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看到罗马城镇庞贝有希腊化艺术的许多反映。因为当罗马人征服了天下，在那些希腊化王国的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帝国时，艺术多少还是保持原状的。在罗马工作的艺术家大都是希腊人，罗马收藏家大都购买希腊大师的作品或复制品。尽管如此，在罗马成为世界霸主时，艺术还是有一定的变化。艺术家已经接受了新的任务，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修改他们的创作方法。罗马人最突出的成就大概是土木工程。大家都知道他们的道路、输水道、公共浴场。即使那些建筑的废墟现在都还感人至深。人们在罗马漫步于巨大的柱列之间，觉得自己就像个蚂蚁一样。事实上，正是那些古迹废墟使后世很难忘记“宏伟即罗马”这句话。

这些罗马建筑中最出名的也许是那圆形竞技场，称为Colosseum（圆形大剧场）（图73）。那是典型的罗马建筑，引起后世的高度赞美。它基本上是实用性的建筑结构，有三层拱，一层压一层地承载着巨大圆形剧场内部的座席。但是在那些拱的前面，罗马建筑师放上了一种希腊形式的屏面。事实上，希腊神庙所用的三种建筑风格，他都用上了。底层是多立安风格的变形——甚至还保留了间板和三槽板；第二层是爱奥尼亚式，第三层和第四层是科林斯式半柱。罗马结构跟希腊形式或“柱式”的这一相互结合，对后来的建筑师有巨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城市里四处看看，很容易看到受这种影响的建筑。

罗马的建筑创作中，大概再没有比凯旋门给人的印象更为持久的了。罗马人在意大利、法国（图74）、北非和亚洲到处建立凯旋门，遍布帝国。希腊建筑一般都是由相同的单元组成，甚至圆形大剧场也不例外。但是凯旋门却用柱式做界框并突出了中央的巨大入口，两侧辅以比较狭窄的入口。这种安排用在建筑结构中，很像是音乐中使用的和弦。

然而罗马建筑的最重要的特点是拱的使用。虽然这项革新希腊建筑师可能早已发现了，但是它在希腊建筑中却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用一块块楔形石头拼成拱形是一种颇为困难的工程技术。一旦掌握了这项技艺，建筑者就能用它组成越来越大胆的设计。他可以用拱横跨桥梁或输水道的墩柱，他甚至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拼成拱状屋顶。通过各种技术设计，罗马人逐渐对起拱技艺十分精通。那些建筑物中最奇妙的一座就是Pantheon，即万神庙。它是惟一的一座过去一直用做礼拜堂的古罗马神庙——早期基督教时代它被改成教堂，所以一直不准沦为废墟。万神庙内部（图75）是一个巨大的圆厅，有拱状屋顶，顶部有一个圆形开口，从开口可以看到天空。此外没有别的窗户，但是整个大厅可以从上面接收充足而均匀的光线。在我知道的建筑物中，几乎没有一个能像它这样，给人这么沉静的和谐印象。里面完全没有沉闷的感觉。巨大的屋顶穹窿仿佛自由地在你头顶盘旋，好像第二个天穹。

罗马人的典型作法是从希腊建筑中取其所好，然后按照自己的需要加以运用；他们在各个领域中都是这样做的。他们的一项主要需要就是惟妙惟肖的优秀肖像。这样的肖像在罗马的早期宗教中就发挥了作用。在送葬队列中携带先人的蜡像已经成了习惯。几乎可以肯定，罗马人这种做法跟我们从古埃及获知的用肖像保存灵魂的信仰有关。后来，当罗马成为帝国时，皇帝的胸像还是受到宗教性的敬畏。我们知道每一个罗马人都得在皇帝的胸像前烧香表示自己的赤诚忠心；我们还知道基督教徒就是因为不肯服从这项要求而开始遭受迫害。奇怪的是，尽管当时肖像有这么严肃的含义，罗马人却依然允许他们的艺术家把肖像制作得比希腊人所曾尝试制作的一切肖像更为真实而不加美化。大概他们有时使用以石膏套取的死者面型，所以对于人的头部结构和面貌有惊人的了解。无论怎样说，我们都很熟悉庞培（Pompey）、奥古斯都（Augustus）、泰特斯（Titus）或尼禄（Nero），几乎就像是在新闻片中见过他们的面孔一样，维斯佩申（Vespasian）的胸像（图76）丝毫没有讨好之处——根本无意于把他表现为神。他的形象有如富有的银行家或航运公司老板。尽管如此，这些罗马肖像却毫无猥琐之处。艺术家设法成功地实现了既逼真又不平凡。

