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老师有着令人害怕的温柔，这个戴着眼镜的男人，有点像我后来见到的苏宇的父亲。他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可他随时都会突然给予我们严厉的惩罚。

他的妻子似乎是在乡下一个小集镇上卖豆腐，这个穿着碎花衣服的年轻女人，总是在每个月的头几天来到学校，有时候她还会带来两个穿得花里胡哨的小女孩。当时我们都觉得她很漂亮，她有一个习惯动作就是经常伸手去搔屁股。听说她所在地方的人都叫她豆腐西施。她每次来到，我们的老师就要愁眉苦脸，因为他刚刚领到的工资必须如数交给她，她再从中拿出一点给他。那时候她总要尖声细气地训斥我们的老师：

“皱什么眉？晚上需要我了你就笑嘻嘻，要你拿钱你就要哭了。”

我们当初都弄不明白老师为何一到晚上就会笑嘻嘻。我们给老师的妻子起了个绰号叫皇军，她就像是扫荡的日本鬼子，每个月都来扫荡老师的钱袋。

这个绰号是谁想出来的，我已经记不起来。可我忘不了那一次国庆跑进教室时的有趣神态，他将黑板擦往讲台上使劲敲几下，然后郑重其事地宣布，说老师要迟一些再来，因为——

“皇军来了。”

国庆那一次可真是胆大包天了，他竟然还敢接下去这么说：

“汉奸正陪着她呢。”

这个小学二年级的孩子，必须为他的聪明付出代价。几乎同时有二十来个同学揭发了他，皇军的丈夫，我们的老师站在讲台上脸色铁青，那时的国庆吓得满头大汗。我也吓傻了，我不知道老师会怎样处罚国庆，不仅是我，就是那些揭发国庆的同学也都有些不安。我们当初的年龄对即将来到的处罚，有着强烈的恐惧，即便这种处罚是针对别人的。

老师可怕的脸色足足保持了有一分钟，随即突然变得笑眯眯了，他的脸色在转变的那一瞬间极其恐怖。他软绵绵地对国庆：

“我会罚你的。”

然后面向我们：

“现在上课了。”

我的同学整节课都脸色惨白，他以切实的害怕和古怪的期待等着老师对他的处罚。可是下课后老师看都没看他一眼，就夹着讲义出去了。我不知道他这一天是怎样熬过来的，他自始至终坐在自己座位上，像个新来的同学那样胆怯地望着我们。他不再是那个热衷于在操场上奔跑的国庆，倒成了一只受不起惊吓的小猫。有几次我和刘小青走过去时，他嘴巴一歪一歪都快要哭出来了。直到下午放学以后，他完全地走出了校门，才突然像一头囚禁过久的豹一样狂奔乱跑了。当时我们都感到，不会有事了，我们断言老师肯定是忘了，而且皇军还在这儿呢，晚上老师一定又要忙着去笑嘻嘻了。

然而翌日上午的第一节课，老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让国庆站起来问他：

“你说我应该怎么处罚你？”

彻底忘记这事的国庆，身体像是被推了一下地打了个寒战。他恐惧地望着老师，摇了摇头。

老师说：“你先坐下，好好想一想。”

老师让他好好想一想，其实是让他别忘了自己折磨自己。此后的一个月，国庆都过得暗无天日。总是在国庆忘记了处罚这事，显得兴高采烈时，老师就会突然来到他身旁，轻声提醒他：

“我还没罚你呢。”

这种引而不发的处罚，使国庆整日提心吊胆。这个可怜的孩子那些日子里，只要一听到老师的声音，就如树叶遇到风一样抖动起来。他只有在放学回家时才略感安全，可是第二天往学校走去时他又重新胆战心惊。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直到父亲对他的抛弃才算结束，而被另一种更为深远的不幸所代替。

老师也许是由于怜悯，他不仅放弃了对国庆的恫吓，而且那些日子里，他想方设法寻找理由来表扬国庆。国庆的作业里有两个错字都能得满分，我一个错字没有才只能得九十分。在国庆母亲的兄妹来到之前，我们的老师曾带着国庆去见过他的父亲。嗓音温和的老师反复向那个混账男人说明，国庆是多么听话多么聪明，学校里的老师没有不喜爱他的。听了老师冗长的赞美之后，国庆的父亲却是冷冷地说：

“你那么喜欢他，就收他做儿子算了。”

我们的老师毫不示弱，他笑眯眯地说：

“我倒是想收国庆做孙子。”

