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我们课题组一行九人到越南进行为期一周的短访，走马观花，略广见闻而已。在河内访问期间，我们拜访了著名的“汉喃研究院”。汉喃研究院是越南最重要的保存和研究汉喃文献的学术机关，现藏汉字和喃字（包括越南涇、儂、傜等族的喃字）古籍两万多种，更为珍贵的是还藏有10至20世纪的石碑、铜钟、磬、木牌等各类铭文拓片约四万件，以及木刻版一万五千件。汉喃研究院隶属越南国立社会科学与人文中心，是近年来越南在学术研究的国际合作领域最为活跃的机构，与中国（包括大陆和港台）、日本、韩国、法国和美国等都有很多合作出版与研究项目，整理出版了大量汉喃文献与碑刻资料。我们这次仔细地参观汉喃研究院的收藏及保管情况，还与汉喃研究院的领导及专家座谈，收获甚丰。

研究院大门入口的门匾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因为匾上写着“院研究汉喃”五个汉字。该院专家介绍说，这是用越南语的语法来写“汉喃研究院”。越南语的语序结构是修饰词（qualifier）在后，被修饰词（qualified）在前，语言学称这种语序为NA结构（noun+adjective），汉语的语序则是相反的AN结构（adjective+noun）。在“汉喃研究院”这一作为专名的词组中，“院”是被修饰词，“院”必须放在最前面，修饰词“汉喃研究”理应放在后面；而在“汉喃研究”这一偏正结构的词组中，“汉喃”是修饰“研究”的，“研究”才是被修饰词，“汉喃”是修饰词，所以“汉喃研究”的“研究”应该放在“汉喃”之前，而写成“研究汉喃”。因而，门匾上的“院研究汉喃”就是严格遵守越南语语法的表达方式。进一步说，由于“汉喃”、“研究”和“院”这三个词组都是越南语的汉语借词，可以视为越南语词汇，所以，“院研究汉喃”就是一个普通的越南语短语，并不是汉语，尽管用汉字来书写。只不过，熟悉汉字和习惯了汉语语序的人猛然读到此匾，难免会大惑不解。

“院研究汉喃”匾文提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在古代多语言社会里，当书写语言与日常口头语言分离时，无论这两种语言之间在语言学意义上差距有多么大，它们事实上正在经历“深度接触”，其结果是两种语言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异，而这种变异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文化与政治的深刻变迁。语言接触意味着不同文化、不同社会以及不同政治体之间的接触，这种接触导致语言要素的彼此渗透，时间和空间意义上连续、持续的彼此渗透势必造成语言要素的混合。应用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认为，不同社会文化体的接触与混合会造成不同语言之间的深度接触，而语言深度接触的历史后果就是语言混合。可以断言，当今世界的各主要语言都是所谓“历史混合语言”。

汉语也应该放在这一历史维度中来认识。一方面，研究语言史的学者也同意，汉语是一种年轻的历史混合语言；另一方面，汉语又是东亚历史上最古老、最重要的一种书写语言（很长时期内甚至是唯一的书写语言）。这两个方面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逻辑与历史关系。历史上，汉语社会和汉语政治体对非汉语社会进行了持久的渗透（深度接触），而汉语及汉语社会自身又因这种渗透所引发的反作用而形塑了自身的变迁。

语言学家认为，越南语是南亚语和侗台语的过渡类型，其系属不太清晰。值得注意的是越南语与汉语有基本相同的结构类型，唯一的区别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修饰关系语序的不同。正是这个原因，使得越南语要把“汉喃研究院”说成“院研究汉喃”。尽管这个专名中的三个基本词汇都是从汉语借入的，进入越南语之后要按照越南语的语序规则重新排列组合，从而充分显露这一专名的越南语属性而不是汉语属性。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语言接触中参与接触的各语言固有结构的稳定性、连续性和继承性。

但是历史也显示，深度接触中语言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不均匀，上层语言（书写语言或官方语言）对下层语言（非书写语言或被统治阶层的语言）的渗透，通常是更深、更快、更有力的。下面试以姓名制度（naming system）为例做一说明。

我们知道，姓和名作为一组偏正词组，姓是修饰名的，名是被姓修饰的。因此，姓名中的姓在前还是名在前，取决于语言中的修饰词与被修饰词之间的词序结构。因此，修饰词在前者（如汉语），姓氏理应在人名之前；修饰词在被修饰词之后者（如印欧语言），姓氏理应在人名的后面。照此规则，不同社会到底采用“姓+名”结构还是“名+姓”结构，取决于各自语言的修饰语序是AN还是NA。正是由于这个语言规则，汉语语序中被修饰的名自然就被置于作为修饰词的姓后面，形成“姓+名”顺序的姓名结构。

