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早晨，我三点钟左右醒来，听见凯瑟琳在床上翻来覆去。

“你好吗，凯特？”

“有点痛，亲爱的。”

“是不是有规则的阵痛？”

“不，不太有规则。”

“要是有规则的话，我们上医院去。”

当时我很困，就又睡着了。过了一会儿，我又醒过来。

“你最好还是打电话给医生吧，”凯瑟琳说。“我想这次也许是真的了。”

我打电话找医生。“每次疼痛相隔多少时间？”医生问。

“多少时间痛一次，凯特？”

“大概是一刻钟一次吧。”

“那么应当上医院去了，”医生说。“我穿上衣服，马上就去。”

我挂断了，另打个电话给车站附近的汽车行，叫一部出租汽车。好久没人来接电话。最后，总算有个人答应即刻开部车子来。凯瑟琳正在穿衣服。她的拎包已经收拾好，里边放着她住院的用品和婴孩的东西。我到外边走廊上去按电铃喊电梯。没有回音。我走下楼去。楼下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个夜班警卫员。我只好自己开电梯上去，把凯瑟琳的拎包放进去，她走进电梯，我们便朝下开。警卫给我们开了门，我们走出去，坐在通车道的台阶旁的石板上，等汽车来。夜空无云，满天星星。凯瑟琳很兴奋。

“我真高兴，这可开始了，”她说。“过一会儿，一切就会过去的。”

“你是个勇敢的好姑娘。”

“我不害怕。不过我倒希望汽车早一点来。”

我们听见车子在街上开来，看见车前灯的灯光。车子转入车道，我扶凯瑟琳上了车，司机把拎包放在前面的座位上。

“往医院开，”我说。

我们出了车道，开始上山。

到了医院，我们走进去，我提着拎包。有个女人坐在一张桌子边，她在一本簿子上写下凯瑟琳的姓名、年龄、地址、亲属、宗教信仰等等。她说她没有宗教信仰，那女人就在那个词后边的空白处打了一条杠子。她报的姓名是凯瑟琳·亨利。

“我带你到你的房间去，”她说。我们乘电梯上去。那女人停了电梯，领着我们走下一条走廊。凯瑟琳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臂。

“就是这房间，”那女人说。“请你脱衣服上床吧？这里有件睡衣给你换。”

“我有睡衣，”凯瑟琳说。

“你还是穿这一件吧，”那女人说。

我走出去，坐在走廊上一张椅子上。

“你现在可以进来了，”那女人站在门口说。凯瑟琳躺在一张窄床上，穿着一件方领的朴素的睡衣，看上去好像是粗布被单改成的。她对我笑笑。

“我现在在好好的疼痛了，”她说。那女人抓着她的手腕，看着表计算阵痛的时间。

“刚才痛得好厉害，”凯瑟琳说。从她脸上我看得出疼痛的程度。

“医生呢？”我问那女人。

“他正躺着睡觉。用得着他时他就会来的。”

“我现在得给夫人做件事，”护士说。“请你再出去一趟好不好？”

我到走廊上去。廊上空无一物，有两个窗户，长廊上所有的门都关闭着。这儿有医院的气味。我坐在椅子上，眼睛望着地板，为凯瑟琳祷告。

“你可以进来了，”护士说。我就进去。

“哈啰，亲爱的，”凯瑟琳说。

“怎么样？”

“现在来得相当勤了。”她的脸扭成一团。过后她笑笑。

“方才真痛得厉害。护士，你能不能再把你的手放在我背上？”

“只要对你有帮助，”护士说。

“你去吧，亲爱的，”凯瑟琳说。“到外边去吃点什么吧。护士说我还要拖好久哩。”

“初次分娩通常是拖得很长的，”护士说。

“请出去吃点东西吧，”凯瑟琳说。“我真的很好。”

“我再待一会儿。”

产痛相当经常了，接着缓解了。凯瑟琳很兴奋。痛得厉害的时候，她说痛得好。痛一减轻她就觉得失望，怪不好意思的。

“出去吧，亲爱的，”她说，“你在这儿，反而叫我不自在。”她的脸扭曲起来。“来了。这次好一点。我很想做个好妻子，好端端地生下这孩子。请你出去吃些早点，亲爱的，然后回来。我没你也行。这位护士待我很好。”

