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开学的时间，原来定在十月，可就在快开学时，日本飞机轰炸昆明，学校那一带炸得一塌糊涂。

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昆明是九月二十八日。在那之前，昆明已经开始有警报了。是预防警报，城门楼上挂起一只红色的气球。头一回有这事，新鲜得很，好多当地人跑到外面来看，嘴里还叨叨：“挂灯笼喽，哪里真的会有敌机哟！”云南是大后方，到那时为止，除了外地人多起来以外，生活很平静，好像没什么战争的氛围，的确很难想象这地方会打起仗来。

预防警报也没让人紧张起来，好多人甚至都没想到要躲一下，有人说该出城去躲一躲，也只是说说而已，根本就没有跑警报的概念。我们年轻人就更不知害怕了。我和纮武（他是和我一起搬到青云街的）看见大家跑到外面，议论纷纷的，只觉得好玩，穿过圆通公园到北门城墙外，坐在菜地上东张西望，看天空看城门楼，等着看会不会有第二只红色警报球挂起来。来的路上我们买了些胡萝卜，昆明的胡萝卜又大又脆，水分多，特别好吃，我们一边看野景似的看着，一边啃得津津有味。这时昆明空军基地的飞机纷纷出动了，不是迎战敌机，是和我们一样“跑警报”（否则在机场上待着，敌机一轰炸就完蛋了）。等我们的胡萝卜吃完，警报也解除了。我们溜达着回到青云街，都说下次再不“跑”了。

九二八大轰炸那天，我们也真的没跑。那天是个大晴天，天上一丝云彩都不见，真的是碧空如洗，蓝得让人心醉。我们一帮年轻学生喜欢把昆明这样的晴爽的蓝天说成“蓝得像马德里”，这是从一首诗里引来的，其实谁也没去过马德里，想象中西班牙阳光灿烂，马德里的天空极蓝极美就是了。联大还没开学，两个年轻人过来闲聊，我和纮武便合计着该去哪儿玩。这时外面忽然就乱起来，就听到有人嚷：“挂灯笼喽！”朝城门楼望去，果然有一个球挂出来。我们原来就没打算“跑”，后院和最后一进房里的人也没动静，只是一个个不紧不慢地踱到天井里，三三两两站着聊天。杨振声、沈从文、郑颖荪几位先生都放下手头的事出来，望着天空，施剑翘姐弟也出来了。

这时候传来了很响的飞机的声音，我们还以为又是我们的飞机，忽然发现不对了，有三架涂着太阳旗的敌机就从头顶上飞过去，几乎是同时，紧急警报响起来。就听到一种十分刺耳的声音，让人本能地捂住耳朵，没容我们分辨那是什么声音，前前后后就都是震动耳膜的爆炸声了。炸弹一颗颗落下来，地动山摇，我们站在那里怔住了，好像在做梦，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沈先生是最镇静的，他根据爆炸声分析炸弹可能会落在什么地方。从湖南那边迁过来的联大师生刚刚安顿下来，他担心他们那边会不会有损失。他还有心思开玩笑，爆炸声一起，施剑翘吓着了，用天津话说了句“我的妈呀！”，抱着头就往外跑，沈先生笑话说：“女侠也害怕嘛。”

真像沈先生担心的那样，联大那一片那天挨炸了。轰炸停止后我们跑出去看，翠湖周围炸得一塌糊涂。到处是倒塌的房屋，玻璃的碎片，街上许多联大的师生，满身的灰土。在人流里我看到了闻一多，乱乱的头发上全是灰土。在中西时，高玉爽老师领我们读新诗，闻一多的《死水》我会背，没想到第一次见到闻先生，是这样的情形。

有个同学叫吴锦天，和我们同船来的，整个行李给炸没了，天冷下来快到冬天时，我和纮武特地跑到裁缝店给他做了件棉袍过冬。几十年后，吴说起这事，说这事他永远忘不了，当时还照了张相片给我们。若不是他说起，我完全记不得这事，那相片也早没了，我清清楚楚记得的，就是那天轰炸的情形，还有那个日子，九月二十八日。

从那天开始，整个昆明进入另一种节奏，跑警报成了大家生活的重要内容。早上起来，头一件事就是往城门楼上看，看警报球是怎样的情况。敌机都是白天来，跑警报就是要把白天避过去。往往天刚亮人们便扛着箱笼衣物，出城到郊外山沟里，下午四五点钟再回来忙着做晚饭。一整天就这么没了。

跑警报总是伴着对日本鬼子的愤怒和诅咒。有一次，城防的高射炮打下了一架日本飞机。我们看着那飞机拖着黑烟栽下去，高兴得又叫又跳。后来这架飞机的残骸被弄到大成殿供老百姓参观，我也跑了去看，参观的人一边看一边咒骂，骂了才更解气。回来之后我写了一首诗，题目叫《破碎的铁鸟》，发表在云南文艺抗敌协会的刊物《战歌》上。

我到昆明不久就开始向《战歌》投稿，加入了文协，跟穆木天、罗铁鹰、雷石榆等诗人一起开座谈会，吃小馆子。这在天津是不可想象的，想想家里不让我像刘嘉蓁那样去游行、参加集会，现在可以“我行我素”，我尤其有一种成了大人的感觉。我记得几首诗之外，我还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纪念“九一八”》，最后写道，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纪念“九一八”了，意思是不要一年，我们就胜利了——仗已经打了两年了，还不够我们赢吗？真是天真乐观得很。那时候发表作品，都是用笔名“晓黛”。

在《战歌》上发表的诗文，应该是给沈从文先生看过。他虽然鼓励我要用功，多写，但这样的抗战诗他是不赞成的。我还记得，就在他因为我们过于喧哗责备我的那天晚上，他跟我谈话，不是为白天的事说我，是耐心地劝我以后少写那些净是口号的抗战诗，说那样的诗即使发表了，也不见得有多少价值。他给我抱来一大堆世界名著，叫我做读书笔记。这也是他一向的立场。

关于抗战与文学，文坛上一直有争论的，沈先生坚持文学是文学，抗战是抗战，文学是不该用来当工具的。当时全国上下，都是浓浓的抗战氛围，他坚持这种立场，压力不小。别看沈先生平时低声细语，动不动就脸红，他有他倔强的那一面。像他对抗战文学的不屑，可能别人私下里也有同样的态度，却不一定公开说，他就要写文章公开说出来。

关于跑警报，他的看法也与众不同。他和杨振声先生有过一次不愉快，就与此有关。

我们几个都是在外面包伙的，每天到吃饭时候小馆子就送过来。杨先生他们雇了个人烧饭，开饭时坐一桌人。沈先生在杨家搭伙，跟他们一起吃。有一次吃午饭，杨先生的女儿跑到我屋里说，沈先生在饭桌上突然大哭，她吓死了。原来是他和杨先生就跑警报的事争起来。之前他在报纸上写文章，批评那些跑警报的人。说大家从各地聚集到这里，整天忙着跑警报，开不了学，书也不念了，成个什么事？文章出来后许多人认为他说得不对，写文章驳他，他挺委屈的。那天他在饭桌上又说这事，还是他那些理由。杨先生就说，你可以不跑，我拖家带口的，孩子还小，不跑等着日本飞机炸死？沈先生说不出话来，大概还有那时的压力，一下就哭起来。（后来接触多了，我发现沈先生挺容易哭的。）从那以后，两位先生之间就有些别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