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世纪中期，两种观念的融合为20世纪的美国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公众话语理念。它们的结合大大冲击了“阐释时代”，为“娱乐业时代”奠定了基础。其中的一个观念是很新的，另一个则是和古老的洞穴壁画一样有年头了。我们后面很快就会讨论那个古老的观念。而那个新的观念是指交通和通讯可以彼此脱离，空间不再是限制信息传播的、不可避免的障碍。

19世纪的美国人非常关心怎样“征服”空间的问题。到19世纪中叶，美国的边境线已经延伸到了太平洋，始于19世纪30年代的基本铁路系统使得人和货物可以在全国范围流动。但是直到40年代，信息的传播还是无法超过信息传播者行进的速度，准确地说，无法超过火车的速度，更准确一点儿说，只能达到每小时35英里的速度。由于这种局限，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到19世纪40年代，美国仍然只是由不同地区组成的一盘散沙，各个地区有自己不同的对话方式和利害冲突，要想实现全美洲统一的对话还只是一个梦想。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电，这一点连小学生都知道。众望所归的事情发生了，一个美国人找到了把电用于通讯服务的有效方法，并由此一次性解决了空间的问题。当然，我指的是塞缪尔·芬利·布尔斯·莫尔斯，美国第一个真正的“太空人”。他的电报消除了洲际界线，消灭了地区概念，把整个美国纳入了同一个信息网络，从而使统一美国话语成为可能。

但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当莫尔斯预测电报将“使整个国家成为一个社区”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电报会产生其他的结果。电报摧毁了关于信息的原有定义，并赋予公众话语一种崭新的含义。亨利·大卫·梭罗是少数认识到这种影响的一个人。他在《瓦尔登湖》中写道：“我们匆匆地建起了从缅因州通往得克萨斯州的磁性电报，但是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可能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需要交流……我们满腔热情地在大西洋下开通隧道，把新旧两个世界拉近几个星期，但是到达美国人耳朵里的第一条新闻可能却是阿德雷德公主得了百日咳。”[梭罗，《瓦尔登湖》，波士顿：胡顿米菲林，1957，第36页。]

事实证明梭罗是完全正确的。他深知电报会创造一种新的话语定义，电报不仅允许而且执意要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进行对话，并且还要求对话的内容与以往印刷术统治下的内容不同。

电报对于印刷术统治下的话语定义进行了三路进攻，遭到攻击后的话语内容无聊、表现无力、形式散乱。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电报使脱离语境的信息合法化，也就是说，信息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在社会和政治对策和行动中所起的作用，而是取决于它是否新奇有趣。电报把信息变成了一种商品，一种可以置用处或意义于不顾而进行买卖的东西。

但电报单独的力量还不能做到这一切。如果没有和报纸的合作，电报将信息转化成商品的潜力也许永远无法发挥出来。19世纪30年代稍早于电报出现的小报，已经开始了把无聊素材奉为新闻的过程。这类报纸，比如本杰明·戴[本杰明·戴(Benjamin Day, 1810—1889)，美国印刷业者和新闻工作者，美国第一张“便士”报纸——《纽约太阳报》的创办人。——译者注]的《纽约太阳报》和詹姆斯·贝内特[詹姆斯·贝内特(James Bennett, 1795—1872)，对现代新闻事业卓有贡献的编辑，主张报纸的职能“不是教诲读者，而是使读者警觉”。——译者注]的《纽约先驱报》，背离了发表理性政治观点和紧急商业信息的传统，尽管他们的报纸充满了耸人听闻的新闻，但大多是有关犯罪和性的内容。这些“具有人情味儿的新闻”虽然不能影响读者的决定和行动，但至少是事关当地的，是关于他们熟悉的人和地方的，这些故事往往不一定要是最新的报道。小报上的这类故事不受时间的限制，它们的吸引力不在于其时效性，而在于其对于时间的超越。并不是所有的报纸都刊登这样的内容。对于大多数报纸来说，它们提供的信息不仅要事关当地，还要具有实用功能——要同读者面临的问题和决定密切相关，并且能帮助他们处理个人和公共事务。