“你有很充分的时间吃早点，”护士说。

“那我就走吧。再会，亲爱的。”

“再会，”凯瑟琳说，“同时也替我吃一顿好好的早点。”

“这儿什么地方可以吃早点？”我问护士。

“顺着街走下去，广场上有家咖啡店，”她说。“现在总该开门了吧。”

外边天在亮了。我顺着空空的街道走到咖啡店。店窗上有灯光。我走进去，站在白铁的酒吧前，有个老头儿给了我一杯白葡萄酒和一只奶油蛋卷。蛋卷是昨天剩下来的。我拿它泡在酒里吃，过后又喝了一杯咖啡。

“你这么早做什么？”老头儿问。

“我妻子在医院里生孩子。”

“原来这样。祝你运气好。”

“再给我一杯酒。”

他拿起酒瓶来倒，溢出了一些酒，淌到白铁面上去了。我喝完这杯酒，付了账，跨出店去。沿街家家门口摆着个垃圾桶，等着倒垃圾的来。有一条狗正冲着一只垃圾桶在嗅。

“你要找什么？”我问，看看垃圾桶里有什么东西可以拉出来给它吃；垃圾桶的上面只有些咖啡渣、尘埃和几朵凋谢了的花朵。

“什么都没有啊，狗，”我说。狗走过街去了。到了医院，我由楼梯走到凯瑟琳躺着的那一层，顺着长廊走到她的房门口。我敲敲门。没有回音。我推开门；房间里空无一人，只有凯瑟琳的拎包还搁在一张椅子上，她的睡衣挂在墙上的一只钩子上。我走出房去，顺着走廊找人。我找到了一名护士。

“亨利太太在哪儿？”

“有位夫人刚进接生间去。”

“接生间在什么地方？”

“我指给你看。”

她领我走到走廊的尽头。那房间的门半开着。我看见凯瑟琳躺在一张台子上，盖着一条被单。护士站在台子的一边，另一边站着医生，医生的旁边有些圆筒。医生手里拿着一个一头通一根管子的橡皮面罩。

“我给你件白大褂，你可以进去，”护士说。“请上这儿来。”

她给我披上一件白大褂，在脖子后边用只别针扣住。

“你现在可以进去了，”她说。我走进去。

“哈啰，亲爱的，”凯瑟琳用一种勉强的声调说。“我没有什么进展。”

“你就是亨利先生吗？”医生问。

“是的。情况怎么样，医生？”

“情况很好，”医生说。“我们上这儿来，为了上麻醉药，减轻产痛，比较方便。”

“我现在要了，”凯瑟琳说。医生把橡皮面罩往她脸上一罩，转动一只刻度盘上的指针，我看着凯瑟琳在急促地深呼吸。她随即把面罩推开。医生关掉小龙头。

“这次并不痛得厉害。方才有一次痛得很厉害。医生使我完全失去了知觉，可不是吗，医生？”她的声调很怪。说到“医生”这两字时调门特别高。

医生笑笑。

“我又要了，”凯瑟琳说。她抓住橡皮面罩紧紧地按在脸上，急促地呼吸着。我听见她微微呻吟着。接着，她把面罩推开，微笑起来。

“这次可痛得厉害，”她说。“这次痛得真厉害。你别担心，亲爱的，你去吧。去再吃一顿早饭。”

“我要待在这里，”我说。

我们上医院是早上三时左右。到了中午，凯瑟琳还在接生间里。产痛又消退了。看她样子非常疲乏，但是情绪还是好的。

“我一点也不中用，亲爱的，”她说。“很对不起。我本以为很便当的。现在——又来了——”她伸手抓住面罩，捂在脸上。医生转动刻度盘，注视着她。过一会儿，疼痛过去了。

“这次不算什么，”凯瑟琳说。她笑笑。“我太痴爱麻药了。它真奇妙。”

“将来我们家里也装它一个吧，”我说。

“又来了，”凯瑟琳急促地说。医生转动刻度盘，看着他的表。

“现在每次相隔多久？”

