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大清早到达米兰，他们在货车场上卸下了我们。一辆救护车送我到美国医院去。我躺在救护车里的一个担架上，无从知道车子经过的是城里哪一区，但是当他们抬下担架来时，我看见一家市场，一家开了门的酒店，店里一个姑娘正在把垃圾扫出来。街口有人在洒水，闻得到大清早的气息。他们放下担架，走进门去。回来时带来了一名门房。门房养着灰色的小胡子，头戴一顶门房制帽，没穿上衣。担架装不进电梯，于是他们讨论了一下，还是把我抬下担架，由电梯上楼呢，还是抬着担架爬楼梯。我听着他们讨论。他们终于决定乘电梯。他们把我从担架上抬下来。“慢一点，”我说。“轻一点。”

我们在电梯里挤做一团，而我的腿因为弯着，痛得好厉害。“让我的腿伸伸直，”我说。

“不行啊，中尉长官。没地方啊。”答我话的人用胳臂抱着我，而我的胳臂则攀住他的脖子。他口中一股浓烈的大蒜和红酒气味直冲着我的脸。

“小心点，”另外一个人说。

“妈的，什么人不小心啊！”

“我还是说要小心点，”抬我脚的人又说了一遍。

我看着电梯的门关好，外边的铁格子拉上了，门房按按上四楼去的电钮。门房的样子好像很担心。电梯慢慢往上爬。

“重吧？”我问那个有大蒜味的家伙。

“哪里，”他说。他脸上在冒汗，喉咙里发出沉浊的声响。电梯稳定地上升，终于停住了。抬我脚的人打开门，走了出去。我们到了阳台上。那儿有好几扇门，门上有铜把手。抬脚的人按一按铃。我们听见门里边的电铃响。没有人来。由楼梯走上来的门房也到了。

“人呢？”抬担架的人问。

“我不知道，”门房说。“他们睡在楼下。”

“找个人来吧。”

门房按按铃，敲敲门，随后打开门，走了进去。他回来时带来了一个戴眼镜的老妇人。她头发蓬松，一半垂了下来，她身穿护士制服。

“我听不懂，”她说。“我听不懂意大利语。”

“我会讲英语，”我说。“他们要找个地方安置我。”

“房间都没有预备好。这里还不预备收容任何病人。”她挽一挽头发，近视地望望我。

“请给他们一个可以安置我的房间。”

“我不知道，”她说。“我们还不收病人。我不能在随便哪个房间里安置你。”

“随便什么房间都行，”我说。随即改用意大利语对门房说：“去找间空房间。”

“房间都是空的，”门房说。“你还是第一位病人哩。”他手里拿着帽子，望着那老年护士。

“看在基督分上，赶快给我个房间。”我的腿因为蜷曲着，越来越疼，我觉得真已痛入骨髓。门房走进门去，后面跟着那位灰发的护士，他们一会儿就赶回来。“跟我来，”他说。他们抬我走过一条长廊，进入一间关上了百叶窗的房间。房间里有新家具的味道。有一张床，一个大衣柜，上面有镜子。他们把我搁在床上。

“我可没法子铺被单，”妇人说。“被单都给锁起来了。”

我不跟她答话。“我口袋里有钱，”我对门房说。“在扣好的口袋里。”门房把钱掏了出来。那两个抬担架的人站在床边，手里拿着帽子。“给他们俩每人五里拉，你自己也拿五里拉。我的病历卡在另外一个口袋里。你可以拿给护士。”

抬担架的人行礼道谢。“再会，”我说。“多谢多谢。”他们又行过礼，出去了。

“病历卡上，”我对护士说，“写明了我的伤情和已接受的治疗。”

女人捡起病历卡，戴着眼镜观看。病历卡一共三张，对折着。“我不晓得怎么办才好，”她说。“我看不懂意大利文。没有医生的吩咐，我不晓得怎么办。”她开始哭起来，把病历卡放在她罩衫的口袋里。“你是美国人吧？”她哭着问。

“是的。请你把病历卡放在床边的桌子上。”

房间里阴暗、凉爽。我躺在床上，看得见房间另一端的大镜子，但看不清楚镜子里所反映的东西。门房站在床边。他脸长得好，一团和气。

“你可以走了，”我对他说。“你也可以走了，”我对护士说。“贵姓？”

“华克太太。”

“你可以走了，华克太太。我现在想睡一下。”

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房间里很凉爽，没有医院里那种气味。床垫稳固、舒服，我不动弹地躺着，几乎并不呼吸，腿痛减轻一点了，觉得很高兴。过了一会儿，我想喝水了，发现床边垂有一条按电铃的电线，便按按铃，但是没有人来。我睡去了。

醒来时我打量一下四周。阳光从百叶窗外漏进来。我看见那张大衣柜、空空的四壁和两张椅子。我的双腿扎着污秽的绷带，笔直伸出在床上。我很小心，两条腿动都不敢动。我口渴，又伸手按铃。我听见门打开，抬头一看，来了一位护士。她看上去很年轻，相当漂亮。

“早上好，”我说。

“早上好，”她说，走到床边来。“医生还没找到。他上科莫湖[科莫湖位于意大利北部边境，长35英里，宽3英里，是著名的风景区。]去了。谁也不知道有病人要来。你到底生什么病啊？”

“我受了伤。腿上，脚上，还有我的头也受了伤。”

“你叫什么？”

“亨利。弗雷德里克·亨利。”

“我给你洗一洗身。你的伤口我们不敢动，得等医生来。”

“巴克莱小姐在这儿吗？”

“不在。这儿没有姓这个的人。”

“我进来时那个哭哭啼啼的女人是谁？”

护士大笑起来。“那是华克太太。她值夜班，她睡着了。她想不到有病人要来。”

