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们走上一条通到河边的道路。路上一直到桥边为止，有一长列被遗弃的卡车和运货马车。一个人影也没有。河水高涨，桥的中部已炸断；桥上的石拱掉在河里，褐色的河水就在上边流过。我们沿着河岸走，找个可以渡河的地点。我知道前头有座铁路桥，我们也许可以打那儿过河。河边小径又湿又泥泞。我们看不到任何军队，只有遗弃下来的卡车和辎重。河岸上除了湿的枝条和泥泞的土地外，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人也没有。我们走到河岸边，终于看到了那座铁路桥。

“一座多么美丽的桥啊，”艾莫说。那是一座普通的长铁桥，横跨在一道通常干涸的河床上。

“我们赶快走过去吧，趁人家还没把它炸断，”我说。

“没人来炸断它啊，”皮安尼说。“他们都走光了。”

“桥上说不定埋有地雷，”博内罗说。“你先走，中尉。”

“你听这无政府主义者讲出这种话来，”艾莫说。“叫他自己先走过去。”

“还是我先走，”我说。“人家埋的地雷不会仅因为一个人而爆炸的。”

“你瞧，”皮安尼说。“这才叫有脑筋。你为什么没脑筋呢，无政府主义者？”

“我有脑筋的话就不会在这儿了，”博内罗说。

“这话很有道理，中尉，”艾莫说。

“有道理，”我说。我们现在贴近桥了。天上又堆满了乌云，下着小雨。那桥看起来又长又坚固。我们爬上铁路的路堤。

“你们一个个分开来走，”我说，开始走过桥去。我细心察看枕木和铁轨，看有没有什么拉发线或者埋有炸药的痕迹，但是看不见。从枕木的空隙间，我看见底下的河水又混浊又湍急。打前头，越过湿淋淋的乡野，我看得见在雨中的乌迪内。过了桥，我回头观看。河上游还有一道桥。我正看着那桥时，有一部黄泥色的小汽车正在过桥。那座桥的两边很高，车一上桥就给遮住了。但是我还看得见司机的头，司机旁边坐着的那人的头，还有车后座上的那两个人的头。他们全戴着德军钢盔。随后车子下了桥，又给路上的树木和遗弃的车辆遮住了。我向正在过桥的艾莫和其他人招招手，叫他们过来。我爬下去，蹲在铁路路堤边。艾莫跟着我下来。

“你看见那部车子吗？”我问。

“没有。我们只在看着你。”

“有一部德国军官座车在那边那道桥上开过。”

“军官座车？”

“是的。”

“圣母马利亚啊。”

其余的人都过来了，大家都蹲在路堤后边的烂泥里，望着铁轨那一边的桥、那一排树、明沟和那条路。

“照你看，我们是不是给切断了，中尉？”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一部德国军官座车从那条路上开过。”

“你是不是有点不舒服，中尉？你脑子里不会有什么奇异的感觉吧？”

“别乱开玩笑，博内罗。”

“喝点酒吧？”皮安尼说。“我们要是真的给切断了，索性喝口酒吧。”他解下水壶来，打开塞子。

“看！看！”艾莫说，指着路上。我们看得见石桥顶上有德国兵的钢盔在晃动着。那些钢盔向前倾着，滑溜溜地向前移，简直像是被神奇的力量操纵着。他们下了桥，我们才看见他们。原来是自行车部队。我看见最前面那两个人的脸，又红润又健康。他们的钢盔戴得很低，遮住了前额和脸庞的两边。他们的卡宾枪给扣在自行车车架上。手榴弹倒挂在每人的束身皮带上，弹柄朝下。他们的帽盔和灰色制服都给雨水打湿了，仍旧从容地骑着车子，张望着前头和两边。起先两人一排——接着四人一排，又是两人一排，接着差不多十二个人；接着又是十二个人——最后是单独一人。他们不讲话，反正就是讲话我们也听不见，因为河声喧闹。他们在路上消失了。

“圣母马利亚啊，”艾莫说。

“是德国兵，”皮安尼说。“不是奥国佬。”