“一分钟左右。”

“你要吃中饭吧？”

“我等一会就去吃，”他说。

“你得吃点东西，医生，”凯瑟琳说。“真对不起，我拖得这么久。可不可以叫我丈夫给我上麻药。”

“如果你愿意的话，”医生说。“你拨到二字上。”

“我明白，”我说。刻度盘上有个指针，可以用个把手转动。

“我现在要了，”凯瑟琳说。她抓住面罩，紧紧罩在脸上。我把指针拨到二字上，等凯瑟琳一放下面罩，我就关掉。医生让我做点事真好。

“是你输放的吗，亲爱的？”凯瑟琳问。她抚摸我的手腕。

“当然。”

“你多么可爱。”她吸了麻药，有点醉了。

“我上隔壁房间端个托盘吃东西，”医生说。“你可以随时喊我。”时间就这么过去了，我看着医生吃饭，过了一会儿，看见他躺下来抽根烟。凯瑟琳已经非常疲乏了。

“你看这孩子可生得出来吗？”她问。

“当然生得出来的。”

“我拼命想生。我把孩子往下挤，但是它溜开了。又来了。给我上麻药啊。”

午后二时，我出去吃中饭。咖啡店里有几个人坐着喝咖啡，桌上还放着一杯杯樱桃白兰地或者苹果白兰地。我拣了一张桌子坐下。“有东西吃吗？”我问侍者。

“午饭时间过了。”

“你们没有什么常备的菜吗？”

“你可以吃酸泡菜。”

“就拿酸泡菜和啤酒来好了。”

“小杯还是大杯？”

“一小杯淡的。”

侍者端来一盘酸泡菜，上边放有一片火腿，另有一根腊肠埋在这烫热的酒浸的卷心菜里。我边吃菜边喝啤酒。我肚子很饿。我看看咖啡店里的人。有张桌边有人在打牌。我旁边那张桌子有两个男人在抽烟谈话。咖啡店里烟雾腾腾。我吃早饭的那个白铁面的酒吧的后面，现在有三个人了：那老头儿，一个穿黑衣服的胖女人，坐在一个柜台后边计算客人的酒菜点心，还有一个围着一条围裙的孩子。我不晓得那女人生过多少孩子，生的时候又怎么样。

吃完了酸泡菜，我回医院去。现在街上已经打扫干净了。放在门口的垃圾桶都拿掉了。天阴多云，但是太阳还是想冲出来。我乘电梯上楼，跨出电梯，顺着走廊往凯瑟琳的房间走，因为我的白大褂放在那里。我穿上大褂，在脖子后边扣好。我照照镜子，觉得自己很像一个留胡子的冒牌医生。我顺着走廊往接生间走。接生间的门关着，我敲敲。没有回音，我便转动门把手走进去。医生坐在凯瑟琳的旁边。护士在房间的尽头做些什么。

“你先生回来了，”医生说。

“哦，亲爱的，我有个最奇妙的医生，”凯瑟琳用一种很怪的声音说。“他讲给我听最奇妙的故事，当我痛得太难过时，他便叫我完全失去知觉。他好极了。你好极了，医生。”

“你醉了，”我说。

“我知道，”凯瑟琳说。“但是你用不着说出来。”过后又是“快给我，快给我”。她抓住面罩，喘吁吁地吸气，又短促又深入，弄得面罩答答响。接着她一声长叹，医生伸出左手拿走面罩。

“这次可真痛得厉害，”凯瑟琳说。她的声音非常怪。“我现在不会死了，亲爱的，我已经过了死的关口。你不高兴吗？”

“你可别再往那儿闯。”

“我不会的。但我已经不怕它了。我不会死的，亲爱的。”

“你当然不会做这种傻事情，”医生说。“你不会丢下你的先生就走的。”

“哦，对。我不愿死。我不会死。死太傻了。又来了。快给我。”

过了一会儿，医生说：“亨利先生，你出去一会儿，我要检查一下。”

“他要看看我究竟怎么样，”凯瑟琳说。“你等一会儿回来，亲爱的，可以吗，医生？”

“可以，”医生说。“他可以回来的时候我就叫人请他进来。”

