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来的一封信——一张婚礼请柬拉我返回故乡。

我请了两天假，订了宾馆房间。感觉上怪怪的，就像身体的一半透明了似的。

五月一个晴空万里的清晨，我把随身用品塞进手提箱，乘上了新干线。我坐在靠窗位置，翻开书页，又合上，喝干一罐啤酒，打了个盹，不再看书，只管眺望窗外。

扑到新干线窗上的风景总是千篇一律。枯燥无味的风景被死活撕裂开来，杂乱无章地排成一条直线，就好像竣工待售的商品住宅墙壁上挂的木框画，让我看了了无兴致。

什么都和十二年前一模一样，毫无变化——无论透过强化玻璃射进来的五月阳光，还是干巴巴的三明治味道，抑或百无聊赖地浏览经济类报纸的邻座年轻贸易公司职员的侧脸。报纸上的标题告诉人们：欧共体将在几个月内对日本进口商品采取强硬的限制措施。

十二年前我在“故乡”有过一个恋人。大学一放假我就把东西塞进旅行箱，乘上早上第一班新干线，坐在靠窗位置，看书，观景，吃火腿三明治，喝啤酒。到“故乡”时总是上午，太阳还没完全爬上中天，“故乡”大街小巷还残留着早上的喧闹。我抱着旅行箱走进咖啡馆，喝早间优惠价咖啡，给她打电话。

我是那么喜欢那一时刻的“故乡”的一切：晨光、咖啡的芳香、人们惺忪的睡眼、尚未缺损的一天……

海潮味儿，微微的海潮味儿。

当然，不可能真有海潮味儿，蓦然有此感觉罢了。

我重新系好领带，从网式行李架上取下手提箱，走下车厢，满腑满肺吸了口真正的海潮味儿。脑海里条件反射地浮出几组电话号码。一九六八年的少女们……好像光把这些数字排列一遍，就可以邂逅她们。

说不定我们会在过去常去的饭馆里再次隔着小桌开怀畅谈。有可能小桌上铺了方格桌布，窗台上放了一盆天竺葵。窗口射进富有宗教意味的、悠然自得的阳光。

“哎呀，多少年没见了？噢，原来有十年了！时间这东西真是转眼就过去了。”

不不，不是这样。

“从最后一次见你到现在，才过去十年嘛。总觉得好像过去了一百年。”

无论哪种说法都滑稽透顶。

“发生的事情够多的了！”没准我会这样说。毕竟实际上发生了很多事。

她五年前结了婚，小孩也有了，丈夫在广告代理店工作，按揭有三个之多……也许谈起这个。

“现在几点了？”她问。

“三点二十分。”我回答。

三点二十分。时间简直就像过去的新闻纪录片的胶片盘一样“咔嗒咔嗒”转个不止。

我在站前拦了辆出租车，告以宾馆名称，然后点燃烟，再次让脑袋一片空白。

归根结蒂我是一个人也不想见，我在宾馆前面下了出租车，边在清晨空荡荡的大街上行走边这样怅怅地想道。大街上飘荡着黄油烧烤味儿、新茶味儿、洒在人行道上的水味儿。刚刚开门的唱片店里淌出走红歌曲。这些气味和声音仿佛正穿过意识的淡影一点点渗入我的体内。

好像有谁在呼唤我。

喂，这边、在这边！喏，是我，不记得了？有个正合你口味的地方，一块儿来好了，保你中意。

我想我根本不会中意那样的地方，更何况——我想——连你的长相都无印象。

不均匀的空气。

以前倒没觉察到，故乡的街上竟好像流淌着不均匀的空气。每走十米空气就变换浓度。重力、光、温度不一样，光溜溜的人行道上的脚步声也不一样，甚至时间也像破旧的引擎一样不够协调。

我走进一家男士商店，买了运动鞋和运动衫，让店员装进纸袋。总之我想更换装束。喝热咖啡，换穿新衣新鞋，一切此后再说。

进入宾馆房间，冲罢热水淋浴，躺在床上吸了三支万宝路。吸罢打开玻璃纸封口，穿上新运动衫。又掏出勉强塞进手提箱的蓝牛仔裤，系上新运动鞋的带子。

为了让新运动鞋适应脚，我在房间地毯上来回走了几次。走着走着，身体开始一点点适应这里了。三十分钟前感觉到的无可宣泄的焦躁，现在已多少有所缓解。

我穿着鞋躺在床上，茫然望着天花板。这时再次闻到了海潮味儿，比刚才真切得多。越海而来的潮风、礁石阴面残留的海草、湿漉漉的沙滩……是混合了这一切的海岸味儿。

一个小时后出租车停在海边时，海消失了。

不，准确说来，海是被挤到几公里之外去了。

唯独老防波堤的残骸仿佛什么纪念品似的沿着过去的海滨公路遗留下来。一段破旧的低矮的壁，已经毫无用处。其面对的已不是波涌浪翻的海岸，而是铺满混凝土的空旷的荒郊。荒郊上几十幢之多的高层住宅宛如巨大的墓碑无边无际地排列开去。

令人回想起初夏的阳光倾泻在大地上。

“成这个样子大概有三年了。”出租车司机告诉我，“填埋花了七年时间。劈山，用传送带运土填海，再把山弄成宅地，在海上建起住宅。不知道？”

