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要说明，本文讨论的华夏文明，是指商周以来以汉字为主要书写手段的社会体。虽然社会体并不总是与政治体相重合，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社会体的盈缩变化主要是由政治体的兴衰变化决定的，甚至可以说，具有一定连续性和稳定性的社会体本身就是由不那么连续和不那么稳定的政治体创造出来的。因此，对文明体和社会体发展状况的描述，势必在很大程度上以政治体的发展为背景。其次，这里要谈的所谓“边界”，有时并不是切实可见的空间存在，或者毋宁说，它仅仅是一个亦此亦彼的混合地带，在此地带，华夏文明与其他文明共存共生。当然，政治体以军事力量制造的法律意义上的国家边界与这种文明体的边界通常并不重合，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华夏文明虽然被称作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但创造出这一文明的那个人群（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政治体）并不是非常古老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年轻的。研究汉语史的一些学者发现，汉语是一种混合语言，可能是在中原地带交汇的各语言，特别是古南澳语、古阿尔泰语和古藏缅语持续接触的结果。也就是说，华夏社会体的起源（如果可以用起源这个很不可靠的术语的话），是来自不同方向的人群在今天黄河中下游之间（河南中部、山西南部及陕西东部）发生某种充满活力的接触的结果。就是这一个年轻的社会体所代表的文化体，率先在亚洲东部孕育出了高级的文化形态，即文明，从而使这一群体对周边各语言各族群具有了发展优势，决定了周边各语言各族群逐渐被蚕食、被消融以至扩充到华夏文明体之中的历史命运。表现在语言上，就是汉语人口的持续扩大及其对非汉语人口的淹没。这种汉语人口淹没非汉语人口的历史，既是汉语人口数量持续增长、汉语人口覆盖地区持续扩大和汉语社会同质性持续加深的过程，同时也是汉语自身诞生、变异和发展的过程。[李葆嘉：《从同源性到亲缘度：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重大转折——〈汉语的祖先〉译序》，载王士元主编《汉语的祖先》，中华书局，2005年，第87—91页。]

表现在族群环境上，就是汉语社会与周边族群的区隔日益鲜明和强烈。[关于早期华夏化运动的概括性描述，特别是有关中古时期南方诸蛮社会的华夏化问题，请参看罗新《王化与山险》，《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宏观地描绘周秦之际东亚大陆主要人群的分布状况，应该是这样的：内亚草原的游牧民；东北亚森林地带诸民族，包括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滨海诸州，以及今中国东北全境与长城地带的渔猎民族；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正在急剧扩张的华夏民族集团；汉水、大别山以南至南岭以北的稻作区的诸蛮；南方滨海地带的古代诸越民族。这种各主要族群集团在空间上各自连续分布并覆盖广大地区的格局，到战国后期已经有了显著的改观。华夏集团首先在政治上（当然主要依靠军事手段）控制了越来越多的原非华夏地区，接着在这些地区开始了华夏化运动。[渡部武：《秦汉时代の巴蜀开発》，松田寿男博士古稀记念出版委员会编《东西文化交流史》，东京：雄山阁，1975年，第201—213页。]历史地看，华夏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从局部地区和部分人群开始逐渐在空间和社会中扩散的过程。一开始，华夏化地区和人口有如孤岛一般点缀在非华夏的海洋中，可是，历史的基本轨迹却是，这些华夏孤岛一直在成长和扩张，并最终逆转了孤岛与海洋的关系。[金裕哲：《魏晋南北朝时代江南社会与种族问题——从蛮夷的“边缘”到中华的“江南”社会》，杭州大学韩国研究所编《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第18—50页。]当然，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无论在非华夏社会的各族群之内还是在同一族群的不同单元之间，华夏化都是以不均匀的速度和幅度，在不同层面和不同程度上分阶段进行的。

表现在空间上，就是我们要说的华夏文明边界的波动。如果以古人常说的“天下之中”的河洛地区为中心来看，华夏文明四千多年来在空间上各个方向的成长似乎是相当均匀的。几乎东亚大陆的所有农业区都实现了华夏化，例外出现在朝鲜半岛和越南半岛，而这两个半岛历史上正是华夏政治体多次进入又反复退出的地方，是华夏文明在东亚农业区波动幅度较大的特殊情况（无疑，是可以很好地给出历史解释的）。在非农业地区，由于清朝的帝国构造包容了大规模的多族群多文化的社会与政治单元，从而遗留给现代中国以巨大的北部和西部版图，同时也使得现代中国的政治边界与传统华夏文明的边界出现了明显的不一致。当然，历史上二者从来就没有过完全一致的时刻，但值得思考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学者注意的是，清朝遗产中这二者间的差异特别突出。

