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蒲草田住了一段时间，一帮学生就都搬走了，并不是闹了什么不愉快，是嫌那儿贵，除了我和堂弟纮武能对付，其他同学都觉得房租是个负担。离开蒲草田后，我和堂弟一起租住了青云街的一处房子。是郑颖荪先生介绍我们去住的。他是我们同船到昆明的平津流亡师生中最年长的一位，国立北平艺专的教务长。

我搬到青云街的时候，那个大院里已住满了从外地流亡到昆明的人，其中有些大名鼎鼎，过去是只闻其名的。我和郑先生住的是第一进，第二进楼上住着杨振声先生一家和沈从文先生，第三进住着民国初年为父报仇刺杀孙传芳的施剑翘和她弟弟，施剑翘因为行刺坐过牢，那时被放出来了，报上说她都称为“女侠”。

越往里面租金应该越高吧，施剑翘他们有钱。后面我没进去过，见到施剑翘是有次跑警报，沈先生示意我说：“看，这就是那个女侠施剑翘。”她长得不好看，她弟弟也难看。她和她弟弟都往外跑，两手捂着头，还用天津话说了句“我的妈呀！”。那次沈先生也在的，见状对我笑说：“女侠也害怕嘛。”

那是一处老旧的大院，好几进，都是两层的，我住在门楼下面临街的一间，窗棂、壁板，还有上面的瓦檐，都是云南的样式，门则是要上门板的那种，关起来里面黑咕隆咚。正是雨季，到处湿漉漉、黏糊糊。我和纮武的房间是竹篱笆的“墙”，两边加一起也不过四五个平方，我屋里只有一张床，一条长凳，一张小破桌。雨大的时候，雨水从瓦檐上泄下来，整个是透明的门帘。我在“水帘洞”里，并不担心“水漫金山”了如何是好（屋里是最“原始”的泥巴地），只觉一切都新鲜有趣，甚至巴不得淹上一次才来劲——北方哪见过这么大的雨？而且天天下个不停。一片雨声当中，我唱起在中西学的歌：“雨！下雨啦！听那淅沥的雨点敲打着门窗！”一边唱，一边还在小木床上又是扭又是跳。

好些歌词里有“雨”，其实又不相干的歌一下子不招自来，比如：“I'm singing in the rain.Just singing in the rain.”。那是美国三十年代的流行曲，我是从最早的有声片《好莱坞歌舞大会》里学来的；比如《颂主歌》里的一首：“小莫小于水滴，渐成大海汪洋。”这歌我在中西从八岁唱到十八岁，圣歌嘛，都是虔诚的调子，和好莱坞那歌的欢快热闹完全是两个调调，唱得投入，居然也虔诚起来。

到现在当时的情形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当然是因为看到雨“触景生情”了，更突出的却是那时的心境，那时真是年轻。

那房子真是老旧。郑颖荪先生住我楼上，通到楼上的楼梯简直不能算楼梯，就是些短而窄的木板钉在两根斜木头上，排列成梯状。木板长不到四尺，宽不到半尺，一只脚都搁不下，双脚得横着交错而行。上去还好些，下来时得斜着身子，或者干脆就倒退着走。倒退法是郑先生的发明，他演示给我看，很得意。说到郑先生，我就很逼真地想起他下楼时的样子：弓着背，左手撩起长袍的下襟，右手扶着楼梯扶手——其实不过是斜撑着的木棍而已。

郑颖荪是有名的古琴家，当时也不过人到中年，但与一路和我们唱歌过来的李抱忱相比，全然是一副学者模样，文质彬彬的，也很是老派。我没听他弹过琴，倒是在他房间里聊过天。

他的住处就在我楼上，也算是个套间吧，他原先住里间，外面待客，有个越南的吊床悬在外间，我上楼去他就倚在吊床上和我说话，他的太太不在了，有一儿一女，都不在身边，他孤身一人在昆明，和我说话时神情落寞的样子。没过多久，他去了重庆，好像是教育部招他去的。

他走了以后，我住到了楼上，不过只有里间归我，外间成了办公地点。那房子应该早就不在了，要是还在，倒可以挂块牌子，朱自清先生和沈从文先生就在那里编“大一国文”。说起来里间外间的，其实就隔一层板，说什么都听得见。后来张兆和带着孩子到昆明，在那外间里见到沈先生，责怪他头发怎么那么长，也不去剪，里面听得清清楚楚，沈先生说话声音低，咕咕哝哝的，就听不到了。

就因为一点不隔音，我们说话声音又高，沈先生还说过我一回。那次是两个航校的朋友来找我玩，他们学航空，讲开飞机的事，怎么飞上去，怎么俯冲，又是这种那种战斗机的，讲得很兴奋，一边讲一边比画。朱先生和沈先生正在外面工作。大概是被搅得不行了，沈先生突然掀了门帘进来，对我说，杨小姐，我和朱先生都在工作！你们太吵，我们没办法做事！我们吓得不敢吭声，连一声“对不起”都忘了说。过一会儿我出去说了对不起，就见朱先生绷着脸，不悦的样子，也不理我。我还想，有什么大不了的，不是道歉了吗？后来对朱先生印象就不大好。

那两个年轻人从此再没有见过。没过多久，其中一个在随教练做空中训练时，飞机不幸撞上了屋顶，另一个在空战中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