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永恒的边缘  作者:肯·福莱特

1963年9月,乔治·杰克斯买了辆车。尽管华盛顿的公共交通很发达,但乔治喜欢车,又完全买得起,他更喜欢外国车:他认为外国车更时尚。他买下了一辆已经用了五年的、深蓝色的双门梅赛德斯-奔驰敞篷车。九月的第三个星期天,他开车去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探望母亲。母子俩会一起吃晚饭,然后开车去伯特利福音派教堂参加晚祷告。最近即便是周日,乔治也很少有空来探望。

九月的阳光下,汽车沿着苏特兰公路向前行驶,乔治思考着回家后母亲会问他哪些问题,他又能给出什么样的答案。首先,母亲一定想知道维雷娜的情况。“妈妈,她说她对我来说还不够好,”他会这样回答,“你这么看?”

“她说得没错。”母亲也许会这样说。在杰姬看来,没几个女孩能配得上她儿子。

母亲还会问他和鲍比·肯尼迪相处得怎么样。事实上鲍比是个极端的男人。他执拗地恨着一些人。埃德加·胡佛就是其中的一个。乔治对此并不反感:胡佛的确是个卑鄙小人。但鲍比还很恨林登·约翰逊。乔治觉得很遗憾,林登可以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同盟,和他结怨非常可惜。遗憾的是,两人就是水火不容。想到粗鲁暴躁的副总统和优雅的肯尼迪一家在海尼斯港泛舟游玩的情形,乔治禁不住笑了:林登如同芭蕾课上闯入的犀牛一样,与肯尼迪家族格格不入。

鲍比一向爱憎分明,幸运的是,乔治是他喜欢的人。乔治是鲍比身边即便做错事也会被认为是出于好心的那小部分人之一。他会怎样向母亲说起鲍比呢?“他是个真心实意让美国变得更好的聪明人。”

杰姬一定想知道肯尼迪兄弟在民权法案上的推进为何会如此迟缓。乔治会这样对她说:“如果力度过猛的话,白人就会强烈反对。这样会导致两个结果。首先,议会会否决民权法案。其次,杰克·肯尼迪会输掉1964年的总统选举。如果肯尼迪输的话,当选总统的又会是谁呢?可能是迪克·尼克松,也可能是巴里·戈德华特,甚至可能是极端仇恨民权运动的乔治·华莱士。”

乔治把车停在杰姬·杰克斯乡村风格的住处门前的车道上,走进门的时候,他还在设想着和母亲可能的对话。

但母亲的低声哭泣打消了他的这些想法。

童年时的恐惧突然又回来了。他很少听见母亲哭——小时候,母亲对他来说就是坚强的代名词。在母亲少有几次情绪崩溃而痛哭的时候,小乔治总是会感到彷徨而恐惧。但现在,听到母亲的低声哭泣,乔治必须压抑住童年的那种恐惧,告诉自己已经是个成年人,不应为母亲的眼泪感到害怕。

他关上门,跑过玄关进了客厅。母亲正坐在电视前面的深褐色天鹅绒沙发上。她双手按着两侧的面颊,像是要把头支撑住一样。泪水不断地从杰姬的脸庞上往下淌。她双眼紧盯着电视,嘴巴大张,痛哭不已。

乔治说:“妈妈,天啊,到底发生了什么?”

“四个女孩就这样没了。”她哭泣着说。

乔治看着电视上的黑白画面。他先看见了两辆像是被粉碎了的车辆。接着镜头转向了一幢墙体开裂、窗户破碎的房子。循着记忆,乔治很快认出了这幢房子。他心一惊。“天啊,这是十六街的浸礼会教堂。”他说,“那帮家伙都干了些什么?”

他妈妈回答说:“白人炸毁了教堂的主日学校。”

“不!”乔治拒绝接受这个事实。即便是在阿拉巴马,也没人会去炸教堂的主日学校啊!

“他们炸死了四个女孩,”杰姬说,“上帝怎么能允许发生这种事?”

电视里传出了播音员的旁白:“死者被确认为十一岁的丹尼丝·麦克莱尔……”

“才十一岁!”乔治说,“这不是真的!”

