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天津时巴金给我的一封信里，劝我好好念书之余，说我可以去找他哥哥李尧林，说他会帮助我的。李尧林是巴金的亲哥哥，大排行行三，两人的关系特别好，巴金离开四川的家，就是和李尧林一道。后来巴金去了法国，李尧林到北平念燕京大学的外文系，毕业后就到天津南开中学教英语。我是不大会和陌生人交流的，哪敢主动去找？写了个纸条让同学冯秀娥带给他，上面写了家庭住址联系方式，这事就算结了。

那时李尧林住在冯秀娥家。冯秀娥也是中西的，低我一级，但我们常在一起上课。她家里是开绸缎庄的，弟弟在南开中学念书，李尧林是他的老师，他课讲得好，特别认真，对学生也特别好，像南开许多学生一样，秀娥她弟弟也喜欢大李先生。日本人飞机轰炸，一颗炸弹落在南开，炸到了教师宿舍，大李先生没地方住了，秀娥的弟弟就向家里提出，要让他住到家里。秀娥家有地方住，同时也希望大李先生帮着孩子补习英语，就答应了。大李先生于是住到了冯家原先的客厅。之前巴金给他写信提到我，说没有妹妹，就把她当小妹妹看吧。他因为知道冯秀娥和我是同学，就让她叫我到她家见个面。

冯秀娥对我说，李先生问起你，说你怎么不去见他呢？我一时想不起，问，哪个李先生？她说，就是巴金的哥哥呀！我这才想起来。一见面他就说，以为你是个小孩子，没想到其实是大人了。那天我穿着旗袍，半高跟鞋，说大不大，倒的确不能算是小孩了。以后这意思他还说过不止一次，老提醒我说：也不小了，怎么什么事也不懂？

后来就开始通信了，而且越来越密，有时候一天就有两封，头一次一天两封信，是他写给我的。从第一次见面，到我离开天津去昆明念书，大概有半年时间，我收到的信有四十多封，我写给他的信应该更多。（他叫我在信封上面写上编号，所以我清楚记得来信是四十多封。）对巴金，当着面我都是称“李先生”，李尧林是他哥哥，就称“大李先生”，写信的时候不一样，给巴金写信，只称“先生”，写给李尧林，就称“李先生”。也不是有意的——写给巴金的信主要是说苦闷，给大李先生的信更流水账一些，多说好玩的事，吃了什么，到哪玩去了，遇到了什么人……什么都汇报。

大李先生和巴金的信，都是寄到同学叶道纯家里。有信来，她就打电话告诉我，我就让小本儿去取。小本儿是我们家的车夫，在我们家干了好多年。都是我在楼上按个铃，他就从下房那边过来听吩咐。

我和大李先生很少单独见面，只有三四次一起散步。一般情况，是说好了在我家附近的某个地方会合，跟母亲，就说是到同学家玩去了。我在学校、在家里受的教育，都是不许说假话的，在家里母亲问我什么，我都不敢隐瞒，所以我说去同学家，她都是信的。我说去找同学玩，也不是扯谎，有时真是想和同学一起跟大李先生散步的。比如有一次，我和大李先生碰头之后，就去找同学安继伦。安继伦家也在租界，有个小院，大李先生在街对面等，我就过街去按她家的门铃。晚上英租界特别安静，门铃声音很响，按了又按，听见里面安继伦和大人说话，过一阵她出来说，家里人说太迟了，不许出去。这样我就和大李先生单独去散步了。大概我按门铃时没等响完又按，大李先生笑着说，你急什么呀？我说我没急呀。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希望单独和大李先生散步。

我和大李先生没一起看过电影，都是在电影院里碰上——和一个男的去看电影，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家看电影，通常不是买当场票，在报上看了电影广告，会让下人去买某个时间的。我看电影，通常不是一个人去，不是和母亲，就是和同学一起。这时候和同学一起去的多了。在信里我会和大李先生说，要去看哪场电影。

我特别爱看电影，好多名著，我都是先看的电影，《呼啸山庄》也是，好莱坞拍的片子，叫《魂归离恨天》。刚有有声片那阵，好多电影公司都抢着拍歌舞片。米高梅、派拉蒙，还有United States Artist（中文名好像叫“联美”），都拍。我们家里原来不大让看的，后来也让了，因为并没有什么露大腿的。有一部《百鸟朝凤》，我看了三遍，还有《丹宫恨史》。这些我都会在信里说。这些过去大李先生都是不看的，老听我说，他就说，我也看看吧。

