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顺利地渡过修水，在山地走了三、四天，到了一个纵横五六里的大田坝，田坝中有个大村镇，镇中有好些高大的房屋，其中有个特别高的，顶上耸着十字架。

按照老规矩，北进的罗霄纵队，不仅要执行打仗的任务，还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每天宿营后要调查土豪。这项工作由各宣传队兼任。陈廉率领的宣传队，对这项工作既熟悉又努力，每次都出色完成任务。这天，他们仅用一个多小时就把情况了解清楚了。尔后，陈廉带了一个宣传员到政治部民运科。这时民运科已经来了很多人，他们有的是宣传队员，有的是供给员，管理员。民运科长看到人到齐了，就以兼任没收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开会。并叫第一组作调查报告。

陈廉把日记本子拿出来，大声说：“先说教堂，牧师是意大利人，名叫贝尔克。人们叫他贝尔克牧师。他到这里有十年了，来此之前，这里虽然建立教堂二三十年了，但信教的人不多。他来之后，常常接近人，讲他那套道理。看到读书人，就送一本福音书——不管你看不看。他为了教人信教，除了讲他那套耶稣救世主外，还吹捧蒋介石宋美龄，说他们是了不起的人，他们都信耶稣，大家为什么不信耶稣？他还能讲不少中国话，又办了一个福音学校，不收学费，这样好些穷苦的人就送孩子去上学，接受他那套宣传。最近六七年，放了好多高利贷，但自己不出面，都经过教友，可是老百姓都知道是他放的。利息起码三分，最高到七分，他有两匹马，几个奶羊，吃的穿的用的差不多都是从外面买来。我看贝尔克不是简单的宣传宗教，政治上是同情蒋介石，经济上搞封建剥削的。”

民运科长有点激动，急切地说：“这样的牧师，过去我们调查过。也没收过不少天主堂、福音堂，他们到中国主要是搞文化侵略，但为宣传耶稣教义，有些人还做点好事。我听郭司令说，在满清科举时期，他们在中国办学校，不仅读孔夫子，还要学算术理科。过去中国出版的自然科学，有不少是传教士从国外翻译的。那时候他们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自觉地起了和他们原来目的的相反的作用。象贝尔克这样搞封建剥削，劝人拥护蒋介石的牧师不多！真坏透了，等下讨论如何处理。”

陈廉继续说：“贝尔克两天前听说我们到石霖，就骑马往南昌去了。现在只有两个中国教徒和三四个工人。”

陈廉接着报告了一个大土豪，名张全光，老百姓都叫他张百万，是县里第二个大财主。有水田六百五十亩，有五百五十亩出租，牛五头、马三匹，请了五六个长工，买了三个丫头，放了两万多块钱高利货，他有很大势力，不只老百姓怕他，就是县长到任，也要拜访他。县的事，要他同意才能办。他家里平常象个衙门，经常有四五个人跑腿，对老百姓，尤其租户债户，有一点不如意，就抓起来，轻的关牛栏猪栏，重的打屁股，罚款，有时候还要送到县衙门去。这一带的老百姓，怕得要死，也恨得要死。前年冬天，有个晚上，不知道什么人，在他后门上贴了一付黄纸写的挽联。上联是“早死一日天有眼”，下联是“迟留半载地无皮”，横批是“当大事”三个宇。对子还落了款，上款是“张全光先生千古”。下款是“江右余生敬挽”。门口外面不远，插了一块木灵牌，写了他的名字。第二天上午，他看到这付对子，气得直咬牙，马上撕了，同时叫长工把木灵牌烧掉，长工去拔灵牌，又发现灵牌背后有张黄纸，送给他看了一下，是他的姓名和生庚八字，他骂道：“哪个王八！我没有挖你的祖坟，你却来埋我的生庚八字！”但又不知道是谁干的，没有地方出气，就指着长工的鼻子大骂起来：“你这个短命鬼！怎么这样的东西也拿给我看！”