电报改变了这一切，并且是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的。莫尔斯进行第一次公开演示之后的几个月里，由于电报创造了超越时空的奇迹，当地新闻和那些没有时效性的新闻便失去了在报纸上的中心位置。报纸利用电报的第一个例子，出现在莫尔斯公开演示电报功效的一天之后。《巴尔的摩爱国者》利用莫尔斯建立的华盛顿—巴尔的摩线路，为读者提供了众议院对俄勒冈事件所采取行动的报道。报纸以这样一句话结束了这条消息：“……我们为读者提供的是截至两点钟的来自华盛顿的消息。空间的隔阂已被彻底消除。”[哈洛，《老的路线和新的浪潮：电报、电话和无线电的历史》，纽约：艾波顿—世纪，1936，第100页。]

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一些实际问题（主要是因为电报线路的紧张）使新闻保留了作为功能性信息的定义。但是，美国出版商中那些具有远见的人很快看清了未来，他们不遗余力地在整个美洲大陆设立电报线路。威廉·斯温——《费城公共基石报》的拥有者，不仅大力投资磁性电报公司——第一个商业电报公司，而且还在1850年成了它的总裁。

不久之后，报纸的财富不再取决于新闻的质量或用途，而是取决于这些新闻来源地的遥远程度和获取的速度。《纽约先驱报》的詹姆斯·贝内特声称，在1848年的第一个星期里，他的报纸中包括了7.9万个字的电报内容[奇特罗姆，《媒体和美国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柴普西尔：北卡罗来纳出版社，1982，第15—16页。]——至于这些内容和读者有什么关系，他没有说。1844年5月24日，莫尔斯开辟全国第一条电报线路4年后，美联社成立了，从此，来路不明、读者对象不定的新闻开始横扫整个国家。战争、犯罪、交通事故、火灾和水灾——大多是阿德莱德公主得百日咳新闻的社会版本和政治版本——开始成为所谓“今日新闻”的主要内容。

梭罗说过，电报使相关的东西变得无关。这些源源不断的信息与它们的受众之间很少或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这些信息并没有可以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和精神环境。柯勒律治[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文艺评论家。——译者注]关于“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的著名诗句，也许很能代表这个失去语境的信息环境：在信息的海洋里，却找不到一点儿有用的信息。缅因州的人和得克萨斯州的人可以交谈，但交谈的内容却是他们不了解或根本不关心的。电报可能已经使这个国家成为“一个社区”，但这个社区却是奇怪的，因为这里住着一群除了了解一些最表面的情况外彼此之间几乎一无所知的陌生人。

既然我们现在确实生活在这样一个“社区”里（现在有时被称作“地球村”），那么你可以通过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来了解到底什么是没有语境的信息：早晨的广播或电视，或者早晨的报纸，有多少次为你提供了需要改变一天计划的信息，或让你决定采取本来不准备采取的行动，或帮助你更加了解了你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天气预报有时有用；对于投资者来说，关于股票市场的新闻可能有用；或许有关犯罪的报道也会影响我们，特别是如果犯罪行为碰巧发生在你住的地方或涉及某个你认识的人的话。但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新闻都是不起作用的，至多是为我们提供一点儿谈资，却不能引导我们采取有益的行动。这正是电报的传统：通过生产大量无关的信息，它完全改变了我们所称的“信息—行动比”。

不管是在口头文化还是在印刷术文化中，信息的重要性都在于它可能促成某种行动。当然，在任何一种交流环境中，输入（人们得到的信息）总是多于输出（在所得到信息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的可能性）的。但是，由于电报的发明，再加上后来其他技术的发展，信息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变得抽象而疏远起来了。在人类历史上，人们第一次面对信息过剩的问题，这意味着与此同时，人们将面对丧失社会和政治活动能力的问题。

