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沿着湖走，往小旅馆去找弗格逊，我则坐在酒吧间里看报。酒吧间里备有舒服的皮椅，我就坐在一只皮椅上看报，一直到酒保来了。原来意军连塔利亚门托河都没守住。他们正在朝皮阿维河退却。我还记得皮阿维河。上前线去时，火车在圣多那附近跨过这条河。那儿河水又深又慢，相当狭窄。河下边是蚊蚋丛生的沼泽和运河。那儿有些可爱的别墅。战前我有一次上科丁那丹佩佐[科丁那丹佩佐是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一冬季运动的胜地。]去，曾在临河的山间走了几小时。从山上望下去，那河道倒像一条出鳟鱼的溪流，水流得很急，有一段段的浅滩，山岩阴影下有水潭。公路到了卡多雷就和河道岔开了。不晓得山岭上的军队撤退时怎么下来的。酒保来了。

“葛雷非伯爵要找你，”他说。

“谁？”

“葛雷非伯爵。你还记得你上次来这儿碰到的那个老人吧。”

“他在这儿吗？”

“是的，和他的侄女一同来的。我告诉他你来了。他要你和他打弹子。”

“他在哪儿？”

“在散步。”

“他身体怎么样？”

“比从前更年轻啦。昨天夜里晚饭前，他喝了三杯香槟鸡尾酒呢。”

“他的弹子功夫呢？”

“很行。他打败了我。我说你来了，他很高兴。这儿没人跟他打弹子。”

葛雷非伯爵九十四岁了。他是梅特涅[梅特涅（1773—1859），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于拿破仑被打败后，组织“神圣同盟”，极力恢复欧洲的封建专制统治，摧残各民族解放运动和进步力量。]那一辈的人，须发雪白，举止风雅。他当过奥意两国的外交官，他的生日宴会是米兰社交界的大事。他眼看要活到一百岁，打得一手漂亮爽利的好弹子，与他那九十四岁的脆弱身体适成对比。我从前在施特雷沙碰见他，也是在旅游季节以后，我们边打弹子边喝香槟。这打弹子喝香槟的风俗太好了，当时他每百分让我十五分，还赢了我。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他在这里？”

“我忘啦。”

“还有谁？”

“没有你认得的人了。旅馆里一共只有六位客人。”

“你现在有事吗？”

“没事。”

“那么钓鱼去吧。”

“我只能走开一个钟头。”

“来吧。把你的钓鱼线拿来。”

酒保披上一件上衣，我们就走出去。我们走到湖边，上了一条船，我划船，酒保坐在船尾放出线去钓湖上的鳟鱼——线的一头有一个旋转匙形的诱饵和一个沉重的铅锤。我沿着湖岸划船，酒保手里扯着线，时而朝前抖它一抖。从湖上看来，施特雷沙相当荒凉，一长排一长排光秃的树木、一座座大旅馆和关闭的别墅。我把船划出去，横跨湖面，划到美人岛[美人岛原只是湖中的一些大岩石，后来经过17世纪一位巴罗美伯爵加以点缀修建，成为著名名胜地。]，紧挨着石壁，在那儿，湖水突然变深了，你看见岩壁在晶莹的湖水中低斜下去，接着我们又朝北划往渔人岛。太阳给一朵云遮住了，湖水黑暗平滑，冷气逼人。我们虽然看见水上有鱼上升时的一些涟漪，但是始终没有鱼来上钩。

我把船划到渔人岛对面的地方，那儿靠有几只船，有人在补渔网。

“我们去喝杯酒吧？”

“好的。”

我把船划拢石码头，酒保把钓鱼线收回来，卷好放在船底，把诱饵挂在船舷的上缘。我上了岸，把船拴好。我们走进一家小咖啡店，在一张没铺桌布的木桌边坐下，叫了两杯味美思。

“你船划得累了吧？”

“不累。”

“回去我划，”他说。

“我喜欢划。”

“也许由你来抓住钓线会转运。”

“好吧。”

“告诉我，战争怎么啦？”

“糟透了。”

“我倒不必去，我年纪太大，像葛雷非伯爵一样。”

“说不定你还去哩。”