长工说：“我没读过书。”

张全光更火了，“你没读过书，难道黄纸也认不得！”

张全光认为长工给他晦气，会招不祥之祸，立即赶出门，并请了十几个道士，做了七天道场，演了三天大戏，以辟邪消灾。

张全光家里除工人外，有二十一口，一个儿子在上海什么大学读书，还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南昌读书，他父亲母亲，都七、八十岁了。早不管家了。他一家人都在昨天下午和今天早晨，跑到县城去了，现在看家的是管家。

还有一个土豪叫李福才……

接着是第二组报告。

“关于张百万的情形，要补充一点，就是他还在本街和别人合伙开了一个杂货铺，资本他占一半，约一万元，我刚才走到他店时，铺面很漂亮，店员都在。其他情形，同第一组调查的完全一样，远近的老百姓都知道他——我们在昨天就知道他家里的大概情形了。”

民运科长收集完材料后，叫大家讨论一下，都认为天主堂和张百万李福才家，都要没收。并决定第一组到天主堂，二三两组到张百万家，第四组到李福才家。

大家正要走，第二组组长问民运科长：

“张百万在街上开的商店怎么办？”

“不能没收。”他肯定地说，“只没收他家里。凡地主兼商人，只能没收他封建剥削部分，不能没收他商业资本的部分，我们一路来都是这样。”

“我懂得你的意思，不过张全光和一般地主兼商人不同。他是一个凶恶的地主，是个恶霸。”

民运科长没马上回答，陈廉轻轻摇了两下头，说：“那也不行。”

“怎么不行！”第二组组长提高声音对着陈廉，“难道张全光是一般的地主兼商人？”

陈廉也不让步：

“我看是不行。张全光凶恶，可以把他的封建剥削部分统统没收，如果没收他的商业资本部分，是违反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策的。”

“政策也不能用到张全光这样的恶霸头上。”

“我也讲不出多少道理，总觉得这样不好。同时我们从这里路过，没有多少时间作宣传，所以更不能这样。”

到会的人，有赞成第二组组长的意见的，也有赞成陈廉的意见的，民运科长站起来说：

“我觉得把张全光的商店没收是不好的。这正象小陈说的，违背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策，我们现在干民主革命，主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地主兼商人，只能没收封建的部分。好些年来，我们都是这样办的。去年十月我们到萍乡，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政治部就讨论过这样的问题，黄主任的结论是不能没收。他还讲了个例子，一九三○年春，红四军由闽西进到赣东，有个支队没收了一家地主兼商人的资本部分，纵队党委立即给支队长支队政委停职一个月的处分。至于张全光，虽然有些不同于一般的地主兼商人，但他的商店。总是商业资本部分，同时他的商店是同别人合开的，我们从这里路过，没有时间把他那一部分财产清出来，也没有时间讲清道理，所以我不主张没收。等一会我向黄主任报告一下。”

会议结束不久，天主堂及张百万、李福才家的大门外，来了许多人，有没收委员会的，有供给人员，有宣传员，有衣履褴褛的贫民。小孩子突出两只大眼珠，向门内探望，但门口有卫兵，一般人不能进去。

首先进大门的人，是没收委员会的，他们进去后，只见屋内不是美丽的衣柜，大床，就是巨大的谷仓米桶。不是鸡，就是鸭。有些人好象不知从哪里下手。陈廉忽然想到渡修水前两天的夜行军和急行军来。渡修水后又是在山沟里行军宿营，三四天以来，不是少水就是缺菜。大家没有好好吃顿饭，这一天他虽然不担心没有米和肉吃，但却担心吃饭太慢，于是建议：

“先搬米粮鸡鸭，好早点煮饭。”

民运科长同意了。他几个箭步跑到大门口，叫道：

“供给员进来。”

“来了”

等在门口的人携箩带筐地进去，挑出一石一石的白米、腊肉、干菜来，随即又传出鸡鸭的鸣声，猪的叫声：

“宣传员都进来。”