问问自己下面这一系列的问题，你可能就会更明白上文的意思了：对于解决中东的冲突，你准备采取什么行动？对于解决通货膨胀、犯罪和失业问题，你有何高见？对于保护环境或降低核战争危险，你有什么计划？对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美国中央情报局、反歧视行动计划和伊朗巴哈伊派教徒遭受的残暴行径，你准备采取什么行动？我可以大胆地帮你回答：你什么也不打算做。当然，你可能会为某个自称有计划也有能力采取行动的人投上一票。但每两年或四年你才可能有一个小时来投票，这根本不足以表达你满脑子的想法。我们也许可以说，投票选举是逃避政治无能的表现。比投票选举更糟糕的是参加民意测验。民意测验的组织者通过一些呆板的问题得出你的意见，然后把你的意见淹没在相似的意见中，最后把这些意见变成——还能是什么呢？——另一则新闻。所以，我们就陷入了一个无能为力的怪圈：你心里有很多想法，但除了把这些想法提供给记者制造更多的新闻之外，你无能为力；然后，面对你制造的新闻，你还是无能为力。

在电报时代之前，“信息—行动比”基本是平衡的，所以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能够控制他们生活中突发事件的感觉。人们了解的信息具有影响行动的价值。但在电报创造的信息世界里，人们失去了行动的能力，因为整个世界都变成了新闻存在的语境。所有的一切都事关每个人。我们第一次得到了不能回答我们任何问题的信息，而且对于这些信息，我们也不必做出任何回答。

我们也许可以说，电报对公众话语的贡献就是使它变得无聊而且无能。还不只这些，电报还使公众话语变得散乱无序。用刘易斯·芒福德的话来说就是，它带给我们的是支离破碎的时间和被割裂的注意力。电报的主要力量来自它传播信息的能力，而不是收集信息、解释信息或分析信息。在这方面，电报和印刷术截然相反。例如，书籍就是收集、细察和组织分析信息观点的绝好容器。写书、读书、讨论书的内容、判断书的价值（包括书的版面安排），都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写书是作者试图使思想永恒并以此为人类对话做出贡献的一种努力。所以，无论什么地方的文明人都会视焚书为反文化的罪恶行为。但电报却要求我们烧毁它。电报如果被赋予永恒、持续或连贯的特征，就会失去其价值。电报只适合于传播转瞬即逝的信息，因为会有更多更新的信息很快取代它们。这些信息后浪推前浪地进出于人们的意识，不需要也不容你稍加思索。

电报引入的这种公众对话形式有着鲜明的特征：其语言是新闻标题的语言——耸人听闻、结构零散、没有特别的目标受众。新闻的形式类似口号，容易被记住，也容易被忘记。新闻的语言是完全不连贯的，一个消息和它前面或后面的另一则消息毫无关系。每个“标题”都是独立存在的。新闻的受众必须自己找出其中的含义，发布新闻的人没有义务这样做。久而久之，经电报描绘过的世界开始变得无法控制，甚至无法解释了。报纸上一行行有序而连贯的文字渐渐失去了帮助我们获得知识和了解这个世界的能力。“了解”事实开始有了新的意义，因为“了解”并不意味着人们能够“理解”事实的言下之意、背景知识和与其他事实的关联。电报式话语不允许人们进行历史的回顾，也不鼓励深入的分析。对于电报来说，智力就是知道很多事情，而不是理解它们。

于是，对于莫尔斯提出的问题——上帝创造了什么——我们有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答案：一个住满陌生人的拥挤的社区，一个破碎而断裂的世界。当然，上帝和这一切无关。但是，尽管电报有如此的力量，可如果它只是作为一种新的话语象征，那么印刷术文化很可能能够经得住它的冲击，至少能够守住自己的阵地。就在莫尔斯重新定义信息的意义时，路易·达盖尔[路易·达盖尔(Louis Daguerre, 1787—1851)，法国画家和物理学家。发明了一种最早的实用摄影方法——达盖尔银版法，使曝光时间从8小时缩短至二三十分钟。——译者注]重新定义了自然的意义，或者我们可以说，重新定义了现实的意义。1838年，为了吸引投资者，达盖尔在一个通告里说：“达盖尔银版法不只是用来再现自然的一种工具……（它）赋予了自然再生的力量。”[桑塔格，《论摄影》，纽约：法拉，斯特劳斯和吉路斯，1977，第165页。]

