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丈夫能活下来，这一点毫无疑问。”

我闭上眼睛，那一刻我险些因为如释重负而尖叫。在过去这不眠不休的三十九个小时里的某个时候，“不确定”早已变得比恐惧更加可怕，而我几乎成功地说服了自己，医生说他的情况一触即发时，意思是他已经没希望了。

“但是，他需要换个身体。你应该不想再听我详细说他受到的全部伤害了，重点是受损的器官太多也太严重，因此，移植或修复单个器官不再是可行的方案。”

我点点头。我开始喜欢艾伦比医生这个人了，尽管他在自我介绍时激起了我的怨恨——至少他愿意直视我的眼睛，清楚而直接地说明病情。自从我走进医院以来，其他所有人都在对冲他们的风险；有个专家递给我一份“创伤分析专家系统”输出的结果，列举了一百三十二种“预后情况”及相应的概率。

需要一个新身体。这并没有吓住我。它听上去非常干净，非常简单。移植器官意味着必须反复切开克里斯的身体，每次都要冒并发症的风险，而且无论意图多么美好，每次都会让他受到某种形式的伤害。刚开始那几个小时，有一部分的我还在荒谬地希望整件事都是个误会，克里斯其实毫发无损地离开了火车事故现场，躺在手术台上的是其他什么人，比方说偷走他钱包的小贼。我逼着自己放弃这种可笑的妄想并接受现实：他受了重伤，肢体残缺，濒临死亡。到了这时候，换个原装的完整身体就几乎奇迹般地相当于死刑暂缓执行了。

艾伦比继续道：“你们的保险完全覆盖了这方面的事情——技术人员、代孕者、后续处理者。”

我点点头，希望他不是非要描述所有细节不可。我知道全部的细节。技术人员会培育克里斯的克隆体，在子宫内提前干预，以免其大脑发育出除了维持生命外的其他功能。克隆体诞生后，他们会利用一系列复杂的生化谎言，在亚细胞水平上模拟正常成长和运动的影响，迫使它提前但健康地发育成熟。对，我还有一些顾虑，例如租用女性的身体，例如制造一个脑损伤的“孩子”，但在决定把这项昂贵的技术纳入保单时，我们就已经痛苦地讨论过这些问题了。现在不是吃后悔药的时候。

“新身体需要近两年才能准备好。这段时间里有个最关键的任务，那就是必须确保你丈夫的大脑能够存活。他不可能在目前的情况下恢复意识，因此也就没有强制性的理由要保存其他器官了。”

这个念头刚开始吓了我一跳——但随后我心想：有什么不行的呢？为什么不把克里斯从他的身体残骸中解救出来，就像把他从列车残骸中解救出来那样？我在等候室的电视上看过事故后的现场情况：救援人员用蓝色激光切开金属，精确得就像在做手术。为什么不把解救的行为做到底呢？他就是他的大脑，而不是折断的四肢、粉碎的骨头、受创流血的内脏。对他来说，还有什么比能在完美的无梦睡眠中等待恢复健康更加理想的呢？那样就可以不用承担痛苦的危险，也不需要受困于一个迟早要舍弃的残缺身体了。

“我应该提醒你一句，你们的保单指定了在培育新身体期间，应使用医学认可的最便宜的方法来维持生命。”

我险些开口反对他，但随后我想了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保费硬塞进我们的预算；更换身体的基础费率太高了，我们必须在细枝末节上妥协一下。克里斯当时还开玩笑说：“我只希望他们别在咱们的有生之年把冷冻储存搞出来。我可不怎么想两年里每天看见你在冰箱里冲着我笑。”

“你的意思是说，你希望我只保持他大脑的存活，是因为这是最便宜的方案？”

艾伦比同情地皱起眉头。“我知道，在这种时候不得不考虑费用会让人很不愉快。但我必须强调，这个条款特指了医学认可的程序。我们肯定不会坚持要你做任何不安全的事情。”

