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公司附近的一家蛋糕店里，我遇见她。那是一家网红店，大众点评五颗星，点单的柜台后面，一整面墙挂满了绿萝和罗汉草，浓密的绿，郁郁葱葱。我与她之间隔着一个人，那个人一直在高声打电话，谈着很大的生意。我看见她买了咖啡和一块蛋糕，然后在摆满点心的玻璃柜前停下来，弯腰看着里面的各种甜点，好像在琢磨要不要再来一块。轮到我了，服务员问了两遍，我才回过神来，买了一杯冰茶，找到一个临窗的座位，沙发椅很柔软。那天是星期六，我加班到下午两点，来这里打发剩下的自由时间，晚上早有安排。杯中的冰块慢慢融化。有人对着桌子和挂着鹿头装饰的墙面拍照，几个女孩凑在一起自拍，十月的阳光透过玻璃，洒在她们的笑脸上。

她坐在一处偏僻的角落。杯子喝空了，我站起来朝她走去。我叫方好，水光潋滟晴方好，她带着笑解释自己的名字。我说我叫刘冬，没有特别的意思，就是生在冬天。那个下午，我破天荒地鼓起勇气，跟一个陌生女孩搭讪，顺利得出乎意料。她活泼开朗，对人没有戒心，也可能是因为我看起来不像坏人。她喜欢这里的甜点。“马卡龙，”她说，指着盘子里的粉色圆点心，“做得特别好。”

我不知道这些名字，看见什么都统称为“蛋糕”或者“点心”，她说我粗线条。很快，我们开始约会，她带我去逛各种甜品店，有些在热闹的大街上，有些在胡同的拐角。周末，我们整天待在一起，逛街、吃饭、吃蛋糕。方好喜欢烘焙，她说等她攒够了钱，就自己开一家面包房。我们讨论装修的色调，桌椅家具从哪里买，或者专门定做，摆哪种植物，挂什么风格的画框……随便聊聊，几个小时就过得飞快。在知名的，或者不知名的店铺里，巧克力和草莓蛋糕各选一样，听她絮絮地说这些事。未来像大海似的铺展在眼前，好像划上一条小船就能征服它。

我二十八岁，她二十六，恋爱又甜又热，像冬天路边的烤红薯和糖炒栗子。我们俩捧着纸袋，双手暖烘烘的，吃得连话都来不及说。她戴着一顶厚厚的灰色毛线帽子，露出的脸颊微微泛红。有时候，在地铁口吃两个烤红薯就是一顿晚饭，有时候，我们也去吃丰盛大餐，尤其是刚发工资的那几天，手头宽裕，北京的好餐厅那么多，我们都想尝尝。圣诞夜，我们用团购的优惠券，去吃索菲特酒店的自助餐。那天人满为患，摆在冰块上的刺身和蟹腿总是抢不到。元旦，我们去韩国人开的小酒馆吃活章鱼，她闭着眼睛把切成小块的章鱼放进嘴里，触手上的吸盘抵住我的上牙床。

热恋中，一刻也不想分离。工作日要等到晚上才能见她，白天就漫长得难以忍受。有时两个人都忙碌起来，只能约周末见面，这一周就像坐在炭火上，只能不停地发微信，长长短短的语音，一列红点，忙完一两件急事之后，贴在耳朵上慢慢听，一遍遍地听。从前，我会趴在办公桌上睡个午觉，现在一有空就跑到楼梯间里打电话，来来回回地说那些让两个人都沉醉其中的废话，滔滔不绝的缠绵。

和我一样，她也租着一间房子，眼看要到期了。我跟她商量，不如她把房子退了，搬到我这边一起住，省钱，省下约会的路程和时间，说到同居，也说到结婚。我告诉她我有一套闲置的房子，我父母留下来的，将来结婚买房，可以卖掉做首付。话既然说到这里，也就顺口说了下去，我家里的那些事，关于我哥哥的一切，从头到尾，说来话长。之前我一直没机会提起。

当时，我们坐在一家专门做芝士蛋糕的小店里，在商场的地下一层，店里人来人往。一个小男孩淘气地到处乱跑，被他妈妈拽回椅子上，往嘴里硬塞一块苹果。方好听得很专注，时不时地点头、皱眉，末了她说：“以后我们好好照顾他。”

他是我哥哥，本来是独生子，四岁的时候，就像刚才那个小男孩那么大时，偶然摔伤了头。所有人都这么揣测，那次受伤是他发病的诱因之一，也许还有别的病症，跟受伤没关系，总之瘫痪的原因始终不明确。一场高烧之后，他丧失了脖子以下的行动能力，只有一条胳膊能动，世界罕见的一类病症。“是大脑出了问题。”我跟方好说。

我想，她会不会担心这种病的遗传风险，就像我从前遇到的女孩那样。她没提，只是问：“那么，他头脑清醒吗？”

“清醒。”我说，“他非常聪明。”

“可怜，”她说，“越清醒越痛苦呢。”

自我有记忆以来，我哥哥就坐在轮椅上。轮椅是向政府申领来的，填张表递上去，民政部门就给发一台，他坐在上边，全家围着他转。我对他最初的印象来自那台轮椅，以为哥哥是长轮子的人，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跟他一样，还以为身上长轮子是件很了不起的事，像动画片里的机械英雄。他的轮椅背后系着一个紫色的尼龙袋，很旧了，上面印着白色的字样，是哪几个字我已经忘了。我妈妈推着他出去晒太阳的时候，用这只袋子装水壶和盖腿的毛毯，后来我妈妈死了，我爸爸一个人搬轮椅下楼，不带什么东西，尼龙口袋就瘪着，晃晃悠悠的，每次看见，就好像看见了我妈妈的遗迹。

“心脏病。”方好说，“记得你跟我说过。”

“不是，得心脏病的是我爸爸，我妈妈是车祸去世的，走得很突然。”我说，“对方赔了一笔钱，我爸办了提前退休，在家照顾我哥。”这是我上小学时候的事。方好用小勺挖了一大块蛋糕，又把它切成细细的长条，在盘子里拨来拨去，半天没放进嘴里。

听起来很惨，其实我们家的生活过得很平静。我上学，我爸和我哥在家，钱省着花，也过得下去。总之，家里有个不能自理的病人，这个家庭就一定要运转得精确无误，一个零件丢失了，另一个立刻就得补上，必须好用。我妈妈去世之前，我爸爸几乎没有贴身照顾过哥哥，后来，喂饭喂水、洗澡翻身，他什么都会做了。

她叉起一块蛋糕递到我嘴边，味道甜得过头。她觉得这家店名不符实，肯定是花钱吹出来的名气。我们很自然地跳出了关于我哥哥的话题，讨论晚饭要去吃什么，要不要去看电影？结婚的问题像天上偶然经过的飞鸟，在视野中短暂地掠过一次，就不再提了。我们都觉得谈恋爱挺好，没必要赶着结婚。我们相爱，又不想爱得那么庄严肃穆、直奔主题。再等两年也不急。

每个周六晚上，我都看望我哥哥。有一次方好同我一起去，她没进门，在外面等我。残疾人托养所是一栋灰色的二层楼，掩映在周围的高楼丛林中间，那天方好穿了一件正红色的长外套，非常鲜艳，像旧灰墙的砖缝里意外迸出一朵花。她告诉我不用着急，她可以在附近逛逛，吃点东西，找地方坐着看书，我可以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我走进去，到值班室登记，这里的人都认识我，周末他们轮流值班。我哥哥在二楼的活动室里，正在看一场足球赛，他喜欢看各种体育比赛。我推门进来，他转向我，露出笑容，右手握在轮椅的摇杆上，转动的轮辐晶光闪耀。这轮椅不是那台政府发的福利品，是我上班后，用第一个月的薪水给他买的，更新的款式、更科学的设计，药店里最贵的一台。