我自己在遭受处罚之前，曾经十分崇敬和喜爱我们的老师。当王立强领着我最初来到学校时，老师织毛衣的模样让我万分惊奇，我从未见过男人织毛衣。王立强把我带到他身边，让我叫他张老师时，我才知道这个滑稽的男人是我的老师。他当初显得亲切和蔼，我记得他用手抚摸我的肩膀，说出一句让我受宠若惊的话：

“我会给你安排一个好座位的。”

他确实这样做了，我被安排到第一排的中央。他讲课时，除非要在黑板上写字才会站到讲台后面去，别的时候他就站在我的面前。将他的讲义摊开放在我的桌上，双手撑住我的课桌，唾沫横飞地讲着。我倾听时，仰起的脸上饱尝了他的唾沫，犹如在细雨中听课。而且他还能时时发现自己的唾沫已经飞到了我的脸上，于是他时时伸过来沾满粉笔灰末的手，替我擦去他的唾沫。往往是一节课下来，我的脸就要像一块花布那样色彩纷呈了。

我第一次接受他的处罚，是三年级的第一学期。一场在冬天来到的大雪，使我们这些忘乎所以的孩子，在操场上展开了雪球的混战。我的倒霉是将一个应该扔向刘小青的雪球，错误地击在了一个女同学的脑袋上。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她的名字，这个娇滴滴的女孩发出的哭喊，现在听起来像是遭受了调戏似的。她向老师指控了我。

于是刚刚坐下的我，被老师从座位里叫了出去。他让我到外面去捏一个雪球玩玩，当时我以为他是在讽刺我，我在座位上站着不敢动，他也仿佛把我忘了似的继续讲课，过了一会他才奇怪地说：

“你怎么还不去？”

我这才走到教室外面，去捏了一个雪球。我重新回到教室时，老师正在朗诵课本上有关欧阳海的故事，他的朗诵犹如一条山路似的高高低低，让我站在门边不敢出声。他终于朗诵完一个大段，走到了讲台后面，要命的是他看都没看我。他对我的遗忘使我心里发慌。他在黑板上写字时，我怯生生地对他说：

“老师，雪球捏好了。”

他总算看了我一眼，嘴里“嗯”了一下，接着继续写字。写完后将粉笔扔入了粉笔盒，叫出了那个遭受雪球一击的女同学，让她走到我跟前看看，刚才击中她的雪球是否和我手中的一样大。这个女孩根本就没有看到刚才的雪球，我是扔在她的后脑上，并且马上就碎了。早就平静下来的女孩，一走到我面前又委屈地哭哭啼啼起来，她说：

“比这个还要大。”

我只能再次倒霉地被老师赶出教室，去捏一个更大的。当我捧着一个大雪球进来后，老师没再让那个女同学前来检验。他绕了两个圈子后，真正发布了对我的处罚，告诉我就这么站着，等到雪球融化了我才能回到座位上。

在那冬天的上午，呼呼北风从教室破碎的窗玻璃上吹进来，老师双手插在袖管里，在寒冷中讲叙着英雄欧阳海的故事。而我则捧着一个冰冷的雪球站在门边，我的手因为寒冷出现了奇特的灼烫，这种灼烫的感觉使我的手如同在被锯断一样疼痛。可我还必须时刻小心，不让雪球脱手而落。

这时老师走到了我的身旁，他体贴地对我说：

“你捏紧一点，这样就会融化得快一点。”

一直到下课，雪球都没怎么融化。老师夹着讲义从我身旁走出去后，同学们全围了上来。他们的询问和雪球何时才能融化的议论，无疑加重了我的悲哀，委屈得差点要让我哭了。国庆和刘小青气势汹汹地走到那个女同学课桌前，大骂她是叛徒、是走狗。那可怜的女孩一下子就哭了起来，她整理了书包后站起来就往外走，说是要去告诉老师。国庆和刘小青没想到她又用上这一招，赶紧拉住她拼命求饶认罪。这时我的手完全麻木了，就如两根冰棍一样，雪球毫无知觉地掉落在地，开放出了满地的雪花。雪球的破碎让我极其害怕，我就和满地的雪花那样哇哇哭了起来，同时恳求身旁的同学能够证明我：

“我不是有意的，你们都看到的，我不是有意的。”

我们老师的权威并不是建立在准确的判断上，而是紧随其后的那种严厉的独特的惩罚。他判断是非简直太随心所欲了，正因为这样，他的处罚总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来到，并且变幻莫测。他从没有重复过自己的处罚，我在孙荡小学的四年生活证明了这一点。他在这方面表现了卓越的才华和出众的想象力。这就是我们一见到他就胆战心惊的全部缘故。