然而，当今世界各地区各语言社会的姓名结构，并非完全遵循这一规则，也就是说，很多社会的姓名顺序，与该社会所使用语言的修饰词序并不具备如前所述的那种相关关系。是历史造成了这种不规则变异。对历史学家来说，观察这种违背语言规则的文化现象本身，就是理解深度历史过程的重要关节点。比如，尽管越南语有着与汉语AN语序恰恰相反的NA语序，古代越南却完全接受了汉语修饰语序所主导的姓氏在前人名在后的姓名制度，而没有自创出同具NA结构的人名在前姓氏在后的姓名制度，如同中世纪以后欧洲人的“given name + surname”那种结构。这反映了历史时期拥有文化优势与政治优势的语言对弱势语言的强力渗透。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近代以来阿尔泰语系的土耳其、蒙古国和原苏联中亚突厥语各国，当这些社会为适应近代文化体系下的姓名制度而开始创造姓氏时，就不约而同地违背自己语言的AN修饰语序，而一律把姓氏放在人名后面。这当然反映了近代以来印欧语西方社会的文化优势地位，其背后的变化机制与古代越南社会采用汉语修饰语序的姓名制度是一样的。

这种在深度接触之后所发生的文化变化通常要经历很长一个时期，起初并不是彻底的和完整的。再举朝鲜半岛古代史的例子来进一步说明。和越南一样，朝鲜半岛在历史上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以汉语为书写语言，是东亚朝贡体制的一个重要部分，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直接接受中原王朝的政治统治。这种长期持续的深度接触，其结果就是文化和语言的深刻亲近。现在的韩国语（朝鲜语）中，有数量巨大的汉语借词，这当然是从新罗时代以来日积月累的结果。不过即使在新罗以前，比如在语言属性与新罗语明显有别的高句丽时代，由于同样以汉语为书写语言，高句丽语接受汉语影响的痕迹已经非常显著。《三国史记》记高句丽地名，有一个“买忽”，又记“一云水城”。前者是高句丽语的音译，后者是意译。在高句丽国内口头提到此地时，一定是说“买忽”，可是写进文书中时，就可能有两种写法，即记音的“买忽”和意译的“水城”（忽的意思是城，买的意思是河流或水）。初期的文书应该是记音（以便于念文书时让听者明白所指地名），可是等高句丽上层的汉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后，就可能改为意译了，这就是为什么《三国史记》会有两种不同的记录。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以汉语意译的地名也并没有完全脱离高句丽语言的语法规则。高句丽还有一个县，原先称“皆伯县”，后改名“王逢县”。高句丽语的“皆”，又写作“解”或“加”，是从扶余借入的高级政治首领的称号（其语源是古蒙古语中的aka，意思是兄长），“伯”就是遇到、相逢。《三国史记》在此县下有一条小注：“汉氏美女迎安臧王之地，故名王逢。”很显然，皆伯是音译，王逢是意译。音译在先，意译在后，反映了汉语水平提高之后对各类专名进行“雅化”处理的时代变化。可是“王逢”并不是汉语的SVO语序（subject + verb + object，受动名词在动词后面，即通常所说的谓语在宾语前面），而是高句丽语的SOV语序（subject + object + verb，动词在受动名词的后面，即通常所说的谓语在宾语后面）。如果严格按照汉语语法来意译，那么“皆伯”应该译作“逢王”才是。可见即使以汉语作为书写语言，高句丽语的自身规则也会对汉语书写产生影响。这种情况，就和越南的“院研究汉喃”一模一样。《三国史记》又记统一新罗时期把“王逢县”改为“迎王县”，反映了这个时期对汉语掌握的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

