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寒冷的十一月，空气中弥漫着迷雾和地狱般的东德工厂散发出来的硫黄味。坦尼娅匆匆从华沙赶来，协助报道东德日益严重的危机。她觉得东德像是马上要心脏病发作了似的。这里的一切都陷入了停滞状态。像是在复制1961年柏林墙竖立前的情况，许多人逃到西方，学校因为缺少教师而关闭，医院的骨干人员在不断流失。留下的人变得越来越失意，越来越愤怒。

东德新任总书记专注于制定和完善有关出国旅行的政策法规。他觉得如果能在这方面让民众满意，其他的不满也会烟消云散。坦尼娅觉得他搞错了——要求更多的自由很可能成为东德人的一种习惯。11月6日，克伦茨颁布了新的旅行法令，允许人们得到内政部许可便可出国旅行，随身可以带只能买一盘香肠和一罐啤酒的十五马克。这个让步受到了民众的广泛批评。11月9日这天，愈发绝望的总书记要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披露另外一项有关旅游的法令。

坦尼娅很同情东德人自由国外旅游的渴望。她希望自己和瓦西里能得到同样的自由。瓦西里是个世界闻名的作家，但只能以假名示人。瓦西里从来没离开过他的书从没出版过的苏联。他应该以个人名义去接受他的另一个自我所获得的荣誉，感受对他的喝彩——坦尼娅想和他一起去。

很遗憾，她看不出东德政府会怎样让人民自由。一旦让老百姓获得自由，东德就不成其为一个独立国家了——不然当初也不会竖起一道柏林墙。如果允许公民自由旅行，几百万百姓会永远离开东德。西德在妇女权益的问题上很古板，可能算是个保守国家。但和东德比起来，西德简直像是个天堂。没有哪个国家在大量流失具有创造力的年轻人之后还能继续存在下去。因此，克伦茨不会愿意让东德人实现他们的首要愿望。

因此，在六点之前去默赫伦路国际新闻中心的时候，坦尼娅并没有抱有太多的期待。新闻发布厅里满是文字记者、摄影记者和摄像机。几排红椅子上已经坐满了人，坦尼娅只能站在发布厅四周的人堆里。外国记者来了很多：他们嗅到了浓重的血腥味。

六点整，克伦茨的新闻官君特·沙博夫斯基和另外三个官员走进新闻发布厅，坐在讲台上的桌子旁。他头发灰白，穿着灰色的西装，打着灰色的领带。沙博夫斯基是坦尼娅喜欢和信赖的那种干吏。从六点到七点，他将宣布内阁的变化和行政上的改革。

坦尼娅对共产党政府巴结地迎合公众对改变的需求感到非常吃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在少数几次这种情况出现之后，随之而来的肯定是苏联军队的坦克。她极度痛苦地回忆起了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和1981年团结工会的遭遇。不过，据哥哥所说，苏联不再有能力或是意愿镇压持不同政见者了。坦尼娅不敢相信这竟然会是真的。她想象着自己和瓦西里可以没有担心地书写事实的情形。他们迎来自由了吗？真是太让人难以想象了。

七点，沙博夫斯基宣布了新的旅行法。“每个公民都可以通过边境检查站离开东德，”他说。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很明白，几个记者提问要求他给出解释。

沙博夫斯基似乎也不是很明白。他戴上一副半月形的眼镜，高声读出了法令的内容。“不需遵照现行护照要求、不需证明旅行的必须性或家庭关系，就可申请私人的国外旅行。”

尽管都是些故弄玄虚的法律术语，但内容听上去不错。有人问：“这部新法律什么时候实施呢？”

沙博夫斯基显然不知道这部新法何时推行。坦尼娅注意到他出汗出得很厉害。她猜测这部新的法律应该是在匆忙间起草的。他翻动面前的纸张，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我所知，”他说，“这部法律将不会有拖延地立即执行。”

坦尼娅很疑惑。这条法律的确颁布得蛮快的——但具体会怎样执行呢？东德公民可以直接驾车到检查点，然后穿越国境吗？可新闻发布会却在没有进一步信息的情况下结束了。

在走回弗雷德里希大街大都会酒店的不长路途中，坦尼娅一直在琢磨着该在报道中写些什么。穿着皮装和牛仔裤的斯塔西特工在宏大却又肮脏不堪的大理石大厅里闲逛，一边抽烟，一边看着一部图像不好的电视机。屏幕上显示出新闻发布会的图像。拿到钥匙时，坦尼娅听到一位前台服务员对另一位说：“发布会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直接可以过去了吗？”

没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