我险些愤怒地说：你们不会坚持要我做任何事情。但我没有这么说。我没那个精力去和他闹腾，而且说这种话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从理论上说，决定权完全属于我。但在实践中，埋单的是环球保险公司。他们不能直接指定治疗方法，然而只要我筹集不到能填补缺口的资金，我就别无选择，无论他们愿意为什么服务埋单，我都只能接受。

我说：“你必须给我一点儿时间，让我和其他医生谈一谈，考虑一下各种问题。”

“好的，当然可以。但我应该解释一下，在所有的选择之中——”

我举起手，示意他闭嘴。“求你了。难道必须现在就讨论这些吗？我说过了，我需要和其他医生谈一谈，我需要休息一下。我知道，到最后我迟早要和你商量各种细节……不同的生命支持公司、他们提供的不同服务、不同种类的设备……但应该可以等十二个小时吧？可以吗？求你了。”

原因不仅是我疲惫到了极点，震惊的余波很可能还没过去——而且我忍不住要怀疑，我正在被存心引向某种现成的“打包解决方案”，而艾伦比已经把成本降低到了连一分钱都不能再减少。一个穿白大褂的女人站在不远处，每隔几秒钟就偷偷地看我们一眼，像是在等待谈话结束。我没见过她，但这不等于她不是负责照看克里斯的团体的一员；他们已经派了六个不同的医生来见我。假如她有什么新消息，那我也想听一听。

艾伦比说：“非常抱歉，但请你再忍受我几分钟，我真的有重要的事情要解释给你听。”

他的语气里带着歉意，但非常坚持。而我已经坚持不下去了，我感觉我被橡皮榔头从头到尾砸了一遍。我怕我再争论下去会控制不住自己——无论如何，要是我还想摆脱他，让他说完他想说的话大概就是最快的方法了。要是他用我没准备好消化的各种细节来烦我，我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就好了，以后有机会再让他说给我听。

我说：“说吧。”

“所有选择之中最经济的一种不牵涉到任何维生设备。有一项名叫“生物体生命支持”的技术，不久前在欧洲得到了完善。就两年的周期而言，它比其他任何方法都经济，费用只有二十分之一左右。更重要的是，它的风险预估对患者极为有利。”

“生物体生命支持？我从没听说过。”

“嗯，对，非常新的技术，但我向你保证，它已经达到了艺术的水平。”

“好的，它具体是什么呢？需要承受什么过程？”

“通过与第二方分享血供来保持大脑存活。”

我瞪着他。“什么？你是说……创造一个双头人……？”

长时间不睡觉导致我的现实感已经变得十分稀薄了。有那么一会儿，我真的以为我在做梦——我坐在等候室的沙发上睡了过去，梦见我听到好消息，现在我一厢情愿的幻想从天堂掉进地狱，变成一场讽刺的黑色闹剧，惩罚我可笑的乐观主义。

但艾伦比没有掏出印刷精美的小册子，展示满意的客户与寄主面贴面微笑的景象。他说：“不，不，当然不是了。大脑会从头骨中被完全取出，然后裹上保护膜，安放在充满液体的包囊里。而包囊位于体内。”

“体内？什么的体内？”

他犹豫片刻，偷看了一眼穿白大褂的女人，她依然不耐烦地在附近逡巡。她似乎把这一眼当成了某种信号，开始走向我们。我意识到艾伦比没想到她会走过来，一时间慌了——但他很快恢复了镇定，把女人的不请自来当作了一个机会。

他说：“佩里尼女士，这位是盖尔·萨姆纳医生——毫无疑问，她是本院最优秀的年轻产科医生。”

萨姆纳医生给他一个“说到这儿就行了”的灿烂笑容，然后搂住我的肩膀，拉着我走开。

我以电子方式拜访了全世界的所有银行，但他们似乎把我的财务状况当参数输入了同一套公式，即便我愿意接受最苛刻的利率，银行肯贷给我的金额也不会超过缺口的十分之一。“生物体生命支持”就是比传统方法便宜那么多。

