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我打山中的第一救护站回来，把车子停在后送站门口，伤病员就在那儿按照各人的病历卡，分门别类，送往不同的医院。那天由我开车，我坐在车子里等，叫司机拿着病历卡进去。那天天气炎热，天空非常明亮青碧，道路干燥得变成白色，满是尘沙。我坐在菲亚特牌汽车的高座上，什么事都不想。路上有一团兵走过，我看着他们经过我身边。士兵们热得汗水直淌。有的还戴着钢盔，但是大部分的人则把钢盔斜吊在各人的背包上。钢盔大多太大，戴着它的人，差不多连耳朵都给遮住了。军官们都戴钢盔；大小比较合适。这些士兵是巴西利卡塔[巴西利卡塔是意大利南部一地区名。]旅的一半兵力。这是我从他们领章上的红白条纹辨识出来的。这一团兵开过好久后，还有些散兵——跟不上队伍的人们。他们一身是汗和灰尘，十分疲乏。有的看模样很不行。掉队的人走完后，还来了一个士兵。他跛着脚走。他停下了，在路边坐下来。我下车走近他。

“怎么啦？”

他望望我，站起身来。

“我要朝前走的。”

“你哪儿不舒服？”

“——妈的战争。”

“你的腿怎么啦？”

“不是腿的问题，是疝气发了。”

“那你为什么不搭运输车？”我问。“你为什么不上医院？”

“人家不让我这么做。中尉说我故意把疝带搞丢了。”

“我来摸摸看。”

“滑出来了。”

“在哪一边？”

“这儿。”

我摸到了。

“咳嗽，”我说。

“我怕越咳会越大。现在比今儿早上大一倍了。”

“坐下，”我说。“等伤员的病历卡一弄好，我就带你上路，把你交给你们的医务官。”

“他会说是我故意搞丢的。”

“他们不能拿你怎么样，”我说。“这又不是伤。你这是老毛病，从前可不就发过吗？”

“但是我把疝带搞丢了。”

“人家会送你上医院的。”

“我可不可以就待在这儿，中尉？”

“不行，我没有你的病历卡。”

司机走出门来，带来了车上伤员们的病历卡。

“四个到105。两个上132，”他说。这两家医院都在河的另一边。

“你开车吧，”我说。我扶着那个发疝气的士兵上了车，跟我同那开车的坐在一起。

“你会讲英语吗？”他问。

“当然啦。”

“你对这该死的战争觉得怎么样？”

“坏透了。”

“真是坏透了，耶稣基督，真是坏透了。”

“你到过美国吗？”

“到过。在匹兹堡待过。我知道你是美国人。”

“难道我的意大利语还不到家吗？”

“反正我知道你是美国人。”

“又是个美国人，”司机用意大利语说，望着那个发疝气的士兵。

“听着，中尉。你非把我送回我那个团不行吗？”

“只好这么做。”

“团里的上尉级医官早知道我有疝病。我故意丢掉了那条该死的疝带，希望病状恶化一点就可以不必上前线了。”

“原来如此。”

“你没法子送我到旁的地方去吗？”

“倘若更贴近前线的话，我可以送你上急救站。但是在这儿，你非有病历卡不可。”

“我如果往回走，人家就会给我动手术，等我病好了，就会叫我经常待在前线了。”

我考虑了一下。

“你也不想经常待在前线吧？”他问。

“是的。”

“耶稣基督，难道这不是场该死的战争？”

“听着，”我说。“你还是下车，在路边想法子在头上撞出一个疙瘩，我车子回来时就送你上医院。我们在这儿停一下吧，阿尔多。”我们在路边停住车。我扶他下了车。

“我就在这儿等，中尉，”他说。

“回头见，”我说。车子继续上路，朝前开了约摸一英里就追上了那团士兵，随后过了河。河水混浊，掺杂有雪水，在桥桩间疾流着。车子沿着平原上的路驶去，把伤员送交那两家医院。回去的时候由我开车，空车子开得快，要赶回去找那个到过匹兹堡的士兵。我们首先碰到的又是那团士兵，他们现在走得更热更慢了；接着便是那些掉队的散兵。随后我们看到有一辆救护马车停在路边。有两个人正抬着那患疝病的士兵上车。他所属的部队派人来接他回去了。他对我摇摇头。他的钢盔已经掉了，额上的头发的边沿在流血。他的鼻子擦破了皮，流血的伤口和头发上都有尘土。

“中尉，你看这疙瘩！”他叫道。“没有用。他们赶回来找我了。”

