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中，有一段来自迈克尔·威尔法尔的精彩引语。此人是德美浸礼会教派的创始人之一，与富兰克林相交多年。事情的起因是威尔法尔向富兰克林抱怨，说其他宗教派别的狂热分子四处散布关于德美浸礼会教派的谣言，指责他们宣扬令人发指的教义，而这一切实际上都是子虚乌有的。富兰克林建议他们发表文章阐明自己的信仰和原则，认为这样可以让谣言不攻自破。威尔法尔答复说，他的教友们曾经讨论过这样的做法，但最终还是否决了。他用以下这段话解释了他们的理由：

富兰克林认为他们的这种谦逊在人类历史上的各教派中是罕见的。我们当然可以用“谦逊”二字形容他们的态度，但这段话的意义远胜于此。它对于书面文字的认识论的批评可以同柏拉图的观点相媲美。摩西本人也许也会对这段话产生兴趣，虽然他未必能同意。德美浸礼会教派的观点近乎制定了一条关于宗教话语的诫令：“不可记录汝等之教义，更不可将其印刷成文，否则汝等将永远受其束缚。”

不管怎样，我们都会认为，关于德美浸礼会教派讨论结果的记录未能传之于世，毕竟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否则本书的观点——表达思想的方式将影响所要表达思想的内容——将更为彰显。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讨论结果是殖民地时代的美利坚人质疑铅字的一个独一无二的例子，因为富兰克林时代的美利坚人比世界上任何时期的任何人都更依赖铅字的力量。不管人们对于那些新英格兰的新居民们有过怎样的评述，最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都是热诚而优秀的读者，他们的宗教情感、政治思想和社会生活都深深植根于印刷品这个媒介。

我们知道，随“五月花”号[“五月花”号：英国第一艘载运清教徒移民驶往北美殖民地的船只。——译者注]进入美洲的行李中有几本书，其中最重要的是《圣经》和约翰·史密斯的《新英格兰记》。（我们可以猜想，对于驶向未知世界的移民们来说，后者得到的重视会更多。）我们也知道，在殖民地时代的早期，每个牧师都会得到10英镑来启动一个宗教图书馆。虽然当时的文化普及率很难估计，但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大多来自签名），在1640年到1700年间，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两个地方的文化普及率达到了89%—95%。这也许是当时世界上具有读写能力的男人最集中的地方了[哈特，《通俗书籍：美国文学趣味的历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0，第8页。]。（在1681年到1697年间，殖民地妇女的文化普及率大约为62%。[哈特，《通俗书籍：美国文学趣味的历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0，第8页。]）

不难理解，《圣经》是所有家庭的必读书，因为这些人都是新教教徒，他们和路德一样，相信印刷品“是上帝天恩的最高表现形式，耶稣的教义将借此被不断推广”。当然，耶稣的教义也可能是通过《圣经》以外的书得到推广的，例如1640年印刷的著名的《海湾州圣歌》，当时该书被视为美洲的第一畅销书。但我们也不能认定这些人只读宗教书籍，那个时期的遗嘱记录表明，在1654年到1699年间，米德尔塞克斯县60%的家庭拥有藏书，其中92%的家庭拥有《圣经》以外的书[哈特，《通俗书籍：美国文学趣味的历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0，第8页。]。事实上，在1682年到1685年间，波士顿最大的书商仅从一个英国书商那里就进口了3421册书，其中大多数都是非宗教书籍。如果有人再补充说明一下，这些书仅仅是住在北部殖民地的7.5万居民的需求量，那么3421册书这个数字的意义就更清楚了[哈特，《通俗书籍：美国文学趣味的历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0，第15页。]。放在现代，相等的需求量就该是上千万册了。