我走出门，顺着走廊走到凯瑟琳产后要待的房间。我坐在一把椅子上，看看房间四下。我上衣口袋里有份报，是我出去吃中饭时买来的，现在就拿出来翻看。外边天开始黑下来。我开了电灯看报。过了一会儿，我不看了，便熄了灯，看着外边黑下来。不晓得为什么医生不叫人来喊我。也许我不在场好一点吧。他也许要我走开一会儿。我看看表。十分钟内他再不来喊我，我自己看看去。

可怜又可怜的好凯特啊。这就是你同人家睡觉的代价。这就是陷阱的尽头。这就是人们彼此相爱的结果。谢谢上帝，总算有麻药。在有麻药之前，不晓得还该怎么苦。产痛一开始，女人就投入了运转水车的流水中。凯瑟琳怀孕的时期倒很顺利。没什么不好过的。简直很少呕吐。她到了最后才感到十分不舒服。到末了她还是逃不了惩罚。世界上没有什么侥幸的事。绝对没有！我们就是结婚五十次，结果还会是一样。倘若她死去怎么办？她不会死的。现在女人分娩不会死的。所有的丈夫都是这样想的。是的，可倘若她死去呢？她不会死的。她只是难受一阵子罢了。生头胎通常是拖得很久的。她不过是难受一阵子罢了。事后我们谈起来，说当时多么苦，凯瑟琳就会说并不真的那么苦。但是倘若她死去呢？她不能死。是的，不过倘若她死去呢？她不能死，我告诉你。不要傻里傻气。只是受一阵子罪罢了。只是“自然”在使她活受罪罢了。只是因为是头胎，生头胎差不多总是拖得很久的。是的，不过倘若她死去呢？她不能死。她为什么要死？她有什么理由要死？只是一个孩子要生出来，那是米兰夜夜欢娱的副产品。孩子引起麻烦，生了下来，然后你抚养他，说不定还会喜欢他。但是倘若她死去呢？她不会死的。但是倘若她死去呢？她不会死的。她没事。但是倘若她死去呢？她不能死。但是倘若她死去呢？嗨，那怎么办呢？倘若她死去呢？

医生走进房来。

“有什么进展，医生？”

“没有进展，”他说。

“你这话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我检查过了——”他把检查的结果详尽地讲给我听。“从那时候起我就等着看。但是没有进展。”

“你看应当怎么办？”

“有两个办法。一种是用产钳，但是会撕裂皮肉，相当危险，况且对婴孩可能不利，还有一种就是剖腹手术。”

“剖腹手术有什么危险？”倘若她死去呢！

“危险性并不比普通的分娩大一点。”

“你亲自动手术吗？”

“是的。我大约要用一小时作准备，请几个人来帮忙。或许不到一小时。”

“你的意思怎么样？”

“我主张剖腹手术。要是这是我自己的妻子，我也采用这种手术。”

“手术后会有什么后遗症吗？”

“没有。只有开刀的刀疤。”

“会不会有感染？”

“危险性不比用产钳那么大。”

“倘若不动任何手术呢？”

“到末了还是得想个办法。亨利夫人的精力已经大大消耗了。越趁早动手术就越安全。”

“那么趁早动手术吧，”我说。

“我去吩咐作准备。”

我走进接生间。护士陪着凯瑟琳。凯瑟琳正躺在台子上，被单下肚子高突出来，人很苍白疲惫。

“你告诉他可以动手术吧？”她问。

“是的。”

“这多好啊。这样一小时内就全能解决了。我快垮了，亲爱的。我不行了。请给我那个。不灵了。唉，不灵了！”

“深呼吸。”

“我是在深呼吸。唉，再也不灵了。不灵了！”

“再拿一筒来，”我对护士说。

“这筒就是新的。”

“我真是傻瓜啊，亲爱的，”凯瑟琳说。“但是那东西再也不灵了。”她哭起来。“哦，我多么渴望生下这个孩子，不要招麻烦，现在我可完了，完全垮了，而它不灵了。哦，亲爱的，它完全不灵了。我只要止痛，死也不顾了。哦，亲爱的，请止住我的痛。又来了。哦哦哦！”她在面罩下呜呜咽咽地呼吸着。“不灵了。不灵了。不灵了。你不要在意，亲爱的。请你别哭。不要在意。我不过是完全垮了。你这可怜的宝贝。我多么爱你，我要努力。这次我要熬一下。他们不可以再给我点什么吗？但愿他们再给我个什么。”

