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井策太郎去了文保泰家。

此行是为了逮捕芳兰，让她说出二十五万日元的下落。不巧，当天文家正在为文保泰“送三”。“送三”就是人死后第三天为死者举行超度灵魂仪式的日子。

中国的习惯是，死者入殓后，要放在家里一段时日，称为停灵。按惯例要停四十九天。到了清末，停灵的时间大大缩短，讲究排场的人家一般是放七天到九天，穷人家则出殡得更早。“送三”就是指在丧事的第三天黄昏，为死者超度灵魂。

每逢过年，家家户户都用长条红纸写下祝愿之辞，称为“春联”，贴在家门上。春联一般早在年前就准备好了，文家当然也不例外。他家贴的门联是：

莞草满庭吐秀

杏花遍地生春

这副门联是用泥金写的。

此外，家中各处还贴上写有“春”“福”一类吉祥字的方形春联。

由于家里办丧事，文家便用白纸将春联遮了起来。所有喜庆的红色都没有了，显得惨淡凄凉。

杠房[杠房：旧时专门出租殡葬所需灵杠、棺罩、孝衣、幡伞等执事的店铺。]的伙计们运来各种工具，在院子里搭起棚子，挂上挽联。僧人、吹鼓手等招揽齐全，大鼓和铜锣也都齐备了。有钱人办丧事，凡男吊唁者来到门口，就鸣鼓，女客到来，则吹喇叭，以便通知宅内的人。念经和吊唁都从黄昏开始。

策太郎到达文家时，所有人都在紧张地做着各种准备。办事的人来来往往，没有人会质疑他来的目的。

策太郎进去之后，立刻找到看门的老大爷。老大爷哭得眼泡儿都肿了，看来是一个忠实的人。不过，也说不定，或许是因为亲戚老刘死了才哭的。

“芳兰在哪儿呢？”策太郎问道。

“哎呀，”看门的老大爷不停地眨着眼睛说，“现在这儿乱哄哄的，我也不知道。您进去问问女用人吧。”现在这么忙，人们只顾干自己的活，谁也不知道别人在干什么。

策太郎走到正房。

正房的大厅内，一副盖着绸子的棺材摆在两条板凳上。棺材的前面，一位披麻戴孝的妇人正扑在地板上号啕大哭，旁边有两位妇人不断地安慰着她。应该是文夫人在哭吧，两旁陪伴的是亲戚。

按照北京的习俗，棺材要置于南北方向。棺材里要塞满木屑，覆盖棺材的绸子要缝上蝙蝠形的“寿”字。讲究的人家，把死者穿的衣服称作“寿衣”，把棺材称作“寿材”。

这里是灵前，也是未亡人放声痛哭的地方。

策太郎看了看，又蹑手蹑脚地向旁边的厨房走去。

虽说他是文家的常客，却从未进过厨房。厨房门总是关着，夏天也要挂上帘子，大概是不想让客人看到里面的情形吧。然而，现在厨房门却完全敞开了，不同的人进进出出。十几个男女仆人正在忙着干活。前来吊唁的人、亲属、帮忙的杂人、僧侣、吹鼓手，所有人都要吃饭，厨房就显得特别忙乱。看样子连亲戚家里的仆人也被找来帮忙了。这种情况下，也不便进厨房。

于是，策太郎就站在厨房外往里望了望，没看见芳兰。他又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打算从来往的人里面找找熟人。

不一会儿，一位经常打扫院子的中年女仆抱着小坛子从厨房走了过来。

“你们真忙啊！”策太郎亲切地打招呼。

“咦，您也来帮忙？”作为文保泰的弟子，策太郎到刚逝世的老师家来帮忙，也不足为奇。

“是啊！……大家都在干活……”策太郎暧昧地回答，然后问道，“哎，芳兰在那边吗？我找她有点儿事。”

“她不在厨房。是不是在里面？那个姑娘不怎么干脏活的。”

中年女仆边说边看着自己那双抱着坛子的手。她的手已经被深褐色的酱油、豆瓣酱给弄脏了。

“那好吧，我到里面去看看。”策太郎说完转身离去。

正房后面有间房子叫作后罩房，与正房有一段距离，一般的大户人家都会把女仆人安排在那里住，有时还是老爷们的藏娇纳妾之处。

策太郎绕到后罩房，观察了一番情形。平时，不准男仆靠近这里。现在这么乱，也顾不上这些了。女仆人的房间门都敞开着，外人进出非常随便。

策太郎大摇大摆地进去看了看，没有人哭。五六个女人在缝制丧服和捆叠送葬时要烧的金银纸箔。有人抬起头打量了一下策太郎，但都以为他也是来帮忙的，便没有特别理会。芳兰也不在里面。

策太郎问一位面熟的年轻女仆：“芳兰在哪儿呢？”

“到取灯胡同办事去了。这时候也该回来了，她也太慢了。”

“她办完事是不是会到这儿来啊？”

“这……可能会来吧。”

“好吧，那我待会儿再来。”策太郎说完离开了。

人死后，有很多事情要办。丧葬的规矩也很多。就拿念经说吧，汉族人除了请和尚，还要请道士。满族人则要请喇嘛来念经七日，家里要设祭坛，同时为喇嘛准备七天的饮食和茶水。而且，还要请阴阳风水先生算一算主要时辰的吉凶，甚至连哭丧的方式都有规矩。

亲人去世，家属、亲友内心悲恸。不过，繁杂的后事让所有人都处于一种紧张忙碌的状态，反而能冲淡他们内心的痛苦与哀伤。这也算是生活的智慧吧。

策太郎与丧事无关，可以悠然自得地在文家遛来遛去。他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可根本没有人注意他，人们都各自忙碌着。

