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年以后，有一天中午，一个站在街道旁的孩子以其稚嫩有趣的动作，使我长久地注视着他。这个衣着鲜艳的小家伙，在灿烂的阳光里向空气伸出胖乎乎的胳膊，专心致志地设计着一系列简单却表达他全部想象的手势。其间他突然将右手插入裤裆，无可奈何地进行了现实的搔痒，而他脸上则维持住了被想象陶醉的痴笑。面对如此嘈杂的街道，孩子不受侵犯地沉浸在小小的自我之中。

后来，一队背着书包的小学生从他身旁走过，才使他发现自己其实并不幸福。这个孩子发呆地看着处于年龄优势的他们走远。我没有看到他的目光，但我知道他那时的沮丧。被他们随随便便背在肩上的书包，微微摇晃着远去。这一景象对一个还没到上学年龄的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况且他们又是排着队走去，他的内心一定充满了嫉妒、羡慕和向往。这样的情感折磨着他，最终产生了对自己的不满。我看到他转过身来，哭丧着脸气呼呼地走入一条胡同。

二十多年前，当我哥哥背上书包耀武扬威地走去，我的父亲向他发出最后的忠告时，站在村口的我最初发现了自己的不幸。一年多以后，我同样背上书包上学时，已经不能像孙光平那样获得孙广才的忠告了，我所得到的完全是另外一类教导。

那时我离开南门已有半年，那个将我带离南门的高大男人成为了我的父亲，而我的母亲不再是拥有蓝方格头巾在田间快速走动的瘦小女人，取而代之的是脸色苍白终日有气无力的李秀英。我后来的父亲，那个名叫王立强的男人，有一天上午用他有力的胳膊搬开了一只沉重的木箱，从下面的箱子里拿出了一只全新的草绿色军用挎包，告诉我这就是我的书包。

王立强对农村来的孩子有着令人哭笑不得的理解，或许因为他也出自农村，所以他始终觉得乡下的孩子和狗一样喜欢随地拉屎撒尿。他正式领养我的第一天，就反复向我说明便桶的重要性。他对我排泄方式的关心，在背上书包这对我来说是神圣的时刻仍然念念不忘。他告诉我，上学以后就不能随随便便上厕所了，首先应该举手，在老师允许以后才能去。

我当时的内心是多么骄傲，穿着整洁的衣服，斜背着草绿的书包，身边走着身穿军装的王立强。我们就这样来到了学校。我看到一个织着毛衣的男人，轻声细气地和王立强说话，但我不敢笑，因为他是我的老师，然后是一个和我同龄的孩子，挥舞着书包向我们奔跑过来。那个男孩和我互相看来看去，不远处有一群孩子都在看着我。王立强说：

“你过去吧。”

我走到了那群陌生的孩子中间，他们好奇地看着我，我也好奇地看着他们。不一会我就发现自己十分优越，我的书包比他们的都要大。可就在这时，就在我为自己感到自豪的时候，准备离去的王立强走过来响亮地提醒我：

“拉屎撒尿别忘了举手。”

我小小的自尊顿时遭受了致命的一击。

我年幼时这五年的城镇生活，是在一个过于强壮的男人和一个过于虚弱的女人之间进行的。我并不是因为招人喜爱才被城镇选中，事实上王立强夫妇对我的需要远胜于我对城镇生活的热情。他们没有孩子，我后来的母亲李秀英说她没有喂奶的力气。同样的说法到了王立强那里就完全不一样了，王立强用果断的语气告诉我，疾病缠身的李秀英要是一生孩子就要断气。这话在我当时听来实在有些吓人。他们都不喜欢婴儿，选中六岁的我，是因为我能够干活了。公正地说，他们是准备一辈子都把我当儿子对待的，否则他们完全可以去领养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这样的孩子干活时会让他们更为满意。问题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已经具有了难以改变的习性，他们可能会因此大伤脑筋。他们选中了我，让我吃饱穿暖，让我和别的孩子一样获得上学机会，同时也责骂和殴打过我。我这个别人婚姻的产物，就这样成为了他们的孩子。