有一次我们十来个同学在操场上扔皮球，不小心打碎了教室的窗玻璃。那一次老师对我们的处罚是最轻的，由于我事先根本就没有料到自己也会接受处罚，我就进行了一次软弱无力的反抗。

我依然记得当时打破玻璃的那个同学的可怜神态，老师还没有跨进教室，他就呜呜地乱哭了，他已从想象中看到自己受罚时的可怕情景。后来老师进来了，他笑眯眯地站在讲台上，我怀疑他一旦得到处罚学生的机会就会深感愉快。和以前一样，他总是做出出乎我们意料的决定，他没有像我们认为的那样，直接去处罚那个同学，而是让所有参加扔皮球的同学举起手来，我们举起了手。他就说：

“你们每人写一份检查。”

当时我真是万分吃惊，其实这是老师的一贯作风。我觉得自己没有错，为什么也让我写检查？我的心里出现了反抗的声音——我不写，这是我第一次反抗成年人，而且是反抗这个让所有学生不寒而栗的老师。

我努力使自己勇敢，心里还是一阵阵发虚。下课后我极力鼓动受罚的同学和我一样反抗老师。他们在表达自己不满时和我一样激动，可一旦说到拒绝写检查，他们全部吞吞吐吐了。到头来国庆还装得满不在乎地对我说：

“现在写检查没关系，现在我们还没有档案，以后工作了就不能写，检查要进档案的。”

于是孤立的我，经历了也许是我一生中勇敢的时刻，我大声告诉他们：无论怎样我都不写。我站在教室的角落里，看到众多的同学都吃惊地望着自己。我虚荣的激动使我声音颤抖。极不牢靠的兴奋，让我感到自己，一个十岁的孩子拥有了真理。是的，我是对的。老师自己也说过，一个人不可能没有缺点。

“老师也会有错的时候。”

我这样告诉大家。

整整一天我都陶醉在对自己的欣赏之中，我还是一个孩子，可我已经能够看到成年人的缺点了。我的想象开始展翅飞翔，我布置了这样的场景，老师和我在课堂上进行了争论，我那时滔滔不绝妙语连珠，因为我有真理的支持。老师尽管也能言善辩，可他没有真理的支持，最后当然是他输了。他令人激动地承认了这一点，并且用美丽的词语称赞我。所有的女同学都崇敬地望着我，当然也包括所有的男同学，并且用美丽的词语称赞我。那时我已经能够感受被女孩子喜爱时的那种幸福了。这种时候我的想象必须终止了，我已经热泪盈眶。我要让想象长久地停留在这个地方，从而让自己一遍遍周而复始地品尝这激动无比的幸福。

在我情绪最为高涨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显得十分冷静，他对我不闻不问。我逐渐变得忐忑不安，禁不住吓唬自己，会不会是老师正确呢？毕竟那时候我也在扔皮球，如果不是我扔给刘小青，刘小青再扔给了他，他又怎么会扔出去打碎了玻璃？我的思维开始了可怕的延伸，到头来我整日忧心忡忡，哪还敢在课堂上和老师争论。

自信的恢复是来自于李秀英的帮助。有一次我在擦玻璃时，终于忍不住去问李秀英，我是不是可以在操场上玩扔皮球。李秀英说当然可以。接着我继续问，如果我们中间有个同学打碎了玻璃，我有没有错。她这次的回答更为干脆：

“别人打碎的，关你什么事。”

真理终于又回来了，我不再疑神疑鬼。谁也无法来改变我相信自己是正确的。

然而老师对我长时间的冷落，使我的激动慢慢消亡，开始被越来越明显的沮丧所代替。最初的时候，我曾经激动地期待着在课堂上和老师展开争论。夜晚的时刻我准备了那么多的语言，清晨来到后又不断地鼓励自己。一听到上课铃响，我的心就狂跳不已。我最担心的是自己会临阵怯场，到时候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由于老师的冷落，使这样的担心越来越突出。我的沮丧和胆怯与日俱增，而自信则开始不知去向。慢慢地我就恢复了事前的平静，我觉得一切都过去了，我开始忘记这些。也许老师也早已忘记了这事，皇军又来了，他晚上又要笑嘻嘻了。

