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梅隆·杜瓦的上司基斯·多塞特，是个长着姜黄色头发的矮胖男人。和多数中央情报局的人一样，他穿着很普通。这天，他穿着棕色的花呢夹克衫、灰色的法兰绒裤子、带有棕色竖条的白衬衫，脖子上戴着条灰绿色的领带。在街上看到多塞特，你很容易忽略他，把他当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卡梅隆觉得，多塞特也许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但也许他只是品味差了点而已。

“我找你来，是想和你谈你女朋友莉德卡的事情。”基斯坐在美国大使馆的一张大办公桌后说。

卡梅隆确信莉德卡没有牵涉到任何不好的事情当中，但他希望能证实这一点。

基斯说：“你的要求被否决了。”

卡梅隆很吃惊。“你在说什么呢？”

“你的要求被否决了。这句话你理解有困难吗？”

有时中央情报局的人举止像军人似的，下起命令来丝毫不给下属质疑的余地。但卡梅隆不是那么容易被恐吓吓倒的。毕竟，他曾经在白宫工作过。“为什么被否决？”他问。

“我不必告诉你理由。”

到了三十四岁，卡梅隆才交上了第一个女朋友。被拒绝了二十来年以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只为了让他高兴而和他睡觉的女人。想到会失去莉德卡，卡梅隆变得不顾一切起来。“你也不必如此混账。”他厉声说。

“你竟敢对我说这种话。你再说一句，我就让你坐下一班飞机回家。”

卡梅隆不想被遣返回家。他退缩了。“我道歉。但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想知道要求被否决的原因。”

“你和她有着被我们称为‘连续和亲密’的接触，是吗？”

“是的，而且我已经亲口告诉你了。这怎么就成为一个问题了呢？”

“这是由统计数字决定的。根据调查，大多数被抓的背叛美国的叛徒都有外国的亲戚或朋友。”

卡梅隆一猜就是这么回事。“我不想因为统计数字上的理由而放弃她。你有特别针对她的证据吗？”

“凭什么你觉得自己有权盘问我？”

“你是说你没证据是不？”

“我早就告诉过你，别在这样和我油腔滑调。”

特工托尼·萨维诺的出现打断了他们的对话，托尼手里拿了张纸。“我刚看了早晨新闻发布会的参加人员名单，”他说，“其中有来自塔斯社的坦尼娅·德沃尔金。”托尼看了看卡梅隆，“她就是在埃及大使馆和你说话的那个女人？”

“没错。”卡梅隆说。

基斯问：“新闻发布会的主题是什么？”

“通告上写着，新闻发布会的主题是波兰和美国的博物馆相互把艺术品借给对方的协议草案。”托尼看了看手里的纸，抬起头，“塔斯社的记者应该不会对这个感兴趣，不是吗？”

卡梅隆说：“她一定是来见我的。”

一走进美国大使馆的新闻中心，坦尼娅就看见了卡梅隆·杜瓦。高大瘦削的他像根电线杆一样站在后面。如果他不来，坦尼娅会在新闻发布会结束了以后去找他。但他在就最好了，这样不会惹人注意。

但坦尼娅不想显得是来找卡梅隆的，因此她决定先听听新闻发布的内容。坦尼娅坐在相交甚好的波兰记者达努塔·戈尔斯基身旁。达努塔是一个名叫防卫委员会的半地下组织的一员，这个组织常制作一些反映工人困苦和抗议侵犯人权的传单。波兰人把这种非法印刷品称为比布拉。达努塔和坦尼娅住在同一幢房子里。

新闻发言人在诵读通稿之前，已经把打印好的文稿分发给记者了。达努塔小声对坦尼娅说：“也许你想到格但斯克[格但斯克，德国称但泽，是波兰滨海省的省会城市。]去。”

“为什么要去？”

“列宁船厂会举行一次罢工。”

“波兰各地到处都有罢工。”工人们提出增加工资，使他们能够买得起大幅提价的食品。坦尼娅在报道中称之为“停工”，因为罢工只会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

“告诉你，”他说，“这次罢工与其他地方的不一样。”

波兰政府对罢工应对地很迅捷，一般都会在当地物价水平的基础上提高工资或作出其他让步，以免抗议活动迅速蔓延。持不同政见者想利用这类罢工威胁政权的根基，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共产党政府才不会让他们得逞呢！

“怎么不同了？”

“厂房解雇了我们委员会的一个吊车操作工——这回他们欺负错人了。安娜·瓦伦蒂诺维茨是个五十一岁的寡妇。”

“因此她得到了具有侠义精神的波兰人的广泛同情是吗？”

“她是个公众人物，人们尊称她为安妮夫人。”

“我也许会去看看。”德米卡希望得知波兰抗议活动愈发严重的消息，以制止克里姆林宫可能的镇压。

新闻发布会结束以后，坦尼娅从卡梅隆·杜瓦身边经过时轻声用俄语说，“星期五两点去圣约翰大教堂。到那以后，你抬头看着巴茨科维斯基十字架就行。”

“那不是个碰头的好地方。”卡梅隆飞快地说。

“别讨价还价，不去就算了。”

“你必须告诉我去那儿干什么。”卡梅隆坚定地说。

坦尼娅意识到自己必须冒险和他多说几句。“有关于在苏联入侵西欧时建立一条联络通道的事情，”她说，“一些波兰军官想在那时投奔西方，我们想探讨一下是否有这种可能性。”

卡梅隆惊呆了。“哦……哦……”他结结巴巴地说，“没问题，好的。”

坦尼娅朝卡梅隆笑了笑。“满意了吗？”

“他叫什么名字？”

坦尼娅犹豫了。

卡梅隆说：“他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坦尼娅决定相信眼前这个男人。她已经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了他手上。“斯塔尼斯劳·帕拉克，”她说，“昵称斯塔兹。”

“告诉斯塔兹，为了安全考虑，不能和大使馆里除我以外的任何人谈起这件事。”

那天晚上，坦尼娅把白天和卡梅隆的交谈告诉了斯塔兹。第二天，坦尼娅和斯塔兹吻别，向北驱车二百英里，来到波罗的海海滨的格但斯克。坦尼娅有辆用了很久，有两只平行放置的车头灯，开得却很平稳的梅赛德斯-奔驰280S。傍晚时，坦尼娅在格但斯克老城区和奥斯特罗岛上列宁船厂的码头和干船坞隔河相望的一家旅馆办理了入住手续。

第二天正好是安娜·瓦伦蒂诺维茨被解雇一周的日子。

坦尼娅早早起床，穿上帆布工作服，过桥到了奥斯特罗岛，在日出前到达造船厂门口，和几个青年工人漫步走进船厂。

这天是她的幸运日。

船厂用糨糊新张贴了要求安妮夫人复职的海报。一小群人正聚集在海报四周。一些人正在分发传单。坦尼娅拿到份传单，翻译出传单上的波兰语文字。

因为激发其他工人的示范效应，安娜·瓦伦蒂诺维茨成了厂方的心病。厂方之所以觉得她麻烦是因为她为其他人争取权益，而且能把同事们组织起来。当局总想孤立有领袖气质的人。如果我们不奋起抗争的话，当厂方提高工作份额，当医疗和安全管理规定被违背，当厂方强制工人加班的时候，就没人为我们说话了。

坦尼娅被传单上的文字打动了。传单上没提到增加收入，减少劳动时间：而是有关和共产党特权阶层相独立，拥有把工人们组织起来的权力。坦尼娅觉得这是个显著的进步。她的内心里产生了微小的希望之光。

她在渐渐加强的日光下在厂区四处走动。船厂的规模令人生畏：几千个工人，几千吨钢材，无数个铆钉。在建中船只的一边高耸在坦尼娅头顶，数不清的脚手架支撑着船只的重量，巨大的吊车像俯瞰着马槽的东方三博士一样把头低在船只上。

坦尼娅所到之处，工人们放下工具，一边阅读传单，一边讨论着当下的形势。

一些工人开始进行游行，坦尼娅跟在他们后面，他们举着将就做成的标语牌列队绕着厂区走了一圈。他们号召围观的工人加入游行队伍，很快游行的人数就庞大起来。最后他们来到工厂的大门口，告诉来上班的工人他们正在进行罢工。

他们关上厂门，拉起汽笛，在厂门旁边的一幢楼上飘扬起波兰国旗。

接着他们选举出罢工委员会。

正当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的时候，罢工突然被打断了。一个穿西装的男人攀上挖掘机，开始对人群大喊。坦尼娅一点都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但大致猜得出他是在反对罢工委员会的成立——工人们的注意力都被他吸引了，听他在讲些什么。坦尼娅问旁边的人这个人是谁。“这里的厂长克莱门斯·格尼希，”她被告知。“这个人还不错。”

坦尼娅惊呆了。这些人太软弱了。

格尼希答应，只要工人先回去工作，厂方就可以和工人进行协商。坦尼娅觉得他摆明了是在糊弄工人。许多人发出嘘声起哄，但其他一些人却点头同意。几个人走开了，显然返回了工作现场。游行群众这么快就被打散了吗？

这时有人跳上挖掘机，拍了拍厂长的肩膀。这个人身材矮小，肩膀厚实，长了一口茂密的胡子。尽管坦尼娅觉得这个人不太显眼，但认出他的人群却欢呼雀跃起来。他们肯定知道这是谁。“你还记得我吗？”小个子用所有人都听得见的嗓音高声问，“我在这儿工作了十年——接着你却把我解雇了。”