“为什么这儿没人拦住他们？”我说。“他们为什么没有把桥炸掉？这路堤上为什么不布置机关枪？”

“你倒来对我们说说看，中尉，”博内罗说。

我很光火。

“该死，这整个局面都荒唐可笑。下边那座小桥他们炸掉了。这儿大路上的桥却保留了下来。人都躲到哪儿去了？难道他们完全不想拦阻敌人吗？”

“你倒来对我们说说看，中尉，”博内罗说。我于是闭嘴不说了。这本不干我的事；我的职务只是把三部救护车送到波达诺涅。这个任务我没有完成。现在我只要人到达波达诺涅就算了。也许我连乌迪内都走不到。为什么走不到，真见鬼！要紧的是保持镇静，别给人家的枪打中，别给人家俘虏去。

“你不是打开了一个水壶吗？”我问皮安尼。他递给我。我喝了一大口酒。“我们还是动身吧，”我说。“不过也不必匆忙。大家想吃点东西吗？”

“这不是可以多待的地方，”博内罗说。

“好。我们就走吧。”

“我们就靠这边走吧？免得给人家看见。”

“我们还是到上面去走吧。可能也有敌人从这座桥赶来。我们可别让他们居高临下，先看到我们。”

我们沿着铁路轨道走。我们两边伸展着湿漉漉的平原。平原的前头就是乌迪内的那座小山。山上有座城堡，城堡下才是人家的屋顶，一家家挨过去。我们望得见钟楼和钟塔。田野上有许多桑树。我看见前头有个地方，路轨给拆掉了。枕木也给挖掉，丢在路堤下。

“趴下！趴下！”艾莫说。我们扑倒在路堤边。路上又有一队自行车走过。我从堤顶偷望着他们走过。

“他们看见了我们，但是管自走他们的路，”艾莫说。

“如果在上边走就会给人家打死的，中尉，”博内罗说。

“他们要的不是我们，”我说。“他们另有目标。倘若他们突然撞上我们，那我们就更危险了。”

“我情愿在这人家看不见的地方走，”博内罗说。

“好吧。我们在轨道上走。”

“你看我们逃得出去吗？”艾莫问。

“当然啦。敌军还不很多。我们可以趁着天黑溜过去。”

“那部军官座车是干什么的？”

“基督才知道，”我说。我们继续顺着铁轨走。博内罗在路堤的烂泥里走，后来走得腻了，也爬上来跟我们一起走。铁道朝南走，已与公路岔开，我们再也看不到公路上的情况。有一条运河，上边有条短桥给炸毁了，我们凭着桥墩的残留部分爬了过去。我们听见前头有枪声。

过了运河，我们又在车轨上走。铁道越过低洼的田野，一直入城。我们望得见前头另外有一条火车线。北面是那条我们看见开过自行车队的公路；南面是一条小支路，横贯田野，两边有密密的树木。我想还是抄近路朝南走，绕过城，再横过乡野朝坎波福米奥走，走上通塔利亚门托河的大路。我们走乌迪内城后的那些岔路小道，可以避开撤退的总队伍。我知道有许多小路横贯平原。于是我开始爬下路堤。

“来吧，”我说。我们要走那条支路，绕到城的南边去。这时大家都爬下了路堤。从支路那边嗖的有一枪向我们打来。子弹打进路堤的泥壁。

“退回去，”我喊道。我爬上路堤，脚在泥土里打滑。司机们在我的前头。我尽快爬上路堤。密密的矮树丛里又打出了两枪，艾莫正在跨过铁轨，身子一晃，绊了一下，脸孔朝地跌了下去。我们把他拖到另外一边路堤上，把他翻转身来。“他的头应当朝上面，”我说。皮安尼把他转过来。他躺在路堤边的泥地上，双脚朝下，断断续续地吐出鲜血。在雨中，我们三人蹲在他身边。他脖颈下部中了一枪，子弹往上穿，从他右眼下穿出来。我正设法堵住这两个窟窿时，他死了。皮安尼放下他的头，拿块急救纱布擦擦他的脸，也就由他去了。

