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这个叙事艺术发展到卡夫卡（Franz Kafka）就来到一个奇特的高峰，他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小说家，然而其对后世小说艺术的影响之深远，却不亚于西方／欧洲数百年来这方面的诸多典律。其所以如此，应该说得力于他这个人的两点决绝，而首要的当然是他的生存意识的决绝。他一再地透过文字来表达一个意思：生存是不可能的；他不能容忍作为在犹太／基督教文明底下一个男人的生存处境，他不能接受生存的“这个版本”，然而他又看不见生存又有什么别的“版本”。他的另一点决绝是附丽于那首要的决绝上，或谓是由其首要的决绝所驱动而产生，那就是他的叙事策略的决绝（其实策略是个完全与他不相称的概念），小说（或谓在他之前的）这个文字艺术形式其实并无法恰当地容纳他这种生存意识的决绝，他挣扎着写写改改，又撕撕停停，大多数（特别是长篇）作品都不能终篇，经其挚友 Max Brod 保存、编辑甚至补缀而成的，就是一些不像小说的小说了，而这就是他给后世的小说家树立的标杆。后来的追慕者们肯定没有条件（要求的是心性而非能力）去表达像卡夫卡那样十足的生存意识上的决绝，在卡夫卡不太成功的不像小说的小说这方面，后来的人则固然有更多的时间和技艺上的磨炼去攀登这枝标杆，然而缺乏那首要的决绝，附丽的决绝就几近娱乐了。

在这样的认识上阅读黄锦树，首先得接受比附落差上的增减和转换。他何以耗费那么大的心思创作这么多的马共小说？是不是因为他从事马华文学的研究而发现到这个庞大的空洞：文学作品没有处理这个本来是绕不开的题材，政治霸权下历史只剩下政治正确的妆点，而他觉得他应该可以填补这个缺憾？他的时代感是强烈的，这一点他显然远远超越马新两地那念念不忘某种“不敢说出自己的名字”的文学意识形态的作者们；他显然了解对那过去的时代的时代感，在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小说家而言，可以是一个题材的矿脉，也可能是一条歧途的开端。他的读者们可以感觉幸运的是，他完全抛弃历史小说这种体式（genre）的定式，他是在写小说，而且创作出来的是不像小说的小说。那么，在这个写作不像小说的小说的过程中，时代感和历史意识应该如何处理？他告诉自己，他不是历史小说家，他更不是历史学家，他并不想烹调出一桌关于马共（或华人左翼运动史）的“我方的历史”或另类史论述。他对霸权历史反感，但他反击的方式是通过一种新的叙事艺术，一种不像小说的小说，来建构一个霸权毫无专制话语权的“虚构的真实”，而这，正是一个真正的小说家的印记。马华文学不必奢言典律（canon），但应该大胆地把目光投向无论可以或不可以作为标杆的经典（作品或作家），而黄锦树显然是在这条路上积攒了可观的资粮和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