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那蒂进来时我醒过来，但是他不讲话，我就又睡着了。第二天天亮前，我就穿上衣服走了。我走时他并没有醒。

我没到过培恩西柴高原，这时走过河对面我从前受伤的地方，走上从前奥军所盘踞的山坡，心中有一种奇异的感觉。那边现在新铺有一条险峻的山路，还有许多军用卡车。再过去路平坦下来，我望见雾中的树林和峻岭。那些树林一下子被占领了，所以没多大毁伤。再往前走，路没有了山丘的掩护，所以路两边和顶上都搭有席子，作为遮蔽。路的尽头是一个已经毁坏了的村子。村子过去一点的高处，就是前线。附近有许多大炮。村子里的房屋被破坏得很厉害，不过组织工作做得很好，到处有指路标。我们找到了吉诺，他给我们喝点咖啡，然后带我去见了几个人，看了那些救护站。吉诺说英国救护车在培恩西柴高原上还要过去一点的拉夫涅工作。他很佩服英国人。他说，炮轰有时还有，不过伤人不多。现在雨季一开始，病人要多起来。奥军据说要发动进攻，可他不相信。我们据说也要发动进攻，但是新来的部队并没有调来，所以所谓进攻恐怕也是谈谈罢了。这里吃的东西少，他很希望能回到哥里察去饱餐一顿。昨天晚饭我吃什么？我告诉了他，他说太好了。给他印象最深的是甜点心。我只说是一客甜点心，没有详细说明，他以为是什么考究的精品，想不到只是面包布丁。

我可知道他要给调到哪里去？我说我不知道，不过其他的救护车中有一些正在卡波雷多。他倒希望上那儿去。那是个很好的小镇，他特别喜欢镇后那座耸入云霄的高山。吉诺是个好小伙，人人好像都喜欢他。他说战斗打得最惨的地方是在圣迦伯烈山，还有伦姆外围的进攻，搞得太糟了。他说在我们前边和上边的特尔诺伐山脉，奥军在树林里布置了好些大炮，夜里常常狠狠地轰击我们的道路。特别刺激他神经的是敌人的海军炮队。这种炮，你只消看到它那种直射的弹道就认得出。先是啪的开炮声，随即就是炮弹的一阵子尖叫。他们往往是双炮齐发，一门紧挨着一门，炸裂的弹片特别大。他拿了一片给我看，那是块锯齿形的边缘较平整的铁片，有一英尺多长。看起来就像巴比特合金[巴比特合金是种以锡、锑、铜等炼成的合金。巴比特是发明人的姓氏。]。

“我想这种炮弹并不十分有效，”吉诺说。“但是把我可吓坏了。那声响就好像在对着你冲来似的。先是砰的一声，随即是尖锐的啸声和爆炸。如果一听就叫人吓得半死，那么即使没有受伤，又有什么用呢？”

他说对面敌军阵地中现在有克罗地亚人，还有些马扎尔人[马扎尔人为匈牙利的主要民族。克罗地亚人是当时奥匈帝国境内的一种斯拉夫族人。克罗地亚现归南斯拉夫。]。我们的部队还在进攻的阵地里。倘若奥军来进攻的话，我们这边既没有电话，又没有地方可以退守。高原上突出来的那一排低低的山丘，本来是防守的好阵地，但是我们并没有组织利用这个天然险要。我对培恩西柴高原究竟有怎样的看法？

我本以为它还要平坦点，更像个高原。想不到这地方竟是这样高低不平的。

“高地上的平原，”吉诺说，“但其实并没有平原。”

我们回到他住的地方，一幢房子的地窖。我说，我原以为一道山顶较平坦而有一定深度的山脉，比一系列的小山防守起来要容易而稳当。上山进攻并不比在平地上打困难，我说。“那就要看是哪种山了，”他说。“你瞧瞧圣迦伯烈山。”

“不错，”我说，“但是难就难在山顶是平坦的。人家攻上山顶是相当容易的。”

“不见得十分容易吧，”他说。

“是的，”我说，“但是圣迦伯烈山是特别的，因为与其说它是山，不如说它是座要塞。奥军在那儿做防御工事已经多年了。”我的意思是，从战术上来讲，凡是某种运动性的战争，以一系列的山当作一条战线是无法守住的，因为那太容易受敌人的包抄了。你该有可能机动的余地，而一座山是不太能机动的。况且，从山上向下射击，总是会射过头的。倘若左右翼被包抄了，最高峰上的精兵也就完了。我不相信在山上打仗能解决什么问题。关于这一点，我曾经想了又想，我说。你抢去一座山，我夺来一座山，但是要认真打仗的话，大家还得先下山来。