“那帮狗崽子，”他说。

“他们不是德国兵，”我说。“那边不可能有德国兵。”

“意大利人，”皮安尼说。他把这个名词当作一种表性形容词。博内罗一声不响。他正坐在艾莫身旁，可是并不望着他。艾莫的军帽已滚到路堤下面去了，皮安尼现在把它捡来遮住艾莫的脸。他拿出他的水壶来。

“喝口酒吧？”皮安尼把水壶递给博内罗。

“不，”博内罗说。他转身对我说：“如果我们在铁轨上走，随时都有这个危险。”

“不，”我说。“人家开枪，是因为我们要穿过田野。”

博内罗摇摇头。“艾莫死了，”他说。“第二个轮到谁啊，中尉？我们现在往哪里走？”

“开枪的是意大利人，”我说。“不是德国人。”

“照我看，要是德国人的话，他们会把我们都打死的，”博内罗说。

“现在意军对于我们的危险比德国人还要大，”我说。“殿后部队对什么东西都害怕。德国部队自有其目的，不会多管我们。”

“你说得头头是道，中尉，”博内罗说。

“现在我们上哪儿去呢？”皮安尼问。

“最好找个地方躲一躲，挨到天黑再说。只要我们走得到南边就没事了。”

“他们为要证明第一次并没有打错，我们再过去准会给他们都打死，”博内罗说。“我才不干哩。”

“我们找个最贴近乌迪内的地方躲一躲，等天黑再摸过去。”

“那么就走吧，”博内罗说。我们从路堤的北边下去。我回头一望。艾莫躺在泥土里，跟路堤成一个角度。他人相当小，两条胳臂贴在身边，裹着绑腿布的双腿和泥污的靴子连在一起，军帽掩盖在脸上。他的样子真像尸首了。天在下雨。在我所认识的人们中，我算是喜欢他的了。他的证件在我口袋里，我准备写信通知他家属。

田野的前头有一幢农舍，周围栽着树，房屋旁边还搭有一些农家小建筑物。二楼有个阳台，用柱子支着。

“我们还是一个个分开些走吧，”我说。“我先走。”我朝农舍走去。田野里有一条小径。

越过田野走过去时，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从农舍附近的树木间，或者就从农舍里开枪打我们。我朝农舍走去，越看越清楚了。二楼的阳台和仓房联在一起，柱子间撅出着一些干草。院子是用石块铺砌的，所有的树木都在滴着雨水。院子里有一部空空的双轮大车，车杠高高翘在雨中。我走到了院子，穿过去，在阳台下站住了。屋门开着，我便走进去。博内罗和皮安尼也跟着我进去。屋里很暗。我绕到后边厨房去。一个没盖的炉子里还有炉灰的余烬。炉灰上方虽则吊有几只锅子，可是都是空的。我找来找去，找不到什么可以吃的。

“我们得到仓房里去躲躲，”我说。“你去找找看可有什么吃的东西，皮安尼，找到就拿上来。”