“明年要征召我们这一级了。但是我不去。”

“那你怎么办？”

“出国去。我不去作战。我从前在阿比西尼亚[阿比西尼亚，现名埃塞俄比亚，在非洲东北部。1896年意军进犯，结果失败。]打过一次仗。完全没有意义。你为什么参加进去？”

“我不知道。我太傻了。”

“再来杯味美思吧？”

“好。”

酒保划船回去。我们到施特雷沙后边的湖上钓鱼，接着又划到离岸不远的地方试试。我握着绷紧的渔线，感觉到那旋转中的诱饵在轻微抖动，眼睛望着十一月中的暗淡的湖水和荒凉的湖岸。酒保荡长桨，船每往前一冲，渔线就跳动一下。一次有一条鱼来咬钩，钓线突然扳紧，往后死抖，我用手去拉，感觉到一条活蹦蹦的鳟鱼的分量，随后钓线又是有规则地跳动着。鱼溜啦。

“是大的吗？”

“相当大。”

“有一次我独自出来钓鱼，我用牙齿咬住钓线，猛不防一条鱼咬钩了，差点把我的嘴巴也扯破。”

“最好的办法还是把钓线绕在你的腿上，”我说。“那样有鱼上钩你既知道，而且用不到掉牙齿。”

我伸手到湖里去。湖水很冷。我们差不多到旅馆的对面了。

“我得进去了，”酒保说，“赶十一点的班。鸡尾酒时间。”

“好。”

我把钓线拉回来，缠在一根棍子上，那棍子两头都有凹槽。酒保把船停放在石墙间的一小片水区中，用铁链和锁锁好。

“你什么时候要用，”他说，“我就把钥匙给你。”

“谢谢。”

我们登岸走到旅馆，走进酒吧间。这天早上天还很早，我不想再喝酒，所以就上楼回房间去。侍女刚刚把房间收拾干净，凯瑟琳还没回来。我往床上一躺，什么事都不想。

凯瑟琳回来后，我们又是怡然自得。弗格逊在楼下，她说。她请她来吃中饭。

“我知道你不会在意的，”凯瑟琳说。

“没关系，”我说。

“怎么啦，亲爱的？”

“我不知道。”

“我知道。你闷得慌。你所有的只是我，而我又出去了。”

“这话不错。”

“对不起，亲爱的。一个人忽然失掉了他的一切，我知道那一定是很痛苦的。”

“我的生活本来是非常充实的，”我说。“现在你一不和我在一起，我在世界上就一无所有了。”

“但是我是要和你在一起的。我只出去了两小时啊。你真的完全没事可做吗？”

“我跟酒保钓鱼去了。”

“好玩吗？”

“好玩。”

“我不在的时候不要想我。”

“我在前线时就是这么办的。不过当时正有事情做。”

“你像个丢了职业的奥赛罗[奥赛罗是莎士比亚同名悲剧中的主人公，是皮肤黝黑的摩尔人，因为误听了埃古的话，杀害了妻子苔丝蒂蒙娜。奥赛罗的职业是军人。]，”她嘲笑我。

“奥赛罗可是个黑人，”我说。“况且，我并不嫉妒。我只是爱你太深，对于旁的全没兴趣。”

“你做个好孩子，好好招待弗格逊行吗？”

“我待弗格逊一向很好，只要她别咒骂我。”

“要好好待她。想想我们的生活多么丰富。而她却一无所有。”

“我们所有的，她也不见得要吧。”

“你是个聪明人，亲爱的，但你不大懂事。”

“我好好招待她就是啦。”

“我知道你肯的。你太可爱了。”

“饭后她不至于待下去吧？”

“不会的。我想法子叫她走。”

“饭后我们回这儿楼上来。”

“自然啦。难道说我想的还不是这个？”

我们下楼和弗格逊一同吃中饭。弗格逊对这旅馆和饭厅的富丽堂皇，印象很深。我们吃了顿很好的午餐，还喝了两瓶卡普里白葡萄酒。葛雷非伯爵到饭厅里来，对我们点点头。陪着他的是他的侄女，她那模样有点像我的祖母。我把他的来历告诉了凯瑟琳和弗格逊，弗格逊又是印象很深。旅馆又宏大又空旷，但是饭菜很好，酒也很好，大家喝了酒以后愉快起来。凯瑟琳再也没有别的要求了。她很快乐。弗格逊也相当高兴。我也觉得挺不错。饭后弗格逊回她的旅馆去了。她饭后要躺一会儿，她说。