当然，不论是再现自然的必要性还是自然本身获得再生的力量，都意味着自然是可以被改造的，通过改造，它可以变得容易理解和控制。早期洞穴壁画很可能是对尚未发生的捕猎的视觉表现，是期待征服自然的一种愿望。“改造自然”这种说法已经历史悠久了。但是达盖尔脑中并没有“改造”这个概念，他的本意是说摄影术能够使每个人都拥有随时尽情复制自然的能力。他想说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种“克隆”技术，他还想说，摄影术和视觉经验的关系就像印刷机和书面文字的关系一样。

事实上，光靠达盖尔银版法还不能达到达盖尔讲的这种对等关系。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一个英国数学家和语言学家，发明了从底片翻出正片，直到这时，照片的大批量冲洗和发行才成为可能[纽霍尔，《从1839年至今摄影术的历史》，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1964，第33页。]。“摄影术”这个名称是著名天文学家约翰·F·W·赫舍尔起的。这是一个奇怪的名称，因为在英语里，它的字面意思是“用光书写”。也许赫舍尔起这个名字本身就是有讽刺意义的，因为很明显，从一开始大家都明白，摄影和书写（任何形式的语言）是不能存在于同一个话语空间的。

但是，自从摄影术被确定下来以后，就一直被作为一种“语言”。其实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无形之中抹杀了两种话语模式之间的本质区别。第一点区别是，摄影是一种只描述特例的语言，在摄影中，构成图像的语言是具体的。与字词和句子不同的是，摄影无法提供给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观点和概念，除非我们自己用语言把图像转换成观点。摄影本身无法再现无形的、遥远的、内在的和抽象的一切。它无法表现“人”，只能表现“一个人”；不能表现“树”，只能表现“一棵树”。我们无法拍出“整个大自然”的照片，也无法表现“整个海洋”，我们只能拍下某时某地的个别片断——某种光线下某种形状的悬崖，某个角度某个时刻的海浪。正如“整个大自然”和“整个海洋”无法被拍摄下来一样，在照片的词典里也无法找到可以表现“真理”“荣誉”“爱情”“谬误”这些抽象概念的词汇。“表现”和“谈论”是两个非常不同的过程。加夫里尔·萨洛蒙曾经说过：“看照片只需要能辨认，看文字却需要能理解。”[萨洛蒙，《媒介的互动，认知和学习》，洛杉矶：爵西—巴斯，1979，第36页。]他这样说的意思是，照片把世界表现为一个物体，而语言则把世界表现为一个概念。即使最简单的命名，也是一个思考的过程——把一样东西和其他东西进行比较，选择共同的某些特征，忽略不同之处，然后进行归类。在大自然里没有“人”或“树”这样的东西，因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如此简单的分类，有的只是变化多端和形形色色。照片记录的是这些形形色色中的特例，而语言的作用则是使它们变得更加容易理解。

照片中没有句法，这使它无法同这个世界理论。作为某时某地的“客观”片断，照片可以证明某个人在那里或发生了某事，但这样的证明却无法提供任何意见——无法提供“本来应该怎样”或者“本来可能怎样”。照片表现的是事实，而不是关于这些事实的讨论或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的结论。但这并不意味着照片没有认识倾向。苏珊·桑塔格说过，照片是“我们通过照相机表现出来的东西对世界的理解”[桑塔格，《论摄影》，纽约：法拉，斯特劳斯和吉路斯，1977，第20页。]。但她又进一步论述，一切真正的理解起源于我们不接受这个世界表面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当然，语言就是用来挑战、讨论、质疑那些我们眼中表面事物的一种工具。“真”“假”这样的表述只能出自语言的范畴。当我们看到一张照片的时候，“这是真的吗？”只能表示“这是某时某地的真实再现吗？”如果答案是“是”，那么就没有任何值得讨论的理由，因为不相信一张真实的照片显然是荒唐的。照片本身就是不容置疑的观点，代表着确定无误的事实。它无心辩驳，所以它就是无可辩驳的。