在家的时候，亲戚、朋友、邻居，人人都感叹他聪明，加重了这种病在他身上引起的悲剧意味。其实，他聪不聪明，谁看得出来呢？五岁就能看出一个人是不是聪明绝顶？他不能正常说话，偶尔蹦几个单字，舌头不大灵活，笑起来嘴角向下耷拉，一副怪样，这些我早习惯了，我哥哥从来就是这个样子。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天，当我拉过一把椅子，坐在他身边，我突然有了新的视角，开始审视他，审视他和我之间的亲密血缘，而他见到我总是很高兴的。

房间里只有我和他。电视里传出山呼海啸，遥远的热闹，更衬出此处的冷清。周末，很多人都被家里人接走了。这地方很不错，政府有补贴，家里再出些钱，就能把我哥哥这样的残疾人照顾起来，让家人摆脱苦恼。这里有个和我一样年纪的姑娘，坐办公室的，做一些日常管理的工作，我追过她，她拒绝得干脆而彻底，直言她不会考虑和我这样家庭的人在一起，遗传病啦之类的，浪费感情和时间……这些一知半解的人最难说服。

我给他带了一包酥皮点心，豆沙馅，他喜欢甜食，跟方好一样。过去在家，我妈妈蒸的豆沙包，他能吃五六个，人虽然不会动，胃口一点不减。我爸爸去世前的一两年，抱着他来来去去已经非常吃力了。有时候，我放假在家，爸爸也让我搭把手，帮忙抬着脚，把他从轮椅抬到床上，或者相反——那时候我真希望他能少吃点。

我打开包装，拿出一块，放在他朝上摊着的手心里。他缓慢地举起那块点心，像捧着一碗满满的热汤，凑到嘴边，碎的酥皮沾到嘴唇上，掉在衣服上，这都不用管，吃完了一并收拾。我妈妈在的时候，她照顾得非常细致，轮到我爸爸的时候，他就追求效率。“没必要一遍遍地给他擦嘴，脏就脏点，”他说，“吃完了一起收拾吧。”我妈妈就不肯听他的，她要她儿子时时刻刻干净整洁，像没生过病一样。对我，她反倒没那么在意了。

他的眼睛还盯着从天花板上吊下来的液晶屏幕，解说员兴奋的叫喊中掺杂着他缓慢的咀嚼声。很多人都说我和我哥哥长得像，侧面看几乎一模一样，都有突出的眉骨和下巴，鼻梁低，颧骨不低。只有我妈妈觉得哥哥比我长得好，如果他健康长大，一定是个帅小伙，比我的个子还高呢。

很多年来，我活在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优秀哥哥的阴影之下，因为不存在而有无数的可能，怎么夸张都不至于过了头。有一次，我妈妈对我说：“你要是像你哥哥就好了。”那天，我拿回一张不及格的小学数学卷子，上面画满刺目的红叉，她叹着气，在上面签下名字。当时我不懂她的意思，现在想来，我发觉她把事情完全搞反了。

我妈妈去世后，关于我哥哥的一切幻想也跟着粉碎。我爸爸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不论遇到什么，他都追求脚踏实地，解决问题。他不会整天念叨哥哥曾经的聪明美好，也没有我妈妈的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我哥哥得病的第三年，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妈妈同意生下我。我是将来的一道保险。

而我妈妈始终认为哥哥还有希望，希望总是有的，奇迹也说不定发生。她的这种微弱盼望，在当年形成了巨大的矛盾。我爸爸认为未来要指望我、依靠我，不要再为我哥哥花冤枉钱，而她坚持着不肯放弃。她给他念书，教他认字，不断寻医问药，电视上穿白大褂的喋喋不休的医学教授，或者电线杆上贴着的老中医，宣称偏方治大病，她都试验过，一点点改善都是天大的喜事。有时候，她把全家都搞糊涂了，因为她宣称的进步别人都看不到，只有她能发现，微小的偶然的变化，肌肉的硬度、肢体的姿势，或者食量的增长、咧着嘴笑的次数，她觉得这都是治疗的作用，是自己的成绩，是对得起儿子。她喜欢把“对得起”和“对不起”这样的严肃话语挂在嘴边，制造出一种莫名哀伤而又紧张的气氛。每当她说“我要对得起儿子”的时候，我都想把自己缩起来，坍缩成一个镜面上的黑点，被一指头抹去最好。

我哥哥十五岁的时候，连年不断的求医问药出现了转机。有一家美国的机构不知怎么知道了我哥哥的病例，应该是我妈妈一直联系的医生，把他当作罕见病例拿到专业的研讨会上提起，总之他们通过医院找到我妈妈，表示可以接我哥哥去美国治病，费用由他们支付，断断续续地联系了一阵。我妈妈很积极，有一段时间天天念叨这件事，我爸始终不抱什么希望。“别是骗子吧。”有一次他说，“哪儿有这样的好事，有也轮不上咱们。”

是不是骗子已经无从查证。我爸爸和我妈妈都不懂英语，全靠别人帮忙联系，而人家也有人家的工作，传过来的信息常常七零八碎，似乎费用的问题还有波折，我妈的情绪随之起伏不定。有一次在晚饭桌上，她吃着吃着突然哭出声，搞得全家都吃不下去。我只好饿着肚子写完作业，上了床，蒙在被子里撕开一包乐之饼干，枕头上全是饼干渣。直到现在，我在超市的货架上看见乐之的红色包装，还会想起那个漆黑的热被窝，小口咀嚼的声音被夜晚的寂静无限放大。

我妈妈去世之后，这件事没人管，就中断了。出车祸的前一天，她还跑了一趟医院，找那位相熟的医生问最新的进展，需要哪些资料和手续，对方到底能承担哪些花费。整个费用是个天文数字，也不见得能治好。也许根本就治不了，人家只是需要一个科研样本，听说全世界只有一百来个病例，比大熊猫稀罕得多。那天，她回到家，心情低沉，晚饭只煮了一锅挂面。

意外都发生在普通的日子里，像一个用错的标点符号，打乱了整个句子的节奏。他们不让我进太平间，我记得的只有镶在绿漆大门上的毛玻璃，被分成整齐的四个窗格，门关着，扒在门上使劲往里看，只模糊地看到一条空空的通道，尽头还有另一扇门。一位长辈亲戚拉着我的手，我记不得是谁了。我爸爸走进去，过了很久才出来。

按理说我当时已经记事了，我记得看过的动画片和漫画书，记得脆皮雪糕多少钱一根——那种雪糕现在找不到了，不知道有没有厂家愿意复刻一下，我一定买。那天很冷，回家的时候，我爸给我买了一根脆皮雪糕，我妈绝不让我冬天吃雪糕。当我撕开包装，舔上一下，舌尖比脸颊更冰凉的时候，才清晰地意识到她死了，永远不回来、不再管我了。可是现在我怎么也想不起她的脸，手边一张照片也没有，只剩下一些印象、一些话语、一点隐约的气氛。她的死永远混合着巧克力的味道。

有一次我跟方好一起吃巧克力蛋糕，说起这件事。我跟她提起我妈妈，她也谈起她的父母、她小时候的很多往事，这些话使我们愈加亲密。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上床，在我租的那间小屋里，她的头发滑溜得像清水，缓缓流过我的手心。

我妈妈死后，那位帮她和美国联络的医生仍然很上心，时不时地打电话给我爸爸，我爸爸对他始终半信半疑。他让我爸爸开通一个电子邮箱。我家里有一台586电脑，我妈妈为了跟国外联系而买的，她死之后，显示器被一块红布给罩起来了，键盘也是，主机摆在桌子下面，积了满满一层灰。我爸爸不会用电脑，没有电子邮箱，甚至觉得那个医生可能是骗子。我妈妈在的时候，他除了说几句风凉话之外，拦不住她，她一死，就彻底没了下文，后来连那个医生也调去别处工作。现在看来，多好的机会，生生浪费掉了。