我在那里整整五年的生活，李秀英只有一次出门，那次她离去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我一直没有弄明白李秀英究竟得了什么病，她对阳光的热爱给了我无法磨灭的印象。这位我后来的母亲整个身体就像是一场绵绵阴雨。

王立强第一次带我走进她的房间时，满屋的小凳子让我惊奇万分，上面摆着众多的内衣内裤，让通过窗玻璃的阳光照耀它们。她对我们的进来仿佛毫无察觉，伸出的手似乎在拉一根很细的线一样，摸索着阳光。随着阳光的移动，她也移动凳子，好让那些色彩纷呈的内衣始终沐浴着阳光。她神态安详地沉浸在那单调和贫乏之中。我不知道我在那里站了有多久，当她向我转过脸来，我看到了一双大而空洞的眼睛，从而让我现在回想时，看不到她的目光。接着是很细的声音，像一根线穿过针眼一样穿过了我的耳朵，她告诉我，她要是穿上潮湿的内衣就会——

“立刻死掉。”

我吓了一跳，这个毫无生气的女人说到死掉时斩钉截铁。我离开了亲切熟悉的南门和生机勃勃的父母兄弟，来到这里时，一个令我不安的女人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她随时都会死掉。

后来我才渐渐感到李秀英当初的话并不是耸人听闻的，在那些连续阴雨的日子，她就会发烧不止，躺在床上哼哼唧唧，她那时奄奄一息的神态，总让我感到她马上就要实现自己的预言了。可是阳光穿过窗玻璃来到那一排小凳子上时，她就安详和心满意足地接受自己继续生存的事实。这个女人对潮湿有着惊人的敏感，她都可以用手去感觉空气中的湿度。每天早晨我拿着干抹布推开她的房门去擦窗玻璃，她从印着蓝花的布蚊帐里伸出一只手，像是抚摸什么东西似的抚摸着空气，以此来检验这刚刚来到的一天是否有些潮湿。最初的时候总把我吓得战战兢兢，她整个身体消隐在蚊帐后面，只露出一只苍白的手，张开五指缓缓移动，犹如一只断手在空气里飘浮。

疾病缠身的李秀英自然要求清洁，她的世界已经十分狭窄，如果再乱糟糟的话，她脆弱的生命就很难持续下去。我几乎承担起了全部保持屋内整洁的劳动，擦窗玻璃是所有劳动中最重要的，我每天都必须擦两次，从而保证阳光能够不受尘污干扰地来到她的内衣上。打开窗户以后我的苦恼就来了，我要把玻璃向外的一面擦得既干净又迅速，我小小的年龄要达到迅速实在是力不从心。李秀英是一个真正弱不禁风的女人，她告诉我风是最坏的东西，它把尘土、病菌，以及难闻的气味吹来吹去，让人生病，让人死去。她把风说得那么可怕，使我在童年的印象中，风有着青面獠牙的模样，在黑夜里爬上我的窗户，把玻璃磨得沙沙乱响。

李秀英完成了对风的攻击之后，突然神秘地问我：

“你知道潮湿是怎么来的？”

她说：“就是风吹来的。”

她说这话时突然的怒气冲冲把我吓得心脏乱跳。

玻璃起到十分奇妙的作用，它以透明的姿态插入到李秀英和外界生活之间，既保护了她不受风和尘土的侵扰，又维护住了她和阳光的美好关系。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些下午的时刻，阳光被对面的山坡挡住以后，李秀英伫立在窗前，望着山那边天空里的红光，仿佛被遗弃似的满脸忧郁，同时又不愿接受这被遗弃的事实，她轻声告诉我：

“阳光是很想照到这里来的，是山把它半路上劫走了。”

她的声音穿越了无数时光来到我现在成年的耳中，似乎让我看到了她和阳光有着由来已久的相互信任。而那座山就像是一个恶霸，侵占了她的阳光。

整日在外忙忙碌碌的王立强，并不只指望我能够干活，他似乎希望我在屋内的响声，可以多少平息一点李秀英因为孤单而出现的忧伤。事实上李秀英并不重视我的存在，她喜欢用过多的时间来表达对自己的怜悯，而用很少的心情来关心我，她总是不停地唠叨自己这里或那里不舒服，可当我提心吊胆地出现在她面前，期待着自己能为她干些什么时，她却对我视而不见。有时候我的吃惊，会引起她对自己疾病的某种不可思议的骄傲。