“我一定使它灵。我把它全开到头。”

“现在给我吧。”

我把指针转到了头，她用力作深呼吸，抓在面罩上的那只手放松下来。我关掉麻药，拎起面罩。她慢慢苏醒过来，好像从遥远的地方回转来似的。

“这好极了，亲爱的。哦，你待我太好了。”

“你勇敢一点，因为我不能老是这么做。这会要你命的。”

“我再也不是勇敢的了，亲爱的。我全垮了。人家已经把我打垮了。这我现在知道了。”

“人人都是这样的。”

“但是这太可怕了。疼痛来个不停，直到使你垮掉为止。”

“一小时内就都解决了。”

“这岂不是太好吗？亲爱的，我不会死吧？”

“不会。我包管你不会。”

“因为我不想丢下你死去，只是我给弄得累死了，而且我觉得就要死了。”

“瞎说。人人都有这种感觉的。”

“有时候我知道我就要死了。”

“你不会的。你不可以。”

“但是倘若我死呢？”

“我不让你死。”

“赶快给我。给我！”

过后她又说：“我不会死的。我不愿让自己死去。”

“你当然不会的。”

“你陪着我吧？”

“我不看手术。”

“我的意思是你别走开。”

“当然。我始终不会走开的。”

“你待我真好。又来了，给我。多给我一些。它不灵了！”

我把指针拨到三字，然后拨到四字。我希望医生早点回来。拨过了二字，我心里就慌张。

终于另一位医师来了，带来了两名护士，把凯瑟琳抬上一个有车轮的担架，我们就顺着走廊上走去。担架迅速地在走廊上前进，被推进一部电梯，人人都得紧贴着墙，才能容纳这担架；电梯往上开，接着打开一道门，出了电梯，这橡皮车轮的担架顺着走廊往手术间。医生戴上了帽子和口罩，我几乎认不得了。此外还有一位医生和一些护士。

“他们得给我一点什么，”凯瑟琳说。“他们得给我一点什么。哦，医生，求求你，多给我一点，叫它有效！”

有一位医生拿个面罩罩住她的脸，我从门口望进去，看见手术间附有梯形座位的小看台，灯光明亮。

“你可以从那道门进去，坐在上边看，”一名护士对我说。手术间的上边摆着几条长凳，用栏杆隔开。俯瞰着白色的手术台和那些灯。我望望凯瑟琳。面罩罩在她脸上，现在她很安静。他们把担架往前推。我转身走上走廊。有两名护士正往看台的入口处匆匆赶来。

“是剖腹手术啊，”一个说。“他们要做剖腹手术了。”

另外一个笑起来。“我们刚刚赶上。岂不是好运道？”她们走进通看台的门去。

又一名护士走进来了。她也在匆匆赶来。

“你直接进去吧。进去吧，”她说。

“我待在外边。”

她赶紧进去了。我在走廊上踱来踱去。我怕进去。我望望窗外。天已黑了，但是借着窗内的灯光，我看得出外面在下雨。我走进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看看一只玻璃柜里那些瓶子上的签条。接着我又走出来，站在没有人的走廊上，望着手术间的门。

一位医生出来了，后面跟着一名护士。医生双手捧着一件什么东西，好像是只刚刚剥了皮的兔子，跨过走廊，走进另外一道门。我走到他刚走进去的门前，发现他们正在房间里对付一个新生的婴孩。医生提起孩子来给我看。他一手提着孩子的脚后跟，一手拍他。

“他没事吧？”

“他好极啦。该有五公斤重。”

我对他没有感情。他跟我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似的。我没有当父亲的感觉。

“这儿子你不觉得骄傲吗？”护士问。他们在洗他，用什么东西包着他。我看见那张小黑脸和一只小黑手，但是没见到他动或听到他哭。医生又在给孩子做些什么。看医生样子有点不安。