我的妹妹黛博拉说：“为什么不干脆做个子宫全切手术？一刀完事，烧灼止血，没错！给那帮企图殖民你子宫的王八蛋一个教训！”

我周围的所有人都气得发疯。我说：“然后呢？克里斯死了，而我残疾了。这不是我心目中的胜利。”

“你可以表明一个态度。”

“我不想表明一个态度。”

“但你不想被迫怀着他，对吧？听我说，只要你雇用合适的公关人员，签个风险代理协议，然后做出正确的姿态，你就能争取到七八成的公众支持你。组织一场抵制活动，给这家保险公司制造足够多的负面曝光和经济损失，到最后无论你要什么，他们都会埋单的。”

“不行。”

“你不能只考虑你自己，卡拉。你必须为其他所有女人考虑，要是你不挺身反抗，她们就会遭受同样的虐待。”

也许她说得对，但我知道我就是做不到。我没法儿把自己变成一个著名案例，在媒体上兴风作浪，我真的没有那种精神和毅力。同时我心想：我为什么非要这么做？我为什么非要发动某种全国性的公关活动，只是为了让保险公司公平履行一份简单的合同？

我寻求法学界的意见。

“他们当然不能强迫你这么做，奴役是法律明令禁止的。”

“对，但在实践中，有什么替代方案呢？否则我还能怎么做？”

“让你丈夫死。让医院关掉他正在使用的生命支持设备。这不违法。无论你是否同意，医院一旦拿不到钱，就能够、也愿意这么做。”

同样的话我已经听过五六遍了，但我还是不敢相信。“谋杀他怎么可能是合法的呢？这甚至不是安乐死——他完全有可能康复，完全能够过上正常的生活。”

律师摇摇头。“现在的科技能让几乎每个人过上完全正常的生活，无论他生什么病、多么衰老或受多重的伤。但这是需要钱的。资源有限。就算你能强迫医生和医疗技术人员免费为任何需要他们的人提供服务……尽管如我所说，奴役是法律明令禁止的……嗯，永远会有人以某种方式被漏掉。现政府认为最好由市场来决定这些人是谁。”

“好吧，我不想让他死。我只想让他在生命支持装置上坚持两年——”

“你当然可以想，但你恐怕负担不起。你有没有考虑过雇其他人来怀他？你在用代孕服务来制造他的新身体，为什么不为他的大脑再雇一个呢？确实会很昂贵，但肯定不像机械手段那么昂贵。你也许能补上缺口。”

“不该有任何区别？代孕母亲能收到好大一笔钱！环球保险公司凭什么能免费使用我的身体？”

“啊哈。你的保单里有个条款……”她在电脑上敲了几个键，看着屏幕读给我听，“……公司在此绝无贬低共同签署人作为护理者的贡献之意，但他或她需明确放弃对所提供的任何此类服务获得报酬的所有权利；此外，在根据第97（b）分段进行的所有计算中……”

“我以为这是在说万一我们中的一个因为流感卧床一天，另一个人不能因为护理工作获取报酬。”

“很抱歉，适用范围比这个要大得多。我再说一遍，他们无权强迫你做任何事情，但他们也没有义务为代孕支付费用。在他们计算维持你丈夫生命的最廉价方式的费用时，这个条款赋予他们权利在你选择为他维持生命的基础上这么做。”

“所以归根结底，这都是个……算账的问题？”

“完全正确。”

我一时语塞。我知道我被耍了，而我似乎没有任何方法能扭转这个事实。

这时，我终于想到了一个最显而易见的问题。

“假如情况反过来。假如火车上的是我，而不是克里斯。那样的话，他们会支付代孕费用吗？还是说他们也会把我的大脑在他的身体里装两年？”

律师板着扑克脸说：“我真的不想在这种问题上做任何猜测。”