“我去找好了，”皮安尼说。

“好吧，”我说。“我上去看看仓房。”我在底层的牛栏里找到了一道往上走的石梯。在下雨天，牛栏带着干燥而好闻的气息。牲口都没有了，大概主人走时赶走了。仓房里装着半屋干草。屋顶上有两个窗子，一个上面钉着木板，另一个是狭窄的老虎窗，朝北面开的。仓房里有一道斜槽，以便叉起干草从这儿滑下去喂牲口。地板上通楼下的方孔上架有横梁，运草车开进楼下，就可以把干草叉起送到楼上。我听见屋顶上的雨声，闻到干草的气息，当我下楼时，还闻到牛栏里纯净的干牛粪味。我们可以把南面的窗子撬开一条木板，张望院落里的动静。另外一道窗朝着往北的田野。我们要逃的话，两个窗子都通屋顶，倘若楼梯不能派用场，还可以利用那喂牲口的斜槽滑下去。这个仓房很宽大，一听见有人声，就可以躲在干草堆里。这地方似乎挺不错。我相信，要是方才人家不对我们开枪的话，我们一定已经平平安安到南边了。南边有德国军队是不可能的。他们从北边开过来，从西维特尔赶公路而来。他们不可能从南边绕过来。意军更为危险。他们惊慌失措了，看见任何东西就胡乱开枪。昨天夜里我们撤退时，听见有人说有许多德国兵穿上了意军军装，混在从北方撤退的队伍中。我不相信。战争中这种谣言有的是。打仗时敌人是常常会这样对付你的。你没听说过我们也有人穿上德军军服去跟他们捣蛋的。这种事也许有人做，不过似乎很困难。我不相信德国人会这么做。我不相信他们非这么做不可。我们的撤退根本用不到人家来捣乱。军队这么庞大，路又这么少，撤退必然混乱。根本没人下令指挥，不要说什么德国人。不过，他们还会把我们当作德军而开枪。他们把艾莫打死啦。干草味很香，我躺在仓房里的干草堆上，好像是退回到了年轻的时代。年轻时我们躺在干草堆里聊天，用气枪打歇在仓房的高高的山墙上的麻雀。那座仓房现在已拆掉了，有一年他们把铁杉树林砍了，从前有树林的地方只剩下一些残桩、干巴巴的树梢、枝条和火后的杂草。你往后退是不行的。要是你不往前走，又怎么样呢？你再也不能回到米兰。要是你回到了米兰，又怎么样呢？我听着北方乌迪内那方向的枪声。我只听见机枪声。没有炮声。这才叫人稍为心安。公路边一定还布置着一些军队。我朝下望去，借着这干草仓房内的暗光，看见皮安尼站在下边卸草的地板上。他拿着一根长香肠，一壶什么东西，胁下还挟着两瓶酒。

“上来吧，”我说。“梯子就在那儿。”话出了口我才发觉，我该下去帮他拿东西。我刚才在干草上躺了一会，弄得头脑糊里糊涂。我刚才几乎睡着了。

“博内罗呢？”我问。

“我就告诉你，”皮安尼说。我们走上梯子。我们把食物放在楼上的干草堆上。皮安尼拿出他的刀子，上边带有拔瓶塞的钻子，他用那钻子去开酒瓶。

“瓶口上用蜡封着，”他说。“一定是好酒。”他笑笑。

“博内罗呢？”

皮安尼望着我。

“他走了，中尉，”他说。“他情愿当俘虏去。”

我一声不响。

“他怕我们都会被打死。”

我抓住那酒瓶，一句话也不说。

“你看，我们对这场战争根本就没有信心，中尉。”

“那么你为什么不也走呢？”我说。

“我不愿意离开你。”

“他上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中尉。他溜走了。”

“好吧，”我说。“你切香肠好不好？”

皮安尼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看着我。

“我们谈话时我就切好了，”他说。我们坐在干草上吃香肠，喝酒。那酒一定是人家藏起预备举行婚礼用的。年代这么长久，有点褪色了。

“你守着这个窗子望出去，路易吉，”我说。“我过去守那道窗口。”

我们每人各自喝一瓶酒，我就拿了我那一瓶走过去，平躺在干草上，由那窄窄的小窗口望着湿淋淋的乡野。我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我只看到一片片农田、赤裸的桑树和落着的雨。我喝喝酒，但是酒并不叫我愉快。因为年代太久了，变了质，失去了味道和色泽。我看着外面天黑下来；黑暗来得很快。今天夜里一定是个漆黑的雨夜。天一黑就不必守望了，我于是就到皮安尼那边去。他睡着了，我没叫醒他，只在他旁边坐了一会。他是个大个子，一睡着就不容易醒。过了一会儿，我叫醒他，我们就上路了。