“差不多离开十年了。”

司机点下头：“这里也面目全非了。再走一点儿有新海岸，去看看？”

“啊，这儿可以了，谢谢。”

他掀起计程表，接过我递出的零钞。

沿海滨公路行走之间，脸上薄薄地渗出汗来。五分钟后爬上防波堤，在宽约五十厘米的混凝土墙上走动。新运动鞋的胶底“吱吱”作响。在这遗弃了的防波堤上，我同几个小孩子擦身而过。

十二时三十分。

静得出奇。

回想起来，都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夏天一到，我就每天在这海里游泳。穿着海水泳裤，从自家院前光脚走到海边。太阳烘烤下的柏油路面烫得要命，只能一蹦一跳地走。还有傍晚的阵雨，那被晒热的柏油路面吸进去的阵雨气息，着实让我欢喜。

回到家，井里冰着西瓜。电冰箱当然有，但井里冰的西瓜味道再好不过了。进浴缸把身上的盐水冲掉之后，坐在檐廊里啃西瓜。一次吊西瓜的细绳脱落了，捞不上来，西瓜在井里泡了好几个月。每次打水，铁桶里都有西瓜片进来。记得是王贞治在甲子园成为优胜投手的那个夏天。不过井也真够深的，怎么往里看，看见的也只是个圆圆的黑影。

再长大些（那时海水已彻底污染，我们开始在山下的游泳池里游），傍晚时分我就领着狗（养狗来着，一只大白狗）在海滨公路上散步。把狗放去沙滩，自己正发愣之间，见到了班上几个女孩。运气好的话，可以同她们聊一个多小时，聊到天黑。她们穿着长长的裙子，头上一股洗发香波味儿，开始明显隆起的胸部包在小小的硬硬的乳罩里。一九六三年的女孩。她们坐在我身旁，不断诉说充满小小的谜的话语。她们喜欢的、讨厌的、班上的事、街上的事……安东尼·博金斯（Anthony Perkins）、格利高里·派克（Gregory Peck）、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的新影片，以及尼尔·萨达卡（Neil Sedaka）的《难分难舍》（Breaking Up Is Hard To Do）。

海边年年都有溺死者的尸体打捞上来，大多是自杀，谁也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跳到海里的。西服上没有名字，衣袋里没有任何持有物（也可能被海浪冲走了）。报纸的地方版只发一则短消息：身份不明，年轻女性，二十岁左右（推算），肺中灌满海水，膨胀得如同水泡……

死像误入时间长河的遗物一样缓缓随波逐流，某一日被冲上安静的住宅区域的海岸。

其中一个是我的朋友。那是很久以前我六岁时的事。由于短时强降雨而涨水的河流把他吞了进去。春天的一个午后，他的尸体随着浊流一起进入海湾，三天后同漂流木一起被冲上了海岸。

死的气息。

六岁的少年尸体在高温炉中焚烧的气味。

直冲四月阴晦天空的火葬场烟囱，灰色的烟。

存在的消失。

脚开始痛。

我脱去运动鞋，拉下袜子，继续在防波堤上赤脚走动。万籁俱寂的午后阳光中，传来附近一所中学的钟声。

高层住宅群无休无止地铺陈开去，同巨大的火葬场无异。不见人影，无生活气息。呆板板的道路上不时有汽车驶过，仅此而已。

我预言。

我——在五月阳光下两手各拎一只运动鞋行走于昔日防波堤上的我预言：你们将土崩瓦解荡然无存。

至于是几年后几十年后还是几百年后，我无由得知，但你们必定崩毁无疑。你们劈山、填海、埋井、在死者魂灵的头上建造起来的到底算什么东西？不外乎混凝土和杂草和火葬场烟囱，不是吗？

前方开始有河流出现，防波堤也好高层住宅也好都在那里终止。我下到河滩，把脚浸进清澈的河水。河水凉凉的撩人情思。即使是海水开始污染的年代，这河水也总是这么一清见底。从山上沿沙石河床笔直泻下的水。途中有几道阻挡流沙的瀑布，河里几乎没有鱼。

我蹚着浅水河段朝终于望得见海滩的地方走去。涛声、潮水味儿、海鸟、海湾里抛锚的货轮影……被填埋地左右挟持的海岸线在这里苟延残喘。光溜溜的老堤壁上罗列着无数涂鸦，有的用石块划出，有的用喷漆喷出。

大多是什么人的姓名。男人的姓名，女人的姓名，男人和女人的姓名，以及日期。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一九七一年的八月十四日我干什么来着？）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日。（一九七六年，奥运会和美国总统大选那年。蒙特利尔？福特？）

三月十二日。（没有年号的三月十二日。喂喂，三月十二日我可是通过三十一回了哟！）

或者是留言。

“……可以同任何人睡觉。”（也该留下电话号码才是嘛！）

“ALL YOU NEED IS LOVE！”（钴蓝色喷漆）

我在河滩上弓腰坐下，背靠防波堤，眼望凄凄然剩下五十来米的狭窄的海岸线，望了几个小时。除了安稳得近乎奇妙的五月潮声，其他一无所闻。

太阳划过中天，防波堤的影伸过河面。望着望着，我开始昏昏欲睡。在朦朦胧胧的意识中，我忽然心想：醒来时我将置身何处呢？

醒来时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