照片记录感受的方式也不同于语言。只有在表现为一系列的主题时，语言才有意义。如果一个字或一个句子从语境中被抽走，如果读者或听者不了解前因后果，语言表达的意思就会被扭曲。但对于照片来说，就不存在脱离语境这种事情，因为照片根本就不需要语境。事实上，照片的意义就在于能让形象脱离语境，从而使它们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桑塔格女士写道：“所有的界限……似乎都是随意的。一切都可以和其他东西分离、割断：重要的是要以不同的方式来表现主题。”[桑塔格，《论摄影》，纽约：法拉，斯特劳斯和吉路斯，1977，第20页。]她说明的是，照片具有能脱离现实和语境，并把很多没有逻辑、彼此无关的事件和东西堆积在一起的能力。像电报一样，照片把世界再现为一系列支离破碎的事件。在照片的世界里，没有开始，没有中间，也没有结束，就像电报一样。世界被割裂了，存在的只是现在，而不是任何一个故事的一部分。

大家都知道，图像和文字功能不同，抽象程度不同，反映模式也不同。绘画至少比文字古老3倍，图像在交流中的重要性早在19世纪就已经深入人心了。到了19世纪中期，照片和其他插图突然大量侵入了符号环境，这就是丹尼尔·布尔斯廷在其著作《图像》中所称的“图像革命”。布尔斯廷希望通过这样的表达方式，提醒众人注意到各种机械制作的图像对语言进行的猛烈攻击——照片、印刷画、海报、图片和广告，这些图像无可遏止地迅速蔓延于整个美国文化。我这里特意用了“攻击”这个词，是为了强调布尔斯廷的“图像革命”中表达的深刻含义。以照片为中心的这些图像不仅仅满足于对语言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而且试图要替代语言诠释、理解和验证现实的功能。关于布尔斯廷对图像革命的暗示，我想在这里做出一个明确的解释：图像的中心地位削弱了对于信息、新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现实的传统定义。从早期的广告牌、海报和广告到后来的所谓“新闻”杂志和报纸，比如《生活》《展望周刊》《纽约每日镜报》和《每日新闻》，图片把文字驱赶到背景里，有时干脆就把它驱逐出境。到19世纪后期，广告商和新闻记者发现，一张照片不仅胜过1000个字，而且，如果从销售情况来看，好处更多。对于无数美国人来说，“看”取代了“读”而成为他们进行判断的基础。

照片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成为电报式新闻的绝好补充，这些电报式新闻把读者淹没在一大堆不知来自何处、事关何人的事实中，而照片正好为这些奇怪的干巴巴的条目提供了具体的图像，在那些陌生的名字旁附上一张张脸孔。这样，我们至少有这样一种错觉：“新闻”和我们的感官体验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这些照片为“今日新闻”创造了一个表面的语境，而“今日新闻”反过来又为照片提供了语境。

但这种照片和新闻共同形成的语境其实纯属错觉。通过下面这个例子，你可能会更好地了解我的观点。你想象一下，一个陌生人告诉你，伊利克斯是一种蚓状植物的亚种，生活在爱尔多农杰斯岛上，长着有关节的叶子，每年开两次花。你可能会表现出很不屑的样子说：“是呀，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那个陌生人回答说：“我这里有一张照片，你可以看看。”然后他递给你一张照片，上面标明是“爱尔多农杰斯岛上的伊利克斯”。“哦，对，现在我明白了。”你可能会低声自语。确实，照片为你听到的一句话提供了语境，而这句话又为照片提供了某种语境，然后你甚至会相信你确实学到了什么东西。但如果这件事是完全独立的，和你过去的知识或未来的打算都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你和那个陌生人的相遇开始于此，也结束于此，那么这个由句子和图片共同创造的语境就没有任何意义。你其实什么也没有学到（也许除了以后要避开手拿照片的陌生人以外），伊利克斯将从你的脑海中消失，就像它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至多，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插曲，可以作为鸡尾酒会上闲聊的谈资或在填纵横字谜时多一个词，除此之外别无他用。

