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共大概坐了四天的火车，我们终于到了昆明。我还记得，那是个雨天。一到昆明，我们就被接到了南屏大旅社，老板是刘太太，她是一位军长的遗孀，很能干，开了这家饭店，经营得很不错。她非常爱国，对流亡学生特别好，看待我们就像看待自己的孩子，住那儿的头一天是不收钱的。

也不知怎么回事，她对我不是一般的亲近。她的大女儿后来嫁了梅贻琦的儿子，小女儿因小时患脑膜炎留下后遗症，成了聋哑人。她希望我多陪陪她的小女儿，和她一起念书。我并不是她小女儿的伴读，但有段时间的确花了不少时间陪她，跟她说话，她也特别愿意跟我在一起。

后来我有了孩子，刘太太还提出让我搬到她的别墅去，跟她们一起住，孩子嘛她可以为我请个保姆帮着带。一九三八年九二八大轰炸以后，昆明好像也不大安全了，她想让小女儿到法国去留学，跟我商量：你不是喜欢画画吗？你可以到巴黎去学画呀，一起去，费用我来出。说实话，我当时是有点动心的。这时与大李先生已断了联系，学画是个诱惑，又想就此从与赵瑞蕻的关系中解脱出来。我问陈蕴珍该不该去，陈蕴珍听了大叫，不行不行！成天陪一个哑巴，算怎么回事？时间长了，你都不会说话了！绝对不能去！我还问了巴金，他也说，不要去。后来也就算了。

这是后话了。住旅馆不是长久之计，只能是个过渡，过些时候，我们七八个流亡学生在蒲草田合租了房子，大多数是男生，女生就我和苏兆兰，苏兆兰是结过婚的，我们喊她“兆姐”。没多久她丈夫也到了昆明，她就不大在那儿住了。我一个人住一间房。房东杨太太对我特别好，晚上她们打麻将吃夜宵，也常会送上一份到我屋里来，别人没有，都羡慕得很，我堂弟纮武看到，那个馋啊。

蒲草田的房子是老式的，有点像四合院，不过是两层的楼，云南风格的，有好多雕饰，我印象里绿色特别多。我住在楼上，最不习惯的是上厕所。起头都要跑下楼去，楼下才有茅坑。不是蹲式的厕所（那种在中西时就习惯了），是农村那样的茅坑，简直不知怎么办是好。后来杨太太知道了，让人送了马桶到我房间里，但解大手还得下楼。茅坑不光是怎么蹲的问题，味道还特别大，有人就教我，点根香烟，赶赶臭气，有一阵我会抽烟，就是这么会的。

我们自己做饭，一起动手，热闹得很。淘米我就是在那儿学的。在天津家里有那么多用人，当然没做过饭，中西女校的家政课上倒是教过一些，烹饪有“中”的有“西”的，“西”的有做奶油蛋糕，做饼干，做巧克力，“中”的学包饺子，做馒头。做西式糕点是燕京毕业的老师教的，现买来一个烤箱，在那儿烘。包饺子做饭这些是个师范毕业的老师教的，我们都不大起劲，想这些还用学吗？以后自然而然就会了。

可是真的没有淘过米。云南人淘米和我们那边也不一样——用一种筲箕，不是有把手的那种淘米箩。我们总要淘上很长时间，又是漂又是拣稗子的，从天津过来，我们总觉得是到了乡下了，什么都脏。有个男生教我怎么淘，有次在水里淘着他就抓住我的手，我一下就抽回去。（也不知他是闹着玩还是怎的，但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男女授受不亲”式的。）

其实也只做过有数的几次饭，多数时候都在外面吃，米线、饵块……和天津比起来，便宜不是一点点。昆明人只吃两顿饭，我们跟着也吃两顿，很容易就对付了。

早饭免了，他们头一顿差不多要到中午。云南抽鸦片的人多（大多是男的，男的不大干活，女的什么事都干），抽鸦片的人起得晚。在街上走，从外面就能看到有人在屋里躺着抽，不避人的。即使没看见我也知道，因为空气里有鸦片烟的气味，那是我在天津的家里很熟悉的。鸦片烟的味道不难闻，倒是香的。

在天津家里什么也不用管的，生活上的事一概不懂。到昆明后我买过两罐云南火腿寄回去，是想告诉母亲，我在这边过得挺好，什么吃的都有，让她放心，其实平时那是吃不着的。没想到寄东西要加税的，云南这边要上税，到了天津还得上税。（包裹走的就是我的来路，等于出国绕了一圈才到我母亲手中。）上的税加起来比买东西贵多了。母亲写信给我：“胖：你这个什么也不懂的傻孩子。”（在家里母亲喊我“小胖”。）母亲自己学认字，那时已经可以经常写信了，信里写了好多想我的话。前面说过的，母亲对我一直很严厉，信里的话倒挺煽情，当我的面再不会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