“他是谁？”坦尼娅问身旁的人。

“莱赫·瓦文萨。他只是个电工，但所有人都认识他。”

厂长试着和瓦文萨在人群面前辩论，但黑胡子小个子男人却丝毫不留面子。“我宣布进行占厂罢工！”他咆哮道，人群大呼着表示支持。

厂长和瓦文萨分别从挖掘机上走了下来。游行群众似乎都无条件地接受瓦文萨的发号施令。瓦文萨命令厂长的司机开豪华轿车把安娜·瓦伦蒂诺维茨接过来，司机马上照办，更让人吃惊的是，厂长竟然没有表示反对。

瓦文萨组织了罢工委员会的选举。豪华轿车接来了安娜，安娜的到来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安娜是个头发和男人一样短的矮个子女人。她戴着圆镜片眼镜，穿着件粗条子的宽松上衣。

厂长和罢工委员会成员走进卫生安全中心进行谈判。坦尼娅本想跟在他们后面混进去，但决定不去碰运气：能走进厂门已经很好运了。工人们欢迎西方媒体，但坦尼娅的采访证却显示她是个为塔斯社工作的苏联记者，如果被罢工者知道身份的话，她很快就会被工人们赶出去。

不过谈判者在桌子上放了麦克风，所有的讨论被扬声器传到站在外面的人群中——这让坦尼娅感到极度震撼。罢工者可以用嘘声和欢呼来表达他们对谈判内容的爱憎。

除了重新聘用安娜以外，罢工者们还提出了包括不对罢工者进行报复在内的几项要求。令人惊奇的是，厂长竟无法接受在船厂门外为反对1970年食物涨价被工厂警卫屠戮的示威者建立纪念碑的要求。

坦尼娅不知道这次罢工是否也会以一场大屠杀而告终。她心惊胆战地意识到，如果真有大屠杀的话，自己正站在能被机枪扫到的第一排。

格尼希解释说，正门前面的那块地被指定给一所医院了。

罢工者说他们就想在那建座纪念碑。

厂长建议他们在厂里另选别处建造纪念碑。

罢工者拒绝了厂长的建议。

麦克风里传来一个工人代表不耐烦的声音：“我们别像路灯下的乞丐那样围绕牺牲英雄讨价还价好吗？”

卫生安全中心门外的工人们开始鼓起了掌。

另一个谈判代表直接向聚集在门外的人群发问：你们想要纪念碑吗？

人们高声说要。

厂长离开卫生安全中心，去和上司协商。

厂门外已经站了几千个罢工的支持者，他们给罢工者带来了配给的食物。波兰几乎没有家庭会把分配所得的食物拿出来送人，但罢工的支持者们却拿了十几袋食物递给厂门内的男男女女，让罢工者吃上了一顿午饭。

下午，厂长回到谈判桌前，宣布当局原则上批准了建立纪念碑的诉求。

瓦文萨宣称只有全部要求得到满足，工人才会复工。

临了他又像是刚想到似的补充了一句，工人们还想讨论讨论自由的独立工会的组成问题。

现在，坦尼娅心想，形势变得真正有趣了。

周五午饭以后，卡梅隆·杜瓦开车去了华沙老城区。

马里奥和奥利仍旧开车跟在他的车后面。

华沙的大部分地方在战争中被夷为平地。波兰人在废墟的旧址上建立起包括笔直马路、宽阔人行道和现代化建筑在内的新城区。但新城区不适合私下见面以及情报交换。但老城区的改造完全不一样，设计者们在旧址的基础上增添了圆石路面，幽深的小巷和不规则形状的房子。老城区有点改造得太过完美了，线条、格局和色彩像电影场景似的看上去过于新式。但这里的环境比市里其他地方更适于进行间谍的秘密活动。

卡梅隆停下车，向一幢高大的房屋走了过去。这里的二楼是个相当于华盛顿“自梳女”按摩沙龙的地方。遇见莉德卡之前，卡梅隆是这里的常客。

几个女孩穿着贴身的内衣裤坐在大房间里看电视抽烟。看见卡梅隆，一个丰饶的金发女郎马上站了起来。她故意让睡袍的前襟敞开，好让卡梅隆看见她丰腴的大腿和睡袍里面穿着的蕾丝内衣。“伙计，你好，我们好几个星期没见你了。”

“佩拉，你好。”卡梅隆走到窗边，俯视着楼下的酒吧。和以往一样，马里奥和奥利坐在对面的酒吧，一边喝啤酒，一边审视着来往穿着漂亮衣裙的姑娘们。他们希望卡梅隆逗留半个小时，最好是一个小时。

至今为止，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

佩拉问：“怎么啦？是不是你老婆在跟踪你？”

其他女孩都笑了起来。

卡梅隆取出钱，把平时做一次手淫的费用递给佩拉。“今天我要你帮个忙，”他说，“介意让我从后门溜出去吗？”

“你妻子是不是要来这捣乱啊？”

“不是我妻子，”卡梅隆说，“是我女朋友的丈夫。如果他来找麻烦的话，你就替他免费做个口交，事后我来付钱。”

佩拉耸了耸肩。

卡梅隆走下后楼梯，穿过院子，感觉非常棒。他在跟踪者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甩掉了他们。他会在一小时内回来，那时他会从前门出去。马里奥和奥利不会知道他曾离开过公寓。

他匆匆地穿过老城区市场广场，沿着斯维特扬斯卡街走到被毁于战争，战后重建的圣约翰教堂。卡梅隆的身后已经没有了波兰秘密警察——但他们可能会跟踪斯塔尼斯劳·帕拉克。

中央情报局华沙站为决定如何进行这次接触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议。每一步都精心地考量过。

卡梅隆在教堂外见到了上司基斯·多塞特。这天他穿上了波兰店里买来的四四方方的灰色西装，他只有在进行谍报活动时才会穿上这套西装。他的西服口袋里塞了顶帽子。多塞特发出的信号很清晰。带着帽子意味着教堂里潜伏有波兰的秘密警察，这次会面将会被终止。

卡梅隆从西边的哥特式门进入教堂。教堂建筑令人敬畏，大殿里弥漫着一股圣洁的气息，卡梅隆心里的不详感愈发浓厚。他将和敌方的重要线人进行接触，这将是个千钧一发的时刻。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卡梅隆将继续以间谍的身份在国际政坛驰骋。如果出了岔子，他很快会被遣送回兰利，重新进行案头工作。

卡梅隆对斯塔兹假称在美国大使馆的人里只能见他。卡梅隆撒这个谎的目的是让基斯难以把他送回美国。尽管调查显示莉德卡既不属于波兰的秘密警察组织，也不是共产党员，但基斯就是不让卡梅隆和她交往。不过如果卡梅隆能成功地招募到一位波兰上校为美国做间谍的话，这个功劳可以使他公然地和基斯展开对抗。

他看了看周围，寻找四周有没有秘密警察，不过看到的只是游客、礼拜者和牧师。

卡梅隆沿着北走廊走到一个放着著名十六世纪十字架的小堂。英俊的波兰军官正站在十字架前，看着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表情。卡梅隆站在军官身边。小堂里这时只有他们两个人。

卡梅隆用俄语对波兰军官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交谈。”

斯塔尼斯劳同样用俄语问：“为什么？”

“太危险了。”

“对你来说吗？”

“不，是对你来说。”

“我们如何联系呢？通过坦尼娅吗？”

“不。事实上，从现在开始，不要告诉她任何你我之间的事情。把她隔离在你我的圈子外面。如果正和她一起睡觉的话，你们可以继续睡下去。”

“那真要谢谢你了。”斯塔尼斯劳用嘲讽的语气说。

卡梅隆没有理会他的讽刺。“你开什么车？”

“一辆1975年产的绿色萨博99。”斯塔兹把车牌号码告诉了卡梅隆。

卡梅隆记下了车牌号码。“你把车晚上停在哪儿？”

“停在我家附近的亚娜·奥尔布拉查路上。”

“停车时，给车窗留条细缝，我们会塞个信封进去。”

“太危险了，被别人读到便条上的内容该怎么办啊？”

“别担心。里面会有张洗车店的低价招揽广告。但如果你拿熨斗在纸上烫一遍，就会立即显现出传递给你的消息。纸上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去哪儿和我们会合。如果你因为某种原因无法到达会面地点，那也没什么要紧，我们会再送个信封给你。”

“会面时会做些什么事？”

“我正要说，”经过同意，卡梅隆有一长串的事情要告诉斯塔兹，他必须尽快说完，“是有关于你的同道们的。”

“这是什么意思？”

“别过早抱团。”

“为什么不能？”

“你们会暴露的。人一多总会暴露。必须等到最后一刻再把你的同道组织起来。”

“那我们该怎么办？”

“两件事。第一，做好准备工作。在脑子里拟定一张你信任的人的名单。判断清楚这些人在战争爆发的时候是不是会反对苏联。让瓦文萨这样的持不同政见者知道你，但一定不能告诉他们你要做什么。去电视台做一番探查，拟定夺取电视台的计划。但你要切记，这些事你务必都搁在脑子里，不要对任何人提及。”

“那第二件事呢？”

“为我们提供信息。”卡梅隆试图遮掩自己的紧张。这是个稍嫌过分的请求，斯塔尼斯劳也许会拒绝这样的请求。“我们需要苏联以及其他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的战斗序列方面的信息：参战人数，坦克数量，战斗机数量——”

“我很清楚战斗序列是什么意思。”

“还有他们在危急时刻的战斗方案。”

停顿了很长时间，斯塔尼斯劳说：“这些我都能弄到。”

