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能分辨出另外一个微弱而关切的声音，它在岁月的风中不停地呼唤着：“忘了我。”

七八月的时候，我给自己放了个大假，回到故乡重庆的小镇，陪伴家里九十二岁的老父亲过一个完整的夏天。

老头倒也不客气，一上来就给我个下马威，高烧40℃，血压飙到200，住院一周。

我是从机场直扑医院的。

两天后体温、血压、血氧都正常了，老头就开始了他日夜颠倒的表演：每天凌晨四点前，五分钟起来小便一次，把护工阿姨累到崩溃。

开始我们都认为老年人前列腺都这样，但是还有后续，吃完早餐之后，他就开始呼呼大睡，三四个小时不带起床的。

后来才知道，新冠阳了之后，这是他住院的日常：晚上像哈姆雷特一样，拎着个尿壶四处巡视，反复思考人类生存毁灭等重大问题；白天像卧龙岗的诸葛先生一样，一直睡一直睡，好像在等刘玄德来叫他去加入帮会、重启人生。

出院前一晚，我和护工阿姨用了九牛二虎之力第九百九十九次把他扶回床上，我说：“医生说你没有脑出血的危险。”他自信地点点头。

我说：“我觉得我自己风险很大！”

父亲年轻时当过警察，干过刑侦，用他的话说，拿枪的那种。这次我扶他起床和躺下的时候，人生中第一次发现这个小个子有着非常强壮的四肢，这大概是他不怂人生的基础设施。

事实上，从小到大，我只听他讲过他当警察时的一件事。

说是在20世纪60年代，他抓了三个偷盗的犯人，判了两三年，还送去了西北的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这几个人放出来的那一年，恰逢冬天快要过年了，父亲正好去农场办事，顺便就把这三个人捎回重庆。

飘着雪的冬天，四人坐在卡车后车厢的四个角，连个顶篷都没有，两天一夜，那三个人偶尔还抽两根烟，父亲不抽烟，双手一直揣在棉袄里。

三个人中领头的廖三说：“老邱，你不要把手一直放在枪上，我们三个人要是一起扑过来，你一枪打不死我们的。”

老邱把棉袄的扣子解开来说：“我没有带枪。”

廖三说：“那你还敢喊我们坐你的车？”

老邱说：“坐这个车你们可以提前三天到重庆，早点过年。”

2019年，父亲八十八岁，廖三七十三岁，廖三小生意做得很好，来看父亲，还给他带了两瓶2001年的茅台。父亲不要，说休想对他行贿。廖三说：“你还有个啥子权力嘛？还说我要行贿你……”

走的时候，廖三和我说：“你们老头这个家伙，啷个说哎，可以活一百岁，可以打一百分。”

廖三走后，父亲把两瓶酒交给我：“搁好，有大喜事才开。”

1986年的时候，我念高三，进入了高考冲刺阶段，也是在那一年，我开始有了一点点早恋的感觉，准确地说，是暗恋的感觉。我怀疑很多人初三就早恋了，而我高三才开始暗恋，但是，在父亲看来，这仍然是严重影响学习的，且从道德品质上来讲，这是完全无法接受的严重事件。

导火线是我的日记。有一段时间，我喜欢记日记，像鲁迅先生和雷锋同志一样，每天的事事无巨细都记下来。

这一年，父亲五十五岁，已经从公安局调到了农业局，但是，他对侦察手段的迷恋从未减退过。我要保护我的秘密，父亲则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我的秘密，以防止早恋或者暗恋影响我的学习。

家里的客厅挂着一幅非常大的油画，是外公外婆送给我们的，我把日记本藏在了画框的背后，自我感觉天衣无缝后才去上晚自习。

上完晚自习回家，老警察已经把我的日记读完了。

此后的大半年一直到高考结束，我都没怎么理过他。

在复旦大学念书的时候，父亲半个月写一封信给我，而我差不多一个月回他一封。

我至今还记得他给我写的第一封信的内容，并没怎么关心我的衣食住行，而是鼓励我努力学习，积极进取，走上革命道路。

为此，他又抄了一大段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话给我，尽管我早就能够背诵其中每一个字：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事实上，这一生中，除了日记本事件，老父亲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在我的价值评判中低于一百分。如果说这一生我曾经真的崇拜过一个人的话，只有我的父亲，他用诚实、勇敢、利他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