“……十四岁的埃迪·梅、十四岁的卡萝尔·罗伯特森和十四岁的辛西娅·韦斯利。”

“她们都只是些孩子啊!”乔治说。

“二十多个人在这起爆炸中受伤。”播音员用不带感情的声音说。画面上,一辆救护车正从爆炸现场离开。

乔治坐到杰姬身旁搂住她。“我们该怎么办?”他迷茫地问。

“祷告。”杰姬说。

播音员不带感情的声音在继续着。“这是过去八年伯明翰发生的第二十一起针对黑人的爆炸,”他说,“伯明翰市警察没能把任何一起爆炸的嫌疑人送上法庭。”

“只有祷告吗?”乔治的声音里满是凄凉。

这时,他甚至产生了杀人的冲动。


主日学校爆炸案震惊了全世界。在威尔士,矿工们开展募捐,用募捐来的钱购买新的不锈钢窗户,以替代十六街浸礼会教堂被炸碎的玻璃窗。

马丁·路德·金在葬礼上说:“尽管度过了如此黑暗的一刻,但我们不应丧失对白人兄弟的信心。”乔治想遵从金博士的劝导,却发现这样做非常难。

一时间,乔治觉得民意开始倾向民权法案。议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拥护肯尼迪总统的法案,并增加了运动参与者梦寐以求的禁止就业歧视的条例。

但几星期后,种族主义分子开始了他们的困兽之斗。

十月中旬,司法部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被放在乔治的案头。信里放了一份薄薄的报告。署名是联邦调查局:

对共产主义和黑人运动关系的最新分析

“这他妈是什么?”乔治轻声问自己。

他飞快地读完了这份报告。这份十一页长的报告极具毁灭性。报告中把马丁·路德·金称为“一个不检点的家伙”。报告宣称马丁·路德·金“经常性自愿”地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报告用对内情了如指掌的口气说:“共产党高层预见到了操纵马丁·路德·金的可能性。他们怎么说,马丁·路德·金就会怎么去做。”

这些言之凿凿的断言却没有一丝一毫的证据支持。

乔治拿起电话,打电话给和司法部共处一幢大楼,但居于另一层的联邦调查局总部的乔·乌戈。“这是什么鬼东西?”他问乌戈。

乔马上知道了他在说什么,所以也没刻意假装。“他和共产党人交朋友又不是我的错,”他说,“别把气出在我头上!”

“这根本不是什么报告,这是赤裸裸的污蔑。”

“我们有证据。”

“不能被证实的证据不算证据,乔,那叫道听途说——你在法学院没学过这个吗?”

“我们必须保护信息源。”

“你把这鬼东西都发给了哪些人?”

“让我看看。啊……白宫、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陆军部、海军部和空军部。”

“也就是说整个华盛顿都收到了,你这个浑蛋!”

“我们不会隐瞒关于国家之敌的情报。”

“你们想故意破坏总统的民权法案。”

“乔治,我们不会做那种事。我们只是执法机关。”说完乔挂上了电话。

好不容易压住火气以后,乔治又仔细察看了一遍报告中那一条条令人发指的指控。他在打字机上打出乔所述的那些政府部门名单,然后把文件带到鲍比那里。

和以往一样,鲍比穿着衬衫,戴着眼镜,领带松散地坐在办公桌前。他的嘴里叼着根烟。“又要让您生气了。”他把报告递给鲍比,然后对报告的内容作了简述。

“胡佛这个同性恋!”鲍比骂道。

这是乔治第二次听鲍比说胡佛是个同性恋。“您说的是真的吗?”乔治问。

“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了?”

乔治大吃一惊。“胡佛真是个同性恋吗?”很难想象这竟然是真的。胡佛又矮又胖,体重超重,没几根头发,鼻子像被人揍过一样,五官不正,脖子老粗。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竟然会是同性恋。

鲍比说:“听说黑社会掌握了他穿裙子的照片。”

“原来他在各种场合声称美国没有黑社会是因为这个啊!”

“这也是一方面原因吧。”

“天哪。”

“明天安排我跟他见次面。”

“没问题。同时,还请允许我查看一下对列维森的监听记录。如果列维森想用马克思主义影响马丁·路德·金,监听记录里就一定找得到证据。列维森会谈到资产阶级、人民大众、阶级斗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列宁、马克思和苏联这类词。我会对这类词做出记录,看看他的话会对马丁·路德·金造成多少影响。”

“好主意,和胡佛见面前把记录交给我。”

乔治回到办公室,叫人去拿对斯坦利·列维森的监听记录——胡佛的联邦调查局把监听内容完整地交给了司法部。半小时后,一个文件管理员推了辆小车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乔治审阅起了报告。直到下班后清扫办公区的清洁工问他可不可以开始清扫时,他才抬起头。清洁工清扫办公室的时候,他一直坐在办公桌前看着这份报告。乔治只有在哈佛法学院才这样“挑灯夜战”过,还是在学业任务特别繁重的第一年。