“很好。”卡梅隆略带感情地说。

“我能得到什么作为回报呢？”

“我会给你一个电话号码和一个密码字。你只能在苏联入侵西欧的时候用到它们。拨通这个电话以后，五角大楼的一名高级军官会用波兰语接你电话。他会把你当成波兰反抗苏联入侵的代表。事实上，那时你就成了自由波兰的领导人。”

斯塔尼斯劳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卡梅隆知道，斯塔兹已经被他的邀约吸引了。过了一会儿，斯塔兹说：“如果答应了，我等于把命交给你了。”

“你已经把命交给我了。”卡梅隆说。

格但斯克列宁船厂的罢工者让国际媒体报道了罢工运动的全过程。讽刺的是，这是罢工者和波兰人民联络的最佳渠道。波兰有新闻检查制度，不会报道罢工的新闻。西方报纸的报道会被美国投资的自由欧洲电台所选取，然后播送回波兰。自由欧洲的报道是波兰人了解自己国家正在发生的事实的主要渠道。

莉莉·弗兰克通过西德的电视台得知了波兰正在发生的事情。东柏林人只要把电视天线对准正确的角度就能接收到西德电视台的节目。

让莉莉高兴的是，尽管波兰政府想尽办法阻挠，但罢工却在蔓延。格丁尼亚的船厂罢工了，同情船厂工人罢工的公共交通工人也接着罢了工。他们组成了厂际罢工委员会，并把总部设在格但斯克的列宁船厂。他们的第一个要求就是组成自由的工会组织。

和许多东德家庭一样，弗兰克一家经常在柏林米特区独幢式住宅二楼客厅的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谈论这些事情。铁幕已经出现了一丝丝裂缝，他们急切地估计着形势演变会走向何方。如果波兰人可以揭竿而起的话，东德人或许也行。

波兰政府试着挨个厂子协商，许诺给脱离厂际罢工委员会的工人大幅提高工资，并及时予以结清。但政府的策略失败了。

短短一周以内，三百家罢工企业加入了厂际罢工委员会。

步履蹒跚的波兰经济经不起太长时间这样的折腾。政府最终接受事实，派副总理前往格但斯克处理罢工的事情。

一星期后达成了协议。罢工者们被赋予了建立自由工会的权力。这个胜利震惊了全世界。

如果波兰人能够赢得自由，东德人会是下一个吗？

基斯对卡梅隆说：“你仍然在和那个波兰女孩约会。”

卡梅隆什么话都没说。他自然仍旧在和莉德卡约会。卡梅隆像是进了糖果店的小孩一般快乐。只要他想要，莉德卡可以随时和他做爱。在这之前，几乎没有女孩肯和他做爱。“喜欢这样吗？”两人做爱时莉德卡常会这样问。如果卡梅隆承认，她会问：“你是有一点喜欢，很喜欢，还是喜欢得愿意去死？”

这时基斯却告诉他：“我已经说过，你的请求被否决了。”

“但你没说为什么。”

基斯看上去很生气。“我已经作出了决定。”

“但这是个正确的决定吗？”

“你是在挑战我的权威吗？”

“是你在质疑我的女朋友。”

基斯更生气了。“因为斯塔尼斯劳不愿意和除你以外的任何人交谈，你就觉得可以随意摆布我了吗？”

卡梅隆正是这么想的，但是他却给予了否认。“这和斯塔兹没关系，我只是不想无缘无故地放弃她。”

“我也许必须得解雇你。”

“我仍旧不想放弃她，事实上——”卡梅隆犹豫了。他想要说的话只是一时的头脑发热，但还是对基斯说了。“事实上，我想娶她为妻。”

基斯的口气变了。“卡梅隆，”他说，“她也许不是波兰秘密警察的特工，但和你睡觉也许会另有所图。”

卡梅隆吹了声口哨。“如果和情报工作没关系，那也就和你没关系了。”

基斯仍然试图说服他，但说话声柔和了点，似乎不想伤害卡梅隆的感情。“你应该清楚，很多波兰女孩都很想去美国。”

卡梅隆知道这点。他早就想到莉德卡是为了去美国而和他恋爱的。但这话出自基斯之口，他却感到受到了羞辱。他仍旧板着脸。“我知道。”他说。

“原谅我这么说，不过她很可能因为想去美国而欺骗你，”基斯说。“你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吗？”

“考虑过，”卡梅隆说，“但我压根儿不在乎。”

摆在莫斯科面前的重大问题是是否要入侵波兰。

政治局讨论的前一天，德米卡和娜塔亚在尼娜·奥尼洛娃厅的预备会议上和叶夫根尼·菲利波夫又起了冲突。菲利波夫说：“我们在波兰的同志们需要立刻得到军事上的支援，以抵抗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叛变者的进攻。”

娜塔亚说：“你希望苏军像1956年进入匈牙利，1968年进入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进入波兰吗？”

菲利波夫没有给予否认。“当社会主义制度的利益受到损害时，苏联有权入侵任何国家。这是勃列日涅夫的信条。”

德米卡说：“我反对军事行动。”

“这倒奇怪了。”菲利波夫讽刺地说。

德米卡没有理会他的讽刺。“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反革命运动都由共产党统治阶层的修正主义元素所领导，”他说，“因此我们只要像从小鸡身上把头砍掉那样把这些元素清除就可以了。他们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

“这次危机为什么和前两次不一样呢？”

“因为波兰的反革命分子由广大工人阶级支持的工人阶级领袖所领导。莱赫·瓦文萨是个电工。安娜·瓦伦蒂诺维茨是个吊车司机。现在波兰已经有几百家工厂罢工停产了。我们对付的是基础广泛的群众运动。”

“我们还是要将其粉碎。你真想建议我们放弃在波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吗？”

“这是另一个问题，”娜塔亚插话说，“钱的问题。1968年，苏联和盟国没有欠几亿美元的外债，今天我们这些国家完全靠西方的贷款在支撑。你一定听过卡特总统在华沙的演讲了吧。西方的贷款是要和人权挂钩的。”

“那又怎么样……”

“如果我们把坦克开进波兰，他们会取消我们的信用额度。这样一来，菲利波夫同志，你们的入侵将摧毁整个华约组织国家的经济。”

尼娜·奥尼洛娃厅一阵沉默。

德米卡问：“其他人还有什么别的建议吗？”

对卡梅隆来说，在波兰工人反对共产主义暴政的同时说服一个波兰军官反对红军简直是个天大的吉兆。两起事件是同一种转变的标志。前往会合地点见斯塔尼斯劳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也许会是某种历史巨变的一部分。

他离开大使馆，坐上车。和预料的一样，马里奥和奥利开车跟在了后面。和斯塔尼斯劳见面时有他们监视至关重要。如果两人的见面按计划进行的话，马里奥和奥利将如实地报告称没有任何可疑的事发生。

卡梅隆希望斯塔尼斯劳收到并明白他的指示。

卡梅隆把车停在老城区的市场广场。他手拿一张波兰官方报纸《人民论坛报》，漫步走过市场广场。马里奥下了车，在他身后跟着他。半分钟以后，奥利也远远地跟上了。

卡梅隆带着跟在身后的两个秘密警察朝一条小街里走。

他走进一间酒吧，坐在窗户边，要了杯啤酒。他看见跟踪的两个秘密警察在酒吧外徘徊。啤酒一上来，他就付了酒钱，这样他就能在想离开酒吧的时候很快离开了。

喝啤酒的同时，他不住地看着表上的时间。

三点差一分的时候，卡梅隆走出酒吧。

他在弗吉尼亚威廉斯堡中央情报局培训营佩里营反反复复练习过交换情报的技巧。训练时他可以完美地交换情报。但这将是他在实践中第一次进行交换。

走到小街尽头的时候，卡梅隆稍稍加快了步伐。转过一个弯以后，他回头看了一眼，发现马里奥在后方三十码处。

拐过弯就是一个出售香烟和雪茄的杂货铺。斯塔尼斯劳就站在卡梅隆想让他站着的地方，站在店外向窗户里的店堂观望。马里奥拐过这个弯还要三十秒——足够卡梅隆和斯塔兹交换手中的情报了。

如果不发生意外的话，他所要做的只是拿手里的报纸和斯塔尼斯劳手中那张一模一样的报纸进行交换，只是斯塔尼斯劳拿的那张报纸里藏有军队总部保险箱里的文件影印件。

但这时他却碰到了一个阻碍。

斯塔尼斯劳没拿报纸。

他手里拿着一个浅黄色的大信封。

他没有遵照信里的指示。斯塔兹不是没弄明白，就是觉得是否遵照信里的具体步骤根本无关紧要。

不管是何原因，现在已经出岔子了。

卡梅隆感到一阵恐惧。步伐变得蹒跚起来。他不知该怎么办，真想大声辱骂斯塔兹一通。

接着他控制住了自己。他强迫自己保持平静，并立刻作出了决定。继续交换情报，他会把这次任务进行到底。

他径直朝斯塔尼斯劳走去。

擦身而过时，卡梅隆用手中的报纸换来了斯塔兹的信封。

斯塔尼斯劳立刻拿着报纸走进店铺，在卡梅隆眼前消失了。

卡梅隆拿着一英寸厚，放有文件的信封继续朝前走。

在下一个路口，他回头看了眼，瞥见了马里奥。波兰特工这时离他二十码，一副放松自信的神情。他一点都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他甚至没看见斯塔尼斯劳。

