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届九月，先是夜里阴凉，接着白天也阴凉起来，公园里的树叶一一褪色，于是我们知道夏季已经完了。前线战事失利，他们攻不下圣迦伯烈山。培恩西柴高原上的战事已经结束，到了九月中旬，圣迦伯烈山的战事也快结束了。他们攻不下这山峰。爱多亚已经回前线。马匹已运往罗马，米兰已经没有赛马了。克罗威也上罗马去了，准备从那儿回美国。米兰城里有两次反对战争的骚乱，都灵也有一次激烈的骚乱。有位英国少校在俱乐部里告诉我说，意军在培恩西柴高原和圣迦伯烈山损失达十五万人。他说，他们在卡索高原上还损失了四万人。我们喝了杯酒，他便扯开了。他说今年这儿的战事已完，意军贪心多吃了一口，已经吃不消了。他说法兰德斯的总攻击看样子也是不行的[法兰德斯地区包括比利时西部和法国北部，这里讲的总攻击是指1916年英法联军与德国军队沿索谟河的争夺战，联军运用了新武器坦克，还是没有多大成就。]。盟军倘若老是像今年秋天这么以士兵去乱拼，一年内就要垮台。他说我们大家都垮了，但只要大家不知道就没什么要紧。我们都垮了。不过是装做不知道罢了。哪一国拼死熬到最后才发觉这一点，便会打赢这场战争。我们又喝了一杯酒。我是不是谁的参谋？不是。他倒是的。全是胡闹。俱乐部里只有我们两人靠坐在大皮沙发上。他那暗色的皮靴，擦得闪闪发亮。好漂亮的靴子。他说全是胡闹。上级官员想的只是师团和人力。大家都为着师团争吵，一调拨给他们，便拿去拼个精光。他们都垮了。德国人打胜仗。天啊，德国佬才是真正的军人。不过他们也垮了。我问他俄罗斯怎么样？他说他们已经垮了。我宁愿看到他们垮台。还有奥军也垮了。他们倘若有几师德国兵，就可以打胜仗。照他想，今年秋天他们会不会来进攻？当然会来的。意军垮了。谁都知道意军垮了。等德国佬从特兰提诺地区冲下来，在维琴察把铁路切断，到那时候意军还能怎么样呢？他们在一九一六年就试过了，我说。那次德军没有一同来。是的，我说。他又说，他们大概不会这么做。太简单了。他们准备来个复杂一点的，弄一个大垮特垮。我得走了，我说。我得回医院了。“再会，”他说。随后又愉快地说：“万事顺利！”他对世界的悲观和他个人的乐观成了一种强烈的对照。

我在一家理发店歇下来，修了个脸才回医院。我的腿经过长期疗养，有现在的成绩也算好的了。三天前我检查过一次。我在马焦莱医院所受的机械治疗，还得去几趟才算完事，所以我特地抄小道，练习不瘸腿走路。有个老头儿在一条拱廊下替人家剪影。我停下来看他剪。有两个姑娘一起站着由他剪影，他剪得好快，边剪边侧着头看她们。姑娘们娇笑个不停。他把剪好的侧面像先拿给我看，然后贴在白纸上递给姑娘们。

“她们长得很美，”他说。“你来不来，中尉？”

姑娘们边看着她们的剪影边笑着走了。她们都长得很好看。有一个是医院对面那家酒店里的女店员。

“好的，”我说。

“脱掉帽子。”

“不。还是戴着吧。”

“那就不十分美观了，”老人说。“不过，”他高兴起来，“这样更有军人气派。”

他在黑纸上剪来剪去，随后分开这两层厚纸，把侧面像贴在一张卡纸上递给我。

“多少钱？”

“用不着。”他摇摇手。“我是为你服务的。”

“请。”我掏出几个铜币来。“就当做茶钱吧。”

“不。我剪它本是一种娱乐。把钱留下给你的女朋友吧。”

“多谢，再会。”

“再会。”