似乎所有的一切，都不过是我在内心的自我争吵，我同时扮演了老师和我，终于我精疲力竭地放弃了这种游戏。我重新投入到喧闹的操场上去，恢复了童年时真正的我，无忧无虑地奔跑和喊叫。可是这时候国庆走过来了，告诉我，老师让我去他办公室。

我一下子又紧张了，我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向老师走去时一抖一抖的。国庆他们轻松自在的喊叫就在我的身后，我知道自己曾经热切期待而后来又极其害怕的时候来到了。我努力搜寻那些准备已久的雄辩词语，可我一句也找不着啦。那时候我感到嘴唇发抖马上就要放声大哭了，我鼓励自己不要哭，要勇敢。我知道老师会极其严厉地训斥我，说不定他又会想出什么奇奇怪怪的办法来处罚我，但我一定不能哭，因为我没有错。是的，我没有错，错的是老师。我应该这样去告诉他。我说话的时候要慢一点，不要被他突然而起的喊叫所吓倒，也不要怕他的笑眯眯。就这样，我走入了老师的办公室，我欣慰地感到自己又有勇气了。

老师向我友善地点点头，他正微笑着和另一位老师说话。我站在他身旁，看他手里翻弄着一叠纸，第一张就是刘小青的检查。他和别的老师说着话，缓慢地将一张一张检查翻过去，让我看得十分清楚。最后我看到了国庆的检查，字写得特别大。老师这时才向我转过身来，和颜悦色地问：

“你的检查呢？”

这时候我完全崩溃了。所有同学的检查经历了一次展览后，我立刻丧失了全部的勇气，我结结巴巴地说：

“还没有写完。”

“什么时候能写完？”他询问的声音极其温和。

我迫不及待地回答：“马上就写完。”

我在孙荡的最后一年，升入小学四年级后，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正在楼下燃煤球炉。国庆和刘小青跑来告诉我一个吃惊的消息，在我们教室的墙上出现一条用粉笔写成的标语，意思是打倒张青海，即我们的老师。

当时他们显得异常兴奋，他们用近乎崇拜的语气恭维我，说我真是有胆量。该死的张青海早该打倒了，我们都接受过他方式奇特却极其要命的处罚。他们的兴奋感染了我，他们以为是我写的而对我的崇拜，使我在那一刻真想成为那个写标语的人。可我只能诚实，我几乎是不好意思地告诉他们：

“不是我。”

国庆和刘小青当初显示出来的失望，让我深感不安。我以为他们的失望是因为我不是那个勇敢的人，就像刘小青说：

“也只有你才有这样的胆量啊。”

我心里觉得国庆比我更有胆量，我这样说了，丝毫不是为了谦虚。国庆显然接受了我的称赞，他点点头说：

“要是我，我也会写的。”

刘小青紧接上去的附和，促使我也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我实在不愿意再让他们失望了。

我就这样进入了一个圈套，我根本就想不到国庆和刘小青是肩负着老师的旨意，来试探我。星期一来到后，我向学校走去时还傻乎乎地兴高采烈，紧接着我就被带入了一个小房间，张青海和另一位姓林的女老师，开始了对我的审问。

先是林老师问我是否知道那条标语的事。在那么一个小房间里，门被紧紧关上，两个成年人咄咄逼人地看着我。我点点头说是知道。

她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犹豫不决了。我能说出国庆和刘小青的兴高采烈吗？如果他们也被带到这里来，会怎样看我呢？他们肯定会骂我是叛徒。

我紧张地看着他们，那时候我仍然不知道他们怀疑我了。那个女老师嗓音甜美地问我，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来没来过学校。我摇摇头。我看到她向张青海微笑了一下，接着迅速扭过头来问我：

“那你怎么知道标语？”

她突然响起的声音吓我一跳。一直没有说话的张青海这时软绵绵地问我：

“你为什么要写那条标语？”

我急忙申辩：“不是我写的。”

“不要撒谎。”

林老师拍了一下桌子，继续说：

“可是你知道那条标语，你没来过学校，怎么会知道？”

我没有办法了，只能说出国庆和刘小青，否则我怎么来洗刷自己。我这样说了，可他们对我的话没有丝毫兴趣，张青海直截了当地告诉我：

“我查对过笔迹了，就是你写的。”

他说得那么肯定。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拼命摇头，让他们相信我。他们都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互相看来看去，仿佛根本就没听我的申辩。我的哭泣将众多的同学引到了窗下，那么多人都看着我哭，可我顾不上这些了。那个女老师站起来去驱赶他们，接着关上了窗户。刚才关上了门，现在又关上了窗户。这时张青海问我：