那天午后近黄昏时，有人来敲房门。

“谁呀？”

“葛雷非伯爵问你愿意不愿意陪他打弹子。”

我看看表；我临睡前脱下手表，表放在枕头底下。

“你非去不可吗，亲爱的？”凯瑟琳低声问。

“还是去的好。”表上时间是四点一刻。我大声说：“请你告诉葛雷非伯爵，我五点钟到弹子间来。”

四点三刻时，我吻别了凯瑟琳，走进浴间去穿衣服。我照着镜子系领带时，发觉自己穿着平民服装很怪。我得记着去再买几件衬衫和袜子。

“你要去好久吗？”凯瑟琳问。她躺在床上很可爱。“请你把发刷递给我好吗？”

我看着她刷头发，她的头半斜着，头发尽落在一边。外面天已暗了，床头的灯光照在她的头发、脖子和肩膀上。我走过去亲她，握住了她那拿发刷的手，她的头倒在枕头上。我亲着她的脖子和肩膀。我是那么爱她，感到有点昏晕。

“我不想走了。”

“我不想让你走。”

“那么我就不去了。”

“不。去。只是去一会儿，过后就回来。”

“我们就在这儿吃晚饭。”

“快去快来。”

葛雷非伯爵已经在弹子间里。他正在练习打弹子，弹子台顶上的灯光照耀下来，他的身子显得很脆弱。灯光圈外不远的地方有一张打纸牌的桌子，上面摆着一只放冰的银桶，冰块上突出着两瓶香槟酒的瓶颈和瓶塞。我进去往台子走，葛雷非伯爵直起身子朝我迎上来。他伸出手来。“你在这里真是太叫人愉快了。你还赏光和我打弹子，实在太好了。”

“谢谢你的邀请。”

“你完全恢复了没有？人家告诉我，你在伊孙左河上受了伤。我希望你现在好了。”

“我很好。你好吗？”

“哦，我身体一向是好的。但是我越来越老了。我发觉了一些老年的征象。”

“我不相信。”

“我是老了。给你举个实例吧？我讲意大利语比较不费力。我约束自己，避免讲意大利语，但是我人一累，就觉得讲意大利语轻松得多。所以我知道我老了。”

“我们可以讲意大利语。我也有点累了。”

“哦，不过你累的话，该讲英语比较不费力吧。”

“美国语。”

“是的。美国语。请讲美国语。那是一种可爱的语言。”

“现在我很少见到美国人。”

“那你一定若有所失。见不到同胞不好过，尤其是女同胞。我有过这种体会。我们打弹子吧？要不，你觉得太累？”

“我并不是真的累。不过说说笑话罢了。你让我几分？”

“你近来常常打弹子吗？”

“一次也没有。”

“你的技术本来很不错。一百分让十分吧？”

“你过分夸奖我了。”

“十五分。”

“那很好，不过你还是会打败我的。”

“我们赌一点钱怎么样？你打球一向喜欢下注的。”

“我看还是这么办吧。”

“好。我让你十八分，我们算一分一法郎。”

他打得一手好弹子，虽则他让我十八分，到五十分时我只赢了他四分。葛雷非伯爵按按墙上的电铃，喊酒保来。

“请你开一瓶，”他说。随即转对我说：“我们来点小刺激吧。”酒冰冷，不带甜味，品质醇良。

“我们讲意大利语好吗？你不大在乎吧？现在这是我最大的偏爱了。”

我们继续打弹子，停手时就喝口香槟，用意大利语交谈，不过话也讲得很少，只专心打弹子。葛雷非伯爵打到一百分时，我还只九十四分。他笑笑，拍拍我的肩膀。

“现在我们来喝另一瓶酒，你对我谈谈战事好啦。”他等我先坐下。

“谈旁的事吧，”我说。

“你不愿意谈它吗？好。最近你看了什么书？”