那时的电影院不是对号入座的。说来有意思，有一次看到大李先生，我坐在左半边，他坐在右半边，不久以后在另一家影院，我坐在右半边，发现他坐在左半边。在哪家影院坐哪半边，都是习惯性的，他正好和我相反。

即使发现了大李先生，我们也不会坐到一起。只是到电影散场了，我会看到他在门口站着，等我。我看电影，家里的黄包车都是在门口等着的，这时我就会过去跟车夫说，要和老师说话，让他再等着。有一次，是我已经告诉他要去昆明念书以后了，散场后他又在门口等我，对我说，我带你到海河边上去看看。走到了海河边，他指着码头说，你就是要从那儿走。

和大李先生单独在一起一共没几次，外面就风言风语的，有些传言。有天晚上我和同班同学张志清一起学骑自行车，一会儿就学会了。她忽然对我说，静如，有件事你听说了吗？——不得了的事：外头都在传，李尧林先生有一个小女朋友，有人看见两人晚上一起散步，还有人白天也看见过，说那个小女朋友就是你，你和李先生散过步吗？我说那是碰上的。的确有时并不是约好，一下就碰上了。比如有一次我和安继伦、王莲华早上散步，没走几步就遇见了大李先生。我带着我的柯达相机的，他还给我们拍了照，我回头大笑的一张，后来烧了，挺可惜的。碰上也不奇怪，因为我信里每天的事都说，要上哪去，和谁。照完相安继伦她们就笑，说真是巧，走几步大李先生就露面。

张志清说，不管怎么样，要是让你母亲知道就不得了了，会把你关起来的，那你就不能出来玩，我们也不能一起看电影了。回到家我越想越害怕，偷偷一个人哭。哭完了就给巴金写信，说这是对大李先生的污辱，怎么谈得上是love呢？多恶心？我跟张志清说那些传言，用的词就是“多恶心”。

我不知道那时是否已经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但她似乎也觉得我有点不对头了。每天下午一定的时间，我都会把房间里面对着街上的窗户打开，在留声机上放唱片，开到很大的音量。放的不是卡鲁索就是吉利唱的歌，这是我和大李先生都听过也讨论过的，我们各有所好，争执不下，我喜欢卡鲁索，他钟情的是吉利。南开中学被炸以后，他在耀华中学找到了职位，耀华也是一所私立学校，比南开的待遇要好。这时我们家已搬到了耀华里，距耀华中学不远，大李先生从他的住处去学校，都要经过耀华里六条八十一号，我们住的房子是临街的，也就是说，他每天都会从我家门前过去。我是算好了耀华下午放学的时间等着他的。

我希望他听到唱片会知道是我在等他，在放给他听。他的确也会朝楼上望过来，虽然他并不能看到我。我不会站到窗前，开着窗户在楼上和他说话更是不可能的，我只会远远地看他两眼。就这样母亲已经起疑了：怎么老是把唱片放得那么响？当然即使她到我房间里来，看我在干吗，甚至往街上看过去，也发现不了什么，因为她并不知道有个大李先生。

这是我和大李先生之间的秘密。给巴金写信，后来对母亲不是个秘密了，和大李先生通信，她一点也不知道。我和大李先生通信没多久，他就说，我们可以把信都编上号，我就给编上了，信都小心地放在一只漂亮的盒子里，一个人的时候，我会拿出来看。不仅对母亲，就是和好朋友，我也没有分享过和大李先生的秘密。和同学好友说起大李先生，是到昆明以后的事了。每次收到大李先生的信我都很开心——不只是开心，是欣喜，因为守着一个秘密，兴奋是翻了倍的，你也可以说，那就是一种幸福感吧。