克里斯身上有些地方缠着绷带，但大多数部位被各种各样的小型机器覆盖，它们附着在他的皮肤上，就像有益的寄生虫：为他提供养分，为他的血液供氧和净化血液，分发药物，甚至有可能修复折断的骨头和受损的组织——但仅仅是为了防止病情继续恶化。我能看见他的部分面部，其中包括一侧被缝上的眼窝和几块瘀青的皮肤。他的右手完全裸露在外，医生取掉了结婚戒指。两条腿都从大腿以下被截肢。

我无法继续靠近他了。一个无菌的塑料帐篷把他包在里面，帐篷大约五米见方，像是套在房间里的房间。一个三爪的护士机器人站在帐篷的一角，它一动不动，但保持警惕，尽管我无法想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它的干预会比已经在克里斯身上的小型机器人更加有用。

探视他当然是不可能的。他处于深度昏迷之中，甚至连梦都不做。我不可能安慰他，但我在病房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就好像我需要不断被提醒记住他的身体已经损伤得不可能修复了，他真的需要我的帮助，否则他就活不下来。

有时候我非常憎恨自己的犹豫不决，甚至无法相信我还没有在表格上签字，开始做准备工作。他的生命危在旦夕！我怎么还能左思右想呢？我怎么能这么自私呢？但是，这种负罪感本身和其他事情一样让我既愤怒又怨恨：这是不完全等同于胁迫的胁迫，这是我无法让自己坦然面对的性别政治。

拒绝，让他死，这是不可想象的。况且……我能把一个陌生人的大脑怀上两年吗？

不。让陌生人死去并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我会为一个普通的熟人这么做吗？不。亲密的朋友呢？有些人也许会，但也有一些人不会。

那么，问题就在于我有多爱他了。我对他的爱足够多吗？

当然！

为什么“当然”？

是因为……忠诚？不，不是这个词；这个词太像是某种不成文的合同规定的义务了，带着“责任”的味道，有害而愚蠢。对，“责任”给我滚得越远越好，事情和它完全没关系。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他有什么特殊的呢？是什么使他和密友有所区别呢？

我无法回答，找不到正确的字眼，只想到了一系列与克里斯有关的充满情感的画面。于是我对自己说：现在不是分析和解剖的时候。我需要的不是一个答案；我知道自己的感受。

我在厌恶自己和厌恶现实之间摇摆，前者是因为我竟然在考虑（无论多么理论性）让他死去的可能性，后者是因为保险公司在威逼我去用我的身体做我不想做的事情。解决方案自然是两条路都不走——但我还能指望什么呢？一个有钱的恩主从幕后走出来，让这个两难选择凭空消失？

事故发生的前一周，我看了一部纪录片，讲的是非洲中部有几十万男女耗费一生照顾逐渐死去的亲属，仅仅因为他们没钱，用不起二十年前就在富裕国家消灭了艾滋病的药物。假如他们只需要付出一点儿微小的“牺牲”，在两年时间里多背负1.5公斤的重量，就能拯救他们所爱的人……

最后，我放弃了调和各种矛盾的念头。我有权感到愤怒、受骗和怨恨——但我希望克里斯活下去的愿望依然是事实。假如我拒绝被操纵，那么双方就都会有所付出；对于我受到的待遇盲目地做出反应，那和最卑躬屈膝的合作一样愚蠢和不义。

因为我意识到（尽管慢了一拍），环球保险对付我的方式不可谓不诡计多端。说到底，假如我让克里斯死去，他们省下的将不只是生物体生命支持的些许成本（因为可以免租金使用我的子宫），还有更换身体这整个过程的昂贵费用。一丁点儿老谋深算的铁石心肠，一丁点儿反向心理学……

想要保护我的神智，唯一的出路就是超越这些小肚鸡肠的谋划。我要视环球保险及其阴谋诡计为无物；我要接纳他的大脑——不仅因为我受到胁迫，也不是因为我感到内疚或觉得有义务，更不是为了证明我没有受到操纵，而是为了一个最简单的原因：我对他的爱足以让我想要拯救他的生命。

