看到了医学书籍，还以为动物会是豚鼠、老鼠和小白鼠，但这不是笼养的啮齿类动物的臭味。

我打开头盔上的照明灯，快步走下水泥台阶。头顶上是一条四方形的粗大管道。空调通风管？说得通。屋子里平时应该不会弥漫着这样的气味，但如果地下室空调的供电被切断——

光束照亮了一组棚架，上面摆着各种小装饰品和盆栽，还有一台电视机；墙上挂着几幅风景画；水泥地面上有一堆干草，一只强壮的豹子蜷缩在草堆上，看得出正在艰难地呼吸，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动静。

光束落在一团乱糟糟的赤褐色毛发上时，我以为它在啃一个残缺不全的人头。我继续走向它，期待——不，希望——惊扰正在进食的动物会刺激它起来攻击我。我身边的武器能把它打成一团混合肉酱，比起处理这么一个活物所需要的繁文缛节和官僚手续，打死它反而轻松得多。我再次把光束转向它的头部，这才意识到我弄错了。它没在啃任何东西，它的头藏了起来，隐蔽了起来，而那个人头只是——

不，我又错了。是人类的头与豹子的身体连在了一起。人类的颈部长出软毛和斑点，与豹子的肩膀融为一体。

我在它旁边蹲下，心想：要是我一个不留神，它的巨爪会如何撕扯我的身体？这个头部属于一个女人，皱着眉头，似乎在睡觉。我把一只手放在她的鼻孔底下，感觉到随着豹子强壮胸部的起伏，气流喷在我的手上。这一点比皮肤的平滑过渡更让我觉得两者的结合是真实的。

我查看房间的其他部分。房间一角有个坑，那是个嵌在地板上的蹲厕。我踩了一下旁边的踏板，暗处的水箱随即冲水。有个直立的冰柜，周围是一摊水。我打开冰柜，发现里面的架子上有三十五个塑料小瓶。每个瓶身上都有被抹开的红字，拼出“已污染”这三个字，是用对温度敏感的染色剂写成的。

我回到豹女身旁。她在睡觉？装睡，病了，还是昏迷？我拍拍她的面颊，动作并不轻柔。皮肤似乎在发烫，但我不知道她的正常体温是多高。我摇了摇她的肩膀，这次我放尊重了一些，就好像通过触碰豹子部分的身体来唤醒她也许会更加危险。她毫无反应。

我站起身，按捺住恼怒的叹息（心理学家会揪住你发出的每一个细小声音不放。我曾经因为不明智地欢呼一声而被盘问了几个小时），然后呼叫救护车。

我早该知道不能寄希望于这样就能结束我的麻烦。我不得不用身体堵住楼梯口，阻止急救人员的溃逃。他们中有一个吐了出来。然后他们拒绝把她放上担架，直到我保证我会陪她去医院。不算尾巴，她只有两米长，但体重至少一百五十公斤，我们三个人好不容易才费劲地把她抬上楼梯。

离开屋子前，我们用一块被单从头到脚盖住她，我特地花了点儿心思摆放被单，以免暴露出它底下的形状。一小群人聚集在外面，就是常见的那种乱七八糟的围观者。法医队伍姗姗来迟，不过我已经在无线电里通报了全部情况。

来到圣多明各医院的急救室，医生一个接一个掀开被单往下看，然后一个接一个抱头鼠窜，有几个人嘟囔着半通不通的借口，大多数人甚至懒得撒谎。就在我即将爆发的时候，我堵到的第五个医生（一个年轻女人）尽管面无血色，但总算没有逃跑。穆丽尔·比蒂医生（姓名牌上标着的）这儿戳戳，那儿捏捏，掰开豹女的眼皮，用手电筒照瞳孔，然后宣布“她在昏迷”，紧接着开始向我盘问细节。我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她，然后提出了我内心的一些疑问。

“这是怎么做到的？基因剪接？移植手术？”

“我猜两者都不是。更有可能的是，她是个奇美拉。”

我皱起眉头。“那是某种神话——”

“对，但也是个生物工程术语。你可以物理混合不同基因的两个早期胚胎的细胞，得到的囊胚会发育成一个单一的生物体。假如两者来自相同的物种，那么成功率就非常高；假如是不同的物种，情况就比较棘手了。早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就初步造出了绵羊与山羊的奇美拉，但最近这五到十年内，我没在这方面读到过任何新文章。要我说，现在已经没人在认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了。”她盯着床上的患者，表情既不安又着迷，“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确保头部与身体之间的明确区分的，比起把两团细胞直接搅拌在一起，他们肯定付出了千百倍的努力。我猜可以说这东西介于胎儿移植手术和奇美拉化之间，必定还做了某些基因操控，以消除生物化学上的差异。”她干笑两声，“所以你那两个被我否认的猜测很可能都是部分正确的。啊哈，对啊！”

“怎么了？”

“难怪她在昏迷！你前面说过有个装满了小瓶的冰柜——她很可能需要外部补充至少半打在物种间不够活跃的激素。我能叫个人去那地方检查死者的文件吗？我们需要知道小瓶里装的是什么。就算她是用现成材料自己制作的，我们也必须找到配方才行——但更有可能的是她和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签订了合同，定期获取预调好的成品。因此，我们最好能找到带有产品编号的发票，这样你的患者就能最快、最稳妥地得到能帮她维持生命的东西了。”

我同意了，陪同一名实验室技术人员回到那间屋子，但他在书房和地下室里都没找到任何有用的东西。我和穆丽尔·比蒂在电话里商量了一下，然后开始给本地的生物科技公司打电话，用死者的姓名和地址查询。有几个人说他们知道麦克伦堡博士这个名字，但她不是他们的顾客。第五个电话问到了结果，一家名叫“应用兽医研究”的公司曾发运过东西到麦克伦堡的住址，在威逼利诱之下（例如捏造一个供他们在发票上引用的订单号），应用兽医研究终于答应立刻生产一批制剂，并火速送往圣多明各医院。

劫匪有时候会切断供电，希望能让没有备用电池供电的安保设施失效（非常罕见），但这座屋子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窗户的碎玻璃掉在地毯上，从形状来看，没有被碰过，但地毯上有沙发留下的明显印记。那伙白痴在搬走沙发后才想到要打破窗户。有些人会扔掉发票，但麦克伦堡保留了过去五年间的视频电话和水电煤账单。因此，是有人知道这个奇美拉的存在，而且想杀死她，他们一方面不想弄得过于明显，另一方面又不够专业，事情做得不够微妙和自信。