罗马人还交给艺术家另一项新任务，从而复兴了一个我们从上古东方获知的风尚（见72页，图45）。罗马人也想宣扬自己的胜利，报道战事的经过。例如，图拉真（Trajan）树立了一根巨大的石柱（图77），用图画历述他在达吉亚（Dacia，现在的罗马尼亚）作战和获胜的历程。我们在石柱上看到罗马军队集粮、征战和获胜的场面（图78）。希腊艺术几百年来的技法和成就都被用在这些战功记事作品之中。但是罗马人着眼于准确地表现全部细节和清楚地叙事，以使后方的人对战役的神奇有深刻印象，这就使艺术的性质颇有改变。艺术的主要目标已经不再是和谐、优美和戏剧性的表现。罗马人是讲求实际的民族，对幻想的东西不人感兴趣。可是他们用图画来叙述英雄业绩的方法，却被证明对宗教大有裨益，当时各种宗教已经跟蔓延扩张的帝国有了接触。

在公元后几百年中，希腊化艺术和罗马艺术已经完全取代了东方王国的艺术，甚至在东方艺术原先的据点中情况也是如此。埃及人依然把死者葬为木乃伊，但是随葬的肖像已经不是埃及风格了，而是叫熟悉希腊肖像全部技法的艺术家去画（图79）。那些肖像一定是以低价请普通工匠制作的，可是它们的生动性和写实性现在仍然使我们大为惊讶。古代艺术品看起来像它们那样有生气、那样“现代化”的寥寥无几。

不只是埃及人采用新的艺术手法来为自己的宗教目的服务。甚至在遥远的印度，罗马人叙述史实和显耀英雄的方法，也被艺术家用来描绘一个以和平方式征服天下的故事，即佛陀的故事。

在希腊化影响到来之前，印度早已盛行雕刻艺术；然而却是在边境地区犍陀罗（Gandhara）首先出现了佛陀的浮雕像，以后佛教艺术就以它为样板。图80表现的就是佛传中的一个插曲，叫做《夜半逾城》：

青年王子乔达摩（Gautama）要离开父母的王宫到荒野去当隐士。他正跟自己心爱的战马建多迦（Kanthaka）说：“亲爱的建多迦，今晚请再驮我跑一夜。我在你的帮助下成佛以后，要拯救世界上的众神和众生。”只要建多迦嘴一叫或蹄一响，城里的人就要被惊醒，王子的出走就要被发现。于是诸天王掩住了马的叫声，在马所踏过的地方，处处用他们的手垫在马蹄之下。

希腊和罗马艺术曾经教给人们用优美的形式去想像神祗和英雄的形象，这也有助于印度人创造他们的救世主形象。表情沉静的佛陀的美丽头像，也是在犍陀罗这一边境地区制作的（图81）。

另一个懂得把它的神圣事迹描绘出来以教诲信徒的东方宗教是犹太人的宗教。犹太法（Jewish Law）实际上禁止制像，以免偶像崇拜。然而聚居在东方城市的犹太人却喜欢用《旧约》故事装饰犹太教会堂的墙壁。那些画中有一幅近年发现于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占罗马驻军地，叫杜拉-欧罗玻斯（Dura-Europos）的小地方。这幅画无论如何也算不上伟大的艺术品，但却是公元3世纪留下的有趣的资料。它的风格看起来简陋笨拙，场面显得平板、原始，这些特点本身也不是没有意思（图82）。它画的是摩西（Moses）击磐取水的故事。但与其说它是《圣经》叙事的插图，还不如说它是向犹太人解释《圣经》意义的图片。可能就是因此而把摩西画成高个子，站在圣幕（Holy Tabernacle）前面，我们还能认出圣幕内的七连灯台。为了表示出以色列的每一个部族都分享到圣水，艺术家画了12条小河，每一条都流向站在帐篷前面的一个小人，艺术家的技术显然不大高明，所以他的画法简单。然而他实际上可能不大关心画得是否逼真。因为形象越逼真，就越要触犯禁止图像的圣训。他的主要意图是提醒观看的人，想起上帝显示神力的时刻。犹太教会堂的这幅简陋的壁画对我们还是大有意义的，因为在基督教从东方蔓延过来，而且也用艺术为自己服务时，跟上面类似的思想就开始影响艺术了。

