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十年过去了，再也没听到过霍去病的消息。

今年夏天的时候，我住在重庆小镇的老父亲家里，他们这幢老楼大约三四十年了，住了几百户人，残破不堪。不过，对父亲来说，这就是他的梦中情屋，他住在这儿的幸福指数不亚于盖茨比的长岛豪宅。

这幢楼一层住八户人家，走道里的灯是声控的，您能理解我说的这个声控吗？

这么说吧，二十年前，我三十五岁，一出电梯我就一跺脚，灯亮了。十年前，我四十五岁，左膝盖不大灵，跺不动了，一出电梯就拍拍手，灯亮了。

今年我五十五岁了，拍手都拍不动了，我就观察了一下家里九十多岁老父亲是怎么把灯搞亮的。

原来，他是周杰伦嘻哈式搞法，一打开家门，嘴里：“哼！哈！”灯竟然就亮了。斜对门小学一年级的小眼镜一听到老爷爷的“哼哈”，立即打开家门跳出来：“快使用双节棍！”

楼道里八户人家都有各自打开灯的专属声音，最角落一户女主人，她发出的声音我真的很难言传，但是我想她先生都不介意，我们操个啥闲心呢？

每天早上七点三刻左右，是上班上学的高峰时段，楼道里各种叽里呱啦的声音，故乡人民快乐的一天开始了。

外公外婆家以前在渝中半岛的民族路163号，一推开窗就能看到解放碑。

我小的时候，听大人说，解放碑下面埋了日本什么高官的军刀还是手枪，引起了我们儿童团浓厚的兴趣。

小时候在外婆家过年，年初一开始我们就围着解放碑团团转，话说金字塔都有机关，摁一下就“芝麻开门”了，但是解放碑没有“芝麻开门”。在这个庄重而严肃的地方，小家伙们想看刀枪，没门！

2010年，年轻的美国医生霍华德到重庆来参加一个项目，他是眼科的，项目是到重庆的乡村帮那些患先天性眼疾的小孩开刀，不知道是不是白内障这种，总之是一个免费的慈善项目。跟他搭档的是我重庆的酒肉朋友汤总。

有一天，在重庆的万州，一个农民带来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都看不见。但是项目费用只可以帮每个孩子各治好一只眼睛，这样他们至少可以正常生活。

沟通了一下，老农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方案。他想能不能把儿子的两只眼睛都治好，女儿就算了。

汤总跟霍华德讲了个大概，老霍惊讶得自己的眼睛都快瞎了。

最后的结果，霍华德说他愿意自己出钱，帮女孩治一只眼睛。这一次，特别抠门的汤总也没有怂，他出了女孩的另一只眼睛的钱。

最后，两个穷苦的孩子，意外地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干完活快过年了，汤总请霍华德在重庆吃火锅。我们几个小兄弟都去了，都夸老霍是个好人，我还给他取了个中文名儿，叫霍去病。

霍去病喝了点五粮液，中文就更好了。说他的继父的父亲的哥哥（关系是远了一点）是飞虎队队员，往重庆运过物资，跟日本鬼子的“零式”战斗机殊死搏斗。

听了我母亲悲惨的童年，霍去病握着我的手说：“comrade邱（邱同志），我们来晚了。”

然后，自己干了一壶五粮液。

老霍喝了有半斤的时候，说了一件伤心事，说他前天下午从解放碑洲际酒店打车去南岸看以前美国领事馆的旧址，花了一百八十元人民币，回来的时候发现只要二十多块，才知道被前面一个司机坑了。

膀大腰圆的汤总气得跺脚，大骂害群之马，丢我国格，誓要找到这个司机。

霍同志既没要发票，也不记得司机叫啥长啥样，但是他醉醺醺地讲了个细节，说车牌的号码很好记，最后三个数字是“three three three”。

那天晩上，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霍去病沉醉于五粮液和老山城啤酒中，被我们抬到了洲际酒店的床上。

然后，有四个人在只有3℃的晚上等在洲际酒店的门口，抽完了大半条烟。等了两个小时后，我的全身上下都僵硬了，我说：“你们真是相信老汤这个家伙。”

霍同志后面两年还去过我们的几个村给小孩子开刀做手术，最后一次大约是在2013年，他说这个项目结束了，不知道是没有钱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总之，本来挺好的事，就这样结束了。

我们在解放碑前合影留念，我讲起我们小时候找日本刀枪的故事，老霍兴奋得上蹿下跳，到处找机关。我最后还告诉他，据说，碑下面还埋着一颗日军投下的未爆炸的炸弹，当然引信已经拆除了。

我说：“不过你知道，炸弹这玩意儿，可说不清楚，万一正好跺脚跺到关键部位，咣！”

老霍留下了最后一张照片，一跳三尺高，头发都被炸弹吓得竖起来了，美帝国主义的纸老虎面目暴露无遗！

一晃，十年过去了，再也没听到过霍去病的消息。

这个夏天，我在重庆家里看央视新闻联播。新闻里说，飞虎队老兵莫耶、麦克马伦在纪念活动的致辞中回忆了各自赴华参加抗战的经历和飞虎队员得到中国人民救助的故事。

秋天的时候，电视里报道说，莫耶和麦克马伦来到了中国，爬了长城，看了陈纳德的塑像，还在中国过了一百多岁的生日，温馨而美好。

我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忍不住想起霍去病继父的父亲的哥哥，也不知道这个曾经帮助我们轰炸过法西斯的老人是否还活在人世，是否来过重庆这个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是否敢吃微辣的重庆火锅。

当然，我更想念善良的霍去病同志，我很好奇老霍曾经帮助过的重庆女孩现在过着怎样的人生，以及“333”的司机是否已经改邪归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