医生把经过基因调配的胚泡种进我的体内，这团植入在子宫壁上的细胞会愚弄我的身体，让它以为我怀孕了。

愚弄？我的月经停止了。我受到晨吐、贫血、免疫抑制和饥饿感的折磨。伪胚胎以令人惊愕的速度成长，任何胎儿都不可能长得这么快，保护性的胎膜和羊膜囊迅速形成，逐渐创造出胎盘的供血组织，最终有能力维持一颗会大量消耗氧气的大脑。

我想继续工作，就好像没发生任何特别的事情，但我很快就发现那是不可能的；我太难受、太疲惫了，无法过正常的生活。短短五周，我体内的那东西就要成长到胎儿需要五个月才能达到的尺寸。我每顿饭都要吞下一大把膳食补充剂，但我依然没精打采，只能在公寓里走走坐坐，时而试图用看书和看垃圾电视节目来排解无聊。我每天呕吐一两次，每晚撒尿三四次。这些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我确定我受到的折磨远远超过了这些症状本身带来的痛苦。

一半原因也许是我无法简单地看待我身上正在发生的事情。除了“胎儿”的实际结构，无论从生物化学还是生理学的任何角度来说，我都算是怀孕了，但我不允许自己接受这样的欺骗。即便只是假装相信我子宫里那团无定形的组织是婴儿，也会害得我一头栽向彻底的情绪崩溃。然而，假如不是婴儿，那它是什么呢？肿瘤？这更接近事实，但恐怕并不是我想要的那种替代性假象。

当然了，从理智的角度说，我完全知道我身体里的那东西是什么，也很清楚它将会成为什么。我怀的不是一个婴儿，医生不会把它从我的子宫里挖出来，给我丈夫的大脑腾出空间。我不是长了一个吸血鬼肿瘤，它不会持续生长，汲取我的血液，直到我虚弱得无法动弹。我怀的是个良性增生物，是个为特定任务设计的工具，而我已经决定了要执行这个任务。

那我为什么每时每刻都心烦意乱和感到抑郁呢？有时候我绝望得甚至开始幻想自杀和流产，用刀割开自己的身体，让自己从楼梯上滚下去。我非常疲惫，我恶心想吐，我没指望过自己会高兴得载歌载舞，但我凭什么要这么他妈的不快乐，甚至无法停止考虑一了百了呢？

我可以吟诵咒语来解释原因：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克里斯。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克里斯。

但我没有。我对他的怨气已经足够多了，我不希望到了最后，我会开始恨他。

第六周刚开始，超声波扫描显示羊膜囊长到了所需的大小，多普勒血流分析也证实目标已经达到。我进医院做替换手术。

我可以最后再去看一次克里斯，但我没去。我不想让自己沉迷于未来的技术性细节。

萨姆纳医生说：“没什么好担心的。比这个复杂得多的胎儿手术现在都很常规了。”

我咬牙切齿道：“这不是胎儿手术。”

她说：“呃……对。”就好像这是什么没听说过的新闻。

手术后我醒来时，比先前更加难受了。我抬起一只手放在肚子上；刀口很整齐，没有任何感觉，几乎摸不到缝线。医生说过，手术甚至不会留下疤痕。

我心想：他在我身体里。他们现在不能伤害他了。这一步我已经赢了。

我闭上眼睛，很容易就能想象克里斯以前的样子，还有他以后将会恢复成的样子。我陷入半梦半醒的状态，不知羞耻地挖掘我们一起度过的最快乐的时光。我以前从没放任过自己沉浸在多愁善感的白日梦中——那不是我的风格，我厌恶活在过去——但现在只要能让我坚持下去，什么花招我都愿意接受。我让自己听见他的声音，看见他的脸，感受他的爱抚——

