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和好了之后，我们和穆旦就有了来往。我和穆旦在昆明时不算生疏，但来往是不多的，没想到在重庆那段时间关系近了很多，成了知己朋友。有次进城看戏，陶琴薰在国际文艺宣传处找了个宿舍，晚上住了一宿。当时穆旦正在那里受训，我想起了这茬子事，第二天早上离开时给他留了个条“Good morning！”，是和他开玩笑，表示我到此一游，知道他在这里。

穆旦来过沙坪坝几次，说是找陆智常，其实也是为了找我聊天。陆智常是穆旦好朋友的弟弟，西南联大数学系的，毕业后在南开中学教书，南开中学在津南村，也属沙坪坝的，他对我就像老大哥一样，虽然我已结婚有孩子了，他还是像对待小妹妹一样对我。穆旦从城里来，交通不便，每次都是住陆智常那儿。在外面逛，或是坐茶馆，我们都是三人一道。三个人站在嘉陵江边，看日落，看江景，聊各种话题，从自然风景说到南方人北方人，随意地聊。我和赵瑞蕻之间是没有这样的聊天的。

只有最后一次，穆旦不在航空公司干，要到别处去了，来沙坪坝告个别，陆智常找个借口避开了，让穆旦一个人来找我。那天我是有课的，也并不知他要来，下了课就见他在松林坡下面，同行的同学有人就朝我使眼色，说有人在等你哩。那也是我和穆旦为数不多单独在一起说话。就坐在嘉陵江边上的小茶馆里，对面就是盘溪，我们看着对面的景，聊了很久。聊诗，我把我写的诗给他看的，请他提意见，他指出了一些毛病，但看我悲观兮兮的，还是鼓励的吧。那天是穆旦的生日，也聊个人生活上的问题，都有很多苦闷，就互相说。说到最后，发现两人之间有那么多的共同语言。那个时候，什么都说不准的，分手了，何时再能见面，谁也说不准，也许就再也见不着了。而且我已结婚有了孩子，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连这些话都说开了。说开了倒也轻松，当然也有点难过，穆旦说，就当今天晚上是个梦吧。我们拥抱了一下，算最后的告别。以后就不再来往了。不是当面，就是在信里，穆旦半真半假地说过，我们的关系“More than friendship，less than love.”。我也是这么觉得，他说得很对。

我在联大时似乎没跟穆旦通过信，只有他托张定华带给我，而我未看的一次是例外，在重庆我们倒开始通信了。我们都是很看重也特别需要友谊，需要倾谈的人，在信里什么都说，穆旦就说了他不少苦恼，包括爱情上的挫折。有一封信里就说到他的失败感，说最后都是女友主动离开他的。他那封信我手里已经没了，只记得里面说他失恋后一个人孤零零在房间里，扑倒在冰冷的床上。信上没说名字，但我想应该是指曾淑昭。他和曾淑昭的事很多人都知道。曾后来嫁给了胡适的儿子胡祖望。胡祖望我在昆明时遇到过，他也是联大的，好像学的是工科。那时候同学之间很容易遇到，因为经常互相串门。

九几年，有一天译林出版社在新华书店搞签名售书，文洁若签她和萧乾译的《尤利西斯》，我签《呼啸山庄》，还有一个人签《复活》，等我签名的队里有个年纪很大的，前面还有十几个人，赵蘅看见了过意不去，就过去和他说话，他说和我过去是朋友，叫陆智常。赵蘅赶紧引他过来，告诉我，我很激动，真想拥抱他。我离开重庆后就再也没见过他。

当即就约好了，第二天他到我家来。第二天我在北京西路11路车站等他，总也等不到，我等着他是想在外面找个地方坐坐，因说过去的事不免就会说到穆旦，我怕赵瑞蕻误会。等了足有半小时，只好回去了，那时倒是有电话了，但我们还没手机呀。没想到他已在我家里坐着，和赵瑞蕻说话哩。原来他是在鼓楼下的车，见不到我，就自己摸来了。后来我送他去车站，车站离我家很近，也没说上多少话，天已晚，总想着联系上了，以后话旧的时间有的是。他上车后我往家走，就想起沙坪坝的事。穆旦来，我们都是在街上会面，中央大学在郊外，我回去要经过没人的地方，荒得很，也没路灯，一片黑，每次都是他提着灯送我回去。没想到那次之后，我和陆智常再没见过面。通过电话的，每年也都接到贺年片。年纪大了，动一动都是大动干戈的事。到后来，贺年片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