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祖父挺新派，儿子都送出去之外，他也不喜欢娶姨太太之类的事。但像旧时代他那种身份的人一样，他也有一位姨太太，我们称她为“老姨太”。老姨太是丫头出身，进门时祖父已有儿子了，所以并不是因子嗣的问题，没准又是什么人送的。进门时要搜身，还体检，所有衣服都换掉。姨太太也是要看出身的，丫鬟出身，就更被人轻视。

老姨太生了两男两女，要是祖父男孩少，她自然会受重视些，前面若是没有男孩，地位当然就更不同，但那时杨家人丁兴旺，你想想，祖父有八个儿子。父亲是长子，祖父死后，老姨太和其子女自然就由父亲养着。父亲去世后，财产是由七叔管着的，老姨太他们就由七叔照应，住还是和我们这一房在一起。他们在花园街大宅子里有一个单独的小院，有门通到后门街上，可以不通过大门进出。我对那里印象很淡，好像只是过年时去给老姨太拜过年。平时不大去，娘似乎不愿有来往。到后来干脆禁止他家男孩到我们前院来。这跟他们害怕狗叔惹出事来有很大关系。

狗叔大排行十八，就是说，我祖父兄弟几个的儿子顺着排在一起，狗叔最小，排在第十八位，是我的十八叔，因为属狗，就被叫成“狗叔”。虽然长一辈，他其实比我哥只大一岁，是可以玩到一起的。都到好大了，姑妈跟我说，别“狗叔，狗叔”的了，多难听，叫“老叔”，无奈喊惯了，到现在我也改不了口。

狗叔没有同龄人玩，一个人闷得很，又不像我哥有一堆人围着，要什么有什么。八叔的儿子四哥，七叔的儿子五哥，还有纮武，都会来找我哥玩，不会到老姨太院里去找他。看着这边热闹，他当然很想到前院里来。因为我哥，这边玩的名堂也多，他要打篮球，就给买了篮球架；要放电影，就买放映机；要唱戏，就买唱戏的一套……但是我哥他们和狗叔玩不到一起，他们都是上了名校的，狗叔没念什么书，共同语言不多，他们嫌他粗野、流里流气也说不定，不然我哥后来也不会在回忆录里说害怕他，称他是“小霸王”。也许他们之间有过冲突吧，我不清楚。我知道的是有一次打篮球，潘爷拦着不让狗叔一起玩，狗叔挥拳作势，说要绑我哥的票。

也就是说说狠话，吓唬吓唬，泄泄愤。不想这话传到娘耳朵里，她马上紧张了，担心真的出事，居然雇了个保镖，整天跟着，这边出了家门，那边离了校门，我哥走到哪儿保镖跟到哪儿，寸步不离，我哥看电影，保镖也跟着看。我哥那边一放学，就看保镖在门口站着，他的同学都笑话他，他觉得太丢脸了。好在时间不长，没什么事，也就罢了。

和狗叔有关的另一桩事一度是家里的“丑闻”。他因为在家里闷得慌，常到二姨太那里串门。二姨太没心眼，没等级观念，和下人可以打成一片的，对他也没那种歧视，所以他喜欢往她屋里跑，二姨太待他也挺热情。有一天他在二姨太屋里，冬天，生着取暖的炉子，二姨太在给他织毛衣，他在旁边跟她说话，织毛衣要数针子，得专心啊，就没怎么搭理他。他不知怎的就气起来，过去劈手把织着的毛衣夺过来，往火炉上就这么一扔。二姨太屋里有个赵妈，在旁边伺候着的，连忙过来抢救毛衣，狗叔不让，一拳打过去，赵妈就倒下了，鼻子还有什么地方出血了。

二姨太住两间房，就在北屋二楼，和我们在一起的，平时门都不关，只有门帘子是放下的。我在家里无聊，常东看西看的，这天撩了门帘往里看，恰好看到这一幕，现在想起来还跟看电影似的。赵妈流了很多血，地下都是，我吓坏了，赶紧跑开。赵妈躺在地上不起来，嘴里直嚷，狗少爷打人了，狗少爷打人了！把血弄得满脸都是。后来还是叫了其他用人来，把她架到后院去了。后院是用人住的地方。