除了加尔文清教徒的宗教要求他们能识文断字这个原因之外，还有另外三个因素也能解释这些来到新英格兰的殖民者们对于铅字的痴迷。第一，既然17世纪英国男性的文化普及率不到40%，我们可以猜测，移民到新英格兰的人大多应来自英国文化教育程度较高的地区或阶层[洛克里奇，《早期美国的读写教育，1650—1800》，选自《西部的读写教育和社会发展》，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第184页。]。换句话说，他们热爱读书，相信到新的世界里读书仍然非常重要，就像在过去一样。第二，1650年之后，几乎所有的新英格兰城镇都通过了法令，要求建立“读写学校”，一些大的社区还要求建立语法学校[洛克里奇，《早期美国的读写教育，1650—1800》，选自《西部的读写教育和社会发展》，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第184页。]。这些法令都提到了撒旦，认为他的邪恶力量将被教育摧毁。当然，推行教育还有其他原因，我们从下面这首流行于17世纪的小诗中可以略见一斑：

真正统治这些人思想的并不是撒旦。早在16世纪，人们的认识论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任何一种知识都要通过铅字来表达和传播。关于这个变化，刘易斯·芒福德写道：“印刷书籍比任何其他方式都更有效地把人们从现时现地的统治中解放出来……铅字比实际发生的事实更有威力……存在就是存在于铅字之中：其他的一切都将渐渐地成为虚无。所谓学习就是书本的学习。”[芒福德，《技术与文明》，纽约：哈考特，布瑞斯和世界，1934，第136页。]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推断，在殖民者们看来，年轻人的学习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上的义务，同时也是智力开发的一条必要途径。（他们的故乡——英国，就是一个学校之国。1660年以前，英国有444所学校，每12英里就有一所学校[斯通，《英国的教育革命：1500—1640》，《过去和现在》第28期(1964年7月)，第42页。）]。很明显，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同学校教育是分不开的。在学校教育还没有普及的地方（比如罗德岛）或学校法规还不完善的地方（比如新罕布什尔），文化普及率的上升比其他地方缓慢得多。

最后一点，这些身处异乡的英国人不需要印刷自己的书，甚至不需要培养自己的作家。他们从自己的故国原封不动地搬来高深的文学传统。1736年，书商们大事宣传《观察家》《闲谈者》和斯蒂尔的《卫报》。1738年出现了关于洛克《人类理解论》、蒲柏《荷马史诗》、斯威夫特《一只澡盆的故事》和德莱顿《寓言》的广告[哈特，《通俗书籍：美国文学趣味的历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0，第31页。]。耶鲁大学校长蒂莫西·德怀特曾精辟地描写过当时美洲的情况：

这种情形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殖民地美洲没出现文化贵族。阅读从来没有被视为上等人的活动，印刷品广泛传播在各类人群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没有阶级之分的、生机勃勃的阅读文化。丹尼尔·布尔斯廷这样写道：“阅读蔚然成风。四处都是阅读的中心，因为压根儿就没有中心。每个人都能直接了解印刷品的内容，每个人都能说同一种语言。阅读是这个忙碌、流动、公开的社会的必然产物。”[布尔斯廷，《美国人：殖民地历程》，纽约：文泰奇出版社，1958，第315页。]到1772年的时候，雅各布·杜谢已经可以做出这样的评论：“特拉华河畔最穷苦的劳工也认为自己有权像绅士或学者一样发表对宗教或政治的看法……这就是当时人们对于各类书籍所表现出来的兴趣，几乎每个人都在阅读。”[哈特，《通俗书籍：美国文学趣味的历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0，第39页。]

在这样一个阅读蔚然成风的地方，托马斯·潘恩1776年1月10日出版的《常识》能在当年3月之前卖掉10万册，也就不足为奇了[哈特，《通俗书籍：美国文学趣味的历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0，第45页。]。如果是在1985年，那么一本书必须卖掉800万册（两个月之内）才能比得上当时潘恩著作所吸引的人口比例。我们再看一看1776年3月的情况，霍华德·法斯特为我们提供了一组更让人叹服的数字：“没有人知道到底印了多少册，最保守的数字是30万册，也有人说是50万册。如果说当时300万人口需要印刷40万册书，那么今天的一本书需要卖掉2400万册才能比得上。”[法斯特，《序言》，第10页。]在今天的美国，唯一能吸引这么多人注意力的传媒活动大概只有美国橄榄球超级杯赛了。