“倘若有的国家拿山做国境线，那怎么办呢？”他问。

“这我还没想出法子来，”我说，两人都笑起来。“但是，”我说，“在从前，奥军总是在维罗那周围那块四方平原上遭到打击的。人家让他们下到平原，然后迎头痛击。”

“是的，”吉诺说。“但是那些人是法国人，你在别人的国土上打仗，军事问题就可以干净利落地予以解决。”

“是的，”我同意道，“倘若是你自己的国土，干起来可不能那么科学化。”

“俄国人可搞成过，叫拿破仑跌入陷阱。”

“是的，但是人家国大地方宽。要是你想在意大利这样对付拿破仑，那你只好退到布林迪西[布林迪西是意大利东南端的海港城市，这就是说等于完全自大陆上撤退，只剩下天边海角的一个小小立脚地。]去。”

“那地方糟透了，”吉诺说。“你到过那儿吗？”

“到过，但没有待过。”

“我是个爱国者，”吉诺说。“可是要我爱布林迪西或是塔兰多[另一个港口，就在布林迪西的西面。]却不可能。”

“你爱不爱培恩西柴高原？”我问。

“这土地是神圣的，”他说。“不过我希望它能多长一点马铃薯。你知道，我们来时，发现了一些奥国佬种下的马铃薯地。”

“这里的食物果真缺乏吗？”

“我总是东西不够吃，不过我虽是个饭量大的人，倒也没有挨过饿。这里的大灶伙食一般。前线部队吃得相当好，但是支援人员就没有那么多东西吃。一定在什么地方出了毛病。食物本该是充足的。”

“一定是黄牛偷到旁的地方去贩卖了。”

“对啦，他们尽量拿充足的食物供应在前线的部队，但是后援人员的伙食可就很缺乏了。弄得后援人员只好把奥军种下的马铃薯和树林里的栗子吃个精光。应当给他们好一点的食物。我们都是饭量大的人。我相信食物本来是一定够的。士兵的伙食不够吃，这很不好。肚子吃不饱，心思就不同，这一点你注意到了没有？”

“我注意到了，”我说。“这样不能打胜仗，却能打败仗。”

“我们不谈败仗吧。谈败仗已谈得够多了。今年夏天的战斗可不能算是徒劳的。”

我一声不响。我每逢听到神圣、光荣、牺牲等字眼和徒劳这一说法，总觉得局促不安。这些字眼我们早已听过，有时还是站在雨中听，站在听觉达不到的地方听，只听到一些大声喊出来的字眼；况且，我们也读过这些字眼，从人们贴在层层旧公告上的新公告上读到过。但是到了现在，我观察了好久，可没看到什么神圣的事，而那些所谓光荣的事，并没有什么光荣，而所谓牺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场，只不过这里屠宰好的肉不是装进罐头，而是掩埋掉罢了。有许多字眼我现在再也听不进去，到末了，只有地名还保持着尊严。还有某些数字和某些日期也是如此，只有这一些和地名你讲起来才有意义。抽象的名词，像光荣、荣誉、勇敢或神圣，倘若跟具体的名称——例如村庄的名称、路的号数、河名、部队的番号和重大日期等等——放在一起，就简直令人厌恶。吉诺是个爱国者，所以有时他讲的话叫我们彼此之间产生隔阂，但是他人很不错，我也了解他是个爱国者。他生下来就是爱国的。后来他同柏图齐赶着原车回哥里察去了。

那天整天暴风雨。风刮着雨，到处积水，到处泥泞。那些被毁的房屋上的灰泥又灰又湿。快近薄暮时，雨停了，我从第二急救站那儿，望见赤裸而湿淋淋的秋天的原野，山峰顶上有云，路上的席屏湿淋淋地滴着水。太阳在沉落前又露了一次面，映照着山脊后边的光秃的树林。山脊上的树林里，奥军有许多大炮，不过开炮的倒是没有几门。我看着前线附近一幢毁坏的农舍上空突然出现的一团团榴霰弹的烟，轻柔的烟团，中央出现黄白色的闪光。你看见了闪光，然后才听见炮声，看见那个烟团在风中变形而变得稀薄。村屋的瓦砾堆中有许多榴霰弹中的铁弹，急救站那幢破屋子旁边的路上也有，但是那天下午敌人并没向急救站的附近打炮。我们装了两车伤员，在淋湿的席屏遮掩好的路上开着走，残照的余辉从条条席子的空隙中射进来。我们还没走到山后那段露天的路上，太阳下去了。我们在没遮掩的路上朝前驶，正当车子转个弯，由敞开的郊野驶进搭有席子的方形甬道时，雨又下了。