依靠现代中国版图，会产生一种错觉，即认为传统华夏文明历史时期在各个空间方向上的推进所取得的成就都是相当的。其实，从投入产出比的角度看，历史上华夏政治体的扩张和华夏文明的扩展在不同地区是非常不均衡的。在农业地区，首先是北方的华北平原、江淮地区、胶东半岛、关中平原等麦作区，以及长江以南的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太湖平原等稻作区，还有西南的成都平原等，早在秦汉之际就被整合进了华夏文明圈。而汉武帝时代的大扩张中，不费什么力气就拿下了瓯越、闽越、南越和西南夷，而同一时期与匈奴的战争不仅耗时长久，而且几乎把汉朝拖垮。究其原因，不仅因为匈奴有骑射优势，而且因为华南广大地区各个族群的政治发育水平都不高，政治体的规模都不大，都不足以动员一支较大的军队来抵抗汉朝偏师之一击。无论是哪些原因起了主导作用，军事征服在南方的成功是如此轻易，使得紧随军事征服之后的华夏化运动的全面完成显得要漫长许多——大约到唐代中期才可以作此判断。当然，在华南全面华夏化之后不久，整个东亚大陆的经济重心也就从华北平原转移到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区了。

相比而言，华夏政治体在北方和西部地区的投入就要大得多，包含财政、军事和国家可以动员的其他一切资源，表现在历史资料里就是有关记录要多得多，任何学习历史的人都会非常容易地获得历史上国家在北方和西部的活动更为重要的印象。这个印象虽然是有道理的，但掩盖了华夏化在华南更为成功，以及华南对华夏文明更为重要这个基本事实。

下面我们通过梳理历史上华夏文明西部边界的波动情况，概括地观察历史时期华夏政治体在向西发展方面的努力及其成效。

如果从秦代说起，我们首先要承认，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确切地知道，秦国以及后来统一后的秦朝在其国境西部所面对的主要敌人是谁。我们知道秦长城西起临洮，但洮河以西，或者说陇山以西，有谁需要这样严加防范呢？我们知道那时河西走廊有所谓月氏，从匈奴必须派质子到月氏去的情况看，月氏是比匈奴更为强大的游牧政体。可以推测月氏当时的影响已经达到了陇山地区，与秦国和秦朝西向的发展在长城一线发生了接触。月氏是说印欧语言中的伊朗语支某种语言的。我们应该知道，在汉武帝以前，从河西走廊向西一直到中亚，全都是印欧语言中的伊朗语支各语言的世界。甚至有研究者认为，印欧语言向东亚的扩张一直达到今山西中南部，参与塑造了华夏古文明的某些人群就是说印欧语言的[余太山：《古族新考》，中华书局，2000年，第1—52页。]。《史记》的《大宛列传》说：“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大宛列传》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张骞及其随行官员的旅行报告写出来的，他们的旅行都是自今新疆北部向西再向南，也就是说，因此他们的报告没有提到今新疆南部即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国家的情况。其实，自河西向西经塔里木越帕米尔到中亚，都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也就是说，秦朝以西是一个连续的印欧语和印欧文化世界。

秦汉之际崛起并建立了欧亚草原第一个大帝国的匈奴，似乎并未改变这一局面。匈奴的统治集团是说什么语言的，究竟说古蒙古语，还是古突厥语，这是匈奴史研究中最引发纠纷却又毫无结果的问题。不过，关于匈奴和月氏一样属于印欧语人群、源于西方而不是北方的说法[Christopher I. Beckwith, Empires of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70-73.]，也是不能排除的。无论如何，汉武帝发动旷日持久的对匈战争之前，汉朝的西部边境不仅没有扩大，却遭受着巨大的国防压力。可是当汉朝军队在霍去病的领导下于公元前121年占领河西走廊之后，华夏政治体进入塔里木盆地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接下来为人熟知的历史就是汉朝经略西域，也就是华夏政治与文化影响进入塔里木盆地，以及汉朝对中亚的用兵。应该注意的是，在汉武帝之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尽管河西地区始终存在着非华夏文化的因素，有时候这种非华夏的因素还会形成河西被非华夏政治体统治（如十六国时期的后凉、南凉和北凉，唐代的吐蕃，宋代的西夏，等等），但河西的华夏化程度非常高，连续性也非常强，是华夏文明在西部最富历史意义的战略桥头堡。