在这里，我们应该稍稍停顿一下，来谈谈托马斯·潘恩，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他可以代表他那个时代高度而广泛的文化教育程度。我特别想提出的一点是，虽然他出身低微，但他从来没有像莎士比亚一样被人质疑过是不是其著作的真正作者。确实，我们对潘恩生平的了解要多于莎士比亚（虽然对潘恩的早期生活也知之甚少），我们也知道潘恩所受的正规教育远不如莎士比亚。在来美洲之前，他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尽管有这样的不利条件，但是他的关于政治哲学和辩证法的著作观点明确，生命力经久不衰，丝毫不输（数量上也许不如）伏尔泰、罗素和包括伯克在内的同时代英国哲学家。但是从来没有人问过：这样一个来自英国穷人阶级、没有受过教育的胸衣制造商怎么可能写出如此震撼人心的文章？有的时候，潘恩的教育背景会成为其敌人的攻击目标（他本人也因为这个缺陷而感到自卑），但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这样强有力的文章会出自一个普通人。

我们也应该提一下，潘恩影响力最大的一本书的全名是“常识——一个英国人所著”。这个副标题很重要，因为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殖民地时代的美洲人没有写过什么书，关于这一点，富兰克林解释说是因为美洲人忙于其他事情。也许是这样的。但是，美洲人的忙碌并没有影响他们利用印刷机，甚至是为了根本不是他们自己写的书而利用印刷机。美洲的第一台印刷机诞生于1638年，属于当时只有两年历史的哈佛大学[这台印刷机不是美洲大陆上出现的第一台印刷机。西班牙人在此100年前已经在墨西哥建立了一个印刷厂。]。之后不久，在没有不列颠王国政府的帮助下，波士顿和宾夕法尼亚也有了自己的印刷机。这是一个让人吃惊的事实，因为那时在利物浦、伯明翰以及其他英国城市都不允许使用印刷机[莫特，《美国新闻：260年来美国报纸的历史，1690—1950》，纽约：麦克米伦，1950，第7页。]。最早的印刷机用于印刷时事通讯，通常都是用廉价的纸张。也许我们可以说，美洲文学的滞后不是因为人们的惰性或英国文学的广泛流行，而是因为缺少优质的纸张。到了独立战争时期，乔治·华盛顿还不得不用难看的纸片给他的将领们写信，他的急件甚至连信封都没有，因为纸实在是太宝贵了。[布尔斯廷，《美国人：殖民地历程》，纽约：文泰奇出版社，1958，第320页。]

但是到了17世纪末期，一种本土文学开始起步，这也同美洲文化对印刷术的偏爱不无关系。这里的文学当然指的是报纸。本杰明·哈里斯于1690年9月5日在波士顿出版了一份共三页的报纸，名叫“国内外公共事件报”。这是美国人第一次涉足报纸。在哈里斯来美洲之前，他参与“揭露”了一个子虚乌有的、有关天主教徒屠杀新教教徒并纵火伦敦的阴谋。他在伦敦的报纸《伦敦邮报》上揭露了“教皇的阴谋”，结果天主教徒受到残酷的迫害[莫特，《美国新闻：260年来美国报纸的历史，1690—1950》，纽约：麦克米伦，1950，第9页。]。哈里斯对于谎言已是司空见惯，他在《公共事件》（Publick Occurrences）的内容说明中提到，报纸对于抗击盛行于波士顿的谎言是非常必要的。他用以下的话作为内容说明的总结：“喜欢我这个提议的人可能会因此承担罪名。”哈里斯的这种猜测是完全正确的。第二期的《公共事件》再也没有面世。市长和市议会查禁了他的报纸，并且指责他发表了“非常偏激的言论”[李，《美国新闻史》，波士顿：胡顿米菲林，1917，第10页。]。他们的这种反应说明，他们根本不想容忍任何人成为他们的障碍。就这样，在美洲这个新的世界里，人们开始了争取信息自由的斗争，而这样的斗争在英国已经进行了一个世纪之久。