大李先生没有教过我，不过我完全可以想象他和学生在一起的样子。他在南开教过的学生中，有好几个后来和我成了极好的朋友，比如黄裳、黄宗江。我们在一起当然谈论过李尧林，他们的回忆文章也让我想起当年的大李先生。在他们的印象里，大李先生讲课生动，对学生热情，就像对朋友一样。他有许多爱好，拉小提琴，听古典音乐，喜欢逛书店，溜冰很拿手……在学生心目中，他简直是个“快乐王子”式的人物（黄宗江的一篇回忆文章，题目干脆就叫《快乐王子颂》）。这些有不少在我和他的交往中也是可以得到印证的。比如音乐，他谈起来总是津津有味，虽然我们没有一起去过音乐会，听唱片也是各听各的，除非他从我们家楼下走过听到我在放唱片也算是一起听。再比如溜冰，我和他一起溜过的，不是单独，是和其他同学一起，他背着手随着《溜冰圆舞曲》滑行的样子，我们都觉得帅极了。

后来见到巴金，慢慢熟悉了，我有意无意地会拿他们兄弟俩对比。巴金穿着是不讲究的，李尧林就比较讲究，不是说穿的衣服档次高，是他注意整洁，讲究合体，所以他的学生会觉得他很潇洒，风度翩翩。巴金除了写作，爱好是不多的，李尧林则是兴趣广泛，我的印象里他是个爱玩会玩的人，这也是我觉得他亲近的一个原因。对巴金就更多的是“敬”的成分了。

事实上大李先生也有不快乐的时候，甚至可以说，他一直是在生活的重压之下的。但是我太年轻，总是我对他说我的苦闷，他是不会谈他的苦恼的。但是在信中他不止一次感叹：“什么都是irony of life（生活的讽刺）！”也不止一次让自己乐观起来：“我主张happy-go-lucky（随遇而安）。”我很清楚地记得，有次散步时他说他赞成“all or nothing（要么拥有一切，要么一无所有）”，对比“happy-go-lucky”，那是表示他不愿接受命运的安排了，但随即他就苦笑着补了一句：“对于我，就是一无所有！nothing！”

人到中年，他去世多年以后，我才慢慢能体会到他内心的苦涩。巴金《家》里的觉民是有大李先生的影子的，正像从觉新、觉慧身上可以看到大哥李尧枚和巴金自己一样。他和巴金一起离开家到外地读书，都是标准的“新青年”形象，他比巴金大一岁多，可以说还是他带着巴金摆脱旧家庭的。但是大李先生后来的情况小说里就没写了。主要是李尧枚因家里破产自杀后，大李先生和家里就没那么对立了，他觉得过去大哥担的责任要由他来承担了，每个月他都把大部分的薪水寄回四川，那边继母、弟妹一大家子的生活都是靠他的。其实他原本就不像巴金那么决绝，巴金和家里有冲突时，他总是在中间调停。他当然希望过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只是为了家人，他选择了牺牲自己，过一种清苦的生活。看得出他的窘迫，天很冷的时候，他还穿得很单薄，没钱添置棉袍，更不要说大衣。

我认识大李先生的时候，巴金已经出名了，一部《家》为他带来无数的读者。这时候巴金已经有能力帮助家里，但是大李先生希望这个弟弟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写作上，还是一人承担家里生活。对此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他是内心很骄傲的人，不会向人诉苦。他也从不向人提及他和巴金的关系，他的学生都是很迟才从别处知道的，他们的英语老师就是大名鼎鼎的巴金的亲哥哥。大李先生对我提起巴金的时候也不多，我和他说《家》，他就笑着说，巴金并没有一个“鸣凤”，他也不存在一个“琴表姐”，那是四弟编的。印象最深的是那次在冰场，他说到巴金时有一种沉思的表情。他说他最喜欢四弟，四弟勤奋用功，从小就有抱负、有信仰，愿意为信仰献身。他才是有前途的。（言下之意，他自己是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

然后他用英语说：“I'm proud of him！”。接下来的一句更让我终生难忘：“I don't want to be famous by my brother，and if I would，I want to be by myself！”。（我不愿靠我弟弟有名气，如果我想要，我要靠我自己！）

我知道人家背后总是说，李尧林是巴金的哥哥，好像这成了他的标签，这多少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但他很快又笑着用中文跟我说，四弟比我用功，他总是不停地写，我也不愿意他操心别的事。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路……