于是，他向悠悠馆走去。

悠悠馆的大门被砸坏以后，家人们就在门框上挂了一面白幕布。幕布不时地被风吹起。策太郎从幕布下钻了进去。

文保泰被杀的现场已经不复原样了，只剩下了日本席子、紫檀木椅子和桌子。原先运进来的石碑已送还原主。当然，血迹都擦去了。

“什么都没有了……”策太郎环视着空荡荡的悠悠馆，自言自语地说。

墙角简易自来水管下面的水槽里，过去常放着几个水桶，现在也不知去向了。

策太郎思索道：“凡是能移动的东西都搬出去了。也许死过人的地方不吉利吧？紫檀木椅子和桌子留下来，可能是为了接待前来吊唁的客人。”

“嗯？有个东西！”策太郎惊讶了一下。

原来是纸篓。

凄凉的悠悠馆里，只剩下了这只纸篓。过去，它一直紧靠着石柱子。文保泰死后，它依然放在原处未动。看到放纸篓的旮旯儿里冒出了一些嫩草，策太郎不由得一阵心酸，这里就像是一片凋零了的荒野。

他又看了看纸篓，里面空空如也。策太郎记得，他们来找文保泰时，纸篓里还装了很多坏掉的毛笔、旧棉花球、蘸了墨汁的棉花、特制的弹簧和各种作废的拓本。

他抚摸着凹凸不平的石柱子，回忆着文保泰生前的情景，有一种无以名状的悲伤。到此时，他才认真地哀悼起自己的老师。然而，感伤刚刚浮起，立刻又被驱散了。

策太郎一想到他们被诈取了二十五万元，就意识到自己太糊涂了。“我不是来缅怀故人的，而是为了挽回名誉，设法取回那笔钱的！”想到此，策太郎立即离开了悠悠馆。走到门口，布帘子被风吹得呼呼作响，他的头发也被吹乱了。

他在文保泰宅子里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女仆人住的房间。

“芳兰还没回来呢！本来早就该回来的，不知是怎么了。刚才那桐先生那儿也派人来找她。真是的，她到哪儿闲逛去了？现在正是忙的时候。”刚才见过策太郎的那个女仆说。

那桐多次派人来找她，芳兰始终未归。文家的管家气得不断地嘟囔，只好派人去芳兰办事的地方找她。

事情是这样的：文保泰生前曾向取灯胡同的一个叫作穆桂的旗人借了几本书。文保泰出事后，穆桂突然说急用那几本书，于是管家就派芳兰还书去了。去找芳兰的人回话说：“早在三小时以前，芳兰就将书送到穆桂家，然后立刻离开了。”

一直待在文家等芳兰的策太郎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想到：“糟糕，她一定是趁机逃跑了。”

策太郎确信芳兰不会再回文家来了。

正厅里，和尚们已经开始念经，浓郁的香火味随风吹了过来。

策太郎离开大厅，准备回家。念经声越来越远，他边走边思索：这么看来，那个叫张绍光的人，也很可疑。他既以警察顾问的身份调查这个案子，又在隆福寺里偷偷告诉自己，是芳兰把二十五万元带出了悠悠馆。好，这么一来，也该查一下张绍光。

张绍光虽然不是工巡总局的人，但要找到这个人，还得通过警察这边的关系。幸亏策太郎有一个日本朋友就在新开办的京师警务学堂里当教员，于是，他便托朋友询问了一下工巡总局。

第二天早晨，朋友给他带来回信说：“昨晚张绍光不在宿舍，不过，也许等上半天就能联系上了。他平时就来无影去无踪的。以前他到外面住，第二天很快就能联系上。”

一天过去了。

等到日落西山，策太郎的朋友告诉他说：“不管是宿舍还是工巡总局的人，都没见过张绍光，他也没来联系过。工巡总局也想找他谈谈，可是到处都没找到。看来，他好像是失踪了。他们正准备搜查呢。”

策太郎还拜托那须启吾到文家去打听芳兰是否回来。如他所料，昨晚芳兰一夜未归。

看来，两个人都失踪了。

这应该不是偶然。奇怪的是，他们几乎是同时失踪，像是约好了似的，最后出现的地方也都是隆福寺。

最后一个见到张绍光的人是策太郎。策太郎收到他的邀请信，便如约在隆福寺与他相见。

而芳兰从穆桂家里出来之后，曾到过隆福寺前的三槐堂。这是文保泰的朋友李先生亲眼看见的。那位老先生只当芳兰办什么事去了，也没有特别留意。老先生一心都在字帖上，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离开了三槐堂。不过，他倒还清楚地记得下午两点以后见过芳兰。那时，策太郎正和张绍光说着话呢。

隆福寺内和隆福寺前的书坊——时间、地点大致相同。

如此想来，这种一致不是偶然，他们之间很可能有联系。

当晚，那须启吾来到策太郎住的地方。

这个经验丰富的老谍报员也带来了“一致”的消息：“咱们过去只知道，芳兰是那桐推荐给文保泰的。但进一步调查后，才知道她在去那桐家之前，曾在庆亲王家当过侍女。这么看来，她肯定是个联络员。”那须说。

“嗯，她的作用好像还不小呢。”策太郎说。

“是啊，可以这么说。”那须一边用小指的指甲搔着右眉梢，一边说，“姓张的小子曾在日本和德国留过学。回国后，有一段时间赋闲，但之后意外地被振贝子看中了。”

“振贝子，那不是庆亲王的……”策太郎说到此处，不禁咋舌。

振贝子是庆亲王的儿子。

他们两人又有了新的“一致性”，他们都是庆亲王阵营中的人。“偶然”也不再单纯是偶然了。

既然是同一阵营，张绍光为什么还要告诉策太郎说，芳兰是罪犯呢？

“这太奇怪了，有必要调查一下这小子究竟是什么人。”策太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