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有人出版社的朋友说要推荐我角逐本届的“花踪马华文学大奖”。我想如果那能让《火，与危险事物》多卖几本，“角逐”看看并无不可。有人之决定出版《火，与危险事物》，虽不乏文学史意义，但我总觉得高估了我在大马华文阅读公众中的被接受度。

这些年，大马华文青少年文学的阅读人口有显著的成长，但那似乎和马华文学关系不大。靠政治热情支撑的那几十年（“那时并不要求我们非常在意的“文学质量””）过去后，马华文学的读者大概只剩下同为作者的那批人（“品味好恶分歧学养参差的文青或老文青，自古文人相轻，能相互欣赏的大概也并不多”），即便在台湾，也很难吸引读者。在国内，它不只竞争不过舶来的台港纯文学（及汪洋般广大丰饶的世界文学），也竞争不过武侠、科幻、言情小说、连环漫画之类的通俗读物。一直都是那样的，看来未来也不可能有多大的改变。即便对大马华文读者而言，也有“为什么要读马华文学”的问题（这可视为“为什么马华文学”的另一种再问题化）。也就是说，马华文学的困境之壁比我们想象的坚固得多（更衰的是，有的局外人还以为它和马华公会有什么关系）。我们穷尽一生的个人努力，也许终究还是改变不了马华文学的实存窘境。虽然，花踪的奖金对年轻写作人还是很实惠的鼓励，即便是在马币大贬的年代。

大马本土论者有个讲法也许部分是对的，用华文写作，永远不可能写出跨族群雅俗共赏的大马“国民文学”（譬如夏目漱石之于日本文学）；没讲对的部分是，在可见的将来，用马来文也不能——即便马来文以国家的力量强行占据了华文、印度文的社会沟通功能。在最坏的情况下，方言母语也会在强势语言里哀号，让它不纯，在国文里抽搐，那是文学的天性。族群分化，分歧的国民想象，一直延续着的不平等结构（“虽然我不久前还读到某大马本土华语语系论者高调地写道，种族问题早已过时”），造成了我方的历史与我方的文学的必然分殊，文学和历史很难避免那样的族群创伤经验。先哲早有名言，自由难，平等更难。受损害者的文学很难被既得利益者青睐，既得利益者的经验不可能在被损害者那里得到共鸣。即便写作者选择官方立场，但官方立场的国民文学也只能是官方文学而已。

对文学的局外人而言，文学语言如同一种方言，文学爱好者似乎是某种方言群，有他们自己的“方言群认同”（也许依文类分，诗与小说各为异类——而散文，人人都会写）。在台湾，我们或被谑称为“马来帮”，既是同乡会，也是某种差异语言小共同体。早期东南亚华人移民确实是依着血缘地缘拉帮结派以求自保，继而以方言会馆、宗亲会馆、商会等以凝聚共同体。而在台湾，我们几乎都是“孤狼”，很少联络更别说见面。人太少，写作也不需拉帮结社，也没有什么利益需要用那样的方式去保护。

这被困锁在特定族群语言里的华文文学，它在国境之外有更广大的竞争群体，以致在汉语文学的家族里（所谓华语语系者），它每每只能忝居末座，甚至位居附录（在美、日、韩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体制里），那是个没有位置的位置。这也让为什么要“写作马华文学”——尤其在离境多年之后——成为我们必须持续面对的、尖锐的伦理与文学政治问题。

再过两个多礼拜，我离开马来西亚就满二十九年了；留台的日子，也快要成为我自己的“三十年梦”。最开始的那些年，每回返乡，只要睡两个晚上，几乎就可以把离乡的日子“忘掉”，好像离乡只不过是一场梦，原就不曾离开过。随着离乡的日子愈来愈长，返乡之眠不再有忘却他乡的功能（“也许根本的原因在于从小居住的老家没保留下来”），即便在梦里，也已知此身是客。

如果母亲还在，花踪重达两公斤的奖杯就不必劳驾朋友千里迢迢扛来台湾。二十一年前（一九九四），我曾把更重的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的“雏凤”奖杯扛回去给父母。如果母亲还在，头脑还清楚，这个锦上添花的奖，会让她开心好一阵子吧。

二◯一五年九月十二日埔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