“不，”我回答。“他差一点儿要了他妈的命。”

“那可不是这小宝贝的错。你不是要个男孩吗？”

“不要，”我说。医生正在忙着对付他。他倒提起他的双脚，拍打他。我并不等着看结局。我走到走廊上。现在我可以进去看看了。我进了通看台的门，从看台上朝下走了几步。护士们坐在底下栏杆边，招手叫我下去。我摇摇头。我那地方也看得够清楚的了。

我以为凯瑟琳已经死了。她那样子像个死人。她的脸孔，就我看得到的那部分而言，是灰色的。在下面的灯光下，医生正在缝合那道又大又长、被钳子扩张的、边沿厚厚的切口。另有一位医生，罩着面罩，在上麻药。两名戴面罩的护士在传递用具。这简直像张“宗教裁判”[宗教裁判是欧洲中世纪的一种残酷的审判，用苦刑逼口供，惨无人道。封建势力利用它来镇压人民。]的图画。我现在看着，知道我刚才能把全部手术都看到，不过还是没看的好。人家起初怎么动刀，我想我是看不下去的，但是我现在看着他们把那切口缝合成一条高高隆起的线，手法迅速熟练，好像鞋匠在上线，看得我心里高兴。切口缝好后，我又回到外面走廊上去踱来踱去，过了一会儿，医生出来了。

“她人怎么样？”

“她没事。你看了没有？”

他神情疲惫。

“我看你缝好的。切开的口子看来很长。”

“你这么想吗？”

“是的。疤痕会不会平下来？”

“哦，会的。”

过了一会儿，他们把有轮的担架推出来，迅速推下走廊，进了电梯。我也跟了进去。凯瑟琳在哼叫。到了楼下，她们把她放在她那房间的床上。我坐在床脚边一把椅子上。房间里有名护士。我站起来站在床边。房间里很暗。凯瑟琳伸出手来。“哈啰，亲爱的，”她说。她的声音细弱疲乏。

“哈啰，亲爱的。”

“婴孩是男是女？”

“嘘——别讲话，”护士说。

“是个男孩。又长又宽又黑。”

“他没事吧？”

“没事，”我说。“他很好。”

我看见护士奇怪地望着我。

“我非常疲乏，”凯瑟琳说。“而且方才痛得要命。你好吧，亲爱的？”

“我很好。别讲话了。”

“你待我真好。哦，亲爱的，我方才可痛极了。他长得怎么样？”

“像只剥了皮的兔子，蹙起脸来的老头儿。”

“你得出去了，”护士说。“亨利夫人不应当讲话。”

“我在外边等吧，”我说。

“出去搞点东西吃。”

“不。我就在外边等。”我吻吻凯瑟琳。她人很灰白，很衰弱，很疲乏。

“我可以同你讲句话吗？”我对护士说。她陪我到外边走廊上。我朝走廊另一端走了几步。

“婴孩怎么啦？”我问。

“难道你不知道？”

“不知道。”

“他没活下来。”

“他死了吗？”

“他们没法子叫他开始呼吸。大概是脐带缠住了脖子还不知怎么的。”

“原来他死啦。”

“是的。说来太可惜了。这么大的一个好孩子。我本以为你知道了。”

“我不知道，”我说。“你还是回去陪夫人吧。”

我找张椅子坐下，椅前有张桌子，护士们的报告用大夹子夹好挂在桌子的一边。我望望窗外。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一片黑暗，只见到窗内射出的灯光中的雨丝。原来是这么一个结局。孩子死了。所以医生的样子非常疲倦。但是在那房间里，医生和护士又何必那么对付那婴孩呢？他们大概以为孩子会醒过来，开始呼吸。我没有宗教信仰，但是我知道那孩子应当受洗礼。但是倘若他根本从未呼吸过呢？他没有呼吸过。他根本没有活过。只有在凯瑟琳肚子里才是活的。我时常感觉到他在里边踢着。最近一星期来可没感觉到他在动。可能早闷死了。可怜的小孩子。我真希望自己也这样早闷死算了。不，我没有这么希望过。不过，早闷死了倒也爽快，免得现在要经历这长期的死的折磨。现在凯瑟琳要死了。这是你造成的。你死啦。你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连学习的时间也没有。他们把你扔进棒球场去，告诉你一些规则，人家乘你一不在垒上就抓住你，即刻杀死你。[作者借棒球戏来象征人生的残酷，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棒球戏中一个基本活动是偷垒，如偷不成就被逼出局。]或者无缘无故地杀死你，就像艾莫死去那样。或者使你患上梅毒，像雷那蒂那样。但是到末了总归会杀死你的。这一点是绝对靠得住的。你等着吧，他们迟早也会杀死你的。