我走回医院去。我有些信件，一封是公函，还有其他的。公函通知我有三星期的“疗养休假”，以后就回前线。我细心地读过一遍。也好，那就定当了。我的疗养休假自十月四日算起，我的机械治疗也就在那天结束。三星期是二十一天。那么十月二十五日我就得走了。我给他们讲一声我出去一趟，就跑到医院斜对面一家馆子去吃晚饭，就在饭桌上看信件和晚报。祖父来了一封信，讲了些家里的事以及为国尽忠的话，附有一张两百元的汇票和一些剪报；旧日同饭堂那位教士也来了一封沉闷的信；一个参加法国空军的朋友来了一封信，他现在交了一帮野朋友，满纸讲的都是荒唐事；雷那蒂也来了一封短简，问我在米兰还要躲多久，有什么新闻？他要我带些唱片回去，还开了一个单子。我吃饭时喝了一小瓶基安蒂酒。饭后一杯咖啡，一杯科涅克白兰地，读完了晚报，把信件揣在口袋里，把报纸和小账搁在桌上便走了。回到医院的房间里，我脱了衣服，换上睡衣裤和便袍，拉下通阳台的门帘，坐在床上看波士顿的报纸——那叠报纸原是迈耶斯太太留在医院里给她的“孩子们”看的。芝加哥的“白短袜”队在美国联赛中夺到冠军，而纽约“巨人队”在全国联赛中的分数遥遥领先[美国的棒球比赛是一种群众性的娱乐活动。全国各大城市都有职业球队参加“美国联赛”或“全国联赛”两大全国性的联赛。杰出运动员受人崇拜欢迎，犹如明星。]。宝贝鲁思[宝贝鲁思后来以击全垒打著名，是美国棒球史上的杰出运动员。]当时正在波士顿队里当投手。报纸很沉闷，消息偏于一处地方，陈旧过时，战事报道也都是陈旧的。美国新闻讲的都是训练营的情况。幸喜我没进训练营。报纸上可以看的只有棒球比赛消息，但我对于这全没兴趣。报纸堆成一大叠，翻来翻去，无法叫人读得上劲。它们虽则已失去了时间性，我还是看了一会儿。我想，不知道美国是否真的卷入了战争，会不会把这两大联赛停下来。也许不会吧。意大利打得够糟了，米兰还不是照样有赛马。法国已停止赛马了。那匹叫做贾巴拉克的马就是从法国运来的。凯瑟琳要到九点钟才上夜班。她初上班时，我听见她在我这一层楼上的走动声响，有一次还看见她从门外走廊上走过。她到过几间病房后才走进我的这一间。

“我来晚了，亲爱的，”她说。“方才有好些事得做。你好啊？”

我把我收到的公函和休假的消息告诉了她。

“好极啦，”她说。“你打算上哪儿去呢？”

“都不去。我要待在这儿。”

“那太傻了，你拣个地方，我跟着来。”

“你怎么能够跟着来？”

“还不知道。不过我会来的。”

“你很行。”

“哪里。只要你不计较得失的话，人生还有什么不能想法子克服的。”

“你这话什么意思？”

“没什么。我只在想，以前有些困难，当时看来很大很大，但回想起来，只是一些小阻碍罢了。”

“我倒以为是很难想法子的。”

“没有什么大困难，亲爱的。顶多是我一走了之。但是也不必走到这一地步。”

“我们上哪儿去呢？”

“哪儿都行。你要上哪儿去都行。只要是没熟人的地方。”

“我们上哪儿去你都不在乎吗？”

“无所谓。哪儿都行。”

她的模样似乎烦躁紧张。

“怎么啦，凯瑟琳？”

“没事。没有什么。”

“一定有事。”

“没事。真的没事。”

“我知道有事。告诉我，亲爱的。你可以告诉我。”

“没有什么。”

“告诉我。”

“我不想说。我怕说了会叫你不高兴或者担心。”

“不会的。”

“你果真不会吗？我倒不愁，只怕你发愁。”

“你不愁的事我自然也不会愁的。”

“我不想说。”

“说吧。”

“非说不可吗？”

“要说。”

“我有孩子了，亲爱的。差不多三个月了。你不发愁吧？请你不要愁。你一定不要发愁。”

“好吧。”

“果真是好吧？”

“自然啦。”

“我用尽了种种方法。我什么药都吃，但是都没有效力。”

“我并不愁。”

“我真是没有法子想，亲爱的，我倒也不去愁它。请你不要发愁或者不好过。”

“我只是为你发愁。”

“那就不对了。你就是不该为我发愁。人家时时都在生孩子。人人都在怀孕。这本是自然而然的。”

“你很行。”

“哪里。不过你千万别操心，亲爱的。我一定想法子不给你添麻烦。我知道我现在惹起了麻烦。但是在这以前我岂不是个好姑娘吗？你岂不是完全不知道吗？”

“不知道。”

“以后就这样好了。你根本不必发愁。我看得出你在发愁。别愁吧。立刻别愁了。你不想喝杯酒吗，亲爱的？我知道你喝了杯酒就会兴致好。”

“不。我兴致很好。你实在相当行。”