我们回到别墅的时候已经是五点钟了，我到洗车子的地方洗了个淋浴。随后我回房去打报告，坐在敞开的窗前，只穿着长裤和汗衫。进攻将于后天开始，我得带上一批车子到普拉伐去。我已经好久没写信回美国，心里明知道该写信，只是已经拖了那么长久，现在就是想写，也差不多不晓得该从哪儿写起了。没什么可写的。我寄了几张战区明信片去，什么都不写，只说我身体平安。这些明信片大概可以敷衍亲友一下。这些明信片到了美国一定行；又新奇又神秘。这战区是又新奇又神秘的，不过比起过去跟奥军打的那几次战役，已经算是更有效率，更凶残的了。奥军的存在，本是方便拿破仑打胜仗的；随便哪一个拿破仑都行。我希望我们现在最好也有一位拿破仑，可惜我们只有卡多那大将军[卡多那（1850—1928），意大利将军，出身贵族。]，又肥胖又得发，还有国王维多利奥·埃马努埃莱，一个长着细长脖子和山羊须的小个子。坐在他们右边的是亚俄斯塔公爵。也许他长得太漂亮，不像个大将军，但是他可像个人。许多意大利人希望他来当国王。他的样子就像国王。他是国王的叔叔，现任第三军总指挥。我们是属于第二军的。第三军里有些英国炮队。我在米兰曾碰到两个英国炮兵。他们俩很不错，我们那天晚上玩得好痛快。他们俩个子大，很害臊，忸怩不安，凡事体贴人意。我倒希望能够跟英国军队在一起。那样的话，事情就简单多了。不过那就有死亡的危险。干救护车这种工作是不会死的。不，那也说不定。英国救护车的驾驶员有时也有阵亡的。哼，我知道我是不会死的。不会死于这次战争中。因为它与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照我看来，这次战争对我的危险性，就好比是电影中的战争。但愿战争就结束。也许今年夏天就会结束。也许奥军会垮掉。他们以前打仗，岂不是次次都垮的吗？这次战争出了什么毛病？人人都说法军不济事了。雷那蒂说法军哗变了，转向巴黎进军。我问他后来怎么样了，他说：“噢，人家拦住了他们。”我很想在太平时代到奥地利去一趟。我想去黑森林[德国南部风景区。]。我想上哈尔兹山[德国中部名山。]。哈尔兹山究竟在哪儿啊？他们正在喀尔巴阡山作战。喀尔巴阡山其实我本来就不想去。不过那地方也许也不错。假如没有战争的话，我可以到西班牙去。太阳在下山了，天气凉了一点。晚饭后找凯瑟琳去。我希望她现在就在这儿。我希望我和她现在就在米兰。在科伐咖啡店吃一顿饭，顺着曼佐尼大街散步以消磨这炎热的夏晚，然后过桥去，沿着运河和凯瑟琳·巴克莱一同走进旅馆。也许她肯的。也许她会把我当做那个阵亡的爱人，我们于是一同走进旅馆的前门，看门人连忙摘帽，我找掌柜的拿钥匙，她则站在电梯边等，随后我们一同走进电梯，电梯开得很慢，的的嗒嗒地过了一层又一层，到了我们那一层时，小郎打开门，站在一边，她走出去，我走出去，一同顺着走廊走，我拿钥匙去开门，门开了，我们进去，拿下电话机，吩咐他们送一瓶装在放满冰块的银桶子里的卡普里白葡萄酒来，你听得见走廊上有冰块碰着提桶的响声，小郎敲敲门，我就说请放在门外。因为我们一丝不挂，因为天气太热；窗子打开着，燕子在人家屋顶上飞掠，后来天黑了，你走到窗口去，几只很小的蝙蝠在屋顶上找东西吃，低低地贴着树梢飞，我们喝卡普里酒，门儿锁上了，天气炎热，只盖一条单被，整个夜晚，整夜相亲相爱，在米兰度过一个炎热的夜晚。这样子才对劲啦。我还是快点吃饭，早一点找凯瑟琳·巴克莱去吧。

饭堂里人们话说得太多。我喝了一点酒，因为我不喝一点的话，人家会说我不够亲热友爱。我和教士谈起大主教爱尔兰[美国天主教教士约翰·爱尔兰（1838—1918）于1888年升任大主教。]的事，他似乎是位高尚的人物，他在美国受了冤枉，作为美国人的我，对于这种冤枉行为也是有份的，这些事我根本听都没有听见过，教士既在说，我只好装做知道的样子。教士长篇大论地解释主教受迫害的原因，怎样遭到人家的误解，我听了以后再说完全不知道，未免不够礼貌了。我觉得这大主教的姓氏倒也不错，而且还是从那个名字很好听的明尼苏达州来的：明尼苏达州的爱尔兰，威斯康星州的爱尔兰，密歇根州的爱尔兰。这姓氏念起来很像爱兰[原文为island，是“岛”的意思。]，因此特别好听。不，不是这样。没有那么简单。是，神父。真的，神父。也许是吧，神父。不，神父。嗯，也许是吧，神父。你知道的比我多，神父。教士是个好人，可是没趣。军官们不是好人，也很没趣。国王是个好人，同样没趣。酒并不好，但不会使人感到没趣。酒剥掉牙齿上的珐琅，把它留在上颚上。