1998年，我在报社升了一个小小的副处级，我的父亲到退休就是个副处，没想到他的儿子三十岁就达到了他的目标。

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我，还装模作样地引用了两句杜甫的诗：

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

这是杜甫写给要去当大官的严武的诗，“台辅”大约已经是宰相了，意思就是严同志如果当了宰相的话，国家危难的关头要不惜牺牲生命。

那时的我当个小官就开始卖弄，我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告诉过严文井和臧克家，他喜欢李白，不喜欢杜甫，说老杜是个小地主，哭哭啼啼的。

这一次，父亲没有教育我，而是选择了沉默。

三十岁以后的人生证明，我没读懂李白，也没读懂杜甫，当然，更没读懂毛主席。我根本也没有能力当什么官，不要说“台辅”，当个“辅警”都吃力。

2023年暴雨的夏天，我坐在窗前陪父亲下象棋，说：“我自己创业了，万众创业是国家支持的，不给国家添负担，自己养活自己。”他说：“很好！”

这个夏天，陪伴父亲的生活，变得非常有规律，吃完早餐，他要继续睡一觉，把晚上巡逻的精力都补回来。

而我则会去马路对面县城里唯一的星巴克买杯冰美式，县城的咖啡馆人很少，可以在这里看点书，写点东西，非常惬意。

有一天听两个女人聊天说：“有个重庆妹儿不得了，坐一架牛弯私人飞机从洛杉矶起飞后就不见了……”

我走的时候善意地提醒说：“湾流。”

两个女人听后就怒了，说：“关你啥子事，你有湾流没得嘛，看你瓜娃儿就像个盲流。”

午饭后，我们开始下象棋。父亲年轻时是象棋高手，问题在于，九十二岁了仍是高手，以至于我一盘都没有赢过，下了两个礼拜，非常无聊。有一天，他忍不住教育我，你莫要不耐烦，下棋跟世界上的事一样，不要急匆匆两三秒走一步，下快棋爽一时，但是没得价值，眼光放长远点，至少要看到三步到五步，这一步是困局，五步之后可能就将死了。

下完棋如果天气好，我就推着轮椅带他去长江边转转，生病后父亲的身体状况下滑明显，此前一天能走一万步，现在走一百米就得坐轮椅了。

有一天，他坐在轮椅上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

“那两瓶2001年的茅台，会不会，慢慢挥发掉？”

我说：“不会的，密封好着呢。”

他说：“也会越来越少的……只是……确实也没得啥子要庆祝的事情。”

他说：“你哥哥先走了，你母亲也走了。”

他说：“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生死早就看淡了，只是，你哥哥走得突然，你母亲走在ICU里，我们都没有最后告别，很遗憾。”

我说：“爸，这两瓶酒，留到您百岁生日吧！”

我说：“相信到那时，我已经参透到棋局的第五步了。”

老父亲在轮椅上转过头来看着我：

“小娃儿，你哭了，哭吧！”

他说：“我还要问你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人活一辈子的意义到底是啥？”

我说：“爸，还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你写给我的信不，保尔·柯察金，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我相信，马克思、恩格斯、爱因斯坦甚至乔布斯，都是为解放全人类而努力奋斗，这是最大的意义，我很认同。”

我说：“爸，现在的我，就想解放我自己，我就想越过这道坎，我想忘记母亲，她在ICU最后插管的时候一定痛苦万分，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她内心里一定在喊着最爱的人的名字，也许，她喊的是我的名字！”

在这个地势平缓的小镇，总有江面上的和风掠过夏日的街头，每一个清晨和黄昏，穿过那些赶场的农民嘈杂的叫卖声、坝子上丝巾嬢嬢们震耳欲聋的广场舞音乐声，我总是能分辨出另外一个微弱而关切的声音，它在岁月的风中不停地呼唤着：

“忘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