在基督教艺术家最初受命表现救世主和他的使徒时，又是希腊艺术传统帮了他们的忙。图83是最早的基督像之一，出于公元4世纪。我们看到图中的基督（Christ）不是在后来的图画中看惯的那个有须的形象，而是显现出青春之美，高坐在圣彼得（St Peter）和圣保罗（St Paul）之间，他们二人则像庄严的希腊哲学家。特别是有一个细部，使我们想到这样一个雕像跟异教的希腊化艺术方法仍然有那么紧密的联系：为了表示出基督是高坐于上苍，雕刻家让他的脚放在由古代的天空之神高高举起的天穹上面。

基督教艺术的起源远在这个例子之前，但是最早的纪念物从不表现基督自身。杜拉的犹太人在他们的会堂里描绘《旧约》中的场面时，目的不在美化会堂，而是用可以目睹其景的形式叙述神圣事迹。最初受命为基督教徒葬地——罗马的地下墓室（the Roman catacomb）——画像的那些艺术家，也是本着同样的精神行事。例如可能是公元3世纪的《三个在火窑中的人）（Three Men in the Fiery Furnace）（图84）那样的画，就可以看出那些艺术家对庞贝使用的希腊化绘画技法并不陌生。他们很擅长用寥寥数笔就作出一个人物形象。然而我们同时也感觉到他们对那些效果和手段并没有多大兴趣。那幅画已经不再是由于它自身美好而存在，它的主要目的是让虔诚的信徒想起显示上帝的慈悲和威力的一个例证。我们在《圣经》中（《但以理书》第三章）读到，在尼布甲尼撒王（King Nebuchadnezzar）治下有三个犹太大官，当国王的巨大金像竖立于巴比伦省的杜拉平原时，在约定的信号发出后，他们不肯俯伏敬拜。跟画那些画时的许许多多基督教徒的遭遇一样，他们三人也不得不因此而受到处罚。他们被扔到熊熊火窑之中，“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可是，看呀，火对他们的身体毫无作用，“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上帝已“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

我们只要想像一下《拉奥孔》群像（见110页，图69）的作者根据这样一个题材会有何创作，就能认识到艺术在当时的方向已经不同了。画家在墓室中不想表现场面的戏剧性来使画面动人。为了表现出这个体现百折不挠和救苦救难的事例来劝勉和鼓励人们，只要身穿波斯服装的三个人、烈火和鸽子——象征神的拯救——都能被辨认出来，也就足够了。与主题无直接关系的东西最好不画进去。力求简单清楚的思想又一次开始压倒要忠实描摹的思想。不过艺术家力图把故事叙述得尽可能地简明，这种劲头也还是令人感动的。画中的三个人是正面图，看着观众，举起双手做祈祷，似乎表明人类已经别有关心的所在，开始超出尘世之美。

我们并不是仅仅在罗马帝国衰亡时期的宗教作品中，才能觉察到兴趣已有这种转移。当时的艺术家似乎已经没有什么人还注重希腊艺术往日引以为荣的特点，即它的精美与和谐。雕刻家不再有耐性用凿子去雕刻大理石，不再雕刻得那么精巧、那么有趣味，而当初那本是希腊工匠引以自豪之处。像作那幅墓室画的画家一样，他们使用较简单易行的方法去对付，例如使用可标出面部和人体的主要特征的手工钻之类的手段。人们常说古代艺术在那些年代里衰退了。在战争、叛乱和入侵的大骚乱之中，往昔盛世的许多艺术秘诀无疑真的失传了。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全部问题还不仅仅是这一技术失传。关键是那个时期的艺术家对希腊化时期那种单纯的技术精湛似乎已经不再心满意足，他们试图获致新的效果。那个时期，特别是公元4世纪和5世纪，有一些肖像大概能最清楚地表明那些艺术家的目标是什么（图85）。在波拉克西特列斯时期的希腊人看来，这些作品就会显得粗野鄙陋。事实上，用任何普通的标准去衡量，这些头部都不美观。罗马人对维斯佩申那样十分逼真的肖像已经司空见惯，可能认为这些肖像缺乏技艺，不加重视。可是在我们看来，这些形象似乎自有其生命力，而且由于面貌标志坚实有力，在眼睛四周和前额皱纹之类特征上下过功夫，充满了强烈的表情。它们描绘出当时的人，那些人目睹并且最后承认了基督教的兴起，而这也就意味着古代社会的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