“你是不是说过，要是你，你也会写的。”

我恐惧地望着他。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他偷听了我们星期六下午的对话？

是上课的铃声暂时拯救了我，他们让我在这里站着别动，他们要去讲课了。他们走后我独自一人站在这间小屋子里，椅子就在旁边，我不敢坐。那边的桌子上有一瓶红墨水，我真想去拿起来看看，可他们让我站着别动。我只好去看窗外，窗外就是操场，此刻高年级的同学正在那里列队，不一会就解散了，他们打球或者跳绳。体育课是我最喜欢的课。那边教室里传来了朗读的声音，隔着玻璃听起来很轻。我第一次站在外面听着他们朗读，我多么希望自己也在他们中间，可我只能站在这里受罚。有两个高年级的男同学敲打起窗玻璃，我听到他们在外面喊：

“喂，你刚才为什么哭？”

我的眼泪又下来了，我伤心地抽泣起来。他们在外面哈哈笑了。

下课铃响过以后，我看到张青海带着国庆和刘小青走过来。我想他们怎么也来了，是我把他们牵涉进来的。他们在窗外就看到了我，他们的眼睛只看了我一下，就傲慢地闪了过去。

接下去的情形真让我吃惊，国庆和刘小青揭发了我，我在星期六下午说的那句话——要是我，我也会写的。于是林老师用手指着我，却面对张青海说：

“有这想法就会写那标语。”

我说：“他们也这样说了。”

这时国庆和刘小青急忙向老师说明：

“我们是为了引诱他才这么说的。”

我绝望地看着我的同学，他们则是气呼呼地瞪着我。然后老师就让他们出去了。

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上午，两个成年人轮番进攻我，我始终流着眼泪不承认。他们的吼叫和拍桌子总是突然而起，我在哭泣的同时饱受惊吓，好几次我吓得浑身发抖不敢出声。林老师除了枪毙我以外，什么恫吓的话都说了。到后来她突然变得温柔了，耐心地告诉我，公安局里有一种仪器，只要一化验就会知道，那墙上标语的笔迹和我作业簿上的一模一样。这是那个上午里我唯一得到的希望，但我又担心仪器会不会出差错，我就问她：

“会不会弄错呢？”

“绝对不会。”

她十分肯定地摇了摇头。我彻底放心了，我对他们欢欣地叫道：

“那就快点拿去化验吧。”

可他们却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里，互相看了好一会，最后是张青海说：

“你先回家吧。”

那时放学的铃声已经响过了，我终于离开了那间小屋子。上午突然来到的一切，使我暂获自由以后依然稀里糊涂。我都不知道自己怎样走到了校门口，在那里我见到了国庆和刘小青，由于委屈我又流出了眼泪，我走过去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当时的国庆有些不大自在，他红着脸对我说：

“你犯错误了，我们要和你划清界限。”

刘小青却是得意洋洋地说道：

“实话告诉你吧，我们是老师派来侦察你的。”

成年人的权威，使孩子之间的美好友情顷刻完蛋。以后很长时间里，我再没和他们说过话。一直到我要返回南门，去向国庆求助时，才恢复了我和他之间的亲密，可同时也成了我们的分别。后来，我就再没有见到过他。

下午的时候，我傻乎乎地坐到教室里准备上课了。夹着讲义走进来的张青海一眼就看到了我，他一脸奇怪地问我：

“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在这里干什么？本来我是来上课的，可他这么一问我就不知道了。他说：

“你站起来。”

我慌忙站起来。他让我走出去，我就走了出去，一直走到操场中央，我四下望望，不知道他要我走到哪里去。犹豫了片刻后，我只能鼓起勇气往回走，重新来到教室里，我提心吊胆地问张青海：

“老师，我要走到哪里去？”

他回过头来看着我，依然是软绵绵地问我：

“你上午在哪里？”

我扭过头去，看到了操场对面那间小屋子，我才恍然大悟。我问：

“我要到那小屋子里去？”

他满意地点点头。

那天下午我继续被关在那间小屋子里，我一直拒绝承认惹恼了他们。于是王立强来到了学校，身穿军装的王立强来到后，仔细听着他们的讲诉，其间有几次回过头来责备地望了望我。我当初多么希望他也能认真地听一听我的申辩，可他听完老师的讲叙后，根本就不关心我会说些什么。他带着明显的歉意告诉他们，我是他领养的，领养时我已经六岁了。他对他们说：

“你们也知道，一个六岁的孩子已经有一些很难改变的习性了。”