和我妈妈相比，在照顾哥哥这件事上，我爸爸要实际得多。他有把子力气，每天早上，他把哥哥的轮椅拿到楼下，又把哥哥本人抱下去，晒上一会儿太阳，然后回家做中饭，下午再出来一次，搬上搬下，数年如一日。我妈妈在的时候，他时常抱怨几句，觉得她乱花钱在一些没用的事情上，我妈走之后，生活骤然变得简单了，再没有人张罗着按摩、熬中药、夜里起来帮哥哥翻身，我爸认为一夜不翻身根本没关系，“我自己睡一宿也不动弹呢”。闲下来，他就看电视，足球、篮球、排球、围棋、桥牌，我哥哥就跟着他一起看，到现在还喜欢。

足球赛告一段落，解说员终于平静下来，窗外的暮色渐渐沉重。方好发信息告诉我，她在附近一家咖啡厅，叫我不用赶时间，离电影开场的时间还早。我哥哥吃完一块点心，我又递给他另一块。他很喜欢这种豆沙馅的酥皮点心，雪末似的面皮落在蓝衬衫的前襟上，这件衬衫还是我爸爸在银行上班时的旧工装。我哥哥现在的体重跟我爸爸去世前差不多，旧衣服他都能穿。小时候他一直很瘦，我对他的最初印象就是一个宽大的椅子上坐着一个细长瘫软的男孩，那时候我刚刚能扶着轮椅的把手站起来，再大一点，就像推着玩具车那样推着他在狭小的客厅里转圈。现在，轮椅快要盛不下他了，双肩已经超出靠背的两边，下巴和脖子连成一片，混沌着没有分界，黄色的皮肉一路流向膨起的肚子，随着呼吸微微起伏，只有两条小腿看起来又细又短，脚上套着一双旧的灰色毛绒拖鞋……我妈妈的说法是错的——就算我哥哥站得起来，也绝对没有我高。他今年三十三了。

现在，他连单字也很少说，经常“啊啊”地叫，但是他的意思我明白：这点心好吃。我点点头，替他抖落身上的碎渣，擦了嘴。电视上开始放广告，他用唯一能动的那只手指指电视，我就找来遥控器，一个个频道往下拨，转了两圈，没有他喜欢的体育节目，最后停在一个外国的野外纪录片上，讲的是在北美的大湖里钓鱼。他们钓上来的鱼大得超出想象，两个人横抱着拍照，鱼嘴上扯开几道长长的伤口，血淋淋的，半月形的鱼鳃微微地翕动。

“这么大的鲤鱼啊。”我说。哥哥发出笑声，他什么都明白，“他聪明着呢”，我妈经常这么说。据她说，哥哥小时候活泼伶俐，教什么都学得很快，能背上百首唐诗。说不定这些年他的智力也跟着身体退化了，他知道饥饱冷热，难受的时候会哭，高兴了也会笑，能说几个字，但是除此之外，他没受过系统的教育，认字很有限，逻辑也不清晰。大多数时候，他想表达的意思，只有我们家人能懂。

我们继续看电视，直到纪录片也结束了，开始播放下集预告，还是讲那几个外国人去钓鱼的事，有些画面还蛮惊险的。大鱼剧烈挣扎，尾巴拍起的浪花扑向镜头，水弯弯曲曲地往下流，像暴雨浇在玻璃窗上。我哥哥又傻笑起来。

我看看时间，差不多了，这点陪伴的义务总得尽到。我关掉电视，把他的保温壶拿过来，放在他腿上，将他的轮椅转个方向，推着走出了活动室，沿着一条灰色走廊走向他的房间。他的房间还有另一个室友，周末被家人接走了，我从来没见过，听说是四肢健全，但是智力有点问题。那张空床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两条牛仔裤也折好了放在枕头边上，我哥哥的被子通常是不叠的。

每人有一个衣柜、一个床头柜和一套桌椅，统统是白色的。医院、福利院、残疾人托养中心、养老院，这些地方总有相似之处，即使在偶然的混乱中也透出简洁的秩序，工作人员可以在几分钟之内让这里重归整洁，所有物品都有合理的位置，管理病人就得这么利索，不然就会乱成一锅粥。我把他抱到床上，又一次觉得他真应该少吃点，对自己好，也减轻别人的负担。

在我妈妈去世之前，我们家大概就是一锅粥，文火熬着，越煮越干，眼看要煳了。两个大人经常吵架，一点小事都能点起火来，有的是因为哥哥，有的根本没有事由，我知道都是因为去不去美国的问题。我妈认为我爸太消极了。

“孩子都毁在你手上。”她说错了，是她和我爸爸都毁在哥哥手上。她出事的那天，正推着我哥哥过马路，那辆车斜刺里冲出，撞上她，当场死亡，哥哥的轮椅没有损伤分毫。当年这个事故还上了报纸，有一篇报道说，是我妈妈推开了轮椅，舍身救了儿子。他们就喜欢这样浮夸煽情的故事，可惜我们家一点也不需要这些感动，也不需要陌生人为我们掉眼泪，我们需要钱，爸爸不能上班了，我们最缺的就是钱。我爸当时的单位组织了一批员工捐款。

没过多久，他就退休了。

那时候还没有这样的残疾人托养所，只能靠家里人，我算是赶上了好时候。我帮着他，让他在床上躺好，想起来他还没刷牙，算了，一次不刷牙也没什么关系。临走前我关了灯，一会儿还会有人过来查房，此时刚过九点，我放心地走了。每个星期六的晚上，走出托养所的大门，是我一周以来最轻松的时刻，虽然寒风扑面，心里却热烘烘的，是良心得到满足的温度。我找到方好，她手里的那本书刚刚看完，去电影院的路上，她跟我讲起书里的故事情节。我觉得，如果要看一场悬疑电影，绝对不要先看原著小说，我不想听到任何剧透，可是她非说不可。

因此，在开场之前，我就知道谜案是怎么回事，她也知道，我们俩的心思没法集中在电影上。我时不时地吻她，有时候被一惊一乍的音乐吓一跳。她小声说如果大声喊出凶手的名字，会不会激怒别的观众，被他们轰出去？我们像两个淘气的孩子似的，想象着那番情景，在回家的路上还在笑个不停。恋爱就有这种神奇的效果：一丁点小事，就让人莫名地开心不已。每个星期都是这样，一过周三，就开始惦记着周六要去托养所，离开那里的时候，浑身都畅快，世界像一面擦掉灰尘的橱窗，灯光掩映，重新明亮起来。

倒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我哥哥有低保，不够支付托养所的费用，余下的部分我替他支付。刚工作那两年，这笔钱还是个负担，现在当然好多了，不过我能为他做的也就是这些，出点钱，探望一下。托养所这些年都没有涨过价，我的工资已经翻了两倍，这点钱完全不是负担。我尽量把一切都安排得合情合理，我的生活、我哥哥的生活，我的生活还有无数新鲜有趣的事情可做，而他的生活只剩下不断地解决问题，吃喝拉撒，处处有求于人、受制于人。他知道我为他做的一切。有那么几次，他可能是想表达感谢，我及时制止了他，什么也别说，哼哼都不要。在我们家，自从我妈妈去世后，就没有人再直白热烈地表露感情，我妈妈的那种方式跟我爸爸和我都格格不入。她有一个硬皮的日记本，记着所有重要的日子，我哥哥第一次笑、第一次打疫苗、第一次叫妈妈、第一颗牙、第一次去托儿所……直到他生病，她的记忆变得平顺起来，因为再没有什么值得纪念的日子，每天过得都一样。她那些甜美的回忆、脆弱的柔情，化成日复一日的唠叨，问他冷不冷、饿不饿、困不困。她觉得是对话，其实大部分是在喃喃自语，我哥哥努力地回应她。这份努力，就让她心满意足，同时充满动力，不惜一切代价要治好他。我和我爸爸则像是局外的旁观者，看一场早就猜到结果的电影。我的经验是，绝不能把结局提前告诉她，她会勃然大怒，认为我没有良心。