和河西情形近似的还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吐鲁番，一个是楼兰。吐鲁番和楼兰本来是塔里木东缘的两个绿洲小国，是说印欧语的，但在汉朝及其以后华夏政治体的连续冲击下，最早进入华夏化的轨道。可是，很可能是由于北朝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比如孔雀河河道的变化）造成楼兰地区不再适宜人类居住，一个本已成型的华夏化绿洲消失了。当然，华夏力量的西进与楼兰绿洲的环境破坏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系（或是否有相关性），还有待今后的研究给出答案。吐鲁番是今新疆境内第一个被纳入华夏式郡县行政体系的绿洲（设置高昌郡），而且是在中原的华夏统一政权崩解后的所谓十六国时期。可以说，从汉代到西州回鹘控制高昌的近千年的时间内，吐鲁番的华夏化进程基本上是连续的。由于唐宋之际在华夏政治体周边涌现出多个重要的非华夏国家政权，切断了吐鲁番与中原的联系，吐鲁番的华夏化成果很快消失了。

华夏因素退出的同时，突厥因素却进入了。和吐鲁番先后同时，整个塔里木地区进入了突厥化的时期。塔里木南北各绿洲本来说印欧语、信仰佛教和其他宗教的人群，最终转变成说突厥语、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这是一个耗时长久、异常深刻的变化。同样的变化也出现在帕米尔以西的中亚地区。需要强调的是，不能把这场变化简单地理解为突厥人迁入的结果。突厥人群从草原地带进入绿洲当然是事实，但他们人数稀少，原来的印欧语人群在人口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但居于统治地位的突厥人最终把自己的语言、认同和历史记忆，成功地转化成包括整个塔里木在内的绝大多数中亚地区人群的语言、认同和历史记忆。有趣的是，这样的历史变化在不同地区的突厥人群的体质人类学特征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迹。今天草原地带的各突厥人群，如柯尔克孜（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与绿洲农业区的各突厥人群，如维吾尔人、乌兹别克人，在体质特征上有明显区别，前者更接近蒙古人，后者更接近波斯人。这就是因为前者中较多保留原内亚阿尔泰人群因素，后者中较多保留原中亚印欧语人群因素。[关于古代突厥人的体质特征，现在没有切实可靠的图像证据。《旧唐书》的《突厥传》记载突厥贵族阿史那思摩在第一汗国时期不被重用的原因，是几个可汗都嫌他“貌似胡人，不类突厥”，怀疑他“非阿史那族类”。可见突厥与中亚粟特人有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大概近似于今天蒙古人与伊朗人的区别。]

在包括塔里木盆地在内的中亚广大地区完成突厥化和伊斯兰化之后，非伊斯兰和非突厥的因素并非再也没有机会进入该地区。沙俄与苏联的漫长统治已经给中亚注入了深刻的外来因素；类似的情况在新疆也随处可见。这些新因素在历史的长时段背景下应如何评估，当然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不过对研究者来说，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过于笼统地把中亚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看成一个历史分期标准，从而未能深入地观察在长达千年的时间内中亚各社会体、各文化体和各政治体之间所发生的丰富多彩的历史运动，正是这些历史运动提供了现代中亚（包括中国的新疆）的历史基础。

举一个例子来说，学者一般都知道，塔里木地区的绿洲社会在历史上有一个较为鲜明的特点，就是政治上的分散性（当然并不意味着文化上的彼此排斥），缺乏绿洲之间政治认同的内在动力，这也是塔里木地区在军事防卫方面比较脆弱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充分注意到17世纪以后诸绿洲间逐渐出现的政治认同和权力集中的倾向，我们就无法理解19世纪末以后的诸多政治和文化趋势。应当把中亚地区近代的政治发育与世界历史的其他部分放在同一个平面上来认识，而不是把伊斯兰中亚看成孤立的和静止的岛屿，更不能把近代中亚的历史看成一个古老文明区的衰落过程。[俄苏一些研究者把沙俄侵入中亚以前的中亚说成是正在衰落的、失去了文明活力的社会，这显然是为了给沙俄统治中亚寻找合理性。]

更重要的是，对中亚东部（及中国的新疆）近二三百年历史的深入观察，会给我们提供一个理解华夏文明重新进入中亚的历史平台。我们知道，近代华夏政治体重新进入中亚是从清朝与准噶尔争夺草原统治权开始的，但如果仅仅从强权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观察这个重新进入，容易忽略中亚社会内部的政治发育及其在适应新政治秩序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反作用力，这种反作用力事实上影响了新的政治秩序本身的形式及其变迁。

华夏文明西部边界波动的历史，不仅是华夏文明的历史，更是西部地区各古老社会的历史。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应当想到的是那些活生生的、由人群和情感所构成的时间与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