我安排人来保护奇美拉。这么做本来就很正确，免得媒体发现她的存在后蜂拥而至。

我回到办公室，在医学文献库里查了查麦克伦堡，发现她署名的论文只有六篇，而且全都写于二十多年前，全都与胚胎学有关，但（就我能理解的充满术语的摘要而言，其中充满了“透明带”和“极体”）没有一篇明确地提到奇美拉。

所有论文都出自同一个地方：圣安德鲁医院的人类早期发育实验室。照例与秘书和助理你来我往了一番之后，我终于逼着他们把电话转给了麦克伦堡当初的一名论文合作者，亨利·芬戈尔德博士，他看上去又老又弱。麦克伦堡的死讯引来了一声悲叹，但没有显露出明显的惊讶或痛苦。

“弗里达在2022年还是2023年离开了我们。从此，除了偶尔在研讨会上碰面，我就没怎么见过她。”

“离开圣安德鲁医院后她去了哪儿？”

“某家商业公司。她对此语焉不详，我甚至不确定她有没有找好下家。”

“她为什么辞职？”

他耸耸肩。“受够了这儿的条件呗。薪水低，资源有限，官僚作风，还有伦理委员会。有些人能学会适应这一切，有些人做不到。”

“你对她离开后的研究有什么了解？她特别感兴趣的领域是什么？”

“我不知道她后来还做不做研究了。她似乎不再发表论文了，所以我真的不清楚她都在干什么。”

这之后没过多久（速度快得不寻常），上面批准了我调阅她的纳税记录。她从2035年开始以“自由职业的生物科技顾问”为名头自行开业。天晓得这个头衔是什么意思，但它在过去十五年间给她带来了七位数的年收入，至少有上百家公司成为她的收入来源。我打给第一家，发现拨通的是一台自动答录机。时间已经过了七点。我打给圣多明各医院，得知奇美拉依然昏迷不醒，但状态良好；激素混合物已经送达，穆丽尔·比蒂在大学里找到了一名有相关经验的兽医。于是我吞下我的去亢奋药，回家去了。

我其实没有彻底平静下来，最确凿的证据是，当我打开前门时，一股挫败感油然而生。这一切都太平淡、太容易了：三把钥匙插进锁眼，再把大拇指按上扫描器，屋里没有任何危险或挑战性的东西。去亢奋药按理说应该在五分钟内见效，但在有些夜晚感觉更像五个小时。

马里恩在看电视，她大声说：“你好，丹。”

我站着客厅门口。“好。你今天过得好吗？”她在一家托儿所工作，要我说，这才叫压力巨大的职业。她耸耸肩。“一般般吧。你呢？”

电视屏幕上的画面吸引了我的视线。我咒骂了大约一分钟，骂的主要是某位通信管理员，我知道他应该为此负责，但我没有证据。“我今天过得好吗？你一看就知道了。”电视在播放我的部分头盔日志，就是我在地下室里发现奇美拉的过程。

马里恩说：“啊哈，我正要问你认不认识这个警察呢。”

“你知道我明天要做什么吗？会有几千个看过录像的人觉得他们知道内情，然后纷纷打给警察局，我的任务就是整理这些材料。”

“那个可怜的姑娘，她会好起来吗？”

“应该会的。”

电视台播放了穆丽尔·比蒂的推测（依然是我的视角），然后切到两个没名气的专家，他们没完没了地争论嵌合体的细枝末节，而采访者竭尽所能地胡乱引用从希腊神话到《莫罗博士的岛》[英国作家H. G. 威尔斯的长篇小说，讲述了疯狂的科学家莫罗利用器官移植、变性手术等实验创造出“兽人”的故事。]的各种材料。

我说：“我饿了，咱们吃饭吧。”

凌晨一点半，我突然惊醒，颤抖呜咽。马里恩已经醒了，她尽力安慰我。最近，这样的延宕反应把我害得很惨。几个月前我处理了一场特别凶残的伤害案，接下来两个晚上，我一连几个小时心烦意乱，语无伦次。

我们在执勤时处于所谓的“亢奋”状态，用一组混合药物增强各种生理和情绪反应，同时抑制其他反应，提高我们的本能反射能力，让我们保持冷静和理性。据说这样能增进判断能力。（媒体喜欢说药物让我们更具攻击性，但那是胡扯。警局为什么会有意制造更喜欢舞刀弄枪的警察？快速决断和迅捷行动是愚钝野蛮的反义词。）

下班时，我们要“去亢奋”。理论上说，这能让我们变得像是从没使用过亢奋药物。（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个模糊的概念。像是从没使用过亢奋药物，也从未在执勤中度过一天？还是说，像是我们看过、也做了相同的事情，但没有亢奋药物帮助我们应对那一切？）

有时候这个跷跷板运行良好，有时候它也会搞砸。

我想向马里恩描述我对奇美拉的感受。我想说一说我的恐惧、嫌恶、怜悯和愤怒。但我能做到的仅仅是发出愠怒的怪声。说不出字词。她一言不发，只是抱紧我，修长的手指凉丝丝地贴着我面部和胸口滚烫的皮肤。

等我终于耗尽力气，进入类似平静的状态，我总算勉强能开口了。我用沙哑的声音说：“你为什么待在我身边？为什么要忍受这一切？”

她转过去背对我，说：“我累了。睡吧。”

十二岁时，我志愿加入警队。我继续接受普通人的教育，但如果想获得现役资格，就必须从这个时候开始注射生长因子，每周末和假期参加训练。（这不是一个不可撤销的义务，以后我也可以选择其他的职业道路，只要在接下来三十年里每周偿还三百块左右政府对我的投资。或者，我也可以当掉心理测试，这样他们就会开除我，我一分钱也不用还。然而，在培养我之前给我做的那些测试往往能淘汰有可能这么做的人。）这是符合逻辑的。与其把招募范围限定在符合特定生理标准的人群之内，还不如根据智力和态度来选择候选人，然后人工培育次要但有用的体形、力量和敏捷性特征。