哈里斯的失败激励了其他人对于报纸的尝试：《波士顿新闻信札》出版于1704年，它被认为是第一份连续发行的美洲报纸。在此之后，《波士顿公报》（1719年）和《新英格兰新闻报》（1721年）相继问世，它们的编辑詹姆斯·富兰克林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哥哥。在1730年之前，有7种报纸定期在4个殖民地出版。1800年前，报纸的数目上升到180种。1770年，《纽约公报》用下面的这段话（节选）来庆祝自己和其他报纸的成功：

到了18世纪末，塞缪尔·米勒教士自豪地宣称，美国已经拥有相当于英国2/3的报纸，而人口只占英国的一半。[布尔斯廷，《美国人：殖民地历程》，纽约：文泰奇出版社，1958，第327页。]

1786年，本杰明·富兰克林评论道，美国人醉心于报纸和小册子，以至于没有时间来看书。（有一本书是个例外，那就是诺亚·韦伯斯特的《美国拼写课本》，此书在1783年到1843年间销售了2400万册。）[哈特，《通俗书籍：美国文学趣味的历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0，第27页。]富兰克林所说的“小册子”，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伴随报纸在各殖民地广泛传播的还有各种小册子和大幅印刷品。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在他1835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提到了这个事实：“在美国，各党派之间不是通过写书来反驳对方的观点，而是通过散发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以惊人的速度在一天之内迅速传播，而后消失。”[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纽约：文泰奇出版社，1954，第58页。]在下面这段话中，他也提到了报纸和小册子：“枪炮的发明使奴隶和贵族得以在战场上平等对峙；印刷术为各阶层的人们打开了同样的信息之门，邮差把知识一视同仁地送到茅屋和宫殿前。”[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纽约：文泰奇出版社，1954，第5—6页。]

在托克维尔发表这番议论的时候，印刷术已经传播到了美国的各个地区。南方和北方相比，不但在办学方面落后（南方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是私立的），而且在使用印刷机方面也晚了一步。例如，弗吉尼亚州一直到1736年才有了自己的第一份定期出版的报纸——《弗吉尼亚报》。但是到了18世纪末，通过铅字传播思想的运动蓬勃发展，很快成为一次全国范围的对话。例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全部用“帕布利厄斯”的化名）写了85篇支持美国宪法的文章，1787年至1788年间，这些文章原本只是出现在纽约的报纸上，但后来在南方的影响完全不逊于在北方。

进入19世纪的美国，在它所有的地区都开始形成了一种以铅字为基础的文化。在1825年至1850年间，收费图书馆的数目翻了三番[哈特，《通俗书籍：美国文学趣味的历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0，第86页。]。那些专门为劳动阶层开设的图书馆也开始出现，并成为提高文化教育程度的一种手段。1829年，“纽约学徒图书馆”有1万册藏书，曾有1600名学徒在此借书阅读。到1851年，这个图书馆已向75万人提供了服务[柯蒂，《美国思想的成长》，纽约：哈珀与罗，1951，第354—355页。]。由于国会在1851年降低了邮费，因而几分钱一张的报纸、杂志、星期天学校手册和简装书唾手可得。在1836年到1890年间，1.07亿册《麦加菲读本》被分发到各个学校[哈特，《通俗书籍：美国文学趣味的历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0，第102页。]。虽然当时并不提倡阅读小说，美国人仍然表现得如饥似渴。塞缪尔·古德里奇就沃尔特·司各特1814年到1832年间发表的小说写过这样一段话：“他笔下诞生的任何一部新作在美国产生的轰动更胜于拿破仑的某些战役……每个人都在读他的小说，不论是名人雅士抑或凡夫俗子。”[哈特，《通俗书籍：美国文学趣味的历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0，第74页。]出版商为了得到某些潜在的畅销书，有时甚至会派信使去等候邮船，然后“在一天之内，把布尔沃或狄更斯的最新小说印刷装订成书”[柯蒂，《美国思想的成长》，纽约：哈珀与罗，1951，第337页。]。那时还没有国际版权法，“盗版”书四处泛滥，大众对此绝无微词，那些被视为名人的作者也不能有所抱怨。1842年狄更斯访问美国的时候，他所得到的待遇简直可以同现在我们对电视明星、体育明星和迈克尔·杰克逊的崇拜相媲美。狄更斯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我无法向你形容我所受到的欢迎，人群四处追随着、欢呼着，各种富丽堂皇的舞会和酒会，各种公众人物左右相随，这个地球上大概没有一个国王或皇帝有过这样的待遇……如果我乘着马车，人群就会把车簇拥起来并送我回家；如果我进了剧院，所有的人都会起立，然后音乐从头开始。”[哈特，《通俗书籍：美国文学趣味的历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0，第102页。]美国的本土作家——哈丽雅特·比彻·斯托夫人从来没有得到过如此的瞩目。在南方，如果她的马车被人围住，那绝对不是为了送她回家。但是她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在出版的第一年还是发行了30.5万册，相当于今日美国的400万册。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不是唯一惊叹于美国印刷业的外国客人。19世纪中叶，很多英国人来到美国想亲自看看殖民地的变化，这里高度而广泛的文化普及率给他们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伯格，《在美国的英国旅游者，1836—1860》，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43，第183页。]