说到纵横字谜，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电报和照片成功地把新闻从有用的信息转变成没有语境的事实时，纵横字谜在美国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消遣。这种巧合说明现代技术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信息的态度：过去人们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而搜寻信息，现在是为了让无用的信息派上用场而制造问题。纵横字谜就是这样的一种伪语境，鸡尾酒会则是另一种“伪语境”，30年代和40年代的广播智力竞赛和现代的电视游戏比赛也是这一类东西，最典型的可能就是广受欢迎的“欢乐问答”[美国的一档电视娱乐问答节目。]。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伪语境”，都为“这些彼此没有关联的事实和我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而且答案是一致的：为什么不利用它们作为消遣、娱乐，或在游戏中找点儿乐？在《图像》一书中，布尔斯廷认为图像革命的主要产物是“伪事件”，即蓄意安排用于被报道的事件，比如记者招待会之类。我这里想说的是，源于电报和摄影术的一个更重要的产物也许是伪语境。伪语境的作用是为了让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一种表面的用处。但伪语境所能提供的不是行动，或解决问题的方法，或变化。这种信息剩下的唯一用处和我们的生活也没有真正的联系。当然，这唯一的用处就是它的娱乐功能。伪语境是丧失活力之后的文化的最后避难所。

当然，摄影术和电报并不是一锤击倒了印刷文化的大厦。正如本书前面所提到的，阐释的习惯已经有很长的历史，这种习惯统治着世纪之交的美国人的思想。事实上，20世纪的前几十年也见证了语言和文学的辉煌时代。在《美国信使》和《纽约客》这样的杂志里，在福克纳[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美国作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菲茨杰拉德[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att Key Fitzgerald, 1896—1940)，美国“迷惘的一代”作家。——译者注]、斯坦贝克[斯坦贝克(John Ernest Steirbeck, 1902—1968)，美国小说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和海明威的小说中，在《国际先驱论坛报》和《纽约时报》这些大报的栏目中，所有的文字都散发出震撼人心的魅力，愉悦着人们的耳朵和眼睛。但这却是“阐释时代”的绝唱，就像歌手临近死亡时的歌声那样，最动听、最甜美。这预示着“阐释时代”的结束，而不是开始。在它即将逝去的旋律下，一个新的音符已经响起，确定曲调的正是摄影术和电报。在它们的语言中，没有关联，没有语境，没有历史，没有任何意义，它们拥有的是用趣味代替复杂而连贯的思想。它们的语言是图像和瞬息时刻的二重奏，一起吹响了迎接美国公众话语新时代的乐章。

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入电子对话的每一种媒介，都步步紧随电报和摄影术，并且在表现形式上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些媒介，例如电影，从本质上就具有这样的潜能。其他的媒介，比如广播，比较倾向于理性的话语，但在新的认识论的冲击之下也转而成为新认识论的俘虏。所有这些电子技术的合力迎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躲躲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突然进入你的视线，然后又很快消失。这是一个没有连续性、没有意义的世界，一个不要求我们也不允许我们做任何事的世界，一个像孩子们玩的躲躲猫游戏那样完全独立闭塞的世界。但和躲躲猫一样，也是其乐无穷的。