因此，我们是为了满足职业需要而制造和调试的怪物。我们比不上士兵和职业运动员，更比不上平均水准的街头帮派成员，他们想也不想就会使用会将预期寿命降低三十年的非法生长促进剂。他们不需要武器，只靠狂战士剂和翘速剂（注射这种试剂会对疼痛和绝大多数身体创伤无动于衷，反应速度则提高二十倍）就能在五分钟内杀死人群中的一百人，然后在兴奋期过去和持续两周的副作用开始前逃进安全屋。（某位非常受欢迎的政客建议秘密出售掺有致命杂质的这些药物，但法案尚未通过。）

对，我们是怪物。但要说我们还有什么问题，那就是我们依然太有人性了。

假如有十几万人为了一项调查打电话给警局，想要处理这些来电，办法只有一个。它名叫自动化远程线人分析，简称ARIA。

初步的筛选过程能够识别出明显的恶作剧者和疯子。一个人打电话来，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里在胡扯飞碟、阴谋论，或要用刀片割开我们的身体，但他永远有可能会随口提到一些相关和真实的东西，然而赋予其证词的权重会低于开门见山直奔要点而去的人，这似乎也完全合情合理。对手势（大约有三成来电者没有关闭视频）和语言模式做更复杂的分析，据说能筛选出看似理性得体，但实际上患有精神错乱或异常固恋的人。每一个来电者最终会被赋予一个从零到一之间的“可信因子”，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撒谎或精神疾病迹象的人会被假定在说实话。有时候，评估软件的精妙程度会让我啧啧称奇。其他时候，我会咒骂它是个装神弄鬼的没用废物。

电脑会提取出每一通来电的相关主张（定义较为宽泛），并创建一个频度表，为每一个主张清点相应的来电数量和平均可信因子。不幸的是，不存在一套简单的规则来确定哪些主张最有可能为真。一千个人有可能会认真地重复同一个流传甚广但全无根据的谣言，而一个诚实的证人有可能心神狂乱或生化水平失衡，被电脑不公平地赋予一个低分。总的来说，审核者必须阅读每一个主张，尽管这是个乏味无聊的活儿，但还是比查看每一通来电快几千倍。

（要是实在走投无路，我可以逐一查看第14和15条共计1733通来电。但现在还没到那个地步，我有很多更好的方式来消磨时间。）

考虑到来电者肯定展示了不少奇幻和神话动物的画作，这也不足为奇，但就在下一页上：

出于好奇，我调阅了其中的一些来电。最开始的几次通话与电脑输出的摘要没多大区别。然后，一个男人把一本打开的书举到镜头前。光面纸反射的灯泡眩光使这一页上有几块地方看不清楚，而且整本书还有点失焦，但能看见的内容已经足够耐人寻味了。

一只长着女人头部的豹子蹲伏在一个挑高平面的边缘旁。一个瘦削的年轻男人光着上半身，站在较低的地面上，侧身倚着挑高平面，与豹女脸贴脸，豹女的一只前爪按在他的腹部上，别扭地拥抱着他。男人冷冷地直视前方，嘴唇抿紧，给人以颓废的疏离感。豹女闭着眼睛，更准确地说是几乎闭着眼睛，我越是盯着这幅画看，就越是拿不准她的表情——有可能是平静而迷离的满足，也有可能是性爱的高潮。两人的头发都是赤褐色的。

我围绕女人的面部画了个矩形，把它放大到占满屏幕，然后使用平滑功能，让被放大的像素不至于太难看。由于炫光、失焦和有限的分辨率，图像质量一塌糊涂。我顶多只能说，画里这张脸与我在地下室发现的豹女的脸不算是有着天壤之别。

但是，又浏览了几十通来电后，所有的疑虑都烟消云散了。有一名来电者甚至不厌其烦地截取了新闻播报里的一帧画面，然后在充足的光线下拍摄了她手上的那幅画的特写，把两者并排放在她的来电镜头里。从一个视角观察一个表情不足以描绘一张人脸，但相似性过大，所以不可能仅仅是个巧合。由于（正如许多人告诉我的，而我后来自己也去核查过）《爱抚》是比利时象征主义画家费尔南德·赫诺普夫于1896年创作的，这幅画的原型不可能是这个活生生的奇美拉。因此，真实情况必然刚好相反。

我播放了这个主张下的全部94通来电。绝大多数只叙述了有关这幅油画的同样几个简单事实，但有一通来电走得稍微远一些。

来电者是个中年男人，他说他名叫约翰·奥尔德里奇，是个艺术品经销商和业余艺术史学家。在指出两者的相似性之后，他大致聊了聊赫诺普夫的生平和《爱抚》这幅画，然后又说：“考虑到这个可怜的女人看上去那么像赫诺普夫的斯芬克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虑过林德奎斯特主义的支持者参与其中的可能性？”他的脸微微一红，“也许有点牵强，但我觉得还是应该提一句。”

于是我调出《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在线版，说：“林德奎斯特主义。”

安德里亚斯·林德奎斯特，生于1961，卒于2030年，是一名瑞士行为艺术家，作为一个制药业巨型帝国的继承人，他在财产方面拥有明显的优势。在2011年之前，他做了五花八门的各种生物艺术行为，从最初通过电脑处理生理信号（心电图、脑电图、皮肤电导率、免疫电探针持续监测的荷尔蒙水平）产生声音和图像，到让医生在座无虚席的礼堂中央的无菌透明茧室里给他做外科手术，一次手术是交换左右眼的眼角膜，另一次是把它们换回来（他宣布过要搞一个更具野心的版本：切除他身体内的每一个器官，然后翻个面重新植入。可惜他没能找到一个认为这在解剖学上有可行性的外科医生团队）。

2011年，他产生了新的痴迷方向。他把经典名画的幻灯片投在银幕上，但涂黑了画面中的角色，让模特扮上相应的服饰和妆容后，在银幕前摆出各种姿势，填补画面中的空缺。

为什么？用他自己的原话（也许经过了翻译）说：

不知道ARIA对此会有什么看法。

接下来的十年里，他不再投影幻灯片，而是雇用电影布景设计师和地貌景观建筑师，以三维方式重建他选中的画作的背景。他不再用化妆来改变模特的外形，当他发现他不可能找到与画中人一模一样的模特时，他转而雇用愿意在足够报酬的鼓励下接受整容手术的那些人。