“你怎么知道治不好？你懂什么！”她气吁吁地说。

我觉得委屈，因为所有人，家里所有的亲戚，都是这么说的。他们认为我妈妈是在瞎折腾，我的爷爷、奶奶、叔叔、姑姑、姥姥、姥爷、舅舅、舅妈，他们营造出一种舆论、一种心照不宣的氛围：我哥哥是不会好的，得了这样的怪病，那是命中注定，什么大夫医得了命？去美国治，更是天方夜谭，得花多少钱？钱打哪儿来？所有的年节聚会，我妈妈基本都缺席，我哥哥一刻离不了人。人不在，正好议论她，然而她总是知道的，闲言碎语越积越多，垒成四面厚重的墙，将我妈妈的汹涌母爱围在中间，无处疏通，只好加倍地发泄到我哥哥身上。

寒暑假，我不是在奶奶家就是在姥姥家，听了一肚子各种各样的闲话回来，像一次吃太饱的蛇，得花很久才能消化，漫无头绪的疑惑归结起来只有一句：“你们为什么要生下我？”

有时候，我觉得我跟我妈妈并没有熟悉到讨论这种问题的程度。我是个省心的孩子，她对所有人都这么说，像是夸奖，又像是逃避。我身体好、成绩好，她很放心，心安理得地把所有精力都给了我哥哥。当然，我不会嫉妒他。谁会嫉妒一个瘫子呢？

二

春天，方好换了一个新工作。正式入职之前，她休息了一个多月，天天迟睡晚起。有一天，我上班前，她还蜷在被子里，说：“要不你也休几天年假，我们出去玩玩。”这个主意不错。吃晚饭的时候，我们讨论了很多地方，西安、上海、凤凰古城，上网查机票和酒店，最后她泄气地说：“一次不去看你哥哥也没什么要紧，非得周六之前回来？”

我呆住了。周六不去托养所，从来没有，我压根儿没有过这样的念头，原来可以不去看他。她一句话，我琢磨了很久，好像某种坚固的东西忽然出现裂纹，不再是铁板一块。我迟疑着说：“那不太好吧。”

“只是一次。”她说，“我一年才回一次家。你每周都去看你哥哥，很够意思了，少一回没什么。要我说，根本不用这么纠结。”

你没有兄弟姐妹，你不懂，我想。裂纹继续扩大。她只是随口一说，在我听来像一句惊雷，根深蒂固的东西动摇了。那天我坐在办公室里，一直走神，一封邮件挨到中午还没写完。方好打电话商量晚饭吃什么，有一家新开的港式火锅听说不错。我敷衍着，附和着，无意义的琐碎对话像河水流过，最后她要挂电话了，我说：“我们去西安吧，不管他了。一次不去没关系。”

她高兴地答应，机票酒店很快订好。我请了年假，周日出发，周六还是去一趟托养所。这次我来晚了，他已经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床头有一对小音箱，连着一个MP3播放器，正在播相声。音箱是我给他买的，MP3是这里的公物，工作人员拿过来给他解闷。我陪他坐了一会儿，发现这里面只有一段相声，来来回回地重复听，变得一点都不好笑了，只剩下聒噪。

我把播放器关上，拿着去找值班的管理员，告诉他们，我哥哥已经听同一段相声几十遍了，能不能多存一点？太无聊了，你们做事要负责。或许我不该抱怨，那个管理员也是生面孔，不耐烦，说着说着我们两个的声音就越来越高。最后，人家很生气地站起来，走出办公室，把我一个人撂下了，出门时丢下一句：“床位这么紧张，能进来不错了，还不知足。”

其实我心里很明白，无论是抱怨、发脾气或者讲道理，都是徒劳的。我哥哥是唯一一个周末没处去的残疾人，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当然他是很安静的，我想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不要给别人添麻烦，活着本身就已经很麻烦了。

我空着手回来，把音箱的电源拔掉，问他想不想尿尿，找到便壶帮他解决。小心翼翼地把便壶从被子里拿出来，我想明天这时候我就在西安了，酒店离小吃街不远，我们可以先去吃一顿好的，后天去逛景点，错过周末的人流高峰。不过西安的热门景点，什么时候游客都不会太少，没关系，我们不赶时间，可以慢慢溜达。我把便壶拿到走廊尽头的卫生间去清洗，洗得干干净净，刚才与我争执的那位管理人员也走进来，我说：“下周我带个新的播放器过来。”他没理我。我想起来，下周末我赶不回来呢。

少来一次没什么，方好这么说。她说得没错，我哥哥总是一个样，他不会再长高，如果不把他抱来抱去，也意识不到他又长胖了，就像一艘锚定的船，稳稳停泊在时间里。我走的时候，替他关灯、关门，想着下次绝不能再跟人家争吵，当初也是费了不少周折才能进来，万一被轰出去，谁能照顾他？这里既便宜又安全，既适合他，也适合我。

西安的著名景点我们都逛了个遍，每顿饭都精挑细选，去吃附近评分最高的餐厅，和一个好胃口的姑娘在一起，很容易就快乐起来。她喜欢拍照发朋友圈，老是嫌我下筷子太快，破坏了完整的摆盘，很快我学乖了，等她说可以吃了再动手，有时候面都放凉了，粘成一坨。我觉得还是吃到嘴里比较重要，当然，她高兴就好。

星期六，西安下起了蒙蒙的雨。天气不适合出门，我们俩就窝在酒店的床上，一个打游戏，一个听歌看小说，中饭打算叫外卖解决。我过了一关又一关，有望在明天回程之前把这个游戏彻底打穿。天气预报说明天还会下雨。躺在床上背对着背，我们还在用微信聊天，谁也不想打破房间里的宁静，她分享给我她正在听的音乐。

“这能下载吗？”我问她。

“可以。”

我打算把这首歌存在MP3里，带给我哥哥，她回了一个耸肩的动画表情，说：“他听得懂吗？”

“当然，”我说，“音乐怎么会听不懂。”

“你真贴心。”她说，“男生很少像你这样的。”

我翻身下床，来到窗边，外面的街道笼罩在纱笼一般细密的雨里，行人打着伞，车和人的行进速度都显得慢。我们点的外卖还没到，肚子都饿了。

“反正明天也是下雨。”我说，这次不是用微信了，“干脆提前一天走吧，在酒店待着没意思。”

“改机票也要花钱啊。”她摘下耳机。

“省一天酒店嘛。”我们计算起来，其实总的花费差不多，方好觉得没必要，还少住一天。

她说得有理，我不再坚持。午后，雨依旧没停，改机票还来得及，犹豫不决的时刻是最漫长的，我过几分钟就看看床头的电子钟。方好说：“我们找个电影看吧。”她打开笔记本电脑。我说：“我得回去。”

她没有再劝我，然而，房间里那种属于年轻情侣的、甜美的、宁静的、闲逸的气氛消失了。本来是个暖和的下雨天，两个人在房间里亲亲热热的，我却这样扫兴。她没说什么，拿起手机来查机票，告诉我航空公司的客服电话，让我自己去改，还说她不会跟我走的。我把她的气话当了真，只改了我一个人的机票。

她找出一部电影自顾自看着，直到我收拾好行李，要离开房间时，还没看完。她戴着耳机，眼睛紧盯屏幕，当我不存在。我说不出什么理由，怎么解释都像在找借口，她不相信我哥哥会因为我一周没去探望就出问题，又不是病危，这我当然知道。问题就出在这里，我知道，但我就是做不到。

晚上，我下了飞机，直接打车过去。我哥哥照常在看电视，对我的到来没有特别反应，他看电视广告已经够开心了。我要推他回去，他不愿意，电视是他最重要的娱乐，只能耐心地等着。等他看够了，回房时已经很晚，我才发现他的裤子尿湿了。

我将他搬到床上，开始给他换裤子。这些事过去都是我妈妈和我爸爸做的，有一套固定的流程，先抬哪里，再放哪里，这样一提一拽，裤子就褪下来，温水毛巾要提前准备好，我还忘了，临时找不到热水，就用凉水代替，幸好屋里不冷。手忙脚乱地折腾半天，把脏的衣服折起来塞进床下的一只塑料筐里，周一上班的护工会拿去洗。