父亲去世后，家里没了男的，我哥还小，娘性子特别弱，没人镇得住了。狗叔打了赵妈，事情还能怎么着？赵妈就闹起来，每天搬一把椅子坐在后院，高声叫骂，哭一阵，骂一阵，小叔子勾搭嫂子什么什么的，前院都听得见。当然，她就是骂给主人听的。过去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骂这些，是最让人出丑，最被人议论的。拿她也没办法，其他人劝也没用，她反倒越骂越来劲。后来还是谈了条件，给她些钱，打发走了。

狗叔和二姨太之间根本没那种事，只是他十八九岁，正是情窦初开的时候，二姨太年纪也不大，对他又不错，有点模糊的好感，也是自然的。但是不管有没有不正常的关系，赵妈这么一闹，名声总是不大好。避嫌也罢，讨厌他也罢，总之是不许他到前院来了。

虽然大宅子里上上下下都说狗叔的不是，我对他倒没什么成见，他对我也挺好，我们挺亲的。他后来自己去考试，做了《庸报》的摄影记者。

中旅剧团在天津演出时，他去报道，和演员陶金也成了好朋友，他们之间还通过信。抗战时他到了西安，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听说他被抓，坐了牢，可能是思想“左”倾，不然怎么国民党抓他？后来不知怎的又被放出来。最戏剧性的是，快解放那阵，他的相机被一个熟人骗走了。那是他的吃饭家伙，很好的相机，自然急得不得了。听说那人到了香港，他就追了过去，追回来没有不知道，他原来到香港只是为了追回相机，没打算久留的，不想后来就一直待在香港，在那边生活了。他靠自己打拼，还是干摄影这一行吧，在香港站住了脚，娶妻生子，和天津的联系完全断了。他在天津是有家小的，家里包办的那种婚姻。

晚年他到加拿大跟子女过了，和亲戚间又有了联系。他跟杨敏如通电话，听说我骨折了，哭起来。我姐转告我，感到很奇怪，说他怎么还哭起来？我说你跟他疏远，我和他关系可是很好的。再后来我们也联系上了，通电话说起旧事，他忘不了当年每月一次到我七叔那儿去拿钱（老姨太家我们长房养着，每月给生活费），七叔脸色很难看，总是说现在挣钱也不容易，教训一通。他为了拿到钱，每次都硬着头皮站那儿挨训。

狗叔有个哥哥，我们叫他“瑗叔”。瑗叔比狗叔大不少，早就结婚生子了，儿子叫小牛。瑗叔长得很体面，书却没念好，跟些狐朋狗友，花天酒地的，但他太太（我们叫她瑗婶）人却很好，长得也好看。可惜年纪不大就得病死了。是肺病——杨家人夭折多半都是肺结核。后来瑗叔续娶的是小姨子，起初还好，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对小牛就不好了。夫妻关系也成问题。解放后她跟她生的子女在江苏昆山过，不管瑗叔了，瑗叔只好到东北跟小牛过，小牛夫妇讨厌他无所事事，结果把他送进了养老院——只能说是孤寡老人待的那种，条件很差，与现在的养老院不是一回事，不虐待就算不错了，根本谈不上“养”。

瑗叔待得受不了了，大概是六四年或六五年吧，他去上海投奔自己的亲妹妹，我的姑姑杨丽川。没想到在火车上被偷，钱和衣物全没了，只有我的地址。他就在南京下了火车来找我。那时我已搬到鼓楼二号新村，有天正在厨房里忙饭，厨房有门通到外面的，就听到有人喊我。他穿得破破烂烂，我几乎认不出来，几十年没见，当年风流倜傥的，现在是地道的糟老头子了，而且一副落魄的样子。我该让他赶紧洗个澡的，赵瑞蕻拉着脸，不吱声。我西红柿冬瓜地下了一大碗面，真是一大碗，他吃了还不够。赵瑞蕻的脸色更难看了。我只好给了他十元钱，让他买去上海的火车票。

过了段时间赵瑞蕻去上海，到我姑姑那儿去，又遇到瑗叔，他有点变样，因姑姑给他买了一身新衣。赵瑞蕻不跟他说话，他也不理赵瑞蕻。赵回来问我，上次来的那个要饭花子似的人是什么人？我一直没跟他说是怎么一层关系，因为太复杂了，他没有我的大家族生活经历，说了他也闹不清，我也懒得说。

瑗叔在上海没待多久，还是回到了东北。回去之后给我来过一张明信片，上面居然写着求求邮差大人，一定把信送到我手里。当然是说他情况很糟糕，但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据说他最后就是在养老院冻饿而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