他并没有彻底失去对生物学的兴趣。2021年，在他六十岁生日那天，他在颅骨里植入了两根管子，于是他能够不间断地监测和精确改变脑室液体里的神经化学成分。在这以后，他的要求变得愈加严格。他禁止使用电影布景中的“欺骗”技巧，房屋、教堂、湖畔甚至山峰，只要在画作的一个角落里出现一丁点儿，就必须被“真实再现”，不但必须存在，而且在所有细节上都必须1∶1完整还原。房屋、教堂和湖泊需要人工建造，山峰则由他亲自寻找——但为了改造颜色与质地，他移植或破坏了数千公顷的植被。他的模特需要在“真实化”之前和之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按照林德奎斯特根据他对画中“人物”诠释设计的复杂规则与剧情，严格地“过他们角色的生活”。这个方面对他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

刚开始我很惊讶，因为我居然从没听说过这么一个狂人，他的虚掷千金肯定让他背上了某种恶名。不过话说回来，世界上有几百万个脑子不正常的家伙，其中极度富有的怎么说都有几千个——林德奎斯特于2030年死于心脏病发作时，我只有五岁，他把财富留给了九岁的儿子。

至于他的信徒，《不列颠百科全书》列出了散居于东欧各处的六七个人，他在东欧似乎得到了最大的尊重。他们似乎彻底无视了他的过度奢侈，用大量美学理论来论证使用彩绘三合板和戴风格化面具的哑剧演员的合理性。事实上，大多数人仅仅止步于此——只提供理论，甚至懒得去碰三合板和哑剧演员。我无法想象他们中的任何人有钱或有意愿去支持数千公里外的胚胎学研究。

由于版权法的晦涩规定，视觉艺术作品很少出现在向公众开放的数据库里，因此我趁着午餐时间出去买了一本关于象征主义画家的书，书里有一张《爱抚》的铜版彩图。我（非法）复制了十几张，放大到各种尺寸。说来奇怪，我觉得在每一张复制品里，斯芬克斯（按照奥尔德里奇的叫法）的表情都微妙地有所不同。她的嘴唇和眼睛（一只完全闭着，另一只张开了无限小的一条缝）虽然不能说确切地勾勒出一个笑容，但在某几张放大的复制品里，从某些特定的角度看，面颊的明暗对比似乎暗示她在微笑。

年轻男人的面容也在改变，从隐约不安到略显厌烦，从坚定到放浪，从尊贵到颓废。两人的面容似乎都位于明确的情绪区域之间那复杂而不确定的边界上，观看条件的细微改变就足以迫使欣赏者做出完全不同的重新解释。假如这就是赫诺普夫的意图，那么他的成就无疑非常了不起。不过，这幅画也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挫折感。书里的简评毫无用处，它盛赞这幅画拥有“完美平衡的构图和令人愉悦的主题模糊性”，并提示读者注意豹女头部“反常地以画家的妹妹为模特，而他一直迷恋于她的美貌”。

我一时间不确定该不该、该如何朝这个方向继续调查，于是在办公桌前坐了几分钟，思考（但不打算去验证）画里豹女身上的每一个斑点是否都得到了真实再现。在我放下《爱抚》并回归更常规的调查路线之前，我想做点实打实的事情，让调查运转起来。

于是我又放大复制了一张画，这次用复印机的编辑功能以黑色背景盖住画面，只露出男人的头部和肩膀。我拿着成品走进通信室，把它递给斯蒂夫·伯贝克（我知道就是他把我的头盔日志泄露给了媒体）。

我说：“放出这个人的警讯，通缉他来接受讯问，理由是他与麦克伦堡谋杀案有关联。”

我在ARIA的输出结果里没找到其他值得关注的内容，于是捡起前一天晚上的工作，继续给使用过弗里达·麦克伦堡服务的公司打电话。

她做的工作与胚胎学没有直接联系。各家公司似乎在十几个不同领域中因为各不相同、互不相关的问题向她寻求建议和帮助——组织培养、逆转录病毒作为基因治疗载体的使用、细胞膜电化学、蛋白质纯化，还有我连单词都看不懂的另外一些领域。

“麦克伦堡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绝对的。她知道一个完美的办法，能够绕过阻挡了我们几个月的绊脚石。”

“你们是怎么找到她的？”

“有个顾问的登记表，按专业做过索引。”

确实如此。她出现在登记表里的五十九个不同地方。要么她不知怎的了解所有这些领域的底层细节，比全职投身其中的许多科学家都厉害；要么她能接触到世界级的专家，是他们通过她的嘴巴说出了正确答案。

她的赞助人以此资助她的研究工作？给她的报酬不是金钱，而是她可以用她自己名义出售的专业知识？谁手下会有这么多生物科学家供其驱使呢？

林德奎斯特帝国？

（远离《爱抚》也就仅止于此了。）

她的电话账单里没有长途电话，但这什么也说明不了。林德奎斯特公司在当地的分部肯定有自己的独立国际通讯网。

我在《名人录》里检索林德奎斯特的儿子古斯塔夫。条目非常简略。他由代孕母亲所生，卵子由匿名者捐献；接受家庭教师的教育；二十九岁时尚未结婚；避世隐居；似乎沉浸在对商业的兴趣之中。里面只字未提他在艺术方面的爱好，但没人会对《名人录》推心置腹。

初步的尸检报告送到了，没什么特别有用的东西。没有长时间搏斗的证据：没有瘀青，麦克伦堡的指甲缝里没有皮肤或血液。她显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割开喉咙的是一把锋利如剃刀的细长刀具，而且只用力割了一刀。

在屋子里发现的毛发和皮屑中，除了麦克伦堡本人和奇美拉，还发现了五个基因型。精准地确定时间是不可能的，但五者的脱离时间分布都很广，这意味着他们都是常来做客的朋友，而不是陌生人。五个人都在某个时间进过厨房，只有麦克伦堡和奇美拉在地下室出现过，其频度无法用证据漂移和他人携带来解释，而奇美拉似乎极少离开她的专用房间。一名男性在屋子除地下室外的大部分地方出现过，其中包括卧室，但不包括床——至少从上次换床单之后没上过床。这些证据不太可能与谋杀案有关。最优秀的刺客要么根本不留下生物痕迹，要么会蓄意留下其他人的基因素材。