更显著的例子是“喃字”。喃字是一种以汉字为素材创造出来的越南语文字，通常是由分别表音和表意的两个汉字组合在一起形成，在越南古代文字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类似朝鲜语（韩国语）的谚文（Hangul）和日本语的假名（Kana），用以表达汉字无法表达的古代越南国境内的越南语、岱依语和瑶语固有词汇，特别是人名和地名。可是在中文文献里，“喃字”又常常写成“字喃”，这是因为中国文献反过来受到了越南文献的影响，在越南文的书写中，“字喃”的写法多于“喃字”。在越南语口语中，喃字一定是念作“字喃”（Chữ Nôm）的，口语表达持续影响的结果，就会出现“字喃”的书写形式，并最终使得中国文献也接受了这一形式。同样的道理，“汉字”这个词在越南口语中的两种表达形式，一种是符合越南语NA语序的意译“汉”（Chữ Hán），一种则是遵从汉语AN语序的音译“Hán Tự”。值得注意的是，古代越南把借入的汉字又称为“儒字”（Chữ Nho，又是NA语序，说明了书写语言与口语的差别），强调的是对这种书写系统所代表的文化价值的认同。语言深度接触对于语言的影响当然是多方面的，而语言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深刻历史变迁。

上述观察大致可归于历史语言人类学的范畴，这一观察可以给历史学研究，特别是有关东亚地区史和中国古代族群史的历史学研究，带来哪些启示呢？

我认为，从语言深度接触来理解族群接触和政治体接触，就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角度，让我们看到古代东亚世界的历史变迁，其实也是不同语言之间交互作用的过程，让我们对东亚当今状况的形成有一个具有历史纵深感的理解。固然有许多曾经的语言、曾经的人群、曾经的社会关联早已消失无可觅踪，但也有一些历史信息的碎片幸存下来，当我们把这些碎片放置在具有历史纵深感的理解中时，它们也许可以映射出意想不到的历史片段。

就汉语来说，古代东亚的历史过程，就是汉语作为书写语言扩张领地的过程。至迟从商代开始，始发于黄河中下游局部地区的古汉语族群及其政治体，向东亚大陆的四面八方快速扩张，到汉魏时期已确立了对于巨大空间和人口的覆盖。表面上看，这就是说汉语的人口对广大非汉语人口的征服和同化。然而真实的历史过程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首先，汉语自身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次，正是由于非汉语人口的加入（很多时候是主动的和激烈的），汉语社会本身发生了巨大变化。

而且，在汉语扩张的过程中，非汉语地区的人口普遍地、能动地作用于语言混合过程，使得土著语言及其人口参与甚至主导了当地混合语言的生成，其结果就是各地新型语言的形成。由于历史时期作为书面语言和官方语言的汉语持续作用（深度接触）的程度不等，其影响的结果有异，因而，这些各不相同的语言，其内在变化的程度也不同，有的发展为汉语的一个方言，有的作为一种深受汉语影响的土著语言而继续存在。吴方言、粤语、越南语，就是因混合程度不同而在语言属性上排列不同的显例。

但是，如果过度强调了汉语及其人口在这一历史过程的作用，就会遮蔽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我们常常忽略的一个事实是，非汉语世界随着各自空间范围内多形态政治体的凝成、分解与重组，也在经历着语言多样性的绝对衰减和地区性混合语（标准语或官方语）的生成与变化过程。地区性标准语的生成与变化，反映了地区性政治体的发育和发展过程。这种理解要求我们把非汉语土著社会的内在变动机制当作研究对象，而不要把他们看成一味接受汉语政权影响的单纯被动因素。近年来西方学者研究清代的湘黔苗变，注重清朝基层官员与苗乡精英的互动与共谋，就反映了对土著社会内在变动机制的关注是多么重要。

《大越史记全书》记载8世纪末（791年，唐德宗贞元七年）冯朝的建立者冯兴被尊为“布盖大王”。布盖（vua cả）就是越南语的“大王”。同书又记“丁先皇帝即位，建国号大瞿越”，“瞿”（cồ，或写作汉字“巨”），就是越南语的“大”。在这两个例子中，越南政治家用越南语固有词汇和汉语借词重叠构成名号，在土著社会的政治语境中构建了崭新的认同体系。应该指出，王或大王，是华夏周边的非汉语世界最早借入的汉语词汇之一，其借入机制便是汉魏晋王朝对周边非华夏政治体高级首领的爵封制度（比如汉代册封边裔政治首领的王、侯、君、长名号体系），而获得这类爵封的非华夏酋领又据此拥有了在他的政治体和社会建构中的额外政治优势。前举越南名号以借入词与固有词叠加构成的形式，在华夏周边政治体的历史上并不是孤例，其机制与意义有待语言学和历史学的进一步探索。

综上所论，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观察多语言社会书写语言与口头语言、官方语言与大众语言的分离及互动，既是了解古代东亚历史的一个路径，也是研究古代中国族群历史的一个重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