他的身体已经死了，不可逆转地死了。我睁开眼睛，望着我隆起的腹部，想象它所容纳的东西：一团肉，来自他的尸体。一团灰色的肉，从他尸体的头颅里被挖出来。

因为术前禁食，胃里没东西供我呕吐，我在病床上躺了几个小时，用被单的一角擦掉脸上的冷汗，尽量止住身体的颤抖。

从隆起的程度来说，我像是怀孕五个月。

从增加的体重来说，七个月。

持续两年。

假如卡夫卡是个女人……

我没有逐渐适应这种状态，但我学会了如何应对。有特定的睡觉姿势、特定的坐立姿势、特定的走路姿势，这些姿势都比其他姿势更加轻松。我从早到晚都很疲惫，但精神头偶尔也会好得让我感到近乎正常，我学会了好好利用这样的时刻。我认真工作，没有掉队。税务局对企业逃税行为发动了一场新的闪电战，我以前所未有的激情投入其中。我的狂热是被逼出来的，但这并不重要；我需要力量来支撑我坚持下去。

在情况比较好的日子里，我觉得很乐观：尽管一如既往地疲惫，但能得意扬扬地咬牙坚持。在情况不怎么好的日子里，我对自己说：你们这些王八蛋，以为这样就会让我恨他吗？不，我恨的是你们，我憎恶的是你们。在情况非常不好的日子里，我思考报复环球保险的各种计划。先前我没做好与他们对抗的准备，但等克里斯安全和我恢复了力量之后，我会找到办法给他们一点儿颜色看看。

同事们的反应五花八门。有些人佩服我，有些人认为我这么做是允许他们剥削我，有些人因为想到一颗人类大脑悬浮在我的子宫里而觉得反感——为了克服我自己的负面情绪，我一碰到机会就直接挑衅他们。

“来啊，摸一摸嘛，”我说，“又不咬人，甚至不会踢你。”

我的子宫里有一颗大脑，白生生的，遍布褶皱。那又怎样？我自己的脑袋里也有一颗同样让人讨厌的东西。事实上，我的整个身体都充满了怎么看怎么恶心的内脏——这个事实以前从没让我烦恼过。

于是我克服了对这个器官的内在反应，但对克里斯本人的思考依然困难得像是在走钢丝。

我拒绝了一种险恶的诱惑，没有欺骗自己也许我能和他“保持联系”——通过“心灵感应”，通过血液循环，通过任何方式。怀孕的母亲也许会对未出生的孩子产生某种真正的移情，我没怀孕过，因此无权判断。子宫里的胎儿当然能听见母亲的声音，但一颗处于深度昏迷并被剥夺了所有感官的大脑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至少（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许我血液里的某些激素能进入胎盘，对他的境况造成一些有限的影响。

对他的情绪呢？

他在昏迷，没有情绪。

事实上，最简单和最安全的做法是不去想他就在我的身体里，更不用说正在那儿经历什么了。他的一部分在我身体里，另一部分在克隆体的代孕母亲的身体里。只有在这两部分合二为一后，他才会真的再次存在，此刻他正在非生非死的灵薄狱徘徊。

大多数时候，这种务实的思考方式能起作用。当然了，有时候，当我重新意识到我的行为本质上是多么怪异时，也会体验到某种惊恐发作。有时候我会从噩梦中惊醒，有一两秒钟相信克里斯已经死了，而他的灵魂附在我的身体上；或者他的大脑长出神经插入我的身体，控制了我的四肢；或者他完全清醒，正在因为孤独和感官被剥夺而发疯。但我没有被附体，四肢也依然听我的指挥，每个月的PET扫描和子宫EEC诊断都证明他依然处于深度昏迷——大脑没有受损，但无精神活动。

事实上，我最厌恶的莫过于我怀着孩子的那些梦。从这些梦中醒来时，我一只手放在肚子上，喜悦地想象着新生命在我身体里成长的奇迹，直到我恢复神志，愤怒地拖着身体起床。我会以最恶劣的情绪开始这个早晨，咬牙切齿地撒尿，把盘子摔在餐桌上，一边穿衣服一边咒天骂地。还好我一个人住。