面谈报告没过多久也送来了，对案情的帮助更小。麦克伦堡最近的亲属是一名表亲，她从不联系此人，此人对死者的了解甚至还不如我。她的邻居都过于尊重隐私，不知道或不在乎她都和什么人来往，也没人承认在她遇害那天注意到任何不寻常的动静。

我坐在那儿，凝视着《爱抚》。

一个非常富有的疯子（也许和林德奎斯特有关，也许没有）委托弗里达·麦克伦堡，按照这幅画里的斯芬克斯创造了奇美拉。但是，谁会想要杀死麦克伦堡并伪装成一起劫案，同时危及奇美拉的生命但又没有真的动手杀死它呢？

电话响了，是穆丽尔。奇美拉醒了。

守在病房外的两名执勤警员忙得不可开交，还有一个带刀的精神变态，两个伪装成医生的摄影师，以及一个拎着邮购来的驱魔工具的偏执狂。新闻报道里没有提到医院的名字，但符合逻辑的候选对象只有十来个，而医务人员既不会宣誓守秘，对贿赂的效能也没有免疫力。再过一两天，奇美拉所在的位置就会变得众所周知。要是到时候事态还没有平息下来，我就不得不考虑安排她住进监狱医务室或军队医院了。

“你救了我的命。”

奇美拉的声音低沉而平静，说话时直视我的眼睛。我以为她第一次身处于陌生人之中，也许会羞怯得让人痛苦。她侧身蜷缩在床上，没有盖被子，头部搁在一个干净的白色枕头上。她的气味很明显，但并不难闻。她的尾巴和我的手腕一样粗，比我的胳膊还要长，从床沿垂下来，片刻不停地晃动。

“是比蒂医生救了你的命。”穆丽尔站在床脚前，隔一会儿就扫一眼写字板上的一张白纸，“我想问你一些问题。”奇美拉没有回答，但眼睛依然盯着我。我问：“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吗？”

“凯瑟琳。”

“只有凯瑟琳？没有姓？”

“没有。”

“凯瑟琳，你多少岁？”无论是否亢奋，我都忍不住感到有点眩晕，这是一种超自然的无意义感，因为我在按标准流程盘问一个从19世纪油画里跳出来的斯芬克斯。

“十七岁。”

“你知道弗里达·麦克伦堡已经死了吗？”

“知道。”声音更小了，但依然平静。

“你和她是什么关系？”

她微微皱起眉头，然后说出了一个听起来早有准备但很真诚的答案，就好像她早就料到会有人这么问她了。“她是我的一切。她是我的母亲、导师和朋友。”

悲伤和失落在她脸上一闪而过，就像肌肉的抽搐。

“说说停电的那天你都听见了什么。”

“有人来找弗里达。我听见轿车停下的声音，然后是门铃声。来的是个男人。我听不清他说了什么，但能听见他说话的声音。”

“你以前听到过这个声音吗？”

“我认为没有。”

“他们的语气怎么样？在大喊大叫？在争吵？”

“不。他们听上去很友好。他们谈了一会儿就停下了，上面变得很安静。没过多久就停电了。我听见一辆卡车开过来，然后是许许多多杂乱的声音——脚步声、搬东西声，但不再有人交谈了。两三个人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卡车和轿车一起开走了。我一直在等弗里达下来，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一直在考虑下一个问题该如何措辞，但最终放弃了尽量说得婉转的想法。

“弗里达有没有和你讨论过你为什么和其他人不一样？”

“当然。”她脸上没有一丝痛苦或困窘；恰恰相反，自豪使她容光焕发。有一瞬间，她看上去完全就是画里的豹女，以至于我再次感觉到了眩晕。“是她把我造成这个样子的。她让我变得特殊，让我变得美丽。”

“为什么？”

这个问题似乎让她感到困惑，就好像我是在逗她玩。她当然很特殊，她当然很美丽。这并不需要更进一步的解释。

我听见门外传来闷哼一声，然后是咚的一声撞墙声。我示意穆丽尔卧倒在地，让凯瑟琳保持安静，然后（尽可能不弄出响动来，但不可避免地发出了金属变形的嘎吱声）爬到了门左侧角落里的衣橱顶上。

我们运气很好。门打开了一条缝，进来的不是任何一种手榴弹，而是一只拿着扇形激光枪的手。一面旋转镜反射光束，扫过一个很大的弧度，这把枪的镜子设置为水平一百八十度。它被拿在肩膀的高度，在床以上一米处制造出一个致命平面。那只手刚出现的时候，我很想一脚踹上门，但那样就太冒险了，光束被切断前，枪有可能倾斜乱射。出于同一个原因，我不能等那家伙一走进房间就直接打穿他的脑袋，甚至不能瞄准激光枪本身——它有防护罩，在内部损伤前能承受几秒钟的火力。墙上的涂料被烧黑了，窗帘被切成燃烧的两截。他会在片刻之后降低光束，瞄准凯瑟琳。我照着他的脸狠狠地踢了一脚，他向后倒去，扇形激光投向天花板。我从衣橱上跳下来，用枪对准他的太阳穴。他关掉光束，松手让我拿走武器。他身穿勤杂工的制服，但布料硬得不可思议，里面多半有一层镀铝的石棉防护层（由于光束有可能被反射，在缺少防护的情况下操作扇形激光是不明智的）。

我把他翻过来，按标准方式给他戴上镣铐——手腕和脚腕从背后铐在一起，镣铐的内侧磨得很锋利，以阻止（某些人）挣断铁链的企图。我对着他的面门喷了几秒钟镇静剂，看起来镇静剂起效了，但我翻开他的一侧眼皮，发现其实并没有。不同的警察会使用示踪效果略有区别的镇静剂；我常用的镇静剂会把眼白变成蓝色。他的皮肤上肯定有隔离涂层。我准备给他做静脉注射，他朝我转动头部，张开嘴。一把小刀从他舌头底下飞出来，呼啸而过时划伤了我的耳朵。我没见过这样的阵势。我掰开他的下巴，仔细看了一眼，发射装置用电线和销子固定在牙齿上，装置上还有一把小刀。我又用枪抵住他的脑袋，建议他对着地面发射小刀。然后我朝他脸上揍了一拳，开始寻找容易下针的静脉。