他注意到卡梅隆拿的是个信封而非报纸了吗？如果发现了，他也许会逮捕卡梅隆，扣押他手中的信封。那样的话，卡梅隆的好运就到头了——斯塔尼斯劳的生命也将被终结。

这时是夏天。卡梅隆没穿可以隐藏信封的大衣。把信封藏起来会更糟糕：空着手的话，马里奥更可能生疑。

他经过一个街头报摊，但马上就意识到不能在马里奥的眼皮子底下买报纸，因为这会让马里奥意识到卡梅隆先前手里的那份报纸已经没了。

卡梅隆发现自己犯了个愚蠢的错误。他一直沉迷于交换报纸的传递情报方法，以致于完全没有想过发生意外情况时的应对之策。那时的应对其实很简单，他只要拿上信封，保留自己手拿的报纸就可以了。

再想弥补已经太晚了。

他觉得自己逃不掉了。卡梅隆心情沮丧，真想开口叫上一嗓子。因为一个纰漏，他制定的一整套完美计划竟然全毁了。

他可以走进一家店铺，另买一份报纸。他在街上寻找报刊杂志店。但这里是波兰，不是美国，并不是每条街上都有。

他又拐过一处街角，看到个垃圾桶。感谢主！他加快步伐，往垃圾桶里看了看。真不走运：垃圾桶里没报纸。垃圾桶里有份彩色封面的杂志。他抓起杂志，继续朝前走。他一边走，一边鬼鬼祟祟地叠起杂志，把封面叠在里面，让一页白纸黑字的杂志页面暴露在外。他皱了皱鼻子：垃圾箱里一定倒了令人恶心的垃圾，杂志上带有着垃圾发出的异味。把信封夹进杂志的时候，卡梅隆尽量不做太深的呼吸。

他感觉好上了点，现在他几乎和交换情报前完全一样了。

他回到车前，拿出钥匙。他们也许会在这一刻拦下他。他猜测马里奥也许会说：“等一等，让我看看你想藏的信封里放了些啥。”他以最快的速度打开了车门。

他发现马里奥离他只有几步路远。

卡梅隆坐进车，把杂志放在副驾驶座的踏脚地板上。

他抬起头，看见马里奥和奥利正朝自己的车走去。

看来他过了这一关。

一时间，他觉得自己虚弱得动都动不了。

接着他发动起汽车，把车开回了大使馆。

卡梅隆·杜瓦坐在莉德卡兼作起居室的卧室里，等她回家。

莉德卡在梳妆台上放了张他的照片。卡梅隆觉得如此举动太让人激动了，他感动的差点要哭。以前从没有哪个女孩想要他的照片，更别提镶在镜框里，放在自己的镜子旁边了。

这间卧室完全反映了莉德卡的个性。莉德卡最喜欢亮粉红色，因此她的床罩、桌布和垫子都用上了亮粉红色。她的衣橱里衣服很少，但都能凸显她曼妙的身材：短裙、V字领连衣裙，漂亮的人造珠宝，缀着小花或蝴蝶结的印花布服装。她的书架上放着所有简·奥斯丁著的英文原版书和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波兰文译本。莉德卡还在床下像是藏着黄色读物的盒子里放了些有关室内装饰的美国杂志，杂志上尽是些涂着明亮漆彩，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厨房照片。

这天，莉德卡开始了作为中央情报局特工潜在妻子受调查的冗长过程。这类调查比单纯的女友调查要彻底得多。她必须把以前经历的大事小事记录下来，接受几天的问询，参加一次范围很广的测谎测试。卡梅隆进行日常工作时，所有这些都在大使馆的其他地方进行。莉德卡回家之前，卡梅隆一直不能见她。

基斯·多塞特解雇卡梅隆变得越发困难了。斯塔兹提供的资料对美国来说非常宝贵。

卡梅隆交给斯塔兹一台苏联仿制莱卡的三十五毫米卓尔基相机，这样斯塔兹就不需要在秘书的大办公区用照相复印机复制文件，可以关上门在自己办公室里把文件拍下来了。斯塔兹可以用几卷胶卷传递给卡梅隆几百页的文件。

中央情报局华沙工作站最近向斯塔兹提出的问题是：红军的第二战略梯队在何种情况下会执行向西的进攻？斯塔兹回答这个问题所采用的文件非常详尽，基斯·多塞特受到了兰利少有的书面表彰。

马里奥和奥利还是没能抓住斯塔兹。

卡梅隆坚信自己不会被解雇。除非莉德卡被证明是克格勃特工，否则他们的婚姻不会被禁止。

与此同时，波兰正在朝自由飞奔。一千万人加入了名为团结工会的波兰历史上第一个可以自由加入的工会。这意味着，每三个波兰工人当中就有一个加入了团结工会。波兰当前的最大问题不在苏联，而是事关钱的问题。罢工以及罢工所导致的共产党领导的弱化使本已孱弱的波兰经济更加恶化。恶化的结果是所有物资都面临短缺。政府对肉食、黄油和面粉进行配给供应，工资得到大幅提升的工人发现拿钱买不到什么东西。黑市的美元汇率比牌价的两倍还高。牌价一百二十兹罗提能换到一美元，黑市则要二百五十兹罗提。总书记塞莱克被卡尼亚所接替，接着又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所替换，但经济衰退的大趋势却并没有改变。

令人着急的是，莱赫·瓦文萨和他的团结工会却在需不需要推翻社会主义的边缘徘徊不定了。总罢工已经万事俱备，最后一刻却在害怕发生流血冲突的教皇和新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建议下被叫停。卡梅隆对里根的软弱感到非常失望。

他下了床，在桌子上放上餐具和盘子。卡梅隆带回家两块牛排。自然，外交官不必忍受影响波兰人的食品短缺之苦。他们领的是波兰人急需的美金：可以购买任何想要的东西。莉德卡吃的可能比共产党高层都好。

卡梅隆琢磨着是在吃牛排之前还是吃牛排之后和莉德卡做爱。有时享受一下期待的滋味也不错。大多数时候他都性子太急，一看到莉德卡就想做爱。莉德卡对这两种方式倒都不介意。

等了很久，莉德卡终于回到家。她吻了吻卡梅隆的面颊，放下包脱掉大衣，沿着走廊走进浴室。

莉德卡走进卧室以后，卡梅隆给她看了带回家的牛排。“很好。”莉德卡说，但她仍然没有正眼瞧他。

“发生了什么事对不？”卡梅隆问。他从来没见过莉德卡情绪低落的样子。这回的情况很不一般。

“我觉得我做不成中央情报局特工的妻子。”她说。

卡梅隆努力克服住恐慌。“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明天不会再去了。我实在忍不了了。”

“出了什么问题？”

“我感觉自己像个罪犯。”

“怎么了？他们干什么了？”

莉德卡终于把目光对准了他。“你觉得我是为了去美国在利用你呢？”

“没，我从没这么想过。”

“那他们为何那样问我？”

“我不知道。”

“这问题和国家安全有关吗？”

“完全没有关系。”

“他们责备我撒谎。”

“你撒谎了吗？”

她耸了耸肩。“我没把所有事情告诉他们。我不是修女，我也曾有过恋人。我遗漏了一两个过去的恋人没说——但你们那些可怕的家伙竟然全都知道！他们一定去过我以前的学校。”

“我知道你以前有过恋人，我以前也有。”尽管没几个，卡梅隆想，不过他没把这话说出来，“我不介意。”

“他们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妓女。”

“对不起。但他们怎样想我们其实并不重要，只要能通过他们的诚信调查就行。”

“他们会告诉你许多我不堪的往事。这些事是讨厌我的人告诉他们的——嫉妒我的女孩以及我不愿和他们上床的男孩。”

“我才不信他们呢。”

“你能发誓吗？”

“我发誓。”

莉德卡坐在卡梅隆的膝盖上。“对不起我发牢骚了。”

“我原谅你。”

“卡梅隆，我爱你。”

“我也爱你。”

“我感觉好多了。”

“这样很好。”

“你想让我使你感觉再好些吗？”

这句话让卡梅隆口干舌燥。“当然想。”

“那我们开始吧。”说着，莉德卡站起身来，“宝贝，你只要躺下放松就行。”她说。

戴夫·威廉姆斯携妻子杜杜和儿子约翰·李，乘飞机前往华沙参加小舅子卡梅隆·杜瓦的婚礼。

尽管已经八岁，就读的学校也非常好，但约翰·李就是不识字。戴夫和杜杜带他去找了一个教育心理学家，得知儿子得了一种名叫阅读障碍的常见病。约翰·李可以认识一些字，但需要特别的帮助，并付出加倍的努力。阅读障碍是种家族遗传病，男孩比女孩更容易被遗传。

戴夫这才明白自己也有阅读障碍。

“读书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自己很笨，”那天晚上夫妇俩把儿子送上床后，戴夫在黛西庄园松木装饰的厨房里告诉杜杜，“老师们都说我很笨。我父母知道我不笨，所以他们说我很懒。”

“你才不懒呢，”杜杜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勤奋的人。”

“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但当时我和父母都不知道。现在我们知道了。”

“我们可以使约翰·李不受你当时遭的罪。”

戴夫生来和读写所作的斗争就此告一段落。自从他开始写歌，开始靠唱歌挣得上百万美元以后他就不再遭这份罪了。但他还是感到一下子轻松了很多。与生俱来的秘密被揭示，他只是得了一种残忍的疾病而已。最重要的是，他知道怎样才能保证这种病不再对他的孩子造成危害。