习惯就像一间牢房，拿钥匙的人都不在了，我逃不出去。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家，给方好打电话，她没接。第二天晚上，我去机场接她，她把行李箱交给我提着，算是原谅了。我和她，就算生气吵架，也坚持不了多久，她总会原谅我——即便是她自己出了错，也能原谅我。

春天过去，夏天也过去了，我哥哥马上要过三十四岁生日。过去，有个他活不过三十五岁的说法，某个专家下的断言，这个数字在亲戚朋友那里口耳相传，说得多了，仿佛成了真理。当然，这些闲话都得背着我妈妈。

如今，他面色红润，除了体重持续上升，其他方面毫无异状。“特别能吃。”有一次照顾哥哥的护工跟我说，半开玩笑半看热闹的语气，“吃起来跟个好人一样。”她弯下腰，跟我哥哥说：“你少吃点，我们快搬不动你啦。”

他发出“啊啊”的声音，护工笑呵呵地走开了。这次我来得早，他刚刚吃过午饭，我推着他去街上转了转。他东张西望，在外面他一般不出声，为了掩盖自己不会说话，我猜。有时候，我也相信他是聪明的，什么都懂，我妈妈一直这么说，只是无法表达而已。他被他的身体困住了，一定有一个我不了解的哥哥藏在那双眼睛后头，观察我们的一举一动，待他好的、待他坏的，他一清二楚。

我们路过一家面包房，我把他留在店门口，走进去买了一块奶油蛋糕。他不应该太胖，而甜食又是他的最爱。如果我妈妈还在，一定会限制他，就像她不让我冬天吃雪糕。“都是为了你们好”，她说。当然，重点关照的还是我哥哥，她不让他吃甜食，医生建议我妈妈尽量控制他的体重。

回到托养所，我用勺子把蛋糕喂给他吃，他吃得很快，几口就少了一半，再几口就没了。我把空纸盒给他看，承诺下次来还带他去买。他牢牢记住那家店。后来每次我推他出去晒太阳，走到那附近，他就发出声音提醒我。那家的巧克力蛋糕很不错，还有一种五颜六色的圆形小点心，味道甜得齁人，方好告诉我，名叫“马卡龙”，配着咖啡，能够中和它的甜腻。

对我哥哥的胃口来说，马卡龙太小、太精巧、太不够解馋了，我没给他买过。九月阳光晴朗，他坐在店门外等我，来往行人小心翼翼地绕过他，有人好奇地朝他多看两眼。他整个人挤在硬邦邦的轮椅里，脸周围荡漾着一圈柔软的肥肉，头颈的轮廓模模糊糊，五官像肉海里的小岛，各自孤悬。我不知道我妈妈如何透过层层血肉看见他的智慧，我只看见渴望，他对甜食的嗜好永远无法满足。如果不停地给，他可能会一直吃下去。这次我买的是蓝莓芝士。

十一长假，我和方好一起回长沙，拜见她的父母。他们对我挺满意，知道我父母双亡之后，她妈妈对我更热情了，大概觉得没妈的孩子比较可怜。我们到的那天，她做了一大桌子菜，我跟方好的爸爸喝了几杯。方好带我看她的房间，满墙的粉色壁纸，床上堆着毛绒公仔，床头柜上的胖企鹅闹钟，她从小学用到高中。她给我看相册，一页一页翻，有她小时候穿着纱裙的艺术照，眉毛中间点着一块红；他们全家在泰山顶上合影留念；她穿着肥大的校服，把三好学生奖状举到胸前；她过生日鼓起腮帮吹蜡烛……晚上，她妈妈客气地将我引到书房，那里有张单人床，也充当临时的客房。躺在床上，夜深了，方好发微信说：“好想你啊。”

我说：“我也想你。”第二天，她带我去市中心逛街吃饭，看了场电影，总算找回了约会的感觉。这次她跟我的想法不约而同：还是赶快回北京吧。临行前，她父母一再地说，要我们春节一起回来过年。

在回程的飞机上，我问她，有没有提到我哥哥的事情？她说还没有，忘了，下次再说吧。我看，下次她也不见得说。方好习惯了跟父母报喜不报忧，她父母看见女儿非常高兴，高兴中还夹杂着一丝情怯。看得出来，方好在家说一不二，撒个娇或者发顿脾气，就能得到一切。

我觉得这种事没什么好隐瞒的，她也同意，觉得应该找个不那么正式的机会，随口拉家常的时候说出来就好了，不要显得很在意，毕竟哥哥不会跟我们一起生活，说到这儿她又确认了一遍：“你说对吧？他不会跟我们一起住。”

“不会。”

然后我们就换了话题。方好对现在的工作又不满意，她说她不喜欢受雇于人，看别人的脸色。她毕业四年，平均半年就换一次工作，她说，想自己创业，开甜品店，手工烘焙。我觉得这个概念放到小城市可能还行，在北京就显得太普通了。

“概念普通，我不普通呀。”她说，“我认识美食杂志的编辑，认识好几个专业摄影师，宣传也没问题。”都是她在工作中遇到的人，她觉得都是资源，都用得上。

我觉得她过分乐观，她觉得我想太多，什么都想好了再去做，那可来不及。在家里，她有整架的烘焙书，说将来可以拿到店里做一面书墙，一面是书，另一面落地玻璃窗，放很多绿叶植物，多肉也行，不开花，只看叶子，清爽……她琢磨着这些场景，这些在网上或者时尚杂志上得来的灵感，停留在一间小店的表面，好像创业计划就是一个装修计划，核心的商业问题丝毫没触及。除了她能做出不错的饼干和蛋糕之外，没有别的准备了。

关于开店的问题，我们来来回回地讨论，连餐垫的色调都要争论几句，她喜欢浅淡的米色，显得干净柔和，我觉得深蓝更好。好些个晚上，我们徘徊在各种网红店铺的图片里，被形容词构成的滚滚洪流冲得晕头转向，最后她定了调，要“美式乡村”和“清新简约”，混合起来，我有点想象不出来，听起来倒是很有格调。

下一步就是凑钱。我和她都有些积蓄，够付大半年的房租，地点也看好了，不算热闹街区，在一个小区里，门口对着一排银杏树。原本是一家文具店，开不下去了，带着租约转让，方好当机立断，就是这里，一到手就立刻开动。等店铺装修得差不多，到了秋天，银杏叶子黄了，金灿灿地映在窗前，她说：“我一来就看中了这些树，夏天是绿荫，秋天更美，没错吧？”

“没错。”

准备开业之前，她辞了职，鼓动我也辞掉工作，一起干。我冷静下来，想了想，觉得最好不要两个人都扑在一件事上面，万一不成，还有条退路。她劝我不成，也就算了，一个人守着一间安静的小小的蛋糕店，更符合她一开始的想象。我们花了不少钱在装修上，最后超支的部分全靠信用卡，里外都是她喜欢的色调，原木色的墙面和桌椅，墙壁做成假的红砖墙，“像不像在电影里？”她说，“适合当拍照的背景。”她打算找她认识的摄影师来帮忙拍照，问了几个人，都说没时间，最后我们自己借了个单反，拍了几十张，存在电脑里。那些照片到现在还存着。

每天早上，她都要做一批新鲜的面包。凌晨她就起床，收拾一番去上班。我还在梦里，就听见她关门离开的响动。周末我跟她一起去，看着她忙忙碌碌，我能帮上的实在有限，只能在她的指挥下做一些零活，或者打扫卫生。店里一尘不染，大部分时候，一个客人也没有。

到了下午，我去看我哥哥，有时候带上一些面包或者饼干。方好的手艺确实不错，材料也很讲究，当天卖不掉的都要扔掉，每天都扔一大半。后来她渐渐减少了产量，不再执意要把玻璃柜填满。我们俩互相安慰，这是暂时的，人气要慢慢地攒起来。