刚看了几页,他就知道列维森和金的对话与共产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对话里自始至终没有出现乔治之前所列的那些关键词。他们谈到了金正在撰写的一部著作,谈到了筹集资金的事情,谈到了华盛顿大游行的准备工作。金说到了自己内心的恐惧,以及对朋友们的疑虑:即便运动是非暴力的,他也担心自己会因为和平示威引起的骚乱和爆炸而受到谴责。他们的通话很少提到其他方面的政治问题,共产党员关心的涉及到古巴、越南和柏林问题的冷战更是提都没提。

凌晨四点,乔治把头放在桌子上睡了一会儿。八点,他从抽屉里拿出仍然包在洗衣房口袋里的干净衬衫,去厕所洗了个澡。接着他为鲍比写了份简短的报告,报告中说列维森和金两年来的电话中从没提到过共产主义和与之相关的话题。“如果列维森是共产主义的鼓动者,他绝对不合格。”乔治下出了结论。

这天稍晚些时候,鲍比去联邦调查局见胡佛。回来以后他对乔治说:“他答应撤回报告。明天他的信使将去各个收信地收回所有发出的报告。信使会告诉收信方,这份报告还需要修改。”

“很好,”乔治说,“但这是不是太晚了?”

“是的,”鲍比说,“危害已经造成了。”


似乎嫌1963年秋天肯尼迪的麻烦还不够多一样,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六,越南危机又发酵了。

在肯尼迪的支持下,南越军队废黜了不得民心的总统吴廷琰。凌晨三点,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叫醒了肯尼迪总统,告诉他,他所授权的政变已经成功了。吴廷琰和弟弟吴廷瑈遭到了逮捕。肯尼迪下令放吴廷琰和家人一条生路,让他们流亡国外。

鲍比让乔治和他一起参加上午十点内阁会议室举行的会议。

会议中,一位助理拿着一封电报走进会议室,说吴廷琰兄弟已经自杀了。

乔治从没见肯尼迪总统如此震惊过。总统看上去备受打击,黝黑的脸庞一下子变得十分苍白。他站起来,冲出了会议室。

“他们不会自杀,”会后鲍比对乔治说,“他们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乔治知道蒂姆·泰德尔正在西贡做中央情报局和南越军队之间的协调人。如果泰德尔把事情搞砸了,那也不奇怪。

午后,中央情报局发来电报说,吴廷琰兄弟是背靠着一辆装甲运兵车被处决的。

“我们无法控制那里的一切,”乔治灰心地对鲍比说,“我们试着帮助他们寻求自由和民主,但我们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成效。”

“再等一年看看,”鲍比说,“我们不能把越南拱手让给共产党人——不然我哥哥会在明年十一月的总统选举中落选的。只要能再次当选,他就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推出许多新的举措,你就等着瞧吧。”


十一月的一天晚上,司法部的助理们郁闷地坐在部长办公室隔壁的办公室里。胡佛的干预奏效了,民权法案似乎难以通过。耻于承认自己是种族分子的议员们正苦于没有反对法案的理由,胡佛就替他们找了一条。

议案按照常规被提交给参议院的法律委员会。委员会主席霍华德·史密斯来自弗吉尼亚州,是个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他以联邦调查局指控共产党人为依据,威胁要把民权法案永远搁置起来。

这让乔治异常愤怒。他们没看到是自己的态度导致了主日学校的女孩们被杀吗?只要有教养的上等人觉得黑人理应得到非人的对待,那些无知的歹徒就会认为自己也拥有杀戮孩童的权力。

更糟的是,在离总统选举还有一年的当下,杰克·肯尼迪正在渐渐失去民心。他和鲍比对得克萨斯的形势尤其担忧。总统选了来自得克萨斯的林登·约翰逊做搭档,才勉强赢得了1960年得克萨斯的选举。不幸的是,与总统三年的合作使林登失去了得克萨斯保守派精英对他的信任。

“不光是因为民权法案,”乔治说,“我们建议取消石油损耗津贴,他们这是在报复。得克萨斯的石油企业已经十来年没交税了,他们因为特权被剥夺而痛恨我们!”

“几千个得克萨斯保守分子脱离了民主党,加入了共和党,”丹尼斯·威尔逊说,“这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事实。他们都投入了戈德华特参议员的旗下。”巴里·戈德华特是想废除社会保险、往越南扔原子弹的右翼共和党人。“如果戈德华特参加总统竞选,得克萨斯就是他的了。”

另一位助理说:“总统应该去得克萨斯,迎合一下那些混账东西。”

“他会去的,”丹尼斯说,“总统夫人也会一起去。”

“他们什么时候走?”

“他们将在11月21日前往休斯敦,”丹尼斯说,“第二天就会去达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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