夜里起了风，到清早三时，正当大雨倾盆直泻的当儿，敌军发炮轰击，克罗地亚部队穿越山上的草场和一片片的树林，冲到前线来。他们冒着雨在黑暗中混打一阵，由第二线一批惊慌的士兵发动反攻，才把敌人赶了回去。在雨中开了许多炮，放了许多火箭，全线都响起了机枪声和步枪声。他们没有再来攻，前线比较沉寂了，在一阵阵风雨中，我们听得见北面远远地有猛烈的炮轰声。

伤员到救护站来了，有的由人用担架抬来，有的自己走，有的由人家背着越过田野而来。他们全身湿透，都吓得要命。我们把担架上的伤员由急救站的地下室抬上来，装满了两部救护车，当我伸手关上第二部车的车门时，我发觉打在脸上的雨已变成雪了。雪花在雨中又猛又快地落下来。

天亮时还在刮狂风，雪倒停了。掉在湿地上的雪已融化，而现在又下起雨来了。天刚亮，敌人又发动一次进攻，但是没有得逞。那天我们整天等待敌人来攻，一直等到太阳下山。在南面，那条有树林的长山岭底下，奥军的大炮集中在那里，又开始炮轰了。我们也等待他们的炮轰，但是并没有来。天黑下来了。村子后边田野上的大炮开起来了，听见炮弹从我们这边往外开，心里倒很舒服。

我们听说敌人进攻南边已失败了。那天夜里他们不再进攻，但是我们又听说，他们在北边突破了我们的阵地。夜里有人传话来叫大家准备撤退。这消息是急救站那个上尉告诉我的。他的消息是从旅部听来的。过了一会儿，他接到电话，说方才的消息是小广播。旅部奉令坚守培恩西柴这条战线，不顾任何变化。我问起关于突破的消息，他说他在旅部听说，奥军突破了第二十七军团阵地，直逼卡波雷多。北边整天有大恶战。

“倘若那批龟儿子真的让他们突破的话，我们就成为瓮中之鳖了，”他说。

“进攻的是德国部队，”一位军医说。一提起德国人，大家谈虎变色。我们不想跟德国人打交道。

“一共有十五师德军，”军医说。“他们已经突破过来，我们就要给切断了。”

“在旅部，他们说这条战线非守住不可。他们说，敌人的突破还不太厉害，我们要守住从马焦莱峰一直横穿山区的新阵地。”

“他们这消息是从哪儿听来的？”

“从师部。”

“叫我们撤退的就是师部来的命令嘛。”

“我们是直属军团的，”我说。“但是在这儿，我受你的指挥。自然，你什么时候叫我走我就走。但是命令是退还是守，总得弄个清楚。”

“命令是留守这地方。你把伤员从这儿运到后送站。”

“有时候我们还把伤员从后送站运到野战医院，”我说。“告诉我，我没见识过撤退——要是果真撤退，这些伤员怎么撤退法呢？”

“没法把伤员全部运走。能运多少就运多少，其余的只好撂下。”

“那么车子装什么呢？”

“医院设备。”

“好的，”我说。

第二天夜里，撤退开始了。我们听说德军和奥军突破了北面的阵地，现在正沿着山谷直冲下来，向西维特尔和乌迪内挺进。撤退倒很有秩序，士兵们身上淋湿，心里愠悻。夜里，我们开着车子在拥挤的路上慢慢地走，越过了冒雨撤离前线的部队、大炮、马儿拖着的车子、骡子和卡车。并不比进兵时更混乱一点。