他短促地惨叫一声，开始呕吐热气腾腾的血液。也许是他本人的选择，但更有可能是雇主决定及时止损。尸体开始冒烟，于是我把它拖到了外面走廊上。

守门的两名警官都失去了知觉，但没死。这是个实用主义的问题，比起杀人，用化学手段弄昏对方通常响动更小且更不麻烦，对袭击者而言，风险也更小。另外，众所周知，警察遇害在调查中通常会激发额外的动力，因此值得费点儿力气去避免杀死警察。我打电话给我在毒理学方面的熟人，请他来看看他们，然后用无线电呼叫人来换岗。把凯瑟琳转移到更安全的地点至少需要二十四小时来调度。

凯瑟琳吓得歇斯底里，穆丽尔本人也惊魂未定，她坚持要给凯瑟琳注射镇静剂并结束这次访谈。

穆丽尔说：“我读到过这种事儿，但从没亲眼见过。那是个什么感觉？”

“什么？”

她紧张地哈哈一笑。她在颤抖，我抓住她的肩膀，等待她稍微平静一点儿。“就像刚才那样。”她的牙齿在打架，“有人想杀死我们所有人，但你表现得像是没发生任何特别的事情。你就像漫画书里走出来的角色。那是个什么感觉？”

我自己也笑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有个标准答案。

“根本没有任何感觉。”

马里恩躺在我身旁，头枕着我的胸口。她闭着眼睛，但没有睡着。我知道她还在听我说话。每当我胡言乱语的时候，她总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绷紧身体。

“怎么会有人这么做？怎么会有人坐在那儿，冷血地策划创造一个不可能过上正常生活的畸形人？全都是因为某处有个疯狂的‘艺术家’，想让一个死掉的亿万富翁的疯狂理论存活下去。妈的，他们以为人类是什么？雕塑吗？他们可以随便摆布的东西吗？”

我想睡觉，时间很晚了，但我没法儿闭嘴。在我说到这个话题前，我甚至没有意识到我有多么愤怒，但随后，我的厌恶感随着我吐出的每一个字而变得愈加强烈。

一小时后，我们试图做爱，但我依然情绪低落。是因为我的心情吗？因为我正在办的案子？还是亢奋药物的副作用？使用了这么多年，突然就有副作用了？一直有传闻和笑话说这些药物能导致你想象得到的一切病症：不育、婴儿畸形、癌症、精神错乱，但我从来没相信过。工会肯定会发现，闹得天下大乱；警察局不可能逃脱责任。搞得我心烦意乱的是这个奇美拉的案子，只可能是它。于是我说了起来。

“而最糟糕的一点是，她甚至不理解别人对她做了什么。她从生下来就是听着谎言长大的。麦克伦堡说她很美丽，她相信了麦克伦堡的胡话，因为她什么都不知道。”

马里恩稍微动了动，叹息道：“她会怎么样？她出院后该怎么生活？”

“我不知道。我猜她可以把她的故事卖个好价钱，足够雇人照顾她到死了。”我闭上眼睛，“对不起。大半夜不让你睡觉，这样不公平。”

我听见微弱的咝咝声，马里恩的身体突然松弛下来。接下来似乎有几秒钟（但不可能有那么久），我在思考我究竟是怎么了，为什么我还没有一跃而起，为什么我甚至没有抬起头扫视黑洞洞的卧室，搞清楚周围究竟有什么人或东西。

然后我意识到喷雾也击中了我，而我失去了活动能力。没有力量是一种巨大的解脱，帮助我坠入无意识的状态。但说来荒谬，我很久没感到这么平静过了。

醒来时我既惊恐又倦怠，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发生了什么。我睁开眼睛，但什么都看不见。我开始挣扎，试图摸自己的眼睛，我感觉到自己在轻微地漂移，但双臂和双腿都被束缚住了。我强迫自己放松片刻，分析我的感受。我被蒙住了眼睛或者缠着绷带，我悬浮在温暖而浮力大的液体里，呼吸面具盖着我的嘴巴和鼻子。先前虚弱的挣扎耗尽了我的力气，我静静地躺了好一阵，甚至难以集中精神去猜测我的处境。我觉得身体里的每一根骨头都断了——不是因为疼痛，而是一种更微妙的不适，起源于我对我身体构造的陌生感，很别扭，非常不对劲。我想到也许我遭遇了什么事故。火灾？这能够解释我为什么悬浮在液体里，这是个烧伤治疗装置。我说：“有人吗？我醒了。”这是一声痛苦而沙哑的低语。

回答我的是个愉快而平淡的声音，几乎听不出性别，但更趋近男性。我戴着耳机，在我感觉到耳机的震动前，我甚至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

“西格尔先生，你感觉如何？”

“不舒服，很虚弱。我在哪儿？”

“离家很远的地方，我很抱歉。但你的妻子也在这儿。”

直到这时我才想了起来：我曾经躺在床上，无法动弹。那似乎是漫长得不可思议的很久以前了，但我没有近期记忆来填补这段空白。

“我在这儿多久了？马里恩在哪儿？”

“你妻子就在附近。她很安全，过得很舒适。你已经在这儿待了几个星期，但你恢复得很快，用不了多久，你就能准备好接受物理治疗了。所以请放松，耐心等待。”

“恢复？为什么要恢复？”

“西格尔先生，我很抱歉，但为了让你的外表符合我的要求，有必要在你身上做大量的外科手术。你的眼睛，你的面部，你的骨骼结构，你的体形，你的肤色，全都需要切实的改造。”

我默默地悬浮在液体里，《爱抚》里那个冷漠年轻人的面容在黑暗中飘过。我吓得要死，但丧失方向的感觉吸收了这个打击的力量——悬浮在黑暗中，听着一个没有实体的声音，一切都显得不太真实。

“为什么选我？”

“你救了凯瑟琳的命，两次。这正是我想要的那种关系。”

“两次都是安排好的。她从没遇到过真正的危险，对吧？你为什么不去找个本来就长得像的人，然后带着他走一遍过场呢？”我险些在最后加上古斯塔夫的名字，但及时阻止了自己。我确定他最后无论如何都会杀了我，但说出我对他身份的怀疑就等于自杀。当然了，这个声音是电脑合成的。

“你真的救了她，西格尔先生。假如她待在地下室里，没有及时注射激素，她就会死去。而我们派到医院去的刺客也是真的想杀死她。”

我无力地哼了一声：“要是他成功了呢？二十年的心血和数以百万计的投资，就这么冲进下水道了，到时候你会怎么做？”

