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了两三天，我在自己房间里已经安顿停当，到伦敦也已经来回跑过几次，一切必要的用品都已经叫各个特约商行送来了，这时朴凯特先生才和我做了一次长谈。他对于我未来的前途比我自己了解得还清楚，因为他谈到贾格斯先生和他说过，我的深造并非为了就业，只要我的学问能够“及得上”一般富家子弟，同我未来的地位大致相称，也就蛮可以了。我没有什么相反的意见可提，自然就默默同意了。

他建议我先到伦敦某几个地方去见识见识，获得一点我所欠缺的入门知识，一切课程都可以由他负责给我讲解和指点。他相信，只要帮助得法，我不致会遇到什么不可逾越的困难，估计不消多久，我就能够毋须别人教导，只要他一个人指点就可以了。除了这些以外，他还说了好多大意类似的话，总之全然和我开诚相见，谈吐也很美妙；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既然他对我履行义务始终是这样一片热心、毫不苟且，我对他履行义务也就不能不同样一片热心、毫不苟且。如果他做老师的先表示冷淡，我做学生的毫无疑问也会拿冷淡的态度来回敬他；他既然做到我无言可说，我们师生之间自然就彼此尊重，各不相负。自从建立师生关系以来，我从来也不觉得他有什么滑稽可笑，只觉得他处处庄严、正直、善良。

这几点谈妥以后，我就积极进行，认真进修起来，却又想到假使能在巴那尔德旅馆里保留一间卧室，既可以适当调剂生活，也便于向赫伯尔特学点礼貌规矩。朴凯特先生不反对我这种安排，只是再三叮嘱务必先请示我的监护人，再做处置。我觉得他想得这般周到，无非是因为我这番打算，也可以使赫伯尔特节省一些开支，于是我赶到小不列颠街，把我的打算告诉贾格斯先生。

我对贾格斯先生说：“替我租的那套家具要是能够让我买下来，另外再给我添置一两件小玩意，我住在那边就蛮舒服了。”

贾格斯先生冷笑一声，说：“尽管买吧！我早就告诉过你，你的开销会愈来愈大。没说错吧！你要多少钱？”

我说不知道要多少。

贾格斯先生顶了我一句：“得啦！要多少？五十镑行不行？”

“哦，不用这么多。”

贾格斯先生说：“五镑行不行？”

这真是从天上掉到地下，弄得我狼狈万状，只得说：“哦！再多一点。”

贾格斯先生反问我道：“啊，再多一点！多多少呢？”说着，双手插在裤袋里，头侧在一边，眼睛望着我背后的墙壁，等着看我的动静。

我吞吞吐吐地说：“准确数目倒很难说。”

贾格斯先生说：“得啦！你就说说看吧。两个五镑够不够？三个五镑够不够？四个五镑够不够？”

我说，四个五镑足够了。

贾格斯先生皱眉道：“四个五镑足够了吗？那么，你算算四个五镑是多少呢？”

“我算算是多少！”

贾格斯先生说：“唔！多少？”

我笑着说：“你算出来总是二十镑吧？”

贾格斯先生听出了文章，不以为然地一仰头，说：“我的朋友，别管我算出来是多少，我只要知道你算出来是多少？”

“当然是二十镑啦。”

贾格斯先生开了他办公室的门，喊道：“文米克，要匹普先生出一张收据，付给他二十镑。”

这种异乎寻常的办事方式给我留下了异乎寻常的印象，自然不是愉快的印象。贾格斯先生是从来不笑的；不过他脚上穿了一双又大又亮、吱嘎作响的皮鞋，当他两腿并排站在那里，耷拉着大脑袋，紧皱着眉头等别人回答时，有时候会踩得皮鞋吱嘎一响，倒仿佛是皮鞋发出了怀疑的冷笑。现在他正好走出去了，我看文米克倒很机灵健谈，于是就对文米克说，我简直不明白贾格斯先生刚才的态度是什么意思。

文米克答道：“你把数目回答他，他就高兴了，他并不是真的要你算一算。”文米克见我神情诧异，便“唉呀”一声，接下去说：“并不是他个性如此，这是职业习惯——完全是职业习惯。”

文米克伏在桌上吃着一种又干又硬的饼干当点心，嚼得嘎吱嘎吱直响；不住地把饼干扔到嘴里，好像把一封封信投进邮筒口一样。

文米克说：“我始终觉得他似乎布好了一个捕人的陷阱，自己监守在一旁。趁你一个不留神，咔嗒一响，就被他逮住了！”