“你还知道别的什么了吗？”杜杜倒了杯黛西庄园自产的卡白内红葡萄酒。

“知道这个孩子可能是我的。”他说。

杜杜一直不很确定约翰·李的父亲是戴夫还是瓦利。随着约翰·李的一天天长大，孩子越来越像戴夫，但他们都不知道这种相像是先天遗传还是后天获得的：手势、转折词和感叹词这些，孩子都能从深爱的父亲身上学到。“这不是决定性的证据，”杜杜说，“但已经很有力了。”

“再说，其实我们也不在乎。”戴夫说。

不过他们发誓永远不对外说这种疑虑，包括约翰·李本人。

卡梅隆的婚礼在华沙郊区小镇奥特沃茨克现代化的天主教教堂举行。卡梅隆皈依了天主教。戴夫觉得卡梅隆的这种转变很好笑。

新娘穿着母亲结婚时穿过的白色婚纱：波兰人很穷困，衣服必须轮着穿。

莉德卡长着一双大长腿，身材丰满，体型非常苗条，戴夫觉得她很漂亮，可是她的嘴型却让戴夫产生了一种无情的感觉。也许他太严厉了：十五年摇滚歌星的生涯使他对女孩的看法有些愤世嫉俗。就他的经验来看，和大多数人想象的不同，女孩和男人上床基本是为自己谋取某种利益。

三个伴娘用亮粉红色的棉布为自己做了短裙。

招待会在美国大使馆举行。伍迪·杜瓦为招待会付了账，大使馆办招待会可以保证吃到更多的食物，以及不同于伏特加的许多好酒。

莉德卡的父亲用波兰语夹杂着英语说了个笑话。有个人走进国营肉店，说要买一磅牛肉。

“Nie ma[Nie ma，波兰语，意为“没有”。]——我们这里没有牛肉。”

“那就要猪肉吧。”

“Nie ma. ”

“那小牛肉呢？”

“Nie ma. ”

“鸡肉。”

“Nie ma. ”

顾客离开了。屠夫的妻子说：“这家伙简直太不切实际了。”

“是啊，”屠夫说，“但我还蛮佩服他的记忆力的。”

美国人的表情很尴尬，但波兰人却都会心地笑了。

戴夫叫卡梅隆不要告诉任何人他的妹夫是桃色岁月乐队的摇滚明星，但和往常一样，这个消息还是不胫而走，戴夫很快被莉德卡的朋友们围住了。伴娘们在他周围吵吵嚷嚷，显然戴夫可以和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上床，甚至——有个伴娘给他了个暗示——如果他愿意的话，同时和她们三个一起上床也不是不可以。

“你们应该去找我的贝斯手，”戴夫说。

卡梅隆和莉德卡跳第一支舞的时候，杜杜轻声对戴夫说：“我知道他很怪，但他是我弟弟，我还是为他终于找了个人结婚而感到高兴。”

戴夫问：“你能确定莉德卡不是个只是想要张护照的掘金者吗？”

“我父母就担心这个，但卡梅隆已经三十四了，还是个单身汉呢！”

“我想你是对的，”戴夫说，“他又能失去什么呢？”

参加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大会时，坦尼娅·德沃尔金满心都是恐惧。

会议最先在格但斯克北郊奥利瓦小镇的天主教堂开始。代表们依次走进面目狰狞的两座尖塔之间簇拥的一扇巴洛克式的低矮大门。坦尼娅和她在华沙的邻居，既是记者又是团结工会组织者的达努塔·戈尔斯基坐在一起。和坦尼娅一样，达努塔在撰写空洞的官样文章之余，也在私下地进行自己的活动。

大主教做了有关和平与热爱祖国的四平八稳的布道。尽管教皇呼吁波兰各界团结一心，但波兰的神职人员对团结工会却很抵触。他们尽管痛恨共产主义，但他们自身却是些独裁主义者，对民主抱有敌意。一些神父勇敢地对抗共产党的专制，但教会上层却希望用基督的专制来代替无神论的专制。

不过让坦尼娅担心的不是教会，也不是意图分裂工人运动的其他力量。比教会和分裂力量更险恶的是苏军所采取的威胁策略。苏联海军在格但斯克湾驻扎了许多舰艇，苏联红军在波兰的东部边境进行了有十万军队参加的“陆上演习”。达努塔在这天《人民论坛报》上的文章中说，苏联的这种武力炫耀是对日益增加的美国威胁的回应。没人会被这种谎话所蒙骗。苏联是想告诉所有人，如果团结工会有错误言论的话，这些苏军可以随时入侵波兰。

布道结束以后，九百名团结工会会员乘公共汽车从教堂转移到格但斯克大学校园，大会余下来的部分将在格但斯克大学庞大的奥利维亚体育馆举行。

会议内容具有极大的煽动性。克里姆林宫痛恨团结工会。十几年以来，苏联的盟国内部从来没发生过如此危险的事情。从波兰各地选举的代表聚集在一起进行讨论，用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决议，共产党无法作任何控制。除了名号是个工会以外，这样的组织和议会没什么两样。如果革命这个词没有被布尔什维克玷污的话，那么他们进行的无疑就是一场革命。难怪苏联要为此而狂乱了。

体育馆配备了电子的记分牌。莱赫·瓦文萨起身发言的时候，记分牌上出现了一个十字和一句拉丁文口号：“永远忠于波兰。”

坦尼娅走出体育馆，打开收音机。所有频率的节目都在正常播出。苏联还没入侵波兰。

周六余下的时间不愠不火地过去了。直到周二那天，坦尼娅才又一次感觉到了恐惧。

波兰政府公布了工人自治的法律草案，工人有权对管理层的任命给予建议。坦尼娅苦涩地想，里根总统根本不用考虑就能赋予美国人这样的权利。尽管如此，团结工会仍然认为这项法案不够激进，因为这项法案没有赋予工人自由应聘和辞职的权利。因此他们建议对这项法案进行全民公投。

列宁一定在墓里躁动不安了。

更糟的是，团结工会在决议里增加了一条，如果政府拒绝继续全民公投的话，团结工会将自己组织全民公投。

坦尼娅再次感到了恐惧。团结工会开始扮演起了平时只有共产党才能扮演的领导角色。无神论者接管了教堂。苏联哪能忍得了这个啊！

只有一名代表队决议投了否决票，代表们起立，为通过的这项决议大声鼓掌。

但事情还不止如此。

有人建议给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东德以及“所有受苏联奴役的国家”的工人送信。信中特别提到：“我们支持你们中间愿意走艰苦道路，为建立自由工会而斗争的人们。”这封信的内容得到了举手表决的通过。

坦尼娅觉得，他们走得实在是太远了。

最让苏联害怕的是，波兰掀起的这场自由风暴会席卷到其他铁幕国家——团结工会的代表们却不计后果地鼓励这样做！苏联的入侵看来是不可避免了。

第二天，报纸上写满了苏联发怒的消息。报纸叫嚣，团结工会干涉了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

但苏联还是没有入侵波兰。

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不想入侵波兰。他付不起在西方银行丧失信用的代价。他另有安排。卡梅隆·杜瓦从斯塔兹那里探知了他的想法。

分析斯塔兹传递的原始情报往往需要几天。手递手危险地从斯塔兹那里拿到胶卷只是个开始。胶卷必须在美国大使馆的暗室里被冲印，然后由专门的人员对照片上的内容进行打印，并将其影印出来。通过高等级安全检查的翻译再将文件从波兰语翻译成俄语，然后译成英语。如果文件超过一百页——斯塔兹送来的文件大多超过一百页——这样的过程得进行好几天。文件的分析结果同样需要进行打印和影音。进行完这一番过程以后，卡梅隆才能知道自己这次的收获能有多大。

华沙冰封季节到来的时候，卡梅隆注视着最新分析出来的情报资料，发现波兰政府精心设计了一个取缔团结工会的计划，计划里附有取缔的详细方案。波兰政府将进行军事管制，人民不再自由，所有和团结工会缔结的协定将会被取消。

这仅仅是个预案。让卡梅隆吃惊的是，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在上台一周的时间内就做好了准备。显然上台之初他已经想好了该怎么办。

勃列日涅夫无情地推动他实施这个方案。

这年的早些时候，雅鲁泽尔斯基本想抵挡住来自团结工会的压力。但团结工会迅即占领了波兰全境的大多数工厂，为总罢工作了万全的准备，率先抢占了先手。

那时，团结公会占了先，共产党政府似乎屈服在了团结工会的压力之下。但现在工人似乎丧失了警觉。

与此同时，他们又累又饿又冷。所有物资都短缺，通货膨胀得非常厉害，食物配给被希望回到过去岁月的共产党特权阶层所破坏。雅鲁泽尔斯基觉得，在过了段这种苦日子以后，波兰人就会觉得还是回到以前极权政府的时代会比较好了。

雅鲁泽尔斯基盼望苏军能进入波兰。他直截了当地写信问克里姆林宫：“我们能指望莫斯科的军事援助吗？”

雅鲁泽尔斯基得到的答复同样直截了当：“苏联不会派出部队。”

卡梅隆觉得，这对波兰来说是极大的好消息。苏联会暴跳如雷，以大欺小，但他们不愿走出最关键的一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波兰的改变都将由波兰人民完成。

但即便没有波兰坦克的支援，雅鲁泽尔斯基可能也会进行镇压。他的方案就在斯塔兹的胶卷里。斯塔兹显然很担心这份方案会被执行，因此他在传递来的情报里附上了一张手写的纸条。对卡梅隆来说，斯塔兹的这番举动很不寻常，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斯塔兹在纸条上写道：“里根威胁切断经济援助，就能阻止当局的镇压。”