我刚到她家时，看到她在屋内地上铺着泛黄的报纸，上面晒着无数小白虫。患病的李秀英胡乱求医，那些可怕的小白虫是她新近得到的一道偏方。当这个憔悴的女人将小白虫煮熟后，像吃饭似的一口一口十分平静地咽下去时，站在一旁的我脸色灰白。我的恐惧竟然引起了她的得意，她向我露出了神气十足的微笑，不无自得地告诉我：

“这是治病的。”

李秀英虽然自我得让人时常难以忍受，她在骨子里却是天真和善良的，她的疑神疑鬼是女人的通病。我刚去时，她总是担心我会干出一些对她家极为不利的事，所以她考验了我。有一次我在擦另一个房间的窗户时，发现窗台上有五角钱。我吃了一惊，五角钱对当初的我可是一笔巨大的数目。当我将钱拿去交给她时，显然我的吃惊和诚实使她如释重负。她明确告诉我，这是对我的考验。她用令人感动的声调称赞我，她那过多赞美词语的称赞，使我当时激动得都差点要哭了。她对我的信任一直保持了五年，后来我在学校遭受诬陷时，只有她一个人相信我是清白的。

身强力壮的王立强一旦回到家中就显得死气沉沉，他经常独自坐在一边愁眉不展。曾经有一次，我来到他家的第一个夏天，他让我坐在窗台上，仔细地向我讲述山坡那边有一条河，河上有木船，这样简单却使我铭心刻骨的景象。总的来说他是一个温和的男人，可他有时候的语言十分恐怖。他有一个非常喜爱的小酒盅，作为家中唯一的装饰品被安放在收音机上端，他为了让我重视酒盅，很严肃地告诉我，如果我有朝一日打破了酒盅，他就会拧断我的脖子。当时他手里正拿着一根黄瓜，他咔嚓一声扭断了黄瓜，对我说：

“就是这样。”

吓得我脖子后面一阵阵冷风。

在我接近七岁的时候，生活的变换使我仿佛成为了另外一个人。应该说我那时对自己的处境始终是迷迷糊糊，我在随波逐流的童年，几乎是在瞬间的时间里，将在南门嘈杂家中的孙光林，变换为在李秀英的呻吟和王立强的叹息里常受惊吓的我。

我是那样迅速地熟悉了这个名叫孙荡的城镇，最初的时候我每天都置身于好奇之中。那些石板铺成的狭长街道，让我觉得就如流过南门的河一样不知道有多长。有时候在傍晚，王立强像个父亲那样牵着我的手走过去时，我会充满想象地感到这么走下去会到北京的，往往是在那时，我突然看到自己走到家门了，这个疑问曾经长时间地困扰着我，我一直是往前走的，可最后总是走到了家门口。孙荡镇上的那座宝塔是我最惊奇的，宝塔的窗户上竟会长出树木来。这一景象延伸以后，有一次我古怪地觉得李秀英的嘴上也可能会长出树木，就是不长树木，也会长出青草。

街道上的石板经常会发出翘来翘去的声响，尤其是在雨天的时候，使劲往一侧踩去，另一侧就会涌出一股泥水。这个游戏曾经长久地迷恋着我，一旦获得上街的机会，我就满腔热情地投入到这样的游戏之中。当时我是多么想把泥水溅到过路人的裤子上，我用胆怯禁止了自己的小小欲望，没有出现的后果向我描叙了自己遭受惩罚的可怕情景。后来我看到三个大男孩，将一排放在各家门前的便桶盖扔上了天空。便桶盖在空中旋转时简直美妙无比，几个遭受损失的成年人从屋里冲出来只是破口大骂而已，而那三个孩子则是大笑地逃跑了。我突然发现了逃跑的意义，它使惩罚变得遥远，同时又延伸了快乐。因此当一个穿得漂亮整洁的女孩走过来时，我使劲踩向了一块翘起的石板，泥水溅到了她的裤子上，我自己开始了预先设计好的逃跑。要命的是我实现内心的欲望之后，快乐并没有来到。那个女孩没有破口大骂，也不追赶我，而是站在街道中央哇哇大哭。她长久的哭声，使我经历了长久的胆战心惊。