那是个奇异的夜晚。我不知道我期望碰到什么，或许是死亡，或许是在黑暗中打枪并奔跑，但是想不到却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先是趴在公路边的水沟后面，等着一营德国兵开过，等他们走过后，我们才越过公路，一直朝北走。我们有两次贴近德国部队，但是他们并没有看见我们。我们绕着城的北面走过乌迪内，一个意大利人也没碰见，过了一会儿便走进大撤退的基本行列，整夜往塔利亚门托河赶去。我真想不到撤退的规模这么宏大。不但是军队，整个国家都在撤退。我们整夜赶着路，走得比车辆还要快。我的腿发痛，人又疲乏，但是我们还是走得很快。博内罗情愿去当俘虏，真太傻了。其实一点危险都没有。我们穿越两国大军，完全没发生意外。艾莫要是没给打死，我们不会感觉有任何危险。我们沿着铁路大大方方地走，没人来麻烦我们。艾莫的被杀是太突兀而太没理由了。不晓得博内罗正在什么地方。

“你觉得怎么样，中尉？”皮安尼问。路上车辆和军队很拥挤，我们在路的旁边走着。

“我好。”

“我走得发腻了。”

“嗯，我们现在只要走就行了。用不到再操心。”

“博内罗是个傻瓜。”

“他真是傻瓜。”

“他的事你怎么处理呢，中尉？”

“我还不知道。”

“你可以不可以就报告说他被俘虏了？”

“我不知道。”

“你看，要是战争继续下去，上面会给他家属找大麻烦的。”

“战争不会继续下去的，”一个士兵说。“我们正在回家。战争结束了。”

“人人都在回家。”

“我们都在回家。”

“快走，中尉，”皮安尼说。他想越过那些士兵。

“中尉？哪一个是中尉？打倒军官！”

皮安尼搀住我的胳臂。“我还是叫你名字吧，”他说。“他们或许会来寻事。他们已经枪杀了一些军官。”我们赶了几步，赶过了那些部队。

“我不会打一份报告叫他家属吃苦头的。”我继续我们的谈话。

“要是战争真结束了，那就没有关系了，”皮安尼说。“但是我不相信战争已经结束。真这样就太好啦。”

“我们不久就会知道的，”我说。

“我不相信战争结束。他们都这样想，我可不相信。”

“Viva la Pace！[意语，“和平万岁！”]”一个士兵叫喊起来。“我们回家去啦。”

“倘若我们大家都回家，那太好了，”皮安尼说。“你岂不想回家吗？”

“想的。”

“我们回不了。依我看，战争还没有结束。”

“Andimo a casa！[意语，“回家去！”]”一个士兵喊道。

“他们丢掉了步枪，”皮安尼说。“他们在走的时候把枪摘下，丢掉了。然后就喊口号。”

“他们不应该丢掉步枪。”

“他们以为只要把枪丢掉，人家就没法再叫他们打仗了。”

在黑暗中和雨中，我们沿着路边赶路，我看见许多士兵还挂着步枪。枪在披肩上边撅出来。

“你们是哪一个旅的？”一个军官叫道。

“和平旅，”有人喊道。军官一声不响。

“他说什么？军官说什么？”

“打倒军官。和平万岁！”

“快走吧，”皮安尼说。我们经过两部英国救护车，它们给丢在一大批遗弃的车辆间。

“是哥里察开来的车子，”皮安尼说。“车子我认得。”

“人家倒比我们走得远一些。”

“人家比我们早开车啊。”

“司机们不晓得哪儿去啦？”

“大概就在前头吧。”

“德国军队在乌迪内城外停下了，”我说。“这些人都可以渡河了。”

“是的，”皮安尼说。“我说战争还要打下去，就是这个缘故。”

“德国军队本可以追上来，”我说。“不晓得为什么不追上来。”

“我也不知道。这种战争我什么都不懂。”

“依我看，他们得等待他们的运输供应吧。”

“我不知道，”皮安尼说。他独自一个人，态度就和气得多。和其他司机在一起时，他讲起话来很粗鲁。

“你结了婚没有，路易吉？”

“你知道我是结了婚的。”

“你不想当俘虏就是为了这个吗？”

“这是其中的一个理由。你结了婚没有，中尉？”

“没有。”

“博内罗也没结婚。”