我有一次野营，加一根木柴在火上，这木柴上爬满了蚂蚁。木柴一烧起来，蚂蚁成群地拥向前，起先往中央着火的地方爬，随即掉头向木柴的尾端爬。蚂蚁在木柴尾端聚集得够多了，就掉到火里去。有几只逃了出来，身体烧得又焦又扁，不晓得该爬到什么地方去。但是大多数还是朝火里跑，接着又往尾端爬去，挤在那还没着火的尾端上，到末了还是全部跌在火中。我记得当时曾想，这就是世界的末日，我大有机会做个救世主，从火中抽出木柴，丢到一个蚂蚁可以爬到地面上的地方。但是我并没有做什么，只是把白铁杯子里的水倒在木柴上，因为那杯子我要拿来盛威士忌。然后再掺水在内。那杯水浇在燃烧的木柴上无非使蚂蚁蒸死吧。

我就是这么坐在走廊上，等待听凯瑟琳的消息。护士并没有出来，所以过了一会儿我便走到门边去，悄悄地开了门，探进头去。起初我什么也看不见，因为走廊上灯光明亮，房间里一片黑暗。随后我看清护士坐在床边，凯瑟琳的头靠在枕头上，她那被单下的身体全部平平的。护士把手指放在嘴唇上，然后站起身走到门边来。

“她怎么样？”我问。

“她没事，”护士回答。“你该去吃晚饭，饭后你要来再来吧。”

我走下长廊，下了楼梯，出了医院的门，走上雨中的黑暗街头，找那咖啡店。咖啡店里灯光明亮，一张张桌子边有很多客人。我看不见可以坐的地方，一名侍者走过来，接过淋湿的外衣和帽子，给我在一个老头儿的对座找到了一个位子。老头儿正在喝啤酒，看晚报。我坐下了，问侍者今天晚上的客菜是什么。

“红烧小牛肉——可是卖光了。”

“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呢？”

“火腿蛋，干酪鸡蛋，或者酸泡菜。”

“我中午已经吃过酸泡菜了，”我说。

“对啦，”他说。“对啦。中午你吃了酸泡菜。”他是个中年人，头顶上秃了，旁边有些头发遮在上面。他的脸很和气。

“你吃什么呢？火腿蛋还是干酪鸡蛋？”

“火腿蛋吧，”我说，“还有啤酒。”

“一小杯淡的？”

“是的，”我说。

“我记得你中午也喝了一杯淡的，”他说。

我吃火腿蛋，喝啤酒。火腿蛋盛在一个圆盘子里——火腿在下，鸡蛋在上。菜很烫，我吃了一口，赶紧喝些啤酒，凉凉嘴巴。我肚子饿，叫侍者再端一客来。我喝了好几杯啤酒。我什么都不想，只是看对座客人的报。报上说英军阵地给突破了。那人一发觉我在读他那份报纸的反面，就把报纸折了起来。我本想叫侍者去拿份报纸，可是思想不能集中。咖啡店里很热，空气浑浊。桌子边的客人，大多彼此认识。有几桌在打纸牌。侍者忙着从酒吧那边端酒到桌上来。两个客人走进来，找不到位子坐。他们就站在我那张桌子的对面。我又叫了一杯啤酒。我还不想走哩。回医院太早。我努力什么都不想，保持十分镇静。那两个人站了一会，看不见有人要走，只好走了出去。我又喝了一杯啤酒。我的面前已经堆积了不少碟子。我对座那人脱下眼镜，把它放进眼镜盒子，然后把报纸折好，放进口袋，现在双手捧着酒杯，望着店里的人们。忽然间我知道我得回去了。我叫侍者来付了账，穿上外衣，戴上帽子，就往门外走。我在雨中赶回医院。