就在这条街道拐角的地方，住着一个戴鸭舌帽的大孩子。他用嘴巴在一根竹竿上能吹出歌声来，这对当初的我就如宝塔窗户上长出树木一样奇妙。他经常双手插在裤袋里在街上闲逛，和一些认识的成年人打着招呼。这个大孩子体现出来的风度，曾让我默默仿效过。当我也将双手插进裤袋，努力做出大摇大摆的样子时，我得意洋洋塑造出来的形象，却被王立强用训斥给葬送了。他说我像个小流氓。

这个戴鸭舌帽的大孩子，在吹出美妙的笛声之后，还能惟妙惟肖地吹出卖梨膏糖的声音。当我和其他一些馋嘴的孩子拼命奔跑过去后，看到的不是货郎，而是坐在窗口哈哈大笑的他。我们上当受骗后一脸的蠢相，使他过于兴奋的笑声不得不在急促的咳嗽里结束。

尽管屡屡上当，我依然一次次奔跑过去。我被声音召唤着盲目和傻乎乎地跑去，为的是让他取笑我。有一次我窘迫地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上了他的当，他当时快乐的笑声使我小小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我对他说：

“你吹出来的一点也不像卖糖的。”我故作聪明地告诉他，“我一听就知道是假的。”

不料他笑得更厉害了，他问：

“那你跑什么？”

我立刻哑口无言，没想到他会这么问，我一点准备也没有。

后来的一天中午，我上街去买酱油遇到他，他又变了个法子让我受骗。那时他已从我身边走过去了，他突然站住叫了我一声。然后俯下身，翘起屁股让我看看他的裤子是不是破了。他黑色的裤子在屁股上补了两块暗红的补丁，我不知道自己中了他的圈套，将脸凑近他那猴子似的红屁股，我告诉他没有破。他说：

“你再仔细看看。”

我仔细看了还是没有扯破的地方。

他说：“你把脸凑近一点看看。”

当我把脸几乎贴到他的屁股上时，他突然放了一个响亮的臭屁，把我熏得晕头转向，而他哈哈大笑地走去了。虽然他一次次捉弄我，可我依然崇拜他。

蜂拥而来的全新生活几乎将我淹没，使我常常忘记不久前还在南门田野上奔跑的自己。只是在有些夜晚，我迷迷糊糊行将入睡时，会恍惚看到母亲的蓝方格头巾在空气里飘动，那时突然而起的悲哀把我搞得焦急万分，可是睡着以后我又将这一切遗忘。有一次我曾经问过王立强：

“你什么时候送我回去？”

当时王立强和我一起走在傍晚的街道上，他拉着我的手，走在夕阳西下的光芒里。他没有立刻回答我的问话，而是给我买了五颗橄榄，然后才告诉我：

“等你长大了就送你回去。”

深受妻子疾病之苦的王立强，在那时抚摸着我的头发，声音忧郁地告诉我要做一个听话的孩子，以后上学了要好好念书。如果我做到了他的要求，他说：

“等你长大了，我就为你找个强壮的女人做妻子。”

他这话太让我失望了，我以为他会奖给我什么呢，结果是个强壮的女人。

王立强给了我五颗橄榄以后，我就不再着急地要返回南门，我不愿立刻离开这个有橄榄可吃的地方。

只有一次我显得异常激动。一天下午，一个将书包挂在胸前，双手背在身后的孩子让我错误地看到了自己的哥哥。那时我突然忘记了自己是在孙荡，仿佛回到了南门的池塘边，看着刚刚上学的哥哥耀武扬威地走着。我向孙光平呼喊着奔跑过去。我激动的结局却是一个陌生的孩子莫名其妙地转过头来，我才一下子明白过来自己早已离开南门，这突如其来的现实使我非常悲伤。那一刻是我最想回到南门的时候，我在呼啸的北风里哭泣着往前走去。