我心里想设置捕人的陷阱不合于为人处世的厚道，可是我嘴上只是说，贾格斯先生大概手段很高明吧？

文米克说：“像澳洲一样高深莫测。”说着便用笔尖指指办公室的地板，表示假如用个比喻形容一下，澳洲正好是在地球的另一边。他提起笔来，又补充了一句：“如果还有什么东西比澳洲更高深莫测，那除非就是他。”

接着，我又说到贾格斯先生的生意大概很不错吧，文米克说：“呱——呱——叫！”我又问事务所里办事员多不多，他回答道：

“我们用不着很多办事员，因为贾格斯只有一个，人家又不愿意和他打隔手的交道。我们一共是四个人。你想不想去看看他们？说实在的，你已经不是外人啦。”

我接受了他的邀请。文米克先生把饼干都扔进邮筒口以后，就伸手探进外衣领口，像掏出一条铁辫子一样，取出了挂在背上的钥匙，开了保险箱，从一个放现款的匣子里拿了钱交给我，然后跟我一起上楼。房子又暗又破旧，那些在贾格斯先生办公室墙壁上留下了油腻腻的肩膀印的人，看来在这座楼梯上跑上跑下也跑了多年，所以把座楼梯也擦得亮光光的了。二楼前间有个办事员，模样儿既像个小客栈老板，又像个捕鼠师傅，骨骼巨大，脸色苍白，满脸浮肿；他正忙着接待三四个衣着寒碜的人，看他的态度很不礼貌，其实，凡是找上门来惠顾贾格斯先生生意的人，看来没有一个不受到这种接待的。走出来，文米克说：“他在搜集证据，准备上‘老寨子’用[“老寨子”指伦敦中央刑事法庭。意谓搜集证据，准备开庭时辩护用。]。”在三楼前间的是一位身材矮小、有气无力、像条猎狗模样的办事员，披着一头长发（他大概从做小狗的时候起就忘了剪毛），也在那里接待一个眼睛不大好的男人。文米克先生告诉我，那个当事人是个专铸假币的，他那口坩埚成年累月烧得滚开，我要是有什么东西请他铸造，他没有不答应的道理——只见他身上汗下如雨，仿佛正在自己身上试验自己的手艺。后间另有一人，肩膀高耸，准是有面部神经痛，所以用一块肮脏的法兰绒裹着脸，他穿一身好像涂过蜡的黑衣服，正在埋头誊写另外两位办事员起草的稿件，以备贾格斯先生应用。

整个事务所的情形就是如此。下得楼来，文米克带我到我的监护人房间里，说：“这里你已经看过了。”

一眼又看见那两座恶眼斜瞪的讨厌头像，我说：“请问这两座头像是什么人？”

文米克先生爬上椅子，掸了掸灰尘，把两座可怕的头像拿了下来，说：“这两个人吗？这两个人大名鼎鼎。是我们两个出名的当事人，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荣誉。这个家伙（哎呀，你这个老流氓，准是晚上跑下来向墨水瓶里探头探脑，把墨水溅到眉毛上去啦！）谋杀了他的东家，结果却没有让人找到尸体，可见他布置得确实不坏。”

我问道：“这头像像他吗？”听说是这么个残忍的家伙，我吓得往后直退，文米克却在它眉毛上吐了一口口水，又用衣袖擦了一擦。

文米克说：“像他？要知道，这是他不折不扣的原形。这座头像是在新门监狱铸的，从绞刑架上一放下来就拓下了这个脸形。你这个老滑头，你对我特别有好感是不是？”为了解释“老滑头”这一声亲热的称呼，他摸摸胸口那枚画着女人、垂柳、枯坟、坟上放着骨灰瓮的胸针，说：“还特地定做了这个送给我呢！”

我问：“这位女士也有点来历？”

文米克答道：“没有，那不过是他设计的一件小玩意儿罢了。（你也喜欢弄些小玩意儿，是不是？）那倒没有什么来历，匹普先生，这件案子根本牵涉不到女人身上去，要牵涉也只牵涉到一个——可也不是这样一个苗条优雅的女人，她也绝不会守着这只骨灰瓮——除非瓮里装的是酒。”文米克的注意力就此转移到了这枚胸针上去，于是他就放下头像，用手绢擦起胸针来。