“好！”门外的宣传员拥进来。

陈廉向他们说：

“把衣服和轻便的用具都搬到戏台上，准备分给老百姓。”陈廉又吩咐几个宣传员，号召老百姓开大会。随即跑到杀猪的地方，见到大块大块的肥肉堆在桌凳上，他问管理员：

“有猪肉分给老百姓吗？”

管理员指着那一大堆肥肉说：“有，多得是。”

“怎么没有精的？”

“精的，各个伙食单位要吃。”

“也不能只把肥的和皮分给老百姓！”

“我们人多，天天走路，也要多吃点精的。”

“我们当然可以多吃点精的，但老百姓也要分一点，不然，老百姓一定会说，我们不要的东西才给他们呢。如果我是老百姓，吃了也不领情！”

“哪里？”管理员还是不大同意地说，“老百姓一年吃不上几次，分到肥肉和皮，就是福气了。哪有不领情的。”

“伙计，你的话有点不对头，我们打土豪分肉给老百姓，不仅仅是为了要他们领情，更重要的是同情和体贴穷苦人，为了发动群众。我看这样不大好，如果科长知道了，一定不会同意。”

管理员觉得陈廉的话有道理，同时他怕科长知道这件事，就同意他的意见，陈廉带了几个人扛了好多猪肉就去会场了。

会场是个戏台，台前小广场，老老小小，到了几百人，民运科长正在台上大声讲话。他走上去，同他说分给群众的猪肉都准备好了。民运科长很快结束讲话。陈廉接着说：“今天要分猪肉，凡是到会的，每家一人，站在戏台前面，等一会跟我走。其他的人，散会回家。”

会场中立即有三四十个人站在戏台前，陈廉带他们到屠案前，叫他们列队。这时管理员已经在那里准备好了，他身旁还站着三团二连指导员张洪海，手里拿一把屠刀。

陈廉见到他的模样，问：“老张，你也来，你连里还没有猪肉？”

“我不是为我连分猪肉，我们连已经分到了，”他左手向街道左前方指了一下，“听管理员说，老表要来这里分猪肉，我来帮帮忙。”

“你帮得上吗？会用屠刀吗？”

“你看看罢！”

陈廉转向老表，开始召唤。老表很有次序，叫一个来一个。第一个来了，张洪海问他：

“你家里几口人？”

“老小五个。”

张洪海准备下刀，又同陈廉说：“这里大约有三百多斤肉，一口人能不能分一斤？”

陈廉眉头一皱，说：“可以，可以。”

张洪海高举屠刀，用劲一砍，又割两下，对老表说：

“拿去，不用过秤了。”

陈廉看到了张洪海的刀法，惊奇地对他说：

“你真有两下！”

“会一点而已。”

第二个老表第三个老表按次序来了，每来一人，张洪海先问家里有几口，然后下刀，都不过秤。老表欢欢喜喜地拿走，他们都相信红军手快刀利，不会少斤缺两。

因为不过秤，肉分得快，将近黄昏，老表都走了，陈廉和张洪海准备回队，他俩边走边聊：

“老张，我以前只知道你会打仗，会做支部工作，今天才知道你还有这一手。你可以称得上是‘一刀屠’呀！”

“哪里！”张洪海有点不好意思，“什么‘一刀屠’？我只是估着下刀，多砍一点，反正是土豪的。”

“看你下刀有劲又准，你怎么会的？”

“小学毕业，就跟父亲种田。伯伯是屠户，他有时叫我帮忙，我看他下刀，他有时也让我动手，就慢慢学会，也有劲了。当兵以后，学刺杀，打手榴弹，劲更大了。”

“难怪，你还是家传呀！你把手艺和群众工作结台起来了。今天群众大会分猪肉，你不请自来，分外光彩。开始我还以为你要捣什幺鬼哩！”