那天夜里，我们帮助那些野战医院撤退——野战医院就设在高原上那些毁坏最少的村庄里——把伤员运到河床边的普拉伐；第二天一整天，又是冒着雨协助撤退普拉伐的医院和后送站。那天雨下个不停，培恩西柴的部队冒着十月里的秋雨，撤出了高原，渡过了河，经过了那年春天开始打胜仗的地方。第二天中午，我们到了哥里察。雨停了，城里几乎全空了。我们车子开上街时，碰见那个专门招待士兵的窑子正在把姐儿们装进一部卡车。姐儿一共有七个，都戴着帽子，披着外衣，手里提着小提包。其中有两个在哭。有一个对我们笑笑，还伸出舌头来上下播弄。她长着厚嘴唇和黑眼睛。

我停住车，跑过去找那管姐儿的说话。军官窑子的姐儿们当天一早就走了，她说。她们上哪儿去了？到科内利阿诺去了，她说。卡车开动了。那个厚嘴唇的姐儿又对着我们伸出舌头来。管姐儿的挥挥手。那两个姐儿仍旧在哭。其余的则饶有兴趣地望着车外的城镇。我回到了车上。

“我们应当跟她们一同走，”博内罗说。“这样，旅行一定挺有意思。”

“我们的旅行会是愉快的，”我说。

“恐怕是要大吃苦头的吧。”

“我正是这个意思，”我说。我们顺着车道开到别墅前。

“要是碰上有些硬汉爬上车去逼她们硬搞起来，我倒想看看热闹。”

“你看有人会这么做吗？”

“当然啦。第二军中，哪一个不认得这管姐儿的。”

我们到了别墅的门外。

“他们管她叫女修道院院长，”博内罗说。“姐儿们是新来的，但是人人都认得那管姐儿的。她们大概是刚要撤退前才运到的。”

“她们会好好乐一阵子的。”

“我也说她们会好好乐一阵子的。我倒希望可以免费搞她们一下。那妓院的价钱本来就太贵。政府敲诈我们。”

“把车子开出去，叫机工检查一下，”我说。“换一下润滑油，检查一下分速器。装满汽油，然后去睡一会儿。”

“是，中尉长官。”

别墅里空无一人。雷那蒂已经跟着医院撤退了。少校也坐上了小汽车，率领医院人员走了。少校在窗子上留下一张字条，叫我把堆在门廊上的物资装上车，开车到波达诺涅去。机工们早已走光了。我回到汽车间。我到了那儿，其余那两部车子刚开来了，司机们下了车。天又在下雨了。

“我是多么——多么困，从普拉伐到这儿来一共睡着了三次，”皮安尼说。“现在我们怎么办，中尉？”

“我们换换油，涂些机油，装满汽油，然后把车子开到前边，把他们留下的破烂装上。”

“以后我们就出发吗？”

“不，我们先睡三小时。”

“天啊，能睡一睡多好啊，”博内罗说。“我已没法睁开眼睛驾车了。”

“你的车子怎么样，艾莫？”我问。

“没问题。”

“给我一套工作服，我帮你加油。”

“千万不可以，中尉，”艾莫说。“根本没事。你去收拾你自己的东西吧。”

“我的东西都收拾好了，”我说。“我去把他们留下来的东西搬出来吧。车子一弄好，你们就开到前边来。”

他们把车子开到别墅前边来，我们就把堆积在门廊上的医院设备装上车子。装完以后，三部车子排成一行，停在车路上的树底下躲雨。我们走进别墅去。

“到厨房去生个火，把衣服烘烘干，”我说。

“衣服干不干没关系，”皮安尼说。“我只想睡觉。”

“我要睡在少校的床上，”博内罗说。“我要在老头子躺的地方睡个觉。”

“我哪儿睡都行，”皮安尼说。

“这儿有两张床，”我打开门说。

“我从来不知道那间房里放的是什么，”博内罗说。

“那是老甲鱼的房间，”皮安尼说。

“你们俩就在那儿睡，”我说，“我会叫醒你们的。”

“中尉，要是你睡得太长久的话，我们就由奥国佬来叫醒吧，”博内罗说。

“我不会睡过头的，”我说。“艾莫在哪儿？”

“他到厨房去了。”

“去睡吧，”我说。

“我就去睡，”皮安尼说。“我已经坐着打盹打了一天啦。我的眼睛总是睁不开。”

“脱掉你的靴子，”博内罗说。“那是老甲鱼的床铺啊。”

“我管它什么老甲鱼。”皮安尼躺在床上，一双泥污的靴子直伸着，他的头靠在胳膊上。我走到厨房去。艾莫在炉子里生了火，炉上放了一壶水。

“我想还是做一点实心面吧，”他说。“大家醒来时会肚子饿的。”