“哪里。只要你拣好什么地方，我一定想法子跟着去，在一起住。十月的天气一定是可爱的。我们一定能过快乐幸福的日子，亲爱的，等你上了前线我天天给你写信。”

“那时候你自己上哪儿去呢？”

“我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总会有个好地方的吧。由我自己来想法子吧。”

我们静默了一会儿，都不开口。凯瑟琳坐在床沿上，我望着她，彼此不接触。我们中间有了距离，仿佛有个第三者闯进了房间，彼此都觉得怪不自然。她伸出手来抓住我的手。

“你不生气吗，亲爱的？”

“不。”

“还有你不至于觉得上了圈套吧？”

“也许有一点。但不是上了你的圈套。”

“我没有说是我的圈套。别傻头傻脑。我的意思只是说有没有上了圈套的感觉。”

“从生物学的观点来讲，你总是觉得上了圈套。”

她的心跑得远远的，虽则身体没动弹，手也没有挪开。

“‘总是’这两字不大好听。”

“对不起。”

“没有关系。但是你瞧，我从来没怀过孩子，甚至从来没爱过人。我一向都想法子顺从你，你现在倒说起‘总是’这种话来。”

“我把舌头割掉吧，”我建议。

“哦，亲爱的！”她从她远去的地方回来了。“你可别太认真。”我们又在一起了，方才那种不自然的感觉消失了。“我们俩本是一个人，可别故意产生误会。”

“我们不会的。”

“但是人家可是这样子的。他们先是相爱，故意产生误会，争吵，到末了两人的感情忽然变了。”

“我们不争吵。”

“我们不该争吵。因为你我只有两人，而跟我们作对的是整个世界上的人。如果你我产生隔膜，我们就完蛋了，人家就能征服我们。”

“人家征服不了我们，”我说。“因为你太勇敢了。勇敢的人一定没事。”

“死总是要死的。”

“不过只死一次。”

“我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

“懦夫千死，勇者只有一死！”[参见莎士比亚名剧《恺撒大帝》第二幕第二场中恺撒所讲的话：“懦夫在死前死上好多次，勇者从来只尝到一次死的滋味。”]

“当然就是这句话。谁说的？”

“不知道。”

“说这话的人大概还是个懦夫，”她说。“他对懦夫很熟悉，对勇者可全不知道。勇者倘若是聪明人的话，也许要死上两千次。他只是不说出来就是啦。”

“这倒难说。要了解勇者的内心可不容易。”

“对啦。勇者就是这么不吐露内心的。”

“你倒像个权威。”

“你讲得对，亲爱的。该是个权威。”

“你是勇敢的。”

“不，”她说。“不过我很想做个勇者。”

“我不是勇者，”我说，“我知道自己的地位。我在外边混了这么久，也认识自己了。我就像个球员，知道自己击球的成绩只能达到两百三十，再努力也不行。”

“击球的成绩两百三十的球员是什么样的人呢？听起来挺神气的。”

“哪里。从玩棒球的人来说，只是个平平常常的击球手。”

“不过还算是个击球手啊，”她逗着我说。

“依我看，你我都是自命不凡的家伙，”我说。“不过你是勇敢的。”

“我不是。不过我希望做个勇者。”

“我们俩都是勇敢的，”我说。“我喝了一杯酒就很勇敢。”

“我们两人都蛮好，”凯瑟琳说。她走到镜橱边，拿出一瓶科涅克白兰地和一个杯子给我。“喝杯酒吧，亲爱的，”她说。“你的态度很好。”

“我不是真的想喝酒。”

“喝一杯。”

“好。”我在喝水玻璃杯里倒了三分之一的科涅克白兰地，一口喝干了。

“这很伟大，”她说。“我知道白兰地是英雄喝的。不过你也不必过分。”

“战后我们上哪儿住去呢？”

“大概在一家养老院吧，”她说。“三年来我总是孩子气地痴想战事会在圣诞节结束。但是现在我要等待我们的儿子先当上了海军少校再说。”

“也许他还要当上将军呢。”

“倘若是百年战争的话，他来得及在海陆两方面都试一试。”

“你不想喝杯酒吗？”

“不。酒总是使你高兴，亲爱的，但只叫我头昏。”

“你从来不喝白兰地吗？”

“不喝，亲爱的。我是个很老派的老婆。”

我伸手到地板上去拿酒瓶，又倒了一杯酒。

“我还是去看看你的同胞们吧，”凯瑟琳说。“或者你看看报等我回来。”

“你非去不可吗？”

“现在不去，过一会还是得去的。”

“好的。还是现在去吧。”

“我等一会儿再回来。”

“那时我报就看完了，”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