一个十月一日出生名叫国庆的男孩，和另一个叫刘小青的，成了我幼时的朋友。现在我想起他们时内心充满了甜蜜。我们三个孩子在那石板铺成的街道上行走，就像三只小鸭子一样叫唤个不停。

我对国庆的喜爱超过刘小青，国庆是个热衷于奔跑的孩子，他第一次跑到我面前时满头大汗，这个我完全陌生的孩子充满热情地问我：

“你打架很厉害吧？”

他说：“你看上去打架很厉害。”

我对刘小青的喜爱，是由他哥哥迷人的笛声建立起来的。他和那个戴鸭舌帽大孩子的兄弟关系，使我对他的喜爱里渗满了羡慕。

和我同龄的国庆，小小的年纪就具有了领导的才能。我对他的崇拜，是因为他使我的童年变得多彩多姿。我忘不了他带领我和刘小青站在河边等待波浪的情景，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波浪会给予我如此奇妙的享受。我们三个孩子以一定的距离站成一排，在那夏天的河边，轮船驶过以后掀起的波浪推动着我们赤裸的脚，我看着波浪一层层爬上我的脚背。我们的脚就像泊在岸旁的船，在水里摇摇晃晃。可是在这时候我要回家了，我要擦窗户玻璃，去拖地板。当国庆和刘小青看着远处的轮船逐渐驶近，第二次波浪即将来临时，我却被迫离开波浪，用我童年的速度奔跑回家。

另一种让我难忘的享受是登上国庆家的楼房，去眺望远处的田野。那时候就是在城里，也只是不多的人家住楼房。我们向国庆家走去时因为激动，我和刘小青像两只麻雀那样叽叽喳喳。国庆则表现出他作为主人的风度，这个孩子走在我们中间时时用手擦一下鼻子，以成年人的微笑来掩饰他那孩子的骄傲。

然后国庆敲响了一扇屋门，门只是打开了一点，我看到了半张全是皱纹的脸。国庆响亮地喊了一声：

“婆婆。”

门打开到让国庆能够进去的宽度，我看到了里面的灰暗，和这个身穿黑衣老太太的全部的脸。她的眼睛以她年龄极不相称的亮度看着我们。

在我面前的刘小青准备进去时，她迅速将门重新关成一条缝，只露出一只眼睛。于是我第一次听到了她喑哑的声音：

“叫一声婆婆。”

刘小青叫了一声后就走进去，下面轮到我了。依然是一条缝和一只眼睛。这个老太太让我吸了一口冷气。可是国庆和刘小青已经踩着楼梯上去了，我只能颤抖地叫一声。我获准进入了那一片灰暗，老太太将门关上后，只有楼梯顶端有一圈亮光。我上楼时始终没有听到她走开的脚步，我知道她正用皱巴巴的眼睛看我，这是多么可怕的事。

此后的两年里，我每次怀着幸福的心情前往国庆家中时，都对自己要越过这个老太太灰暗的关卡而恐惧。那常常让我做噩梦的脸和声音，在路上就开始折磨我。我必须用和国庆趴在楼上窗口这无比的幸福来鼓励自己，才有胆量去敲响那扇屋门。

有一次我敲响屋门后，这个老太太出乎意料地没有让我叫她一声婆婆，而用神秘的微笑让我走了进去。结果这一次国庆没在家中，当我提心吊胆走下楼梯时，老太太像逮住小鸟一样逮住了我。她拉着我的手走入了她的房间。她湿漉漉的手掌使我全身发抖，可我不敢有半点反抗的举动，我整个地被吓傻了。

她的房间倒是很明亮，而且一尘不染。墙上挂着许多镜框，里面黑白的相片让我看到了一群严肃的男女老人，竟然没有一个在微笑。老太太轻声告诉我：

“他们全死了。”

她压低了声音仿佛是怕他们听到似的，使我不敢出一口大气。随后她指着一张胡须很长的相片说：

“这个人有良心，昨晚还来看我呢。”