卡梅隆觉得这样做很狡猾。来自西方政府和西方银行的贷款可以让波兰保持稳定。比民主更让波兰领导人接受不了的是国民经济的崩溃。

卡梅隆之所以投票里根当总统是因为里根承诺在对外政策上会更具攻击性。现在卡梅隆的机会来了。如果他能行动迅速的话，里根可以阻止波兰大踏步地往后退。

乔治和维雷娜在华盛顿首都圈之外的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有个温馨的家，乔治是这个地区的众议员。他必须每周日去一个不同教派的教堂，和选民一起做礼拜。他的工作包括不少这类杂事，但每次他都会热情地参与。吉米·卡特被罗纳德·里根所替代，乔治终于有机会为大多数是黑人的贫困美国人战斗了。

每隔一两个月，玛丽亚·萨默斯都会来探望现在已经十八个月大，渐渐显露出和祖母杰姬一样精力活跃的教子杰克。玛丽亚通常会给杰克带本书。餐后乔治洗盘子，玛丽亚擦盘子，两人往往会谈到情报工作和外交政策上面的问题。

玛丽亚仍旧在国务院工作。玛丽亚现在的上司是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乔治问玛丽亚国务院是否从波兰收集到了更多更精确的情报。“现在收集到的情报比以前好多了，”玛丽亚说，“我不知道你们的工作怎么样，但中央情报局的工作确实干得更漂亮了。”

乔治递给玛丽亚一只碗让她擦干。“华沙到底发生了什么？”

“苏联不会入侵波兰。我们知道这点。波兰共产党人要求苏联派军队进入波兰，被苏联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不过勃列日涅夫正在力促雅鲁泽尔斯基进行军事管制，取缔团结工会。”

“这太可耻了。”

“国务院也这样认为。”

乔治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支支吾吾地说：“我刚才听你提到不过这个字眼……”

“你太了解我了，”玛丽亚笑了，“我们有能力阻挠波兰颁布进行军事管制的法案。里根总统只需要宣布未来的经济援助需要看波兰的人权状况就可以了。”

“总统为什么没有这样宣布呢？”

“他和黑格国务卿不太相信波兰人会在自己身上动用军事管制。”

“这很难说，最好先给他们个警告。”

“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他们为什么还不行动呢？”

“他们只是不希望对方意识到我们的情报工作有多么优秀。”

“如果不能有效地利用情报，情报工作又有什么意义呢？”

“也许他们最终会使用的，”玛丽亚说，“但现在他们还在犹豫。”

圣诞节两周前的周末，华沙就开始下雪了。坦尼娅一个人过了周末。斯塔兹对是否有空去她那里从不作解释。尽管坦尼娅知道斯塔兹住在哪，但坦尼娅从没去过斯塔兹的家。自从她把斯塔兹介绍给卡梅隆·杜瓦之后，斯塔兹就对军队里的事情闭口不言了。坦尼娅猜测这是因为斯塔兹把军队里的秘密透露给了美国人。斯塔兹像个晚上挖地道，白天却很守规矩的犯人似的人前人后两副面孔。

可是，这已经是斯塔兹连续第二周没到她这来了。坦尼娅不知道到底怎么了。他腻味她了吗？许多男人都这样。唯一一个成为她生命一部分的男人是瓦西里，但她从来没和瓦西里睡过觉。

坦尼娅发现自己非常想念瓦西里。瓦西里的生活很混乱，她从没让自己真正地爱上过瓦西里，但她却不自觉地被瓦西里吸引住了。她开始逐渐意识到，男人身上吸引她的因素是他们的勇气。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男人是帕兹·奥利瓦、斯塔兹·帕拉克和瓦西里。这三个男人恰巧都非常英俊。不过他们同样也很勇敢。帕兹不惧美帝国主义强大的军事力量，斯塔兹泄露了红军的秘密，瓦西里反抗克里姆林宫的强暴统治。在这三个人当中，最能激发她想象力的无疑是瓦西里。瓦西里在西伯利亚饥寒交迫，却写出了足以摧毁苏联统治的震撼故事。她很想知道瓦西里现在究竟怎么样了，他又在写些什么。她不知道他是否又过上了过去那种左拥右抱的生活，还是真正安定下来了。

她回到床上，看起了德文版的《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仍然没有被翻译成俄语——感觉到困意之后她才关上了灯。

她被一阵砰砰的敲门声惊醒了。她坐起来，打开灯。这时是凌晨两点半。有人在用力敲门，但不是坦尼娅家的门。

坦尼娅起床朝窗外看。街道两边的车上蒙上了薄薄一层的积雪。马路当中停着两辆警车和一辆BTR-60装甲运兵车。三辆车歪歪扭扭地停着，开车的警察显然觉得他们想怎样就能怎样。

门外的声音从敲门变成了冲撞，听上去像是有人想用大锤把房子砸烂似的。

坦尼娅披上件睡袍，走到玄关。她从玄关里放着塔斯社记者证、钥匙和零钱的小桌子上拿起记者证。她打开门，往走廊里看。除了两个邻居把头伸出门紧张地东张西望以外，走廊里什么动静都没有。

坦尼娅用一把椅子撑住门，从屋里走出来。声响来自隔壁的楼下。她透过楼梯的扶栏往下看，看见几个穿着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迷彩服的男人正挥舞着铁橇和大锤，用力砸坦尼娅朋友达努塔·戈尔斯基家的门。

坦尼娅大声问：“你们在干什么？发生什么事了？”

一些邻居也嚷嚷着提问，但警察却熟视无睹，继续砸门。

门从里面被打开了，达努塔的丈夫站在门口。他穿着睡衣，戴着眼镜，显然已经被吓坏了。“你们要干什么？”他问。屋子里面传来孩子哭泣的声音。

警察大步走进屋，把达努塔的丈夫推到一边。

坦尼娅跑下楼梯。“你们不能这么干！”她高声大嚷，“你们必须出示证件！”

两个身形愧伟的警察把达努塔拉出屋子，达努塔散乱着浓密的头发，身上只穿着睡衣和薄纱睡袍。

坦尼娅挡在他们之前，阻挡住楼梯。她举起记者证。“我是苏联记者！”她对波兰秘密警察大声嚷。

“那就快他妈的把路让开！”有个警察答道。他用左手拿着的铁橇朝坦尼娅这边挥了下。因为右手按着拼命反抗的达努塔，所以他挥的这一下并不是很重，但铁橇还是划过了坦尼娅的脸。坦尼娅感到一阵疼痛，踉踉跄跄地往后退了两步。两个警察把她拨到一旁，将达努塔拖下楼梯。

坦尼娅的右眼出了血，但是可以用左眼看东西。在坦尼娅身后，另一个警察拿着打字机和电话答录装置走出达努塔家的门。

达努塔的丈夫抱着个小孩站在门口。“你们要把她带到哪？”他大声问。但警察却没有回答。

坦尼娅对达努塔的丈夫说：“我这就打电话给部队里的人，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一只手托住受伤的脸，回到楼上自己的公寓。

她照了照玄关里的镜子。她的前额上有一道很深的伤口。脸颊上出现淤肿，颜色鲜红。但她觉得秘密警察刚才那下并没伤到她的骨头。

她拿起电话，打电话给斯塔兹。

可电话里并没有拨号音。

坦尼娅打开电视机和收音机。电视机屏幕一片空白，收音机寂静无声。

看来行动不仅仅是针对达努塔的。

有个女邻居跟她进屋。“请让我给医生打个电话。”这个女人说。

“我马上要出去，你尽量快一点。”说完坦尼娅自顾自走进小浴室，在水龙头下放上毛巾，小心翼翼地擦着脸。接着她回到卧室，飞快地穿上保暖内衣，牛仔裤，笨重的毛衣和一件带有毛领的厚外套。

她跑下楼梯，坐上自己的车。又开始下雪了，但大路上没有积雪，她马上察觉到了原因。路上到处是坦克和军车。她怀着末日的恐惧渐渐意识到，达努塔的被捕只是一场邪恶的大规模行动的一小部分。

大量涌进华沙市中心的并不是苏联红军。这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完全不是一回事。军车上标有波兰军队的标记，军人穿着波兰军队的制服。波兰军队侵入了本国的首都。

军人设置了路障，但他们不过是刚刚开始，坦尼娅这时还可以绕开他们。坦尼娅不顾下雪路滑，飞快地把车开到华沙西部的亚娜·奥尔布拉查街，把车停在斯塔兹所住的大楼外。她知道斯塔兹住哪，但以前从没来过——斯塔兹总是说他家只比营房大一点。

坦尼娅跑进斯塔兹所住的楼，花了好几分钟才找到斯塔兹的公寓。她猛敲着门，祈祷斯塔兹能在家，尽管她极度担心斯塔兹正在街上和军队里其他人在一起。

门被一个女人打开了。

坦尼娅震惊得完全说不出话来。斯塔兹难道还有另一个女朋友吗？

开门的是个满头金发，身上穿着件粉红色睡袍的漂亮女人。她惊慌地看着坦尼娅的脸。“你受伤了！”她用波兰语说。

坦尼娅在女人身后的玄关里看见一辆红色的微型自行车。眼前的女人不是斯塔兹的女朋友，她是斯塔兹的妻子，他们有个孩子。

坦尼娅像被电击了似的产生了一种罪恶感。她从斯塔兹的家人那里夺走了斯塔兹。斯塔兹对她说了谎。

她努力把心思转移到目前的突发情况上来。“我需要同帕拉克上校谈谈，”她说。“这事非常紧急。”