我哥哥喜欢她做的巧克力曲奇，能一口气吃掉几十块，然后不停地喝水，我告诉他这是我女朋友做的，好吃吧？他咧嘴笑着，不知道听懂了没。冬天快到了，我给他买了一件长棉服，可以当毯子盖在腿上，来暖气之前，房间里总是很冷。他不想看电视了，我就站起来推着他在活动室里转了两圈，停在窗前，窗外灰蒙蒙的，玻璃上印着细小的污点——我在方好的店里总要擦玻璃，两扇落地大窗，擦得明净透亮。

我跟他说，我女朋友自己开店，我也投了钱，估计快赔光了。这些话不能跟方好说，她觉得我太丧气，而我哥哥永远不会说别人错了，他只会听，然后接受一切。我推着他离开窗边，回房间去，搬动他的时候，觉得他又胖了。体重的增长像洪水在蓄积，堤坝有撑不住的时候。近来他总是气喘吁吁。

我继续给他带甜食，吃到就开心，人活得这么简单，实在值得羡慕。有时候我也想，妈妈会怎么做、爸爸会怎么做，但是他们都死了，死人做不了主。我尽力使他舒服快乐，作为弟弟，已经够好的了。临走时，我遇见值班的工作人员，我追过的那个姑娘，跟她聊了几句。她告诉我，我哥哥的体重已经超过一百九十斤。

“现在要两个人才能抬得动他。”她说。

“我一个人就行，关键是如何发力，回头我教教你们。”

“像他这种情况，超重不是好兆头。我只是提醒你，少给他吃甜食。”

我回到家，方好罕见地早归，横躺在沙发上发呆，双手枕在脑后，空调吹出暖洋洋的风。我问她怎么了，她翻身坐起，说：“我不想干了。”

凡是能卖的东西，都尽快折价出手。素净的原木桌椅，四套一共卖了八百块；几十盆多肉植物拿回家，摆满整个客厅，后来一盆盆地接连枯萎，客厅阴暗，照不到阳光；洗碗机被旁边的一家拉面馆要去了，人家只肯出五百；碗碟杯盘一类，统统打包带回家，这些东西够我俩用一辈子，上面还印着店名的英文缩写；还有一台全自动咖啡机，里面残留的咖啡豆散发出油脂腐败的味道，这台机器倒是很好出手；至于别的零碎摆设，有的送人，有的只好丢掉，几只花艺铁桶、八音盒摆件，一些旧杂志和书，几只放在桌子中央装饰的玻璃花瓶，瓶口上系着几圈粗糙的麻绳……几个月前，方好还很得意她的设计，现在，拆起来像战败逃亡，一溃千里，专拣些细软收拾，大件的只能放弃，什么都比不上房租昂贵，越早脱手越好。最后，甜品店关掉了，家里多了满地的花盆、一辈子用不完的带logo的餐具以及一辈子也忘不掉的教训。方好说，下次她一定能成功。

方好找到一份新工作，重新开始朝九晚五。创业失败，就像从一场梦里醒来，醒来才觉得那梦做得离谱。小区里白天没什么客流，晚上，下班回家，谁会跑过来吃甜点呢？她说她受够了一天天地在店里等着，像个望归的怨妇似的，等着有人进门。偶尔进来一位，转一圈，看看价格，大概是嫌贵，又走了。她不想降价，都是心血，凭什么降价处理？宁肯扔掉。归根到底，她开店不是为生活所迫，而是一种执念，被网上的漂亮图文弄得眼花缭乱之后偶然产生的一个念头，被攫住了，以为这一闪念就能实现，好像被什么东西附了体似的。过后想想，庆幸自己明白得早，转眼又后悔自己放弃得太快，实际上当时我们已经没有钱了。

方好说，早晚还是要自己干，这次不行，下次再试。她这个人，输了也不放在心上，无非损失一点钱和时间。“我们都还年轻，这不算什么。”她说。我喜欢她的勇气，混合着一些天真的稚气，像个无忧无虑、摔倒了自己爬起来的小孩子。春节放假，我们又去一趟她父母家，除夕夜，吃过晚饭，她爸爸把我叫到书房，谈了很久，也谈得很顺利。第二天，方好问我：“我爸跟你说什么？”

“问我们有什么打算，有没有计划买房子？”

她挎着我的胳膊，马路对面的红灯还有五十秒。我们打算去看个热闹的贺岁片。长沙的冬天特别冷，寒气像蛇一样往所有温暖的缝隙里钻，方好把手伸进我的外衣口袋里，让我握住。节前去看过我哥哥了，一切如常，我告诉他春节我不在北京，让他好好听人家的话。

绿灯亮了，我们跟着人流一起向前走，电影院就在对面的商场里。她说：“你哥哥的事，你提了没？”

“还没。”我说，“你说，他们会介意吗？”

“无所谓。反正我不介意。”

我们走进商场的一楼，先买了两杯热咖啡，然后乘扶梯上楼。电影开场还要等一会儿，我们坐在某一层的休息区里，慢慢地喝着，橱窗里的模特已经换上了春装。她被一条裙子吸引了，去店里试穿。咖啡在杯子里慢慢变凉。我忽然感到一种自由，已经存在很久但我并没意识到的自由，从模糊的轮廓里渐渐浮现：我哥哥早已不重要了。他不能再吸引父母的目光，也不能再占据任何人的生活。即便所有亲戚都对我说，以后你父母不在了，你要继续管啊，我妈妈也没说过这种话，没有从我这里套取任何承诺，尤其是当我很小的时候，大义凛然地说一句“好！”其实再容易不过，就像每个小孩子都说将来要当科学家一样。

她没有这样要求我，我爸爸也没有。他们只会用日复一日的活着告诉我，让我明白日子应该这样过，谁也不能放弃谁。那些早就流逝的时间和人影、发生过的事情，并不能一笔勾销。多年后，在一个平静到近乎幸福的时刻，我想到的是我哥哥。

三

我带着方好去我父母的家，先坐地铁，再搭公交车，晃荡一个多小时之后，她用开玩笑的口气说：“刘冬，你真的是北京人吗？”

我搂着她的肩，窗外的景色越来越不像方好熟悉的那个北京。马路两边种满杨树，公共汽车就在绿荫中行驶。从我记事起，这些树就是这么粗、这么茂密，好像停止了生长，也许因为那时候小，看什么都觉得高大。我坐在我爸的自行车后座上，车把上挂着几袋子东西，有中药、西药、从医院买的护理垫，有时候，也给我买一根冰棍或者几包饼干。

到站了，我们下车，在公交车站找到一辆拉客的电动车，这才是最后一程。途中经过公共汽车总站，偌大的场地里停着各个路线的大巴。从前，进城的公交车只有一条线，要带哥哥去大医院看病，搬着轮椅排队，上车下车，大费周章，现在开通的线路多了，车上就没那么挤。我妈妈去世前不久，曾经计划买辆二手的小汽车，为了带我哥哥上医院方便，她不在了，买车的事就不再提。

这些细节其实早就湮没无迹，但是一回到这里，带着灰尘味道的空气和风、路边的树、灰红陈旧的楼房，好像又返回了那些千篇一律的日子。那家兰州拉面馆还在老地方，招牌换成簇新的蓝字白底，原来一条街的招牌都被统一成这个样式，齐整得近乎呆板。我跟方好说，晚上我带你吃这家的拉面，不知道老板还记得我吗？有些地方已经变了样，平房都被推倒，原地长出一大片新建的楼房，比我们家的老房子高得多、密得多，大城市蔓延的触手也渐渐伸到这里来了。自从那年把我哥哥送进托养所，把家门一锁，我就没再回来过。

当然我也变了，我长得更高，显得更成熟，身边还多了一个年轻好看的姑娘。她轻快地跳下车，让我拉着她的手。小区里外停满了汽车，一个熟人迎面走来，手里拖着一个买菜的小推车。他先认出我来。