到了楼上，我碰见护士正在走廊上走过来。

“我刚打电话到旅馆去找你，”她说。我心里好像有样什么东西沉了下去。

“出了什么事？”

“亨利夫人刚出过血。”

“我可以进去吗？”

“不，还不可以。医生在里边。”

“有危险吗？”

“很危险。”护士走进房去，把门关上。我坐在外边走廊上。我心里万念俱灰。我不思想。我不能想。我知道她就要死了，我祈祷要她别死。别让她死。哦，上帝啊，求求你别让她死。只求你别让她死，我什么都答应。亲爱的上帝，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别让她死。亲爱的上帝，别让她死。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别让她死。上帝啊，求你叫她别死。只要你别让她死，你说什么我都做。婴孩你已经拿走了，但是别让她死。孩子没有关系，但是别让她死。求求你，求求你，亲爱的上帝，别让她死。

护士开了门，用手指示意叫我进去。我跟她进入房间，我进去时，凯瑟琳并没有抬眼来望。我走到床边。医生站在床的另一边。凯瑟琳望着我，笑了一下。我俯伏在床上哭起来。

“可怜的宝贝，”凯瑟琳悄悄地说。她脸色灰白。

“你没事吧，凯特，”我说。“你会好起来的。”

“我就要死了，”她说；等了一会儿，又说，“我憎恨死。”

我抓住她的手。

“别碰我，”她说。我放开她的手。她笑笑。“可怜的宝贝。你要碰就碰吧。”

“你会没事的，凯特。我知道你会没事的。”

“我本想写封信留给你，以防万一，可是没有写。”

“要不要找个教士或者什么人来看看你？”

“有你在就够了，”她说。过了一会儿，又说，“我不害怕。我只是憎恨死。”

“你话别讲得太多，”医生说。

“好的，”凯瑟琳说。

“你有什么事要我做的，凯特？有没有什么要我给你拿来的？”

凯瑟琳笑笑，“没有。”过了一会儿，又说，“我们做的事你不至于再和别的女人做吧？不会把我们的话又重复一遍的吧？”

“永远不会。”

“不过，我还是要你接近女人。”

“我不要她们。”

“你讲得太多了，”医生说。“亨利先生应当出去了。他可以等一会儿再来。你不会死的。别傻了。”

“好的，”凯瑟琳说。“我会夜夜来陪你的，”她说。她讲话非常吃力。

“请你出去吧，”医生说。“你不可以讲话。”凯瑟琳对我眨眨眼，她脸色灰白。“我就在门外边，”我说。

“别担心，亲爱的，”凯瑟琳说。“我一点也不害怕。人生只是一场卑鄙的骗局。”

“你这亲爱、勇敢而可爱的人儿。”

我在外边走廊上等待。我等了好久。护士出门来，向我走来。“恐怕亨利夫人很严重了，”她说。“我替她害怕。”

“她死了？”

“没有，不过失去了知觉。”

看来她是一次接连一次地出血。他们没法子止血。我走进房去，陪着凯瑟琳，直到她死去。她始终昏迷不醒，没拖多久就死了。

在房外走廊上，我对医生说，“今天夜里，有什么事要我做吗？”

“没什么。没什么可做的。我能送你回旅馆吧？”

“不，谢谢你。我想在这里再待一会儿。”

“我知道没有什么话可以说。我没办法对你说——”

“不必说了，”我说。“没有什么可说的。”

“晚安，”他说。“我不能送你回旅馆吗？”

“不，谢谢你。”

“手术是唯一的办法，”他说。“手术证明——”

“我不想谈这件事，”我说。

“我很想送你回旅馆去。”

他顺着走廊走去。我走到房门口。

“你现在不可以进来，”护士中的一个说。

“不，我可以的，”我说。

“目前你还不可以进来。”

“你出去，”我说。“那位也出去。”

但是我赶了她们出去，关了门，灭了灯，也没有什么好处。那简直像是在跟石像告别。过了一会儿，我走出去，离开医院，在雨中走回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