但我不能因为这样的努力而责怪我受困的可怜身躯。我加长的马拉松孕期拖了又拖，难怪它想结结实实地用药物剂量的母爱来补偿我的种种不便。我的拒绝在它看来一定非常不知好歹——当身体发现它提供的幻象和情绪受到拒绝，被我视为不合时宜时，它一定会感到非常苦恼吧。

就这样……我践踏了死亡，也践踏了母性。好吧，哈利路亚，既然一定要做出牺牲，还有谁比这两个情感奴隶主的受害者更适合成为祭品的呢？况且，这其实很容易；逻辑站在我这边，复仇是它的伙伴。无论我曾经熟悉的那个躯体去了哪儿，克里斯都没有死，我没有理由为他哀悼。而我子宫里的东西不是胎儿。允许失去身体的大脑成为母爱的对象，这种行为只能用蠢得可笑来形容。

我们认为文化和生理禁忌限制了我们的生活，但假如人们真的想打破禁忌，就永远能找到办法。人类有能力做出所有事情：酷刑、屠杀、吃人、强奸。而做完这些事情（至少我是这么听说的），大多数人依然能善待儿童和动物，能被音乐打动，能表现得就好像他们的情感能力没有任何缺陷。

因此，我有什么理由要担心我完全无私的小小逾规能对我造成任何伤害呢？

我没和新身体的代孕母亲见过面，我也没见过小时候的克隆体。但在得知克隆体已经出生后，我确实思考过她是否觉得她“正常”的怀孕和我所谓的怀孕一样令人痛苦。我不知道究竟是哪一样更加容易：是怀着一个胎儿形状的脑损伤物体，它没有人类的思考能力，从陌生人的DNA培育而来；还是怀着你的爱人沉睡的大脑？哪一样更能阻止你以不适合的方法去爱它？

刚开始的时候，我希望能抹掉我脑海里的所有细节，希望能在某天早晨醒来时，假装相信克里斯只是生了一场病，现在恢复了健康。然而随着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我逐渐意识到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

医生取出大脑的时候，我应该感觉（至少）如释重负，但我只是觉得麻木，还有一丝难以置信。苦难已经持续了这么久，它不可能这么轻而易举地过去：没有创伤，没有仪式。我做过一些超现实的梦，梦见我艰难但成功地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粉红色大脑——但即便我真的想这么做（毫无疑问，医生能够人工诱导分娩过程），这个器官也过于脆弱，不可能安全地通过产道。“剖腹产”取出大脑只是对我的生理期待的另一次打击。从长远角度说，这当然是好事，因为我的生理期待不可能得到满足……但我依然忍不住觉得受到了欺骗。

于是我茫然地等待，等待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大脑不能像心脏或肾脏那样直接移植给克隆体。新身体的外围神经系统与旧身体的并不完全相同；相同的基因不足以保证这一点。另外，尽管用了药物来限制其影响，但缺乏使用依然使克里斯大脑的部分区域萎缩了。因此，与其直接拼接不完全匹配的大脑和身体之间的神经（可能会导致瘫痪、耳聋、失语和失明），不如让神经冲动通过电脑化的“接口”转接，由它来消除偏差。克里斯依然必须接受康复治疗，但电脑能极大地加速这个过程，电脑会不断地竭力弥合思想与行动、现实与感知之间的差异。

他们第一次允许我见他的时候，我完全没有认出他来。他面部肌肉松弛，两眼没有焦点，看上去像个神经受损的特大号儿童——而事实上这就是他。我产生了轻微的反感。火车事故后我见到的那个人，尽管浑身都是医疗机器人，却显得更像人类，也更加完整。

我说：“你好，是我。”

他望着虚空。

技术员说：“现在还是初期。”

她说得对。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他的进展（更确切地说，电脑的进展）快得令人惊愕。他的姿态和表情很快就失去了令人不安的淡漠，协调的动作很快取代了不受控的抽搐，尽管还无力而笨拙，但令人鼓舞。他无法说话，但可以与我对视，可以捏我的手。