他问我在哪里上班，我跟他解释了一下我的工作，又问我结婚没有，眼睛往方好身上看，最后问：“你哥哥还在福利院？”他们总以为是福利院，我跟很多人解释过了，那叫残疾人托养所。福利院不收他这么大的孤儿。

我含糊地应答，然后拉着方好往里走。从前的自行车棚拆掉了，全改成停车场，院里显得很拥挤。我家在靠近大门的第一栋楼，从卧室的窗户可以望见大街，这么久没回来，一走进熟悉的楼道，就觉得也不过是昨天刚刚离开。方好上楼的时候，差点被一户人家门口堆的纸箱绊倒。楼梯显得特别短，几步就跨上一层，我掏出钥匙，这钥匙一直挂在随身的钥匙扣上，跟我自己的住处和办公室的抽屉钥匙拴在一起。

门打开，屋里静悄悄的，一切原封未动，仿佛被凝固在一块透明的琥珀里，我们走进来，是打破了它。我走之前，用几块旧床单把桌椅、沙发、电视机、我妈妈的电脑、冰箱和洗衣机都盖了起来。如今花花绿绿的织物上积满灰尘。

按照说好的计划，我们先动手打扫，把所有的床单都揭下来，拿到阳台抖落灰尘，然后折起来放在一边，打算丢掉，露出来的家具电器，还有那排开裂变色的人造革沙发，统统用抹布擦干净。水龙头流了很久的黄水，终于变得清亮。方好说：“这房子能卖多少钱？”

“不知道。”

如果买家是这附近的人，知根知底，肯定会大砍价。这是死过人的屋子，邻居们都知道。就在方好现在站的位置，马桶旁边，生了锈的花洒和洗手盆中间，我爸爸就倒在那里，死于突发的心脏病。这件事的详情，我一直没有告诉方好。

在卫生间接了一盆清水，端到客厅，四只手都伸进去洗抹布，然后把房子的所有表面和边角都擦抹干净。我爬上窗台去擦玻璃，她也要来，像小时候在班级里做值日似的，一个擦外面，一个擦里面，她叫我小心着别摔下去。我们用掉很多从衣柜顶上拿下来的旧报纸。我爸爸喜欢把看过的报纸都留起来，可以卖废品。

最后一步是拖地，墩布在水桶里浸湿，再拧干。我家铺的还是很久之前流行的地板革，方好都不认得，问我地上铺的是什么东西。我说，这是三十年前的装修，当时算很高级，大部分人家还是水泥地呢。我妈妈辞职之前，也有一份不错的工作。

地板革的菱形花纹已经模糊不清，陈旧的污渍怎么用力也擦不掉，有些地方磨损得起皮，长年被我哥哥的轮椅轧着。我妈妈死后，我爸爸就不怎么在意家里的卫生问题，他觉得没必要花那么多工夫打扫卫生，“又没有客人”，他说。同时，给我哥哥洗脸、洗澡和换衣服的次数也减少了。

在我妈妈去世之前，我们家是一台平稳运转的机器，她把别人都安排妥当，自己承担了最关键、最繁重的环节，即使被压得喘不过气，还尽力保持着表面的整洁有序，看起来一切还顾得过来，还没失控。在这个到处是熟人的地方，她活在亲友的七嘴八舌里，像一块挺立在急流中的顽石，到最后她也没输，只是死了。

我爸爸和我绝不会承认，我妈妈去世之后，我跟他都松了一口气，是麻木和悲痛过后的轻松。我爸爸用他的方式继续照顾我哥哥。这个家的模样渐渐变了，那种尽力维持的整齐和秩序、一丝不苟的日程、我哥哥的科学食谱、按时进行的按摩、雷打不动的下楼晒太阳，以及铁律一般的睡觉和起床时间，全都变得可有可无。这层由我妈妈的意志构成的坚硬外壳，车祸的一瞬间就破碎了。

破壳而出的是一种崭新的、柔软而随意的日子。我终于不用再背着妈妈偷偷吃雪糕，有想看的节目，电视开到十一点也可以，我爸爸甚至撺掇我尝尝他的白酒，我妈妈死后，他每顿都喝点白酒，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天气晴朗的日子，我爸爸带着我哥哥下楼，从上午一直坐到太阳落山，两个人都吃买来的面包点心充饥，我哥哥对甜食的无限欲望，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他跟来往的邻居聊聊天，拉人下几盘象棋，我哥哥在旁边愣愣地看着他们，像一个小孩盯着熊熊的篝火，眼中含着赞叹。

“你看得懂吗？”邻居开玩笑，对我哥哥说。

“全懂！”我爸爸说，和下棋的对手一起哈哈大笑，笑够了，又小声地说：“他懂个屁啊。”怕我妈妈会听见似的。

这些情景发生在夕阳下。我爸爸的脸也是浅金色的，眼角的皱纹像无数条溪流，曲折地流进眼眶。我帮着他把轮椅抬上楼。他一个人干这活儿越来越吃力，我哥哥的发育没受影响，青春期过了，他又长了不少。随着身体变得庞大沉重，他小时候那股惹人怜爱的气质也消失了，见到他，惋惜叹气的人越来越少，外人同情的对象变成了我爸爸和我。

“你爸岁数大了，将来还得靠你啊。”有一次，我推着我哥哥在楼下晒太阳，路过的邻居说，“刘冬最懂事了。”

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像他说的那么懂事，因为人懂事之后应该变得更善良、更宽容，而不是像我这样满肚子疑惑不解，而我妈妈和我爸爸一点也没有教我明白的意思，我找不到机会去问：“你们生我就是为了我哥哥，对吧？将来我该怎么办呢？”

他们不肯给我指条明路，我们就这样静默着把日子过下去。直至我进城上大学，我爸爸的生活还跟从前一样，每个周末我都回家，给他帮帮忙。那次我也跟平常一样，下了公交车，走路回家，路上还买了几个豆沙馅饼。夕阳黄澄澄的，我走进楼道，上楼梯，掏钥匙，开门。我哥哥瘫坐在轮椅上，正对着房门，眼睛盯着我。或者说他一直盯着这扇门。

屋里像有什么东西腐坏了，肯定是坏了。我先走向厨房，我哥哥发出呜呜啊啊的声音。水池里有一堆泡着没洗的碗，灶台边摆着两盘剩菜，上面长出森森的白毛。那气味并不是这些东西散出来的。

我觉出不对劲，走出厨房。家里就这么大地方，厨房和卫生间相邻，一眼就看到一双蜷曲的腿。当时是夏天，他光着上半身，脸朝下趴在地上，双臂贴在身体两侧，手心朝上，背上一丛丛青黑的纹路。

我报了警，叫了救护车，其实用不到了，楼上楼下的邻居也来了，背着手站在门外，警察不让他们靠近。我给我哥哥喝了点水，吃了豆沙饼，他饿坏了，然后把他推进卧室，关好门。法医检查后，说两天左右，我想起那些菜上的白毛，觉得肯定不止两天，然而争论这个没有意义，我也是猜的。死因是心脏病，可能是早上要刷牙洗脸，或者要打水给我哥哥擦洗，片刻间突然发病。我哥哥坐在客厅，都看在眼里。不该喝那么多白酒。

他不会说话，无法描述我爸爸临终前的情形，这使得我与他之间多了一道隔阂，多了唯一一件他知道而我永远无法知道的事情。我妈妈认为他什么都懂，而我爸爸说他“懂个屁”，也许他们都对。

最后，殡仪馆的人来了，见到这种情形，都不愿意碰，让家属自己搬。我好说歹说，费了不少口舌，只有一个人答应帮忙。我找来一条床单，裹起来抬着一头，他帮忙抬另一头，下楼来到灵车跟前。围观的邻居们看在眼里，没人说话，窃窃私语都是无声的，我只听见自己在喘着粗气。