前面说过了，我哥走了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有说不出的孤独，遇到了大李先生之后才又开心起来。那是我一辈子难忘的几个月。只有几个月，很快我就要去昆明念书了。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在大光明电影院看日场电影，电影院人不多，开场前我老远就看见大李先生坐在左边的后排，目不斜视。有这么巧的事，我不记得是不是在信里告诉他，同学约我一起看这场Alice Faye的电影，只记得散场后我很自然地就往他那边走。他不说话，面无表情在前面走，不跟我打招呼，我也不敢叫他，只是跟在后面。走下电影院门前的大台阶了，他才站下等我。我回头让同学先走，她们就嬉笑离开了。待我走近了，大李先生笑着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

他带我走到了海河边。那地方离电影院并没有多远，但我真的没去过。一个人家里是哪也不让去的，天津租界以外的地方我实际上没去过几处，虽然把觉慧当榜样，事实上在母亲面前，我只能做乖乖女。我们站在海河码头一带的岸上，看见远处一艘白色的大轮船缓缓地驶去，一点点变小，最后消失，这景象带给我一种说不出来的新鲜感受。大李先生站在我身边，轻轻地说，你看，你就会坐这样的轮船离开你的家乡的。我傻乎乎问了句，你呢？他叹口气说，我迟早也是要走的。

那时候关于大李先生和我的传言已经有好一阵了，一起看电影的同学走开时嬉笑的表情，也在暗示她们猜测我和大李先生在谈恋爱。我觉得很冤枉，我认为我和他之间是友谊，不是爱情。即使真有爱情的成分，那时我也不敢承认的，不管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

前几年还有人问我，和大李先生在一起有过电的感觉吗，拉过手吗？其实在天津时我对大李先生完全没有那方面的感觉，他是老师、兄长，我对他完全是仰视的呀。

我受的家庭教育是男女授受不亲，不要说拉手，碰都没碰过。要说的话，只有一次，他碰到过我头发。是有次在英国花园散步，他问我怕不怕蛇，怕不怕虫，我说怕得要命。他就说，你现在头发上有个吊死鬼。不是骗我，那一带有很多树，常有吊死鬼吊在半空中。我听了吓得一动不敢动，直说请他帮我弄掉，他就弄掉了。这和手拉手完全是两码事吧？我给巴金写信，把传言说了，表示对传言很气愤：他们这么说，是对大李先生的污蔑，是亵渎！

那一天很快就来了——我是说离开天津赴昆明的那天，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大李先生不可能到码头送我，到时候家里一大帮子人要去送，而我们的交往是背着家里人的。那天上午我们见了一面，事先约好了的。平时我们约的地方或是在街对面，或是离家远点的地方，那天他就在家门口等我。英租界很安静，即使大白天也没什么人。我们从这条街走到那条街，就这么来来回回地走，一边走一边说话，走了大概有两个小时。大李先生送了我一盒手绢，一盒里装着六条，汕头产的，因为上面有手工绣的花，很贵，一盒要六元钱，以他当时的收入，他的负担，真是要咬咬牙的。（后来我母亲看见了说，怎么送那么贵的东西？我说是一位老师送的，她也没再追问。）我平时送过他巧克力，不过是一元多钱的东西。

那天他口袋里鼓鼓囊囊装满了碎纸片，他掏出来，问我知不知道是什么？我猜不出来。他说是我写给他的信。他还说，他主张信是不必保存的，似乎是解释他干吗要把信给撕了。这和他之前让我把收到的信编上号有点矛盾。按照他的嘱咐，我们每个信封背面下角都写上数字（NO.1，NO.2……），编号不就是要保存吗？一般的情形，撕碎了信是不高兴甚至是要绝交的，他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照常理推，但看不出他有什么和平常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当时我根本什么也没想，他说什么我都觉得是有道理的。他在空空无人的街道上把碎纸片抛掉，我没有什么不高兴，过后我们就继续说话，还是以往说过的话题，一样的气氛。

最后我们又回到了家门口，按门铃进去之前，我对他说：“昆明见！”而后就分手了。我并没有多少离情别绪，甚至可以说还在一团高兴当中，因为我马上就要离开束缚我的家了，而分别是暂时的，之前他就在我的纪念册上写过：

我们约定，他不久也去昆明的。

再也想不到，这成了我和大李先生的最后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