“西格尔先生，你的世界观过于狭隘了。你生活的小城市不是全世界唯一的城市。你所属的小警队也并非独一无二，但确实只有你们把消息捅给了媒体。我们一开始有十二个奇美拉，三个死于儿童时期，三个在饲育者遇害后没被及时发现，四个在被发现后遇刺身亡，另一个活下来的奇美拉在两个场合被不同的人拯救。另外，她的形态也没有达到弗里达·麦克伦堡在凯瑟琳身上实现的标准。因此，西格尔先生，尽管你并不完美，但你就是我必须改造的对象。”

此后不久，我被转移到一张普通的病床上，裹住面部和身体的绷带也被拆掉了。刚开始，房间完全黑暗，但每天早晨，灯光都会比前一天稍微调亮一点儿。一个戴口罩的理疗师每天来两次，他的声音经过变调处理，帮助我重新学习如何移动身体。房间没有窗户，每时每刻都有六名戴面罩的武装警卫。这样的过度戒备实在有点可笑，除非他们在预防不太可能到来的外部援军。我几乎没法儿走路，一个严厉的老太太就能阻止我逃跑。

他们通过闭路电视给我看过一次马里恩的情况。她坐在一个装饰优雅的房间里看新闻光碟，每隔几秒钟就会紧张地扫视周围一圈。他们不允许我们见面。我很高兴。我不想看到她对我的新外貌的反应，我不愿去处理那么一个情感难题。

随着我逐渐恢复行动能力，惊恐感从我内心深处油然而生，因为我还没想到能帮我们逃出生天的计划。我尝试与警卫交谈，希望能够借着唤起同情或承诺贿赂，最终说服某个警卫帮助我们，但他们自始至终一直只发出单音节的声音，对比索取食物更复杂的要求置之不理。拒绝在“真实化”中与对方合作，这就是我能想到的唯一策略了，但这能维持多久呢？

我不怀疑关押我的人会用折磨马里恩来威胁我，要是连这条路都走不通，他还可以直接用催眠或药物来确保我的服从。事后他会杀死我们所有人：马里恩、我，还有凯瑟琳。

我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时间，警卫、理疗师和偶尔来检验作品情况的整容专家对我询问时间安排的问题都置若罔闻。我希望林德奎斯特能再次和我交谈。无论他多么疯狂，他至少愿意和我做双向的交流。我要求和他谈一谈，我尖叫、咆哮，但警卫和他们的面具一样漠然。

我习惯于借助亢奋药物帮我集中精神，现在发现每时每刻都会有形形色色、毫无建设性的念头让我分神，从对于死亡的普通恐惧到我能不能保住工作的无故担忧，还有假如马里恩和我不知怎的活了下来，我们的婚姻还能不能继续下去。几周时间匆匆而过，在这段时间里，我除了绝望和自怨自艾没有任何感受。林德奎斯特剥夺了定义我这个存在的所有东西：我的脸、我的身体、我的工作、我一贯的思维方式。尽管我非常怀念我以前的肉体力量（作为自尊的来源，而不是它本身能派上什么用场），但我异乎寻常地确定，只要我能恢复亢奋状态所必需的神志清朗，我就有可能逃脱他们的掌控。

最后，我开始放纵自己，沉迷于怪诞的浪漫幻想之中：失去我曾经倚重的一切——剥夺了支撑我的非自然生活的生物化学道具——露出来的将会是纯粹的高尚勇气和拼死的足智多谋，能够协助我渡过这个生死难关。我的身份已被摧毁，但赤裸裸的人性火花依然如故，很快就会点燃任何监牢都关不住的熊熊烈火。正所谓无法杀死我的东西将会（很快，真的很快）让我变得强大。

每天清晨的片刻自省都会告诉我，这样的神奇转变尚未发生。我开始绝食，希望能通过减少热量尽快从痛苦的熔炉中重获新生。他们没有强迫我吃东西，甚至没有给我静脉注射，补充营养物质。我太愚蠢了，没能推理出显而易见的结论：真实化的日子近在眼前。

一天上午，他们给我一身衣服，我立刻认出那就是油画里的装扮。我吓得都快呕吐了，但还是换上那身衣服，跟着警卫走出牢房，没有制造任何麻烦。那幅画的背景是室外，这将是我逃跑的唯一机会。

我希望我们需要走一段路，这也许能带来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但准备好的地方离关押我的地方只有几百米。灰色的薄云覆盖了整个天空（林德奎斯特就在等待这样的天气，还是连天气也听从他的号令？），光线照得我睁不开眼，三天不吃饭使我前所未有地疲惫、惊恐和虚弱。朝着四面八方望去，荒芜的田野一直延伸到地平线。我无处可逃，也没有人供我呼救。

我看见了凯瑟琳，她已经坐在一块抬升地面的边缘了。一个矮小的男人（好吧，比警卫矮，我已经习惯了他们的身高）站在她旁边，抚弄着她的颈部。她愉快地甩着尾巴，眼睛半睁半闭。这个男人穿着宽松的白色正装，带着有点儿像击剑面罩的白色面具。他看见我走近，举起双臂做出夸张的欢迎姿势。有一瞬间，一个疯狂的念头占据了我的心灵：凯瑟琳能救我们！用她的速度、力量和利爪。

但周围有十二个荷枪实弹的男人，而凯瑟琳显然温顺得像猫咪。

“西格尔先生！你太阴沉了！请高兴一点儿！多么美好的一天啊！”

我停下脚步。我左右两侧的警卫也停下了，没有逼着我继续向前走。

我说：“我不会做的。”

白衣男人宽容地问：“这是为什么呢？”

我瞪着他，身体微微颤抖。我觉得我像个孩子。自从童年结束，我就没这么与别人对峙过——没有亢奋药物让我冷静，没有一伸手就能拿到的武器，没有对自身力量和灵活的绝对自信。“等我们做完你想做的事情，你就会杀死我们所有人。我拒绝得越久，就能活得越久。”

首先回答我的是凯瑟琳。她摇着头，都快笑出声了：“不，丹！安德里亚斯不会伤害我们的！他爱咱们两个人！”

白衣男人走向我。安德里亚斯·林德奎斯特伪造了他的死亡吗？他的步态完全不像一个老人。

“西格尔先生，请冷静一下。我为什么要伤害我创造的事物？我为什么要浪费我本人和其他那么多人许多年的心血？”