处理完后事，我向学校请了两周假，找到这家有福利性质的托养所。送他过去的那天，办完手续，我和他说，等我毕了业，安顿下来，就接你回家。好几年过去，这个话可能他也忘了。那天我回到家，第一次一个人在家里过夜。那一夜梦境纷乱，我爸爸和我妈妈的模样不断地在黑暗中浮现，第二天我就把屋里彻底清扫一遍，东西都用布盖好，然后锁门离开，那年我上大三。

我和方好花了半天时间，把屋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打开两瓶自己带来的矿泉水喝着。她拿着水瓶在屋里转来转去，说：“这房子卖了，首付肯定够，我爸妈那边再出一点。”

我决定不告诉她，这房子有点忌讳，能出手就不错了。我们谈论着关于结婚的一些琐碎事情，婚纱、旅行、看好的新房打算怎么收拾，只等这个房子出手，那边就签合同。忽然她想起一件事，问我：“这房子有没有你哥哥一半？”

“应该有。”我说，“遗产我代他保管。”

“其实，钱对他也没有什么用处。”隔了一会儿，方好说，“以后我们对哥哥好点，经常去看看他。”钱对我们是很有用的，上次开店，把工作几年的积蓄都折腾空了。结婚成家，处处需要钱。

中介公司的人按着约定的时间来，房子全权委托给他们出售，他们用专业的眼光四处察看，说了一个估计的数字，跟我的预期差不多，离开的时候把钥匙带走了。他们走后，方好说：“你再看看，还有什么有意义的东西，这次一起拿走。”

我说没有。

“像日记本啊，相册一类的也没有？你小时候的照片呢？我想看看。”

“都没有。”我简短地说。有也不想拿。

她握住我的手，身子靠过来，把头放在我的肩膀上。她的长发又滑又凉。房间里越来越暗，没有买电，不能开灯，再过一会儿就要黑透了，我和她被笼罩在将及未及的夜晚中，靠着一点马路上的灯光辨认物品的轮廓，街上汽车来往的噪声低低地传来。

她安静地抱着我，我猜不出她在想什么，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样。有时候，我和她之间存在着一些似懂非懂，一些似是而非。她想安慰我，以为我舍不得自己的老家，就热心地谈起新家，我们未来的生活，阳光、草地、绿萌、欢快奔跑的孩子，而我哥哥远远地，用那双混浊的眼睛看着我们，就像看着我爸爸死在面前一样。全世界落进他的眼睛，如同落进黑洞，瞬间归于沉寂。他什么也不会说。

那承诺不算承诺，我想，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我没撒谎，当时我真的那么想。我妈妈的意志随火化，随风散了，我有了我自己的生活，不再觉得愧疚，不再介意一个完不成的诺言——它像根风筝线似的牵住我。这一天是星期六，我没有去看我哥哥，晚上带方好去吃了那家开了好多年的兰州拉面，味道不如过去的好，老板早就换人了。

婚后，我们过得不错。新房子地段虽偏，面积很宽敞。搬到新家之后，我去看我哥哥，需要穿越大半个北京城，坐地铁也要快两个小时。方好偶尔跟我一起来，大部分时候她不来，我哥哥没什么可看的，我要帮他擦洗身体或者换衣服，她帮不上忙。

我哥哥的体重缓慢而持续地增长，没办法阻挡。他的胃口很好，吃不饱就会不满地大叫，影响别人，托养所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会满足他的需求。有几次，我告诉他，你太胖了，少吃点，他只是笑。不过，我哪一次也没有忘记给他带甜食，有些是方好亲手做的。

“哥哥喜欢哪样？”

“巧克力味儿的，还有豆沙馅。”于是她大做巧克力饼干和夹馅面包，还有相当专业的纸盒包装。她打算以后开个微店，不信这份手艺养不活自己。

“怎么样都比上班强。”她说，接着抱怨她的同事和老板，我也觉得她的性格适合做一些单纯的工作，不要跟太多人纠缠。我告诉她，你喜欢做什么都行，生意失败也没关系，我养得起家。她笑着，把淡蓝色的纸盒仔细扣好，装进一只牛皮纸袋，还是原来开店时的物料，这些东西用起来无穷无尽，没完没了的。

我们办婚礼的那天，也是星期六。方好问我，要不要把哥哥也接过来？我想想，算了，在这种场合下，他会抢了新人的风头，成为所有人的注意对象。方好想得很简单，“婚宴很热闹，还有很多好吃的，哥哥来了一定很高兴”。

“算了，算了。”

“我觉得这没什么丢人的。”她说，“我父母都不在意，他们觉得你很有担当。”

我不想再说这件事了，只说他身体状况不好，不适合出门折腾。这是真的，近来他常常憋气，喉咙里总是呼噜呼噜地含着痰。照顾他的人开始有怨言，实在太胖了。因为这，他出门晒太阳的机会也变少了，托养所的人力很紧张。

那天，宾客都散了，我和方好换了衣服，带着一大块婚礼蛋糕和一套新衣服去看我哥哥。迈进出租车的时候，她“啊”了一声，原来刚才卸妆的时候，忘记把梳得高高的头发也放下来，磕在车顶上，为这么件小事，我俩笑了半天。在后座上，她把藏在盘发里的发夹一个个摘掉，头发抖开了，披散在肩膀上。今天她非常美，她父母都哭了，我家里这边的长辈亲戚向我夸新娘子漂亮，没人提起我哥哥，默契得像是大家商量过了。只有方好没忘，她说：“蛋糕也带一块给他吧。”

他还是坐在轮椅上看电视，一集吵闹的家庭情感剧，我问他要不要换个频道，工作人员把他推过来放在这里，打开电视，就去忙别的，忘了帮他拿遥控器。我找到那个用塑料布包着的遥控器，递给他，频道转了一圈，仍旧没什么好看的，又回到那个电视剧。

方好喂他吃蛋糕，我坐在一边。方好告诉他，我们结婚了。她说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的，免得他听不明白。他咽下一大口，接着又张嘴吃下一口。方好用湿巾抹去他嘴边的奶油。

“等吃完了一起收拾吧。”我说，“这样太麻烦了。”

“那他多难受，黏糊糊的。”她一边说，一边不厌其烦地又擦一遍。

他笑眯眯地看看我，又看看方好。电视剧的背景音十分嘈杂，几个人要打起来了。他动着嘴巴，发出短促的音：“妈，爸。”

方好以为他在说电视里的剧情，就说：“是啊，一个爸爸，两个妈妈，吵架呢。”

他又说：“妈，爸。”眼睛盯着方好。我本来在一边低头看手机，此刻抬起头来，方好惊讶地看着我。

“你说，他是怎么知道的？太神奇了。”

方好已经怀孕七周，除了我和她父母，这件事没人知道。她的语气像是猎奇般的讶异，好像小孩子随口猜中胎儿的男女，或者盲人用手指抚摸，就认出了一位故人。我哥哥当然不知道，他说的是另一回事，方好误会了，我懂。只有我们家人能懂。她的某个神态和动作，让他想起一些过去的情景，一些冲动的、孩子气的诺言，我妈妈、我爸爸，或许还有小时候的我。过年，十来岁的我被一大群亲戚围着，回答他们的问题：“将来我照顾我哥哥，跟我妈妈一样。”我妈妈当时并不在场。他们有的大笑，有的叹气。他在这里更好，我对所有人都这么说。科学的、合理的照顾，这才是他最需要的，而不是亲人无穷无尽的奉献。

然而有些东西还是永远失掉了。方好喂他吃完蛋糕，我带他回房去，把爸爸的旧衬衫从他身上剥下来，换上新衣服。我们去商场给他挑的，领口洁白规整，通身没有褶皱和污迹。方好特意带来一朵婚礼上装饰拱门的红玫瑰，她真细心，别在他胸前的口袋上，请托养所的工作人员帮我们拍张合影。这张照片后来洗了出来，收在一本厚厚的相册里。我们的家庭相册渐渐满了，无数个欢乐美好的时时刻刻，而我哥哥的照片只有那一张，也是最后的一张。他死于一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