我问：“另外那个家伙也是遭到同样下场的吗？他的神态和刚才那个一样呢。”

文米克说：“你说得对，地地道道就是那种神态。好像一边鼻孔里塞了一撮马鬃和一个小小的鱼钩似的。不错，他的下场也一样；老实说，在我们这儿这种下场是十分自然的。这个浪荡子啊，他假造遗嘱，谁被他假立了遗嘱，只怕还得给他送命呢。”说到这里文米克先生又向头像说起话来：“不过你毕竟是个有君子风度的汉子，你说你还会写希腊文哩。嘿，你多会吹牛！你真是个撒谎大王！我从来没见到过像你这样的撒谎大王！”文米克摸了摸手上最大的一颗悼亡戒，说：“临死前一天还叫人买了这个戒指来送给我呢。”说完把他的这位亡友放回到架子上。

他放好另一座头像，爬下了椅子。我不禁想到，莫非他这些宝贝的来源都是如此？既然他谈到这件事并没半点赧颜愧色，我就趁他站在我面前拍拍手上灰尘的时候，不揣冒昧，大胆向他探问起来。

他回答道：“噢，是啊！都是这样送来的。这个送了那个送，就是这么回事。送来我总是收下。都是珍品嘛。而且总是财产。也许值不了多少钱，不过毕竟是财产，而且是动产。在你这样一个前程似锦的人看来，这算不了什么；可是对我来说，我的处世方针永远是：多捞动产。”

我对他这种高见表示敬佩，他以友好的态度继续往下说：

“你几时有空，若蒙不弃，能够光临沃伍尔斯，在我那里过夜，那就是我的荣幸了。我也没有多少好东西向你夸耀，不过有两三件珍玩也许你会乐意看看；还有个小花园，一座凉亭，我自己倒是满得意的。”

我说，非常乐意领情。

他说：“谢谢。那么一言为定，你什么时候方便，就请赏光。贾格斯先生请你吃过饭没有？”

“还没有。”

文米克说：“那好，他会请你喝葡萄酒，很好的葡萄酒。我就请你喝潘趣酒，不坏的潘趣酒。还有件事应当告诉你——你多早晚到贾格斯先生家里去吃饭，不妨留意一下他那位管家妇。”

“难道有什么稀奇的地方？”

文米克说：“唔，那是一头驯服了的野兽。你看了也许会说，并不怎么稀奇。但我的回答是，稀奇不稀奇，那要看这头野兽本来野蛮到什么程度，是花了多大的功夫才驯服的。你看了以后，包你不会小看贾格斯先生的本领。你不妨留神看一看。”

他这个预告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和好奇，我说，我一定留神看一看。我和他告别时，他问我是否愿意花几分钟时间去看看贾格斯先生“办理公事”？　

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因为我弄不明白贾格斯先生在办理什么公事，所以我就回答说我愿意。我们赶到城里，来到一个挤满了人的违警罪法庭上，只见那位生前特别喜爱胸针的死者的一个血亲（这不是一般的所谓血亲，而是说在杀人流血这一点上他们彼此关系很亲）正站在法庭上听候审判，嘴里很不自在地嚼着一些什么东西；我的监护人正在对一个女人进行询问，或者盘问——我不知道到底应当怎么说——弄得她和全体法官以至于每一个人都诚惶诚恐。不论是谁，不管你地位有多高，只要说一句他不入耳的话，他立即吩咐把这个人的话“记下来”；谁要是不招供，他就说：“我自有办法从你肚子里把口供掏出来！”谁要是招供了，他就说：“你还逃得出我的手掌！”只消他咬一下食指，法官们就瑟瑟发抖。不论是做贼的，捉贼的，都战战兢兢地竖起了耳朵听着他的每一句话，只要他有一根眉毛朝着他们一耸，他们就会吓得打个寒噤。我实在弄不明白他究竟是在为哪一方辩护，只觉得似乎满法庭的人都受到了他的折磨。我只知道，当我踮起脚尖儿溜出来的时候，他并没有站在法官那一边，因为我听见他在指责那位主持审判的老法官，说是凭老法官那天的行为举止，根本不配代表大英帝国的王法坐在主审官的席位上，气得老法官的一双脚在桌子底下直抽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