我们谈话时她替我脱去衣服，除了绷带以外，我的衣服全脱掉了，她就给我擦身，十分温和柔婉。擦了身以后，人很舒服。我头上扎着绷带，但她把绷带旁边的地方都洗了。

“你在哪儿受的伤？”

“伊孙左河上，在普拉伐的北面。”

“那又在哪儿啊？”

“哥里察的北面。”

我看得出这些地名她全陌生。

“你疼得厉害吗？”

“没什么。现在不大疼了。”

她在我口里放进一支体温计。

“意大利人是放在腋下的，”我说。

“别说话。”

她把体温计拔出来，看看，甩了一甩。

“几度？”

“你是不该知道的。”

“告诉我吧。”

“差不多正常。”

“我从来不发烧。我两条腿里边也装满着破铜烂铁。[这句话可能是暗比耶稣的被钉十字架。]”

“你这话什么意思？”

“腿里边装满着迫击炮弹的碎片、旧螺丝钉和床的弹簧等等。”

她摇头笑了一笑。

“你腿里边如果真的有这些异物，就一定会发炎，人发烧。”

“好吧，”我说。“等着瞧吧。”

她走出房去，接着跟清早看到的那位老护士一同进来。她们俩一块儿铺床，我人仍旧躺在床上。这种铺床法很新奇，很可佩服。

“这儿的主管是谁？”

“范坎本女士。”

“一共有多少护士。”

“只有我们两个。”

“岂不是还有人要来吗？”

“还有几位快到了。”

“她们什么时候到呢？”

“我不知道。作为一个病人，你问话问得太多了。”

“我没生病，”我说，“我是受伤。”

她们铺好了床，我躺在那儿，身上身下都挨着一条干净光滑的被单。华克太太走出去，拿了一件睡衣的上衣回来。她们给我穿上了，我觉得又干净又整齐。

“你们待我真好，”我说。那个叫做盖琪小姐的护士娇笑了一下。“我可以喝杯水吗？”我问。

“当然可以。接着就给你开早点。”

“我倒不想吃早点。请你给我打开百叶窗好不好？”

房间里本来很暗，现在百叶窗一打开，变得阳光明亮，我望得见窗外的阳台，再过去是人家的瓦屋顶和烟囱。我望望这些瓦屋顶的上空，看见白云和碧蓝的天。

“难道你们不知道旁的护士们什么时候到吗？”

“你怎么老是问？难道我们待你有什么不周到？”

“你们待我很好。”

“你要不要用便盆？”

“试试看吧。”

她们帮我坐起来，扶着我试，但是不行。过后我躺着，从敞开的门望着外面的阳台。

“医生什么时候来？”

“等他回城来。我们设法打电话到科莫湖去找过他。”

“没有旁的医生吗？”

“他是本院的住院医生。”

盖琪小姐拿来一瓶水和一个杯子。我连喝了三杯后，她们就走了，我对窗外望了一会儿，又睡着了。中饭我吃了一点东西，午后医院的监督范坎本女士上来看我。她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她。她个子小，麻利猜疑，当医院监督未免委屈了她。她盘问了我许多话，听她口气好像我参加意国军队是一桩丢脸的事。

“吃饭时我可以喝酒吗？”我问她。

“除非有医生的吩咐。”

“医生没来以前，我只好不喝是不是？”

“绝对不许喝。”

“你还是打算要把医生找来的吧？”

“我们打电话到科莫湖去找过他。”

她出去了，盖琪小姐回进房来。

“你为什么对范坎本女士这么没礼貌？”她很熟练地替我做了些事情后，这么问道。

“我并不是存心这样的。可她太傲慢了。”

“她倒说你跋扈蛮横。”

“哪里。不过有医院而没医生，这是哪一种把戏？”

“他就要来了。她们打电话到科莫湖去找过他。”

“他在那儿干吗？游泳？”

“不。他在那儿有个诊所。”

“他们为什么不另外找个医生来？”

“嘘！嘘！你做个好孩子，他就会来的。”

我叫人去叫门房，他来时我用意大利语跟他说，叫他上酒店去给我买一瓶辛扎诺牌味美思和一尊基安蒂红酒，还有晚报。他去了，回来时用报纸包好酒拿进来，把报纸摊开，我叫他拔掉瓶塞，把红酒和味美思都放在床底下。他走了以后，我独自一人躺在床上看了一会报，看看前线的消息、阵亡军官的名单和他们受的勋章，随后从床底下提起那瓶味美思，笔直摆在我的肚子上，让阴冷的玻璃瓶冰着肚皮，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酒瓶底在肚皮上印上了圆圈儿。我看着外边屋顶上的天空渐渐暗下来。燕子在打圈子，我一边看着燕子和夜鹰在屋顶上飞，一边喝着味美思。盖琪小姐端来一个玻璃杯，里边是蛋奶酒。她进来时我赶快把味美思搁在床的另外一边。

“范坎本女士在这里边掺了些雪利酒，”她说。“你不该对她不客气。她年纪不小了，在医院里负的责任又重大。华克太太太老了，无法帮她的忙。”

“她人很出色，”我说。“我很感谢她。”

“我就把你的晚饭端来。”

“不忙，”我说。“我不饿。”

她把托盘端来放在床边的桌子上，我谢谢她，吃了一点晚饭。饭后外边天暗了，我望得见探照灯的光柱在天空中晃动着。我望了一会儿就睡去了。我睡得很沉，只有一次流着汗惊醒过来，随后又睡去，竭力避免做梦。天还远远没有亮，我又醒了过来，听见鸡叫，清醒地躺着一直到天开始发亮。我很疲倦，天真亮了以后，又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