同时，他们还为另一个现象所叹服，那就是演讲厅的普及。在这些演讲厅里，程式化的演讲为铅字传统提供了持续巩固的手段。很多这样的演讲厅起源于“学园运动”——一种成人教育形式。据说这个运动是由一个新英格兰的农夫发起的，其目的是传播知识、推行普通学校、设立图书馆以及建立演讲厅。1835年前，在美国的15个州中有3000多个演讲厅[柯蒂，《美国思想的成长》，纽约：哈珀与罗，1951，第356页。]，但大多数都在阿勒格尼山东部。到了1840年，一些边远地区，比如艾奥瓦州和明尼苏达州，也出现了演讲厅。英国人阿尔弗雷德·邦恩在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考察之后，于1835年写了一份报告。“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演讲厅，”他说，“在辛苦劳作了一天之后，年轻的工人、疲劳的工匠、倦怠的女工都不约而同地涌进拥挤的演讲厅。”[伯格，《在美国的英国旅游者，1836—1860》，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43，第158页。]巴恩的同乡J·F·W·约翰森在史密森学会听过讲座，他“发现演讲厅里通常有1200—1500人”[伯格，《在美国的英国旅游者，1836—1860》，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43，第158页。]。在那些演讲的人中有当时一流的知识分子、作家和幽默家（他们同时也是作家），比如亨利·沃德·比彻、霍勒斯·格里利、路易斯·阿加西斯和R·W·爱默生（他的演讲报酬是50美元）[柯蒂，《美国思想的成长》，纽约：哈珀与罗，1951，第356页。]。马克·吐温在他的自传里，用两章的篇幅描述了他作为“学园运动”巡回演讲员的经历。“1866年，我开始在加利福尼亚和内华达演讲，我在纽约演讲过一次，在密西西比河流域讲过几次；1868年，我参加了西部巡回演讲的全过程；在此后的大半年时间里，我还参加了东部巡回演讲。”[马克·吐温，《马克·吐温自传》，纽约：哈普兄弟出版社，1959，第161页。]很明显，爱默生得到的报酬是很低的，因为马克·吐温提到，有些演讲人在乡镇演讲的报酬是250美元，在城市里则要提高到400美元（按照现在的标准，这相当于一个退休电视播音员演播的价格）。