“后来教士给人家关了起来，”罗卡在说，“因为人家在他身上搜出了一些利息三厘的公债券。这当然是在法国啦。要是在这儿，人家不会逮捕他的。关于三厘公债，他说他完全不晓得。这件事发生在贝齐埃尔[贝齐埃尔，法国南部一城市，为酿酒业的中心。]。我恰巧也在那儿，看到了报上的报道，就跑到监牢去，说要会会那教士。公债明明是他偷的。”

“我完全不相信你的话，”雷那蒂说。

“那就听便，”罗卡说。“反正我是讲给我们这位教士听的。很有教育意义。他既是教士，一定会有体会的。”

教士笑笑。“说下去吧，”他说。“我在听着。”

“有些公债自然是不知去向了，但是他们在教士身上搜到了全部的三厘公债和一些地方债券，究竟是哪一种债券我现在也忘了。方才说到我到监牢里去，这就是故事的精彩地方，我站在他的牢房外，好像要向神父忏悔似的，我说，‘祝福我，神父，因为你犯罪了。’”

人人大笑。

“那么他怎么说呢？”教士问。罗卡不理睬教士所提的问题，只是继续对我讲着这个笑话。“你懂了吧？”他的意思好像是说：倘若你真懂的话，这故事是非常好笑的。他们又给我倒了一些酒，于是我讲了一个人家叫英国小兵被逼冲淋浴的故事。少校讲了一个十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兵和一个匈牙利下士的故事。再喝了一些酒后，我又讲了一个骑师寻到铜板的故事。少校说意大利也有这么一个故事，讲公爵夫人夜里睡不着。这当儿教士走了，我就讲了一个旅行推销员的故事，说他于清早五时到达马赛，当时正刮着又干又冷的北风。少校说他听人家讲我很能喝酒。我否认。他说我一定能喝，凭酒神巴克斯的尸体起誓，我们来试试看。不要凭巴克斯，我说。不要巴克斯。要巴克斯，他说。我得和菲利波·文森柴·巴锡一杯一杯比酒。巴锡说不行，他不能比，他已经比我多喝了一倍啦。我说他撒谎不漂亮，什么巴克斯不巴克斯，菲利波·文森柴·巴锡或是巴锡·菲利波·文森柴今天晚上都没喝过一滴酒，再说，他的姓名究竟怎么叫啊？他说我的姓名究竟是费德里科·恩里科[这是本书主人公弗雷德里克·亨利的姓名的意大利文的读法。]还是恩里科·费德里科？我说别管他什么巴克斯，比过算数，少校于是拿大杯来倒红酒。比赛到一半，我忽然不干了。我想起我还得去找凯瑟琳。

“巴锡赢了，”我说。“他比我行，我得走了。”

“他真的有事，”雷那蒂说。“他有个约会。我都知道。”

“我得走了。”

“那么改天晚上再比吧，”巴锡说。“改天晚上精神好点时再比吧。”他拍拍我的肩膀。桌上点着几支蜡烛。军官们都很开心。“晚安，诸位先生，”我说。

雷那蒂跟我一道出来。我们在门外小草地上站了一会，他说：“喝醉了，你还是别去吧。”

“没有醉，雷宁。真的没有醉。”

“你还是嚼一点咖啡再去吧。”

“胡说。”

“我给你找一点来，乖乖。你来回走走吧。”回来时他带来一把烘焙过的咖啡豆。“乖乖，嚼嚼这些东西，但愿天主与你同在。”

“巴克斯，”我说。

“我送你走一趟去。”

“我完全没有问题。”

我们一同穿过市镇，我嘴里咀嚼着咖啡豆。到了直通英国别墅的车道口，雷那蒂向我道晚安。

“晚安，”我说。“你为什么不一同进去。”

他摇摇头。“不，”他说，“我喜欢简单一点的乐趣。”

“谢谢你的咖啡豆。”

“甭说了，乖乖。甭说了。”

我向车道上走去。车道两旁的松柏，轮廓十分鲜明。我回头望望，看见雷那蒂还站在那儿望着我，便向他招招手。

我坐在别墅的会客厅里，等待凯瑟琳·巴克莱下来。有人在走廊上走来。我站起身，但是来人不是凯瑟琳。是弗格逊小姐。

“你好，”她说。“凯瑟琳叫我对你说对不住，她今天晚上不能够见你。”

“很遗憾。但愿她没有生病。”

“她不太舒服。”

“请你转告她我很关心。”

“好的。”

“照你看，我明儿再来一趟行不行？”

“行。”

“多谢多谢，”我说。“晚安。”

我走出门，突然觉得寂寞空虚。我本来把来看凯瑟琳当做一件很随便的事，我甚至喝得有点醉了，差不多完全忘掉要来看她了，但是现在我见不到她，心里却觉得寂寞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