当然，玩躲躲猫游戏并没有什么过错，娱乐本身也没有过错。正如有些精神病学家指出的，我们每个人都会筑起自己的空中楼阁，但如果我们想要住在里面，问题就出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电报和摄影术为中心的交流媒介创造了躲躲猫的世界，但在电视出现之前，没有人想要生活在那个世界里。电视为电报和摄影术提供了最有力的表现形式，把图像和瞬息时刻的结合发挥到了危险的完美境界，而且进入了千家万户。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电视时代的第二代观众，对于他们来说，电视是他们首选的、最容易接近的老师。在他们中的很多人看来，电视也是他们最可靠的伙伴和朋友。简单地说，电视是新认识论的指挥中心。没有什么人会因为年幼而被禁止看电视，没有什么人会因为贫穷而不得不舍弃电视，没有什么教育崇高得不受电视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任何一个公众感兴趣的话题——政治、新闻、教育、宗教、科学和体育——都能在电视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所有这一切都证明，电视的倾向影响着公众对于所有话题的理解。

电视在很多方面也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充当着指挥中心。例如，我们对于其他媒介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电视的影响。通过电视，我们才知道自己应该使用什么电话设备、看什么电影、读什么书、买什么磁带和杂志，以及听什么广播节目。电视在为我们安排交流环境方面的能力是其他媒介根本无法企及的。

这里还有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小例子：在过去数年中，我们了解到电脑是未来的技术。总有人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会使用电脑，便无法完成学业，继而会成为生活中的失败者。也有人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电脑，就无法经营生意，无法列出购物单，无法使支票本保持整洁。但是，关于电脑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就是，我们对于它的任何了解都来自电视。电视已经赢得了“元媒介”的地位——一种不仅决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决定我们怎样认识世界的工具。

就在同时，用罗兰·巴特的话来说，电视还赢得了“神话”的地位。他认为，以神话的态度看待世界，人们对于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任何质疑，对于自然真实的东西就会变得熟视无睹。神话是一种深深扎根于我们无形意识中的思维方式，这也就是电视的方式。我们早已经不会为电视这个机器本身感到惊喜和迷惑。我们不再重复电视给我们带来的奇迹；我们不再只把电视机放在某些特定的房间里；我们不再怀疑在电视上看到的一切，根本不会意识到电视提供给我们的特殊视角，甚至连“电视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这个问题也被我们抛到了九霄云外。这个问题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奇怪的问题，就像有人问耳朵和眼睛是如何影响我们的一样。20年前，“电视到底是塑造文化还是仅仅反映文化”这个问题曾引起许多学者和社会批评家的广泛兴趣。随着电视逐渐成为我们的文化，这个问题已经被遗忘了。我们不再谈论电视本身，我们只谈论电视上的东西，即它的内容。电视的生态学（不仅包括其物质特征和象征符号，而且还包括我们和它的关系），如今在我们看来都是天经地义了。

电视已经成为社会和文化领域的一面镜子，是过去一个世纪中电子媒介最醒目的剩余物。它已经彻底地融入了美国文化，我们已经注意不到电视机在黑暗中轻轻发出的嘶嘶声或摇曳着的灰色灯光。这些都证明，电视的认识论已经悄无声息地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它建立起来的躲躲猫世界在我们眼里已经不再显得陌生。

电子和图像革命所产生的最令人不安的后果是：电视呈现出来的世界在我们眼里已经不再是奇怪的，而是自然的。这种陌生感的丧失是我们适应能力的一种标志，而且我们的适应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变化程度。我们的文化对于电视认识论的适应非常彻底，我们已经完全接受了电视对于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无聊的东西在我们眼里充满了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如果我们中的某些人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模式，那么在我们看来，是这些人不合时宜、行为乖张，而绝不是这个时代有什么问题。

本书后面的一个目标是要让电视认识论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我要用具体的实例来证明，电视的思维方式和印刷术的思维方式是格格不入的；电视对话会助长语无伦次和无聊琐碎；“严肃的电视”这种表达方式是自相矛盾的；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除此之外，我还想证明，为了加入伟大的电视对话，美国文化机构正竞相学习电视的术语。换句话说，电视正把我们的文化转变成娱乐业的广阔舞台。很有可能到最后，我们会接受它并且喜欢它。这正是奥尔德斯·赫胥黎50年前担心过的，现在终于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