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大学在当时也是国内最有名的大学之一了，虽然不像联大那样人才济济，地位也是很高的。我从联大过来，有意无意间就会对两校做个比较。最明显的差别不在师资（中大的名师也很多的），在不同的氛围。联大宽松自由，教师各说各的，没什么禁忌，学生自由散漫，基本上是想怎样就怎样。联大号称“民主堡垒”，国民党那一套没什么市场，前面说过的，靠拢国民党、“三青团”的人，在同学间往往被嘲笑。中大有“党义课”，必修的，不修就毕不了业，这在联大简直难以想象。

我后来就因为没“党义课”的成绩，差点毕不了业。是到快毕业的时候了，各门成绩统计出来，忽然发现“党义”那门没我的成绩。教务处的人把我叫了去问话，我说，联大没这课，他说，“党义”怎么能没有呢？！好像这课是天经地义必须有的，联大是乱弹琴。他就说这是必修课，没修过不能毕业！口气很凶。我一听急了，就去找系主任范存忠先生。他问我怎么回事。我说联大没这门课啊。在中大，这课大概不是一年级就是二年级上的，我过来借读，是从三年级上起，怎么会有成绩呢？范先生一听就明白了，领着我一起去了教务处。教务处的人见范先生出面，态度当然不一样了。范先生让我在外面等着，他进去和教务处的人商量。一会儿出来，告诉我有了个变通的办法：叫我修一门“契约法”，有个成绩，就算过关。

“契约法”是工学院开的一门必修课，大概是教人以后接工程怎么签合同之类，我哪有兴趣？也听不懂啊。结果只是第一次上课把听课证交上去，算挂了号，以后就不去了，结束时是开卷考试，借个笔记抄抄就完了。老实说抄得对不对我心里都没数，好在任课老师知道我就是要个分数，也不跟我较真。后来毕业时我的成绩单上就有了“党义”一栏，把“契约法”的成绩填在了下面。

除了“党义课”，还有一样，也是联大没有的：中大每天早上都要吹号，就像是部队的起床号。早上我们互相打趣，大声唱“太阳光光，喊猪起床，我来看猪，猪在床上”。

我在联大自在惯了，到中大不大习惯。比起来中大学生循规蹈矩多了，看上去也比联大学生更用功。我在联大养成的习惯，爱泡茶馆（去图书馆要占位子，麻烦），在茶馆里看书写作业聊天，这在联大学生当中挺普遍的，中大学生不这样。说起来重庆茶馆也挺多的，只是和昆明的有点不一样：昆明茶馆里是凳子，重庆的经常是竹子做的躺椅，原本都是很随意的，重庆茶馆因里面会贴着“莫谈国事”的字样，气氛就有些不同。松林坡地方比较偏，茶馆不多，我常去的是中渡口的那家，就对着嘉陵江，经过的人多些，看我老坐那儿喝茶看书，写诗写信什么的，有点奇怪，似乎也不以为然，好像泡茶馆就不像个用功的样子。似乎还觉得，这样考试怎么能过呢？——对了，他们也比联大学生在乎成绩和考试。

关于考试，有件事对我刺激蛮大的。有段时间，同学中对我有些议论，觉得我老泡茶馆，考试是过不了关的，有一次甚至告到系主任范存忠先生那里去，怀疑打字员周佩珍把考试题泄露给我了，要不然怎么快考试了还优哉游哉的，还天天和周佩珍在一起？

周佩珍是我中西时的同学，低我一班，她没考大学，好像中西也没毕业，这时在中大外文系的打字室里做事。中西的同学在重庆遇上，自然格外地亲。（吴华英、桂慧君她们从成都华西坝毕业后到重庆工作，一到就跑到沙坪坝来看我，我跟她们坐车去城里玩，和她们一起住招待所，晚上把三张床拼一块儿，通铺似的，联床夜话，就像回到了少女时代。）我几乎每天下了课都会到周佩珍那儿去，等她下班了，就一起去喝茶（吃小馆吃不起），聊天，无非是聊中西的事，还有各自生活上的事。她那时正和段祺瑞家的公子谈恋爱，两人都是“左”倾的，约好了要去延安，分头去，在那儿会合——那时候说要去延安的年轻人真是不少，就算最后没去，也动过念头。

我们的考卷都是在打字室打印出来的，也许会经过她的手，但我根本就没想到过要利用这层关系——以我们在中西受的教育，这种事完全是不可想象的。有人告上去，范先生自然要过问，把我叫去，问我怎么回事，我说了和周之间的同学关系，泄题的事绝对没有。范先生最后的处理也有意思，他把原来的卷子废掉了，重新出了张卷。我没有什么可检讨的，倒是对中大的氛围添了点不满。要说有一份内疚的话，那就是对周佩珍：学校大概是要避嫌，图省事就把她辞了。我不知道她后来有没有去延安，她被辞以后，我们就失去联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