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从一开始到19世纪，美国比任何一个社会都痴迷于铅字以及建立在铅字基础上的演讲术。这种情形的出现只有一部分是受新教传统的影响。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1916—1970），美国历史学家。他认为，在美国政治历史中一再反映出来的杰弗逊民主主义的平等的、民众的思想，使许多美国人产生一种根深蒂固的反知识分子的偏见。——译者注]提醒我们，美国是一个由知识分子建立的国家，这在现代历史上是罕见的。他写道：“这些开国元勋都是智者、科学家、学养高深之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精于古典学问，善于借助熟知的历史、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当时紧迫的问题。”[霍夫施塔特，《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纽约：阿尔弗莱德·A·瑙普夫，1964，第145页。]这样的人建立起来的社会是不会朝别的方向发展的。我们甚至可以说：美国是由知识分子建立起来的国家，我们用了两个世纪和一次传播革命来改变这种状况。霍夫施塔特对于美国公众生活中的这种反知识分子的努力有过令人信服的分析。但是他也承认，他分析的重心扭曲了事实的全貌，这就像原本要写一部美国经济史，但重点却放在了破产史上一样。[霍夫施塔特，《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纽约：阿尔弗莱德·A·瑙普夫，1964，第19页。]

铅字在公众话语的各种舞台中产生的影响是持久而强大的，这不仅是因为印刷品的数量，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垄断地位。这一点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对于那些不愿承认过去和现在的媒介环境存在重大差别的人来说。有时我们会听到有人说，如今的印刷品远远多于过去，这无疑是对的。但是从17世纪到19世纪末，印刷品几乎是人们生活中唯一的消遣。那时没有电影可看，没有广播可听，没有图片展可参观，也没有唱片可放。那时更没有电视。公众事务是通过印刷品来组织和表达的，并且这种形式日益成为所有话语的模式、象征和衡量标准。印刷文字，特别是说明文的线性结构的影响，四处可以感受到，例如，它影响着人们说话的方式。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写道：“美国人不会交谈，但他会讨论，而且他说的话往往会变成论文。他像在会议上发言一样和你讲话，如果讨论激烈起来，他会称与他对话的人‘先生们’。”[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纽约：文泰奇出版社，1954，第260页。]这种奇怪的现象与其说是美国人固执的一种反映，不如说是他们根据印刷文字的结构进行谈话的一种模式。既然印刷文字的读者是非特指的，那么托克维尔这里指的谈话无疑正是一种印刷文字式的口语。在口头话语中，它表现出多种形式。例如，在布道坛上，布道者用一种庄重的语气读出书面准备好的讲稿，语气中充满“关于神性的客观分析，并希望将这种神性通过自然和自然法规揭示给人类”[约翰·C·米勒，《第一个开拓者：殖民地美国的生活》，纽约：戴尔，1966，第269页。]。即使在信仰复兴运动向自然神论者的这种冷静分析提出了挑战时，充满激情的布道者仍然还是使用一种能轻易转换成书面语言的演讲术。在这些布道者中，最有魅力的是乔治·怀特菲尔德。从1739年开始，他在美洲各地广为传道。在费城，面对上万名听众，他向他们保证，如果拒绝了耶稣，他们将身陷永久的地狱之火。这番话令众人惊恐不已。本杰明·富兰克林亲耳聆听过怀特菲尔德的演讲，他随即决定成为其出版人。很快，怀特菲尔德的日记和布道词便由费城的富兰克林出版了。[约翰·C·米勒，《第一个开拓者：殖民地美国的生活》，纽约：戴尔，1966，第271页。]

但是，很显然，我并不是说印刷术只是影响了公众话语的形式。只有意识到形式决定内容的实质这一点，我的观点才会显示出其重要性。如果有读者认为我的这个观点过于“麦克卢汉化”，那么我可以引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话：“如果印刷机存在，这世上是否还可能有《伊利亚特》？”他反问道：“有了印刷机，那些吟唱、传说和思考难道还能继续吗？这些史诗存在的必备条件难道不会消失吗？”[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纽约：国际出版社，1972，第150页。]马克思完全明白，印刷机不仅是一种机器，更是话语的一种结构，它排除或选择某些类型的内容，然后不可避免地选择某一类型的受众。他没有深入这个话题，但其他一些人毅然担起了这个任务。我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我要探索印刷机作为一种象征和认识论，是怎样使公众对话变得严肃而理性的，而今日的美国又是怎样远远背离这一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