女人听出了她的俄国口音，态度顷刻间就变了。她生气地瞪着娜塔亚。“你就是那个苏联婊子！”她说。

斯塔兹显然没有把外遇瞒住妻子。坦尼娅想告诉她自己完全不知道斯塔兹已经结婚了，只是现在不是解释的时候。“现在没时间说这事，”她毅然决然地说，“他们占领了华沙！他在哪？”

“他不在这儿。”

“你能帮我找到他吗？”

“不能。你快滚开去死吧。”女人甩上了门。

“真该死。”坦尼娅说。

她站在公寓门外，把手放在发疼的脸颊上——她的脸颊似乎怪异地肿了起来。她完全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也许知道正在发生什么的另一个人是卡梅隆·杜瓦。她也许无法打电话给他：坦尼娅猜测华沙的电话通讯也许全都被切断了。不过，卡梅隆也许会去美国大使馆。

她跑出公寓楼，跳上车，往华沙的南面驶去。她避开多半设了路障的市中心，沿着华沙的外围往南开。

看来斯塔兹有了个老婆。他一直在欺骗着两个女人。斯塔兹是个精明的骗子，坦尼娅痛苦地心想：反过来说，恰恰因为这种品质，他可能也是个优秀的间谍。坦尼娅非常生气，感觉自己不会对男人再有期待了，男人该死的都一个德性。

她看见几个士兵正在电线杆上贴告示。她停下车看，但并没有冒险下车。告示上写的是名为全国救亡委员会的组织发布的命令。坦尼娅没听说过这个全国救亡委员会——无疑是雅鲁泽尔斯基刚成立的组织。她怀着恐惧的心情看着灯柱上的告示。军事管制开始实施。民权被暂停行使，边境被关闭，城际旅游被禁止，所有的公开集会都是非法的，每天晚上十点到第二天凌晨六点是宵禁时间，军队被授权采用高压手段维持法律和秩序。

这是实实在在的镇压。这次镇压蓄谋已久——电线杆上的告示早就提前印刷好了。政府制定的计划得到了高效率的执行。波兰还能看得到希望吗？

坦尼娅又发动起汽车。在一条漆黑的街道上，两个秘密警察的人站到她的车头灯前，其中一个举起手让她停车。坦尼娅感到脸颊上一阵钻心的疼，迅即作出决定。她猛踩加速踏板，飞速往前开，暗自感谢着德国汽车的强力马达。她的举动让两个秘密警察吃了一惊，两人连忙跳到了一边。在他们端枪瞄准之前，汽车呼啸着拐了个弯，离开了秘密警察的视线。

几分钟以后，她把车停在了白色大理石的美国大使馆外面。大使馆里的所有灯都开着，美国人也想查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冲出车外，跑到美国大使馆门前站着的士兵面前。“我有重要的情报要交给卡梅隆·杜瓦。”她用英语对士兵说。

士兵指着她身后说：“那好像就是他。”

坦尼娅转过身，看见一辆灰绿色的波兰菲亚特停了下来。卡梅隆坐在驾驶座上。坦尼娅跑到车前，卡梅隆放下驾驶座这边的车窗。和以往一样，卡梅隆用俄语和坦尼娅打招呼：“我的老天，你的脸究竟怎么了？”

“我跟这里的秘密警察有过番交流，”她说，“你知道究竟是怎么了吗？”

“政府逮捕了几乎所有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和组织者——逮捕了几千个人，”卡梅隆忧心忡忡地说，“所有的电话线都不通，波兰每条主要的道路上都设置了巨大的路障。”

“可我没看见苏联人啊！”

“没有苏联人。这是波兰人自己干的。”

“美国政府知道会发生这种事吗？斯塔兹告诉你了吗？”

卡梅隆什么话都没说。

坦尼娅把这当作了默认。“里根不能做些什么来制止目前的事态吗？”

卡梅隆看上去和坦尼娅一样困惑和失望。“我觉得他可以。”卡梅隆说。

坦尼娅听见自己的声音变得尖利起来。“看在上帝份上，那他为什么没有行动啊？”

“我不知道，”卡梅隆说，“我真不知道。”

回到莫斯科以后，坦尼娅发现瓦西里给她妈妈家送来了一大捧花。在莫斯科的一月，他是从哪里找到这么多玫瑰的呢？

瓦西里送来的鲜花给一派荒凉的莫斯科带来了几许亮色。坦尼娅受了两次震动：首先，斯塔兹欺骗了他。其次，雅鲁泽尔斯基将军背叛了波兰人民。斯塔兹并不比帕兹·奥利瓦好多少，坦尼娅不禁自问自己的判断力究竟是怎么了。也许她对共产主义的判断也错了。她一直觉得共产主义国家可以一直延续下去。1956年匈牙利人民的斗争被镇压时，坦尼娅还在上学。十二年后的布拉格之春同样被苏联所镇压，那时她已经是个记者了。又过了十三年，团结工会又面临着相同的命运。也许正如格雷戈里外公坚信的那样，共产主义道路可以适用于未来。如果是这样的话，等待坦尼娅的侄子侄女，德米卡的儿子女儿格里沙和卡佳的仍将是无比严酷的命运。

坦尼娅回家后没多久，瓦西里就请她外出吃饭。

两人都同意，从这时开始，他们可以公开以朋友的关系相处。瓦西里恢复了名誉。他的收音机节目一直都很成功，他在作家协会是一颗冉冉升起的红星。没有人知道他其实就是伊万·库兹涅佐夫，是撰写了西方畅销书《冻伤》和其他反共小说的持不同政见作家。坦尼娅觉得，能长时间隐瞒这个秘密实在是非比寻常。

正准备离开办公室去见瓦西里的时候，嘴唇之间叼着根香烟，被烟熏得眯着眼的彼得·奥普特金上前来跟她搭话。“你又犯事了，”他说，“高层对你写的那篇有关死牛的文章意见很大，都跑我这来埋怨了。”

坦尼娅采访了弗拉基米尔州，那里的官员人浮于事，耕牛死了很多，本来要喂给它们的食物却烂在谷仓里。坦尼娅写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批评报道，丹尼尔把这篇报道登上了报纸。坦尼娅说：“一定是那些把牛饿死的腐败浑蛋们向你投诉了吧。”

“才不是他们呢，”奥普特金说，“我收到了负责意识形态的中央委员会部长写来的一封信。”

“他知道死牛的事吗？”

奥普特金把信扔给她。“这下我们得刊发撤销声明了。”

坦尼娅接过信纸，但没看信上的内容。“你为何要费心保护那些给我们国家造成损害的人呢？”

“我们不能诋毁共产党的干部！”

坦尼娅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坦尼娅拿起电话。“我是坦尼娅·德沃尔金。”

话筒里传来十分耳熟的声音：“弗拉基米尔州死牛的那篇文章是你写的吗？”

坦尼娅叹了口气。“是我写的。我已经因为写这篇文章受到了斥责，请问你是谁？”

“我是分管农业的部长。我叫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你在1967年采访过我。”

“是的，我还记得。”坦尼娅猜想，戈尔巴乔夫多半想在奥普特金的基础上责怪她一通。

戈尔巴乔夫说：“我打电话给你，想对你精彩的分析报道表示祝贺！”

坦尼娅非常吃惊。“我……呃，戈尔巴乔夫同志，谢谢你！”

“在苏联的农场消除这些低效率的现象非常重要。”

“呃，部长同志，介意和我的主编谈谈吗？我们刚才还在讨论这篇文章，他说需要刊发一份撤销声明。”

“要撤销吗？扯淡。叫他来听电话。”

坦尼娅笑着对奥普特金说：“戈尔巴乔夫部长想和你谈谈。”

起先奥普特金不相信。他拿起话筒问：“请问你是谁？”

接着他沉默下来，只是在听对方说话其间会插上句：“是的，同志。”

听了一会儿，他放下话筒，没对坦尼娅说话就走开了。

带着强烈的满足感，坦尼娅把撤销声明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

坦尼娅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了瓦西里的公寓。坦尼娅希望瓦西里别让她成为他后宫的一员。为了以防万一，她穿了毫不招引人的粗纺裤子和毫无生气的灰色毛衣，希望借此让瓦西里感到气馁。但与此同时，她内心里也在期待着今天的这个夜晚。

瓦西里穿着白衬衫蓝毛衣开了门，衬衫和毛衣都看上去很新。坦尼娅吻了吻瓦西里的面颊，然后凝神注视着他。瓦西里的头发灰白，但仍然油亮卷曲。五十岁的他身材瘦削，腰板笔直。

瓦西里打开一瓶格鲁吉亚香槟，在桌子上放上小点心、拌上鸡蛋色拉和西红柿的吐司以及就着黄瓜吃的鱼子酱。坦尼娅很想知道谁做的这些食物。瓦西里无外乎是叫了哪个女朋友才做了这么一桌子菜吧。

瓦西里的公寓非常舒适，满是书籍和照片。瓦西里有个播放盒带的卡带式录音机。即便没有来自国外的版权费，他的生活也很舒适。

瓦西里希望了解波兰发生的事情。克里姆林宫如何在不入侵波兰的前提下击败了团结工会？雅鲁泽尔斯基为何背叛波兰人民？瓦西里认定自己的公寓不会被窃听，可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放了盘柴可夫斯基的盒带。