我被问住了，气急败坏地说：“你杀了人。你绑架了我们。你违反了一百条法律。”我转向凯瑟琳，几乎吼叫道，“他派人杀了弗里达！”但我觉得说这些话的坏处远远大于好处。

替他伪装声音的电脑淡然一笑：“对，我违反了法律。无论你身上会发生什么，西格尔先生，我都已经违反了法律。你以为等我释放你，我会担心你对我做什么吗？你现在无法伤害我，到时候也一样。你不可能证明我的身份。没错，我检查过你的搜索记录。我知道你怀疑我——”

“我怀疑的是你的儿子。”

“啊哈。一个小小的问题。我更喜欢熟人称我为安德里亚斯，但对于商业伙伴，我就是古斯塔夫·林德奎斯特。你看，这个身体属于我的儿子——假如儿子这个词可以用在克隆身体上的话——但自从他出生后，我就定期采样我的脑组织，并从我的大脑里提取相关的成分，注射进他的颅骨。大脑是无法移植的，西格尔先生，但花费一些精力，就能把大量的记忆和人格强加给一个孩子。我的第一个身体死去时，我冷冻了我的大脑，我继续注射，直到脑组织耗尽。我究竟是不是安德里亚斯，这个问题就交给哲学家和神学家去判断吧。但我清楚地记得尼尔·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时，我坐在拥挤的教室里看黑白电视，那是这具躯体诞生五十二年前的事情。所以，请叫我安德里亚斯，就当是在哄一个老人开心吧。”

他耸耸肩。“面具，变声器——我喜欢一点儿小小的戏剧性色彩。而你们看见和听见的越少，就越不可能给我带来一些小麻烦。但你就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你永远不可能给我造成威胁。咱们说话的这几分钟里，我挣到的钱只需要分出一半，就能买通你整个警队里的所有成员。”

“所以请你忘记当烈士的妄想。你会活下去的，而且在你的余生中，你将不只是我的造物，还是我的工具。你会在身体里带着这个瞬间离开，替我走进外面的世界，就像携带着一粒种子，或者某种奇异的美丽病毒，感染和转变你触碰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东西。”

他抓住我的手臂，领着我走向凯瑟琳。我没有抵抗。有人在我的右手里塞了一根带翼饰的手杖。他们捏我、戳我、摆布我、调整我，随便折腾我。我几乎没有发觉凯瑟琳的面颊贴上我的面颊，她的手掌放在我的腹部上。我昏沉沉地直视前方，竭力判断我该不该相信自己能活下去，第一缕希望的曙光征服了我，但我过于害怕会失望，因此不敢相信。

附近只有林德奎斯特和他的警卫与助手。我不知道我该盼望什么。身穿晚礼服的观众？他站在十几米外，不时低头扫视画架上那幅画的复制品（说不定就是原作），然后命令手下微调我们的姿态和表情。瞪视前方使我开始流泪，有人跑过来擦干泪水，然后朝我的眼睛里喷了些药物，防止我再次流泪。

林德奎斯特沉默了几分钟。然后他重新开口，用非常柔和的声音说：“现在我们要等待阳光的移动，让你们的影子落在正确的位置上。请再耐心等待一小会儿。”

我记不清最后那几秒钟里我究竟是什么感受了。我太疲惫、太困惑、太茫然了。但我记得我在想：我怎么才能知道那个瞬间过去了呢？等林德奎斯特掏出武器把我们烧成灰，把那一刻完美地保存下来？还是说他会取出照相机？他会怎么做呢？

他突然说：“谢谢你们。”然后转过身，单独走开了。凯瑟琳站起来，伸个懒腰，亲吻我的面颊，说：“很好玩儿，对吧？”一名警卫扶住我的胳膊肘，我这才意识到我一个踉跄险些跌倒。

他甚至没有拍照。我歇斯底里地笑起来，因为我终于确定我能活下来了。他甚至连照片都没有拍一张。我无法判断这是让他变得加倍疯狂，还是完全抵消了他的疯狂。

我不知道凯瑟琳后来怎么样了。也许她留在了林德奎斯特身边，他的财富和离群索居保护她不受外部世界的侵扰，过着她在弗里达·麦克伦堡地下室里一样的生活。区别只是有没有几个仆人和奢华的别墅。

马里恩和我回到家里，一路上不省人事，醒来时已经回到了六个月前的那张床上。房间里到处都是灰尘。她握住我的手，说：“哎，到家了。”我们默默地躺了几个小时，然后出去找东西吃。

第二天我回到警察局。我通过指纹和DNA证明了我的身份，然后原原本本地汇报了发生的一切。

我没有被判定已经死亡。我的薪水照常汇入我的银行户头，按揭贷款也自动扣除。警察局和我达成庭外和解，用七十五万美元解决了我的赔偿要求，我通过整形手术尽可能恢复了我原先的外貌。

我花了两年多时间康复，现在我回到了一线岗位上。麦克伦堡案已经因为缺少证据而被列为悬案。我们三个人的绑架案和凯瑟琳目前的下落即将得到相同的对待；没人怀疑我所叙述的事件经过，但不利于古斯塔夫·林德奎斯特的证据全都是间接的。我接受这个结果。我很高兴。我想抹掉林德奎斯特对我做过的一切，执着于把他绳之以法刚好与我想要的精神状态相反。我不敢妄言我理解了他让我活下来的动机，以及他所谓的我对世界的影响的疯狂念头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我坚定不移地想做回在经历这件事之前的那个我，借此击败他的企图。

马里恩恢复得很好。她有段时间反复做噩梦，但在专门治疗人质和绑架案受害者精神创伤的心理医生的帮助下，她现在又变得和以前一样轻松自在、无忧无虑了。

我时不时地做噩梦。我会在清晨醒来，浑身冒汗，颤抖惊呼，但完全不记得我逃出了什么样的恐怖困境。安德里亚斯·林德奎斯特把脑组织的样本注射进他儿子体内？凯瑟琳幸福地闭上眼睛，感谢我救了她的命，而她的爪子把我的身体挠成血糊糊的肉酱？我被困在《爱抚》里，真实化的瞬间将无情地永远持续下去？有可能；也有可能我只是梦见了我最近在办的案子——这个可能性更大。

一切都恢复了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