这是我最不愿意听到的。但他没有像老师那样逼我承认，这方面的话他一句都没说。他很快就站起来说是有事走了，他这样做也许是为了避免伤害我。如果他继续待下去，他就很难不去附和老师的话。他逃脱了这个令他尴尬的处境。我却是充满了委屈，他那么认真地听老师讲叙，可一句也不来问我是不是这样。

要不是后来李秀英对我的信任，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当初的我深陷于被误解的绝望之中，那是一种时刻让我感到呼吸困难的情感。没有人会相信我，在学校里谁都认为那标语是我写的。我成了一个撒谎的孩子，就是因为我拒不承认。

那天下午放学回家时，我接受了双重折磨。在被误解的重压之下，我还必须面对回家以后的现实，我想王立强肯定将这事告诉李秀英了。我不知道他们会给我什么样的处罚，我就这样几乎是绝望地回到家中。一听到我的脚步，躺在床上的李秀英立刻把我叫过去，她十分严肃地问我：

“那标语是不是你写的？你要说实话。”

整整一天了，我接受了那么多的审问，可没有一句是这样问的。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我说：

“不是我写的。”

李秀英在床上坐起来，尖厉地喊叫王立强，对他说：

“肯定不是他写的，我敢保证。他刚来我们家时，我偷偷将五角钱放在窗台上，他都很老实地拿过来交给我。”然后她面向我，“我相信你。”

王立强在那边屋子里表达了对老师的不满，他说：

“小孩又不懂事，写一条标语有什么了不起的。”

李秀英显得很生气，她指责王立强：

“你怎么能这样说，这样不就等于你相信是他写的了。”

这个脸色苍白脾气古怪的女人，那一刻让我感动得眼泪直流。她也许是因为用力说话，一下子又瘫在了床上，轻声对我说：

“别哭了，别哭了，你快去擦玻璃吧。”

在家中获得了有力的信任以后，并没有改变我在学校的命运。我在那间光线不足的小屋子里，又待了整整一天。隔离使我产生了异常的恐怖。虽然我和别的同学一样上学，也一样放学回家，可我却是来到这间小屋子，被两个处于极端优势的成年人反复审问。我哪经受得住这样的进攻。

后来他们向我描绘了一个诱人的情节。他们用赞赏不已的口气，向我讲叙了这样一个孩子，和我一样的年龄，也和我一样聪明（我意外地得到了赞扬），可他后来犯了一个错误。

他们不再气势汹汹，开始讲故事了，我凝神细听。这个和我一样大的孩子偷了邻居的东西，于是他在自己心里受到了指责，他知道自己犯错误了。后来经过一系列的思想斗争，他终于将东西还给了邻居，并且认了错。

林老师这时亲切地问我：

“你猜，他受到批评了吗？”

我点了点头。

“不。”她说，“他反而受到了表扬，因为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他们就这样引诱我，让我渐渐感到做了错事以后认错，比不做错事更值得称赞。遭受了过多指责以后，我太渴望得到称赞了。我是怀着怎样激动和期待的心情，终于无中生有地承认了下来。

两个达到了目的的成年人总算舒了一口气，然后精疲力竭地靠在椅子上，古怪地看着我。他们既没有称赞我，也不责骂。后来是张青海对我说：

“你去上课吧。”

我走出了小屋子，穿过阳光闪烁的操场，心里空荡荡地走向了教室。我看到教室里许多同学都扭过头来向我张望，我感到自己开始脸红了。

可能是三天以后，那天我很早就背着书包去学校。走进教室时我吓一跳，张青海独自一人坐在讲台后面，讲台上放着他的讲义。他看到我立刻招了招手，我走到了他身旁，他轻声问我：

“你知道林老师吗？”

我怎么会不知道她呢？她甜美的嗓音在那间小屋子里责骂恫吓过我，也是她说过我聪明。我点点头。

张青海微微一笑，神秘地告诉我：

“她被关起来了。她家里是地主，她一直隐瞒着，后来派人去调查才知道的。”

我吃了一惊。林老师被关起来了？前几天她还和张青海一起审问我，那么义正词严，那么滔滔不绝。现在她被关起来了。

张青海低头看他的讲义去了，我走到了教室外面，望着对面那间小屋子，心里反复想着林老师被关起来这令人吃惊的事。那时有几个同学走了进去，我听到张青海又在轻声告诉他们这些了。老师的微笑让我害怕，在那间小屋子里，林老师和他显得那么同心同德，现在他却是这样的神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