坦尼娅告诉瓦西里团结工会并没有消亡。团结工会的活动转到了地下。许多团结工会的积极分子在军事管制下被捕入狱，但性别歧视的秘密警察忽视了妇女对团结工会所作的重大贡献。几乎所有的女性组织者都平安无事，其中就包括开始被捕，后来又获释了的达努塔。达努塔重新开始秘密工作，制作非法报纸和传单，重建团结工会的联络网。

但坦尼娅却看不到希望。如果团结工会继续组织反抗活动的话，他们的反抗会被当局所粉碎。瓦西里比她更乐观一些。“胜利就快到了，”他说，“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谁比他们更接近于击败共产主义。”

坦尼娅把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来电话的事告诉瓦西里。“这个人很特别，”瓦西里说。“我们在农业部经常能见到他。他是尤里·安德罗波夫的宠臣，看上去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老婆就更糟了。但在不违背上司意旨时，他很支持改革派的想法。”

“我哥哥对他的评价很高。”

“等勃列日涅夫一死——他的死期就快要到了——安德罗波夫将谋求当上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将支持他。如果安德罗波夫失败的话，他们俩就都完了，会被发配到地方。可如果安德罗波夫当上总书记的话，戈尔巴乔夫的前途就光明了。”

“五十岁这个年龄在任何国家掌权都合适。在苏联，戈尔巴乔夫却太年轻了。”

“克里姆林宫就是个老年病房。”

瓦西里上了甜菜根和牛肉做的罗宋汤。“很好吃。”称赞完她禁不住问：“这是谁做的？”

“当然是我做的。还能有谁啊？”

“我不知道。你请管家了吗？”

“只有一个清扫房间，熨熨衬衫的老婆婆。”

“是你的哪个女朋友吗？”

“我现在没有女朋友。”

坦尼娅很迷惑。她回忆起离开华沙前两人的最后一次交谈。他说自己变了，变成了一个成年人。坦尼娅觉得他不该嘴里说，而是应该用行动来表现。当时坦尼娅认为这是瓦西里把她骗上床的一种方式。她判断错了么？坦尼娅完全说不上来。

吃完饭以后，坦尼娅问瓦西里他对伦敦越积越多的版税有什么感觉。

“这些钱应该归你，”瓦西里说。

“别傻了，那些书是你写的。”

“我没什么可失去的——我本身就在西伯利亚。除非杀了我，他们无法再拿我怎么样了。杀了我倒是让我早点解脱。但你却冒了失去一切的危险——职业、自由，甚至是生命。你比我更应该拿这笔钱。”

“即便给我，我也不能要。”

“就把那笔钱放在伦敦吧，也许一直放到我死的那一天。”

“你就不想逃到西方吗？”

“不想。”

“你的话听起来很肯定。”

“是很肯定。”

“为什么？到了西方以后你就可以一直写你喜欢的东西，不用再做广播系列节目了。”

“除非你也去……否则我不会去的。”

“你不会真这么想吧。”

瓦西里耸了耸肩。“我并不指望你相信我。你为何要相信我呢？但你的确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你到西伯利亚找到我——没有别人这么做。你一直在想办法让我获释。你还把我的作品偷运到自由世界。这二十年来，你做了一个好朋友能做的任何事。”

坦尼娅被感动了。她从来没从这个角度来看过问题。“谢谢你这样说。”她说。

“事情就是这样，我不会走。”接着他又补充道，“除非你也跟我一起走。”

坦尼娅盯着瓦西里。他是在认真地提出建议吗？她不敢问瓦西里这个问题。她把目光投向窗外，看着雪花飞舞中的电线杆。

瓦西里说：“二十年了，我们甚至都没接过吻。”

“是的。”

“你还把我看成一个没心没肺的情场老手。”

事实上她已经不知道该怎样去想了。他变了吗？人真的能改变吗？坦尼娅说：“过了这么多年，把这个记录打破旧太可耻了。”

“但我真心想和你接吻。”

坦尼娅改变了话题。“如果有机会的话，你愿意叛逃到西方吗？”

“和你一起的话，我愿意。不然我就不去。”

“我总是想让苏联变得更好，不想离开苏联。但在团结工会的失败以后，很难相信苏联会变得更好。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进程可能得延续上千年。”

“至少你我这辈子是见不到了。”

坦尼娅犹豫了。她对自己想吻瓦西里的欲望如此强烈感到吃惊。她更希望能在窗外大雪纷飞的时候留在瓦西里温暖的家里，坐在这张沙发上长时间地和瓦西里说话。这是种多么奇怪的感觉啊，坦尼娅心想。也许这就是爱吧。

坦尼娅不由自主地亲吻了瓦西里。

过了一会儿，他们走进卧室。

有了新消息娜塔亚总能第一个知道。圣诞夜的晚上，他神情焦急地走进克里姆林宫德米卡的办公室。“安德罗波夫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了，”她说，“他病得很重，无法离开医院。”

下一次政治局会议将在圣诞节的后一天进行。

“该死，”德米卡说，“这下危险了。”

让人没想到的是，尤里·安德罗波夫是个非常好的苏联领导人。当上总书记之前的十五年，他是残暴秘密警察克格勃心黑手辣的领导人。现在，作为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他仍然毫不留情地压制持不同政见者。但在党内他却令人惊奇地容忍新想法和改革。如同中世纪残害异教徒但在教会内部却公开讨论上帝是否存在的中世纪教皇一样，安德罗波夫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谈话毫无拘束——德米卡和娜塔亚都是这个小圈子的一员——小圈子里的人经常谈到苏联在体制上的缺陷。这种谈论经常能导致实际的行动。戈尔巴乔夫所做的简报从农业扩展到了整个国民经济，并在苏联经济的问题上推出了一个分权的方案。戈尔巴乔夫提出，把部分决定权从莫斯科拿掉，赋予问题发生所在地的实际管理者们。

不幸的是，安德罗波夫在1983年的圣诞节前不久病倒了，他在苏联总书记的职位上只干了一年。这让娜塔亚和德米卡感到大为担忧。安德罗波夫的保守派对手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仍然在领导顺位的第二位。德米卡担心契尔年科利用安德罗波夫的疾病取得支配权。

娜塔亚说：“安德罗波夫口授了一份演讲稿，要在政治局会议上宣读。”

德米卡摇了摇头。“这完全不够。安德罗波夫如果缺席，契尔年科将主持政治局会议，这样的话所有人都会把他看作总书记的继任者。整个国家将因此而倒退。”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的话，苏联的前景将暗淡得不容卒想。

“我们肯定想让戈尔巴乔夫主持会议。”

“但契尔年科是总书记的副手。他要是也一样进医院就好了。”

“他很快会进医院——他的身体也不是很好。”

“但也许没那么快。我们有办法绕开他吗？”

娜塔亚想了想。“无论怎么说，政治局总该照安德罗波夫的吩咐去办吧。”

“那他可以颁布条命令让戈尔巴乔夫主持会议吧？”

“是的，他能，他还是总书记。”

“他可以在发言稿里加上这么一段。”

“很好，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向他提出建议。”

这天下午的晚些时候，德米卡被叫到娜塔亚的办公室。到了那以后，他发现娜塔亚眼睛里散发着兴奋和胜利的光芒。安德罗波夫的私人助理阿卡迪·沃尔斯基和娜塔亚在一起。安德罗波夫把沃尔斯基叫到医院，交给沃尔斯基一份演讲的手写附录。这时，沃尔斯基把这份附录交给了德米卡。

附录上说：

因为所有人都能理解的原因，在未来一段时间，我将不能主持政治局和秘书处的会议。在这里我希望政治局的全体成员看看能不能把政治局和秘书处的领导权交给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

安德罗波夫的意思是通过建议表达的。但在克里姆林宫，总书记的建议相当于直接下的命令。

“这个附录具有决定意义，”德米卡说，“他们不可能违背。”

“那我该拿它怎么办？”沃尔斯基问。

德米卡说：“首先，复制几份影印件，这样就不担心有人把它撕了。然后……”说到这德米卡犹豫起来。

娜塔亚说：“这事谁都不能提。把它交给博戈柳博夫就行了。”克拉夫迪·博戈柳博夫管理为政治局会议准备的文件。“稍微低调一些。告诉他把附件加入存放有安德罗波夫演讲稿的红色文件夹就行。”

他们都觉得这是最好的方案。

圣诞节在苏联不算是个很隆重的节日。共产党不喜欢圣诞节所具有的宗教含义。他们把圣诞老人改成“冰之父”，把圣母玛丽亚改成“雪姑娘”，还把庆祝仪式搬到了新年。直到新年那天，孩子们才能得到各自的礼物。二十岁的格里沙得到了一个录音机，十四岁的卡佳拿到了一件新裙子。尽管都信教，但资深的共产党政治家德米卡和娜塔亚从没想过要过什么圣诞节。两人都和平时一样去上了班。

圣诞节之后的第二天，德米卡去主席团会议室参加政治局会议。他在门口碰到了先到的娜塔亚。娜塔亚显得心烦意乱。她手里拿着打开着的放着安德罗波夫演讲稿的红色文件夹。“他们把它拿走了，”娜塔亚说，“把最后那段附录拿走了。”

德米卡重重地坐了下来。“没想到契尔年科是这样的小人。”他说。

德米卡意识到，他们没什么可做的了。安德罗波夫还在医院。如果安德罗波夫冲进会议室向所有人怒吼，他的权威将重新得到主张。但他无法亲自前来。契尔年科准确地估计到了安德罗波夫的弱点。

“他们赢了吗？”娜塔亚问。

“是的，”德米卡说，“萧条的年月又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