“你难道不困吗，巴托洛梅奥？”

“不太困。等水一滚我就走。火会自己熄灭的。”

“你还是睡一下吧，”我说。“我们可以吃干酪和罐头牛肉。”

“这个要好一点，”他说。“吃点热的东西对那两个无政府主义者有好处。你去睡吧，中尉。”

“少校房间里有一张床。”

“那你就去睡吧。”

“不，我回我楼上的老房间去。你可想喝杯酒，巴托洛梅奥？”

“大家动身时再喝吧，中尉。现在喝下去可没什么好处。”

“要是你三小时后先醒来，而我又没来叫你，你就来叫醒我，行吗？”

“我可没有表，中尉。”

“少校房间里墙上有个挂钟。”

“好吧。”

于是我走出去，穿过饭厅和门廊，走上大理石的楼梯，到了我以前和雷那蒂合住的房间。外边在下雨。我走到窗边，望出去。天在黑下来，我看见那三部车子成一排停在树底下。树木在雨中滴着水。因为天冷，树枝上挂着水珠。我回到雷那蒂的床边，躺下去，睡着了。

我们出发前在厨房里吃东西。艾莫搞了一大盆实心面，拌着洋葱和切碎的罐头肉。我们围桌而坐，喝了两瓶人家留在地窖里的葡萄酒。外边天黑了，还在下雨。皮安尼坐在桌旁，还是昏昏欲睡。

“我觉得撤退比进兵好，”博内罗说。“撤退时我们有巴勃拉酒喝。”

“我们现在喝它。明天也许得喝雨水啦，”艾莫说。

“明天我们到乌迪内。大家喝香槟。那些逃避兵役的王八蛋就待在那儿。醒来吧，皮安尼！我们明天在乌迪内喝香槟！”

“我醒啦，”皮安尼说。他把实心面和肉盛在他的盘子里。“能找到番茄酱吗，巴托？”

“一点也没有啊，”艾莫说。

“我们要在乌迪内喝香槟，”博内罗说。他在杯子里斟满了澄清的红色巴勃拉酒。

“到乌迪内以前，我们可能喝——水哩，”皮安尼说。

“你吃饱了没有，中尉？”艾莫问。

“饱了。把酒瓶给我，巴托洛梅奥。”

“我给每部车子预备了一瓶酒，”艾莫说。

“你根本没有睡吗？”

“我不需要多睡。我稍微眼睛闭一闭。”

“明儿我们要睡国王的床啰，”博内罗说。他现在兴高采烈。

“明儿我们也许睡在——”皮安尼说。

“我要跟王后睡觉，”博内罗说。他望望我，看我对这玩笑有什么反应。

“跟你睡觉的是——”皮安尼昏昏欲睡地说。

“这是叛逆啊，中尉，”博内罗说。“这岂不是叛逆吗？”

“不许说了，”我说。“你们喝了一点酒就胡说八道。”外边下着雨。我看看表。九点半。

“是该走的时间啦，”我说，站起身来。

“你乘谁的车子，中尉？”博内罗问。

“乘艾莫的。第二部是你。第三部皮安尼。我们走大路去科蒙斯。”

“我就怕我会睡着，”皮安尼说。

“好吧。我就坐你的车子。第二部是博内罗。第三部是艾莫。”

“这样安排最好了，”皮安尼说。“因为我太困了。”

“我开车，你睡一会儿。”

“不。只要我知道我一睡去，旁边有人叫醒我，那我车子还开得来的。”

“我会叫醒你的。把灯灭了吧，巴托。”

“让它们点着吧，”博内罗说。“这地方横竖我们没有用处了。”

“我房间里有只上锁的小箱子，”我说。“你帮我拿下来好不好，皮安尼？”

“我们给你搬去，”皮安尼说。“来吧，阿尔多。”他同博内罗一同走进门廊去。我听得见他们上楼梯的声响。

“这倒是个好地方，”巴托洛梅奥·艾莫说。他把两瓶酒和半块干酪装在帆布背包里。“以后再也不会碰上这么好的地方了。他们撤退到哪儿去呢，中尉？”

“他们说要退到过塔利亚门托河。医院和防区要设在波达诺涅。”

“这镇子比波达诺涅好。”

“波达诺涅的情况我不了解，”我说。“我不过曾经路过那儿罢了。”

“那地方不大像样，”艾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