“你没法凭一个人结婚不结婚来说明什么问题。不过，我想结了婚的人总想回去找他妻子的吧，”我说。我很想谈谈关于妻子的事。

“是的。”

“你的脚怎么样？”

“着实疼。”

天亮前，我们赶到了塔利亚门托河的河岸边，便沿着涨满水的河走，走近一条所有的人马要过的桥。

“这条河总该守得住吧，”皮安尼说。在黑暗中，水好像涨得很高。河水打着漩涡，河面宽阔。那座木桥约莫有四分之三英里长，河水通常很浅，只是离桥面很远处的宽阔的石床上的一股窄窄的水道，现在可高涨到紧挨着桥板了。我们沿着河岸走，然后挤进了渡桥的人群。我紧紧地夹在人群中慢慢地过桥，上面是雨，下边隔着几尺便是河水，我的前头是一部炮车上的弹药箱，我从桥边探头望望河水。现在我们没法按照我们的速度赶路，反而觉得非常疲乏。过桥一点儿也不叫人兴奋愉快。我只是想，要是在白天，飞机来丢炸弹，那才不晓得是个什么光景呢。

“皮安尼，”我说。

“我在这儿，中尉。”他给挤在前面一点的人群里。没人说话。大家只希望快点过桥，心里就是这么个念头。我们快过去了。木桥的那一头，两边站有一些军官和宪兵，打着手电筒。我看见他们被地平线衬托出的身影。我们走近他们时，我看见有个军官用手指指队伍中的一个人。一名宪兵走进行列，抓住那人的胳膊，拖了出去。宪兵强迫他离开大路。我们快走到军官们的正对面了。他们正仔细察看着行列中的每一个人，有时交谈一声，跨前几步，打手电筒照照一个人的脸。我们刚要走到正对面时，他们又抓去了一个人。我看见那人。是个中校。人家用手电筒照他时，我看见他袖管上有两颗星。他头发灰白，长得又矮又胖。宪兵把他拖到那一排检查行人的军官后面。当我走到那一排军官跟前时，我看到有一两个军官正盯着我。其中有一位指指我，对宪兵说了一声。我看见那宪兵跑过来，挤过队伍的边沿来找我，接着我感到被他抓住了我的衣领。

“你怎么啦？”我说。一拳打到他脸上去。我看见那帽子底下的脸，上翘的小胡子，血从他面颊上淌下来。又有一个宪兵朝我们俩冲过来。

“你怎么啦？”我说。他不回答。他正在寻找机会揪住我。我伸手到背后去解手枪。

“你难道不懂不能碰军官的规矩吗？”

另一个从我身后抓住我，把我的手臂朝上扭，扭得几乎脱了臼。我跟他一起转过身，第一个宪兵狠狠抓住了我的脖子。我踢他的胫骨，用我的左膝撞他的胯部。

“他再抵抗就开枪，”我听见有人在说。

“这是什么意思？”我想大声嚷，但是我的声音并不响亮。他们现在已把我拖到路边来了。

“他再抵抗就开枪，”一个军官说。“押他到后边去。”

“你们是什么人？”

“等一会你就知道。”

“你们是什么人？”

“战场宪兵，”另外一位军官说。

“方才你们为什么不叫我走出来，倒派一架这样的飞机来抓我？”

他们不回答。他们可以不理睬。人家是战场宪兵哩。

“押他到后面那些人那儿去，”第一个军官说。“你看。他讲意大利话，口音不准。”

“你还不是同样口音不准，你这狗崽子，”我说。

“押他到后面那些人那儿去，”第一个军官说。他们押着我绕到这排军官的后边，走往公路下边临河的田野，那儿有一堆人。我们朝那堆人走去时，有人开了几枪。我看见步枪射击的闪光，然后是啪啪的枪声。我们走到那堆人旁边。那边站有四名军官，他们面前站着一个人，一边一个宪兵守着。有一小组人由宪兵看守着。审问者的旁边站着四名宪兵，人人挂着卡宾枪。这些宪兵都是那种戴宽边帽的家伙。押我去的那两个把我推进这等待审问的人群中。我看看那个正在受审问的人。他就是方才从撤退行列中给拖出来的那个灰头发的中校，胖胖的小个子。审问者冷静能干，威风凛凛，操人家生死大权的意大利人大致是这个模样，因为他们光枪毙人家，没有人家枪毙他们的危险。