两个人谈了几句就分手了，张洪海离驻地只二三十步，一提脚就到了。陈廉要走到街那头，有半里地，快到家，看到左侧铺店房顶后面高高竖起的十字架，就从小巷进去，走到天主堂门前，看到老表出出进进，他兴头又来了，大步进去。

不看则已，看了叫他一惊。玻璃门窗，好多煤气吊灯，通通打破了，能搬的东西搬走了，搬不动的也打破了。虽然快黄昏，还有不少人，更多的是儿童和小青年，从这间房到那间房，从楼上到楼下，翻东倒西，地下满是玻璃碎片，纸张图书，就是耶稣圣像，也被踏脏踩乱。

陈廉看到老表来打“洋土豪”，就说：

“老表，你们为什么不把东西搬回家——却把它砸破？”

老表看着陈廉，中等个子，脸庞稍圆，眼睛清亮，讲一口吉安话，既易懂，又和蔼。他们一拍即合，坦率地说：

“这里搬得动的东西，先来的人早搬走了，现在砸破的是搬不动的。”

“搬不动就搬不动，为什么砸破？”

“红军兄弟，你不知道，我们欠了洋人的钱。”

陈廉早就知道天主堂教主放高利贷，同情地说：

“难怪你们要出口气。”

“出口气是小事，我们还不起洋人的帐。”

“砸了他的玻璃，煤汽灯那些东西，就……”

“就是因为还不起。”老表放低声音说，“砸破他的房子和用具，他知道房子不能住，就不会回来了。他不回来，还他的球！”

“喏！这个道理。”陈廉又提醒一下，“传教士还是可能回来的。”

“回来也找不到我们。”

“我们不怕。”又有些老表说。“如果他真回来，在快到的时候，我们就起阵风。说红军游击队要来了，他就不敢回来了。”

“你们自己斟酌罢！”

陈廉身边的老百姓越来越多，他忘记了疲劳，拉呱好久，有些人还在翻破烂，他本想从天主堂找些自己作宣传有用的工具，天黑了，屋里光线太暗，找不着，便回政治部了。

刚刚到家就开饭了。这一餐是猪肉鸡鸭一锅煮，大家“不亦乐乎！”

饭后，他作了第二天的行军宣传准备，就和衣睡在早已安排的门板上，只盖一床三层布夹被。

正睡得香，隐约昕到起火了的声音，他醒了，揭去被子，爬起来，许多人都起来了，走出门，向卫兵指的方向一看，正是天主堂起了火。他和几个人拿起水桶，有的从大水缸打水，有的到井边汲水，走到天主堂，看着许多老表在火光周围欢呼，陈廉大声向他们请求说：

“老表，救火！救火！”

老表被红军紧张的动作弄得一时茫然，以为得罪了红军，无从回答。他们有些人在黄昏时同陈廉谈过话，对他有一个好印象，现在在火光中更看得清楚，有两个老人走到他面前，不由分说，双膝跪下。陈廉仓皇去扶，连声说：

“老伯起来！起来！有话好商量，好商量。”

他们起来了，带着哀求的口气，连声说：

“老总，救命！救命！”

这时还有许多来救火的红军，看到老表要求红军不要救火，也弄得不知所措，只好观望，陈廉诚恳地说：

“老表，有什么事，你们慢慢说吧。”

老汉还是紧张，要说也说不出，旁边一个青年接上来说：

“我们这里有好多穷苦人借了天主堂的钱，每月要付利钱。我们三餐稀饭。那里付得起。如果现在不平了它，洋人回来了，我们就会死。”

陈廉觉得烧房子是不好的，尤其在他们从这里经过，必然会给敌人以造谣的资料。陈廉读过苏维埃许多法令文件，知道烧房不对。但在群情激愤老表面前，也毫无办法。他们既不主张烧房子，也不能再叫救火，于是火越烧越大。

“管它！火是老百姓点的，我们勉强去救，反而不好。”一个红军战士说。

他们阴一个阳一个走了，火光依然熊熊，火舌上升，不断舐着天主堂顶上的十字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