一个死人来看她？我吓得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她对我的哭声深表不满，她说：

“哭什么，哭什么。”

接着她不知指着哪张相片又说：

“她不敢来，她偷了我的戒指，怕我向她要回来。”

这个我童年记忆里阴森的老女人，用阴森的语调逐个向我介绍相片上的人以后，才让我离开她那间可怕的屋子。后来我再也不敢去国庆家中，即使有国庆陪伴我也不敢接近这个噩梦般的女人。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感到她其实并不可怕，她只是沉浸在我当时年龄还无法理解的自我与孤独之中，她站在生与死的界线上，同时被两者抛弃。

我第一次登上国庆家的楼房，是那样惊讶地看到远处的一切。仿佛距离突然缩短了，一切都来到眼皮底下。田野就像山坡一样，往上铺展开去，细小走动的人让我咯咯笑个不停。这是我第一次真实感到，什么叫无边无际。

国庆是一个把自己安排得十分妥当的孩子，他总是穿得干干净净，口袋里放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小手帕。我们站成一队上体育课时，他常常矜持地摸出手帕擦一下嘴。他那老练的动作，让鼻涕挂在胸前的我看得发呆。而且他像个医生那样拥有自己的药箱，那是一个小小的纸板盒，里面整齐地放着五个药瓶。他将药瓶拿出来向我介绍里面的药片治各类疾病时，这个八岁的孩子显得严肃和一丝不苟，我崇敬的眼睛看到的已不是同龄的孩子，而是一位名医。他总是随身携带这些药瓶，有时他在学校操场上奔跑时会突然站住，用准确自信的手势告诉我，他身上哪儿患病了，必须吃什么药。于是我跟着他走进教室，看着他从书包里拿出药箱，打开瓶盖取出药片，放入嘴中一仰头就咽了下去。就那么干巴巴地咽下去，他都不需要水的帮助。

国庆的父亲，是个令我生畏的人，在他感到身体不舒服时会走向他的儿子。那时我的同学就充满激情了，他清脆的嗓音滔滔不绝，他会仔细询问父亲不舒服的来龙去脉。直到父亲很不耐烦地打断他，他才结束自己滔滔不绝的废话，改成熟练地打开他那神圣的纸板盒，手在五个药瓶上面比画了几下，就准确地拿出了父亲需要的那种药。当他将药递过去时，就不失时机地向父亲要五分钱。那一次他父亲答应了准备去取钱时，他迅速地递上去一杯水，体贴地让父亲吃药，自己走过去把手伸入父亲扔在床上的衣服口袋，伸出来后向父亲展示了五分的硬币，然后放入自己口袋。当我们一起向学校走去，他却从口袋里摸出两个五分硬币。国庆是一个慷慨的同学，他告诉我另一个五分是为我拿的。随即他就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我们一人吃一根冰棍。

我一直没有见过国庆的母亲，有一次我们三人在旧城墙上玩耍，挥舞着柳枝在黄色的泥土上奔跑，用呐喊布置出一场虚构中的激战。后来我们疲惫不堪地坐了下来，是刘小青突然问起了国庆的母亲。国庆说：

“她到天上去了。”

然后他指了指天空：

“老天爷在看着我们。”

那时的天空蓝得令人感到幽深无底，天空在看着我们。三个孩子被一种巨大的虚无笼罩着，我内心升起一股虔诚的战栗，辽阔的天空使我无法隐藏。我听到国庆继续说：

“我们做什么，老天爷都看得一清二楚，谁也骗不了它。”

对国庆母亲的询问，所引发出来对天空的敬畏，是我心里最初感到的束缚。直到现在，我仍会突然感到自己正被一双眼睛追踪着，我无处可逃，我的隐私并不安全可靠，它随时面临着被揭露。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和国庆出现了一次激烈的争吵。争吵的话题是如果用麻绳将世界上所有的原子弹绑起来爆炸，地球会不会被炸碎。这个问题最先来自于刘小青，他想出用麻绳捆绑原子弹，让我现在写下这些时不由微微一笑。我清晰地记起了当初刘小青说这话时的神态，他是将快要掉进嘴巴的鼻涕使劲一吸，吸回到鼻孔后突发奇想说这番话的。他吸鼻涕的声音十分响亮，我都能感觉到鼻涕飞入他鼻孔时滑溜溜的过程。