“你属于哪一旅的？”

他告诉了他们。

“哪一团？”

他又说了。

“为什么不跟你那一团人在一起？”

他把原因说了出来。

“你不知道军官必须和他的部队在一起的规矩吗？”

他知道的。

问话到此为止。另外一个军官开口了。

“就是你们这种人，放野蛮人进来糟蹋祖国神圣的国土。”

“对不起，我不懂你的话，”中校说。

“就是因为有像你这样的叛逆行为，我们才丧失了胜利的果实。”

“你们经历过撤退没有？”中校问。

“意大利永远不撤退。”

我们站在雨中，听着这番话。我们正面对着那些军官，犯人站在他们跟前，稍为靠近我们这边一点。

“要枪毙我的话，”中校说，“就请便吧，不必多问。这种问法是愚蠢的。”他划了一个十字。那些军官会商了一下。其中一个在一本拍纸簿上写了些什么。

“擅离部队，明令枪决，”他宣读。

两个宪兵押着中校到河岸边去。中校在雨中走着，是个没戴军帽的老头儿，一边一个宪兵。我没看他们枪毙他，但是我听见了枪声。现在他们在审问另外一个人了。也是一个与他原来的部队失散了的军官。他们不让他分辩。他们从拍纸簿上宣读判决词时，他哭了，他们把他带到河边去时，他一路大哭大喊，而当人家枪决他时，另外一个人又在受审问了。军官们的工作法是这样的：第一个问过话的人在执行枪决时，他们正一心一意审问着第二个人。这样做表示异常忙碌，顾不到旁的事。我不知道要怎样做，是等待人家来审问呢，还是趁早拔脚逃走。我显然是个披着意军军装的德国人。我看得出他们脑子里是怎样想的；不过还要先假定他们是有脑子，并且这脑子是管用的。他们都是些年轻小伙子，正在拯救祖国。第二军正在塔利亚门托河后边整编补充。他们在处决凡是跟原来部队离散了的少校和校以上的军官。此外，他们对于披着意军制服的德国煽动者，也是从速就地枪决了事。他们都戴着钢盔。我们这边只有两人戴钢盔。有些宪兵也戴钢盔。其余的都戴着宽边帽子。我们叫这种帽子为飞机。我们站在雨中，一次提一人出去受审并枪决。到这时，凡是他们问过话的都被枪决了。审问者们本身全没危险，所以处理起生死问题来利索超脱，坚持严峻的军法。他们现在在审问一个在前线带一团兵的上校。他们又从撤退行列中抓来了三个军官。

“他那一团兵在哪儿？”

我瞧瞧宪兵们。他们正在打量那些新抓来的。其余的宪兵则在看着那个上校。我身子往下一蹲，同时劈开左右两人，低着头往河边直跑。我在河沿上绊了一跤，哗的一声掉进河里。河水很冷，我可竭力躲在水下不上来。虽然感觉到河里的急流在卷着我，我还是躲在下面，自以为再也不会上来了。我一冒出水面，便吸一口气，连忙又躲下去。潜伏在水里并不难，因为我有一身衣服和靴子。我第二次冒出水面时，看见前头有一根木头，就游过去，一手抓住它。我把头缩在木头后边，连看都不敢往上边看。我不想看岸上。我逃跑时和第一次冒出水面时，他们都开枪。我快冒出水面时就听见枪声。现在却没人打枪。那根木头顺着水流转，我用一只手握着它。我看看岸上。河岸好像在很快地溜过去。河中木头很多。河水很冷。我随波逐流，从一个小岛垂在水面上的枝条下淌过去。我双手抱住那根木头，由它把我顺流漂去。现在已看不见河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