“没有什么，”我说。“我这人恐怕太愚蠢了。”

“哪里。不过你应当看看书。”

“战时有什么好书？”

“有个法国人巴比塞，写了本书叫做《火线》[亨利·巴比塞（1873—1935）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战壕中写成本书，揭露战争的罪恶。该书于1916年出版。]。还有《勃列特林先生看穿了》[这是英国作家威尔斯发表于1916年的优秀反战小说。]。”

“他可并没有看穿。”

“什么？”

“他没有真的看穿。这些书医院里都有。”

“这么说你近来是在看书的吧？”

“看一点，但没什么很好的。”

“依我看，《勃列特林先生》这书，对于英国中产阶级的灵魂，是个很好的分析研究。”

“我可不知道什么是灵魂。”

“可怜的孩子。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是灵魂。你信教吗？”

“只在夜里。”

葛雷非伯爵笑笑，用手指把酒杯转动一下。“我本以为年纪越大，一定更热心信教，但是我并没有这样的变化，”他说。“这真太可惜了。”

“你死后还想活下去吗？”我问，话出了口立即觉得自己太糊涂了，竟提起死字。但是他全不介意。

“那要看你现在的生活怎么样。我这一生过得很愉快。我希望能永远活下去，”他笑笑说。“我也差不多算长寿的了。”

我们坐在深深的皮椅里，香槟放在冰桶里，我们的酒杯放在我们中间的小几上。

“要是你活到我这样老的年龄，一定会发觉许多事情是奇怪的。”

“你一点也不见老。”

“衰老的是身体。有时我害怕，怕我的一个手指会像粉笔那样断掉。至于精神，倒没有老，也没变得更聪明。”

“你倒是聪明的。”

“不，这是个大谬论；说什么老人富有智慧。人老并不增加智慧。只是越来越小心罢了。”

“这也许就是智慧。”

“这是一种很不讨人喜欢的智慧。你最珍重的是什么？”

“我爱的人。”

“我也是。这并不是智慧。你珍重生命吗？”

“珍重的。”

“我也是。因为我所有的只有这个。因此给自己做寿开宴会，”他大笑起来。“你也许比我聪明。你不做寿。”

我们两人都喝一口酒。

“你对战争究竟怎样看法？”我问。

“我认为，是愚蠢的。”

“哪一边会赢呢？”

“意大利。”

“为什么？”

“他们是个比较年轻的国家。”

“年轻的国家必然打胜仗？”

“在相当时期内是这样的。”

“过了那时期又怎么样呢？”

“他们变成老一点的国家了。”

“你还说你没有智慧。”

“好孩子，这不是智慧。这是犬儒主义。”

“我听起来倒是充满智慧。”

“那也并不特别如此。我还可以把反面的例子举出来。不过，这也算不坏就是啦。你的香槟喝完没有？”

“差不多了。”

“要不要再喝一点？过一会儿我就得换衣服去了。”

“我们也许不要再喝了吧。”

“你真的不想再喝了？”

“真的。”他站了起来。

“我希望你运气非常好，非常快乐，身体非常非常健康。”

“谢谢。我则希望你长生不老。”

“谢谢。我已经是如此了。还有，你以后倘若变得虔诚的话，我死后请替我祷告。这事我已经拜托了好几位朋友。我本以为自己会虔诚起来，可是到底不行。”他似乎苦笑了一下，不过到底笑还是没笑，却很难说。他太老了，满脸皱纹，一笑起来，牵动那么多的皱纹，全然分不出层次。

“我可能变得很虔诚，”我说。“无论如何，我为你祷告就是了。”

“我一向以为自己会变得虔诚的。我家里的人，死时都很虔诚。但是我到现在还不热心。”

“是时间太早吧。”

“也许太迟了。我大概已经超过了热心信教的年龄。”

“我只在夜里才有宗教情绪。”

“那时你也是处在恋爱中啊。别忘记恋爱也是一种宗教情绪。”

“你真的这样相信吗？”

“自然啦。”他朝桌子踏前一步。“你肯来打弹子，真太好了。”

“我也很愉快。”

“我们一同上楼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