国庆支持了刘小青，他认为地球肯定会被炸碎，最起码也会被炸出一个可怕的大洞。那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被一阵狂风刮得在天上乱飞乱撞，而且有一种吓人的嗡嗡声。就像我们的体育老师那样，鼻子上有洞，说起话来嗡嗡的有着北风呼啸的声响。

我不相信地球会被炸碎，就是一个大洞我也认为不可能。我的理由是原子弹是由地球上的东西做成的，原子弹小地球大，大的怎么会被小的炸碎？我激动地质问国庆和刘小青：

“你们能打败你们爹吗？打不败。因为你们是你们爹生的。你们小，你们爹大。”

我们都无法说服对方，于是三个孩子走向了张青海，那个打毛衣的男老师，指望他能够作出公正的判决。那是冬天的中午，我们的老师正坐在墙角里晒太阳，他织毛衣的手滑来滑去，像女人的手一样灵巧。他眯着眼睛听完我们的讲叙后，软绵绵地训斥道：

“这是不可能的。全世界人民都是爱好和平的，怎么会把原子弹绑在一起爆炸？”

我们争论的是科学，他却给了我们政治的回答。于是我们只能继续争吵，到后来成了攻击。我说：

“你们懂个屁。”

他们回报我：

“你懂个屁。”

我那时被怒气冲昏了头脑，向他们发出很不现实的威胁，我说：

“我再也不理你们啦。”

他们说：

“谁他娘的要理你。”

此后的时间里，我必须为自己不负责任的威胁承担后果。国庆和刘小青正如他们宣告的那样，不再理睬我。而我在实现自己的威胁时，却显得力不从心。他们是两个人，我只是一个人，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他们可以坚定地不理我，我则是心慌意乱地不理他们。我开始独自一人了，我经常站在教室的门口，看着他们在操场上兴奋地奔跑。那时我的自尊就要无情地遭受羡慕的折磨。我每天都在期待着他们走上前来与我和好如初，这样的话我既可维护自尊，又能重享昔日的欢乐。可他们走过我身旁时，总是挤眉弄眼或者哈哈大笑。显而易见，他们准备长此下去，这对他们来说没有丝毫损失。对我就完全不同了，放学后我孤单一人往家走去时，仿佛嘴中含着一颗楝树果子，苦涩得难以下咽。

过久的期待使我作为孩子的自尊变得十分固执，另一方面想和他们在一起的愿望又越来越强烈。这两种背道而驰的情感让我长时间无所适从后，我突然找到了真正的威胁。

我选择了国庆回家的路上，我飞快地跑到了那里，等着他走来。国庆是一位骄傲的同学，他看到了我时摆出一副坚决不理睬的样子。而我则是对他恶狠狠地喊道：

“你偷了你爹的钱。”

他的骄傲顷刻瓦解，我的同学回过头来冲着我喊叫：

“我没有，你胡说。”

“有。”

我继续喊道。然后向他指出就是那次他向父亲要五分钱，结果却拿了一角钱的事。

“那五分钱可是为你拿的呀。”他说。

我可不管这些，而是向他喊出了威胁中最为有力的一句话：

“我要去告诉你爹。”

我的同学脸色苍白，他咬着嘴唇不知所措，我是这时候转身离去的，像一只清晨的公鸡那样昂首阔步。我当时心里充满了罪恶的欢乐，国庆绝望的神色是我欢乐的基础。

后来我也以近似的方式威胁了王立强，那个年龄的我已经懂得了只有不择手段才能达到目的。威胁使我在自尊不受任何伤害的前提下，重获昔日的友情。我用恶的方式，得到的则是一种美好。

翌日上午，我看到国庆胆怯地走过来，用讨好的语气问我愿不愿意上他家楼上去看风景，我立刻答应了。这一次他没叫上刘小青，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走去的路上，他轻声恳求我，别把那事告诉他父亲。我已经获得了友情，又怎么会去告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