他就在这个身体里，他回来了，这一点毫无疑问。

他的沉默让我担心，但我后来发现，那是他有意不让我见到他刚开始时的笨拙尝试。

他重获新生第五周的一个晚上，我走进病房，在他床边坐下，他转向我，用清晰的声音说：“医生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上帝啊，卡拉，我爱你。”

他的眼睛里充满泪水。我俯身拥抱他，我觉得我应该这么做。同时我也哭了，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忍不住心想：这一切都不可能真的感动我。它只是身体的又一个小花招，我对这些已经免疫了。

他回家的第三个晚上，我们做爱了。我以为会很困难，他和我都会存在巨大的心理障碍，但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经过了我们所经历的那一切之后，区区做爱算得了什么呢？我不知道我在害怕什么。乱伦禁忌受到误导的某个倒霉化身，被一个早已失去声誉的19世纪厌女症病人的鬼魂驱使，在关键时刻砸破卧室窗户跳进来？

我在任何层面（从最简单的潜意识一直到内分泌）都没有克里斯是我儿子的错觉。无论胎盘分泌的激素在这两年里对我造成了什么影响，无论它们“应该”触发什么样的行为程序，我都显然拥有足够的力量和洞见去彻底破坏它们。

没错，他的皮肤很柔软，没有经历岁月的摧残，也没有几十年如一日地刮掉面部毛发留下的那些伤疤。你说他只有十六岁也行，但我对此没有任何疑虑。随便哪个中年男人，只要他足够有钱、足够虚荣，就也能把自己变成这个样子。

另外，我也没有分泌乳汁。

我们很快开始拜访朋友，朋友们的应对很得体，克里斯对此感到很高兴。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我乐于和别人讨论整个过程的任何方面。六个月后，他重新投入工作。他以前的工作当然被抢走了，但有家新公司正在招聘（他们需要一个年轻的形象）。

我们的生活一块一块地被拼回原状。

现在任何人看见我们，都不会认为发生过任何改变。

但他们错了。

像爱孩子那样去爱一颗大脑，这固然是荒谬的。鹅也许愚蠢得会把破壳而出后见到的第一只动物当作母亲，但一个有理性的人能不假思索地接受的事物是有限的。因此，理性战胜了本能，而我克制了我不应有的爱。在这样的情况下，从来没有过任何真正的竞争。

然而，在解构了一种形式的奴役后，我发现重复这个过程委实易如反掌，你一眼就能认出以另一个伪装现身的同样的枷锁。

我曾经对克里斯怀有的所有特殊感情，如今对我来说都可以视而不见。我对他依然能感觉到真正的友情，也依然能感觉到欲望，但曾经存在的不只这么多。因为假如只有这么点儿的话，他现在恐怕就不可能活着了。

是的，信号还在源源不断地传来，我大脑的某个部分依然在为应有的温情感觉供应提示，但这些信号如今就像九流催泪电影的桥段一样不起作用。我实在再也无法挂起我的怀疑了。

我能毫不费力地做出相应的举动，惯性使我很容易就能做到。而只要一切正常——只要他工作的公司运转正常，床上的时光足够融洽——我就看不到有什么理由要去晃动我们这艘小船。我们也许会在一起许多年，我也有可能明天就甩了他。我真的不知道以后会怎样。

当然了，我依然很高兴他能死里逃生，在某种程度上，我甚至很敬佩救了他的那个女人的英勇和无私。我知道我永远也做不到那一步。

有时候我们在一起时，当我在他眼睛里看见我已经失去的那种无可救药的激情，我会产生怜悯我自己的念头。我心想：我受到了生活的残酷对待，难怪我会变得残缺不全，难怪我会过得一塌糊涂。

就一定的意义而言，这个观点完全站得住脚，但我似乎做不到长时间地认同它。新诞生的真相有它自己的冷酷激情，它自己的操控力量；它用“自由”和“洞见”之类的词语攻击我，向我讲述一切欺骗的结束。它日复一日在我身体里成长，它太强大了，不允许我保留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