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访者经常会在心理治疗中提到各类文化典故。他们讲述的梦境里会出现——比如说——电视剧角色，或者自己在梦里成了政治人物，或是遇到新闻里发生的事情。他们通常会以为我对这些内容也很熟悉，可我其实往往一无所知。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整整二十年里几乎不看电视也不听广播。我上大学时家里没有电视机，而且因为一边学习一边还要忙于各种工作，也根本没时间看电视。接着，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生下一个儿子，一年之后，又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我丈夫也还在读书，我们俩带着孩子住在一家商店的楼上，狭小的空间里还摆着一辆三人座婴儿推车，外加三个婴儿汽车座椅。我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拿到博士学位，因此那时会把闹钟定在清晨四点半，围绕婴儿的作息安排工作。我丈夫和我都没时间看电视或听广播，我们把空余时间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用在了照顾孩子或工作上。我也因此处于一种奇怪的境地：我对十九世纪的科学了如指掌，尤其是与达尔文和弗洛伊德有关的内容，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流行文化则一窍不通。许多年以后，我并没有发现自己有任何遗憾，我有书看就足够了。

不过，我倒是会每年前往纽约电视和广播博物馆朝圣，那里收录了有史以来所有电视节目的拷贝（当然，那个年代还没有YouTube）。公众可以在阅片室里挑选并观看节目，我就是在那里补剧，了解我的来访者们提到的电视节目以及帮助他们塑造性格的各种角色。知晓一部电视剧之于某位来访者的意义后再观看，就特别有意思。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没有充分得到过家长的引导，因此，电视剧与电影中的人物互动方式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劳拉就是一个完美的例证。她的电视剧梦为心理治疗带来了全新的转机。跟往常一样，要让她讲述梦境特别困难；我问她做过什么梦的时候，她便说自己从来不做梦。不过，她难以抑制自己的上进心。接下来的那次来访中，她脚踩高跟鞋来到诊所，带着一份手写的近期梦境报告，上面还用荧光笔高亮标出了关键词句。她一屁股坐到椅子上，说：“我梦见了波特上校。”

“你有亲戚在服役吗？”我问道。

她说：“哦，天哪！你不会不知道他是电视剧《陆军野战医院》里的上校吧？”她看我一脸茫然，于是说，“别告诉我你不知道波特上校。我可不希望遇到一个来自外星球的心理治疗师。”

她说这是一部情景喜剧片，讲的是朝鲜战争时期的美国医疗队。波特上校是一名职业军官，也是这支医疗队的负责人，他本人还是一名外科医生。劳拉说他很善良，而且不管面对什么样的白痴，他都不会妄加评断。

“所以说，他是个可敬又可靠的人。”我注意到，这是她的老板、男友和父亲都不具备的两个特点。

“我梦里的波特上校戴着飞蝇钓爱好者的那种帽子，上面挂满了鱼饵。”她说，“我穿着病号服一瘸一拐地走在医院走廊上，他则朝我走来，身上的装束和电视剧里的军装一样，只是帽子是飞蝇钓的帽子。我继续跛着脚朝前走，他一只手放在我肩膀上，什么也没有说。我醒来后感觉特别开心。”

“波特上校对你来说代表着什么？”

“哦，我可不想聊这些，我的天！我为自己在父亲离开的日子里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这个梦肯定和那段时间有关。”

我知道劳拉喜欢明确又实际的解决方案，于是说：“我知道你想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改善。羞耻感像是凝固汽油弹，不仅黏稠、会灼伤人，还会一直黏附在人身上。如果可能，最好一点一点将其剥下。”

“羞耻感和压力是一回事吗？”劳拉问我。她还是在从务实的角度考虑，希望能为压力找到归属，借此摆脱痛苦的疱疹。

“要我说，羞耻感自然会带来压力。”我回答道，“这是一种令人不快的羞辱或悲痛的感觉，其成因是在某种程度上被我们的社会视为禁忌的行为。弗洛伊德认为羞耻感让人觉得自己不会被爱。羞耻感比内疚感更有害，因为后者是一种关于自身行为的痛苦感觉，而前者则是关于自身作为一个人的糟糕感觉，因此在心理层面具有更大的破坏性。”

劳拉听了这话扬起一边的眉毛，然后点了点头，像是意识到自己得好好琢磨一番。

“那么，”我继续说道，“我们继续聊聊你九岁时和七岁的妹妹、六岁的弟弟一起在小木屋的生活吧。”

她说：“这就像面对冰冷的湖水，最好的办法是一头扎进湖里游起来。所以说，你不要打断我，让我一口气讲下去。你听完会说：‘怪不得她会得疱疹，她活该。’”她最后那句话是典型的内疚与羞耻的结合，因此听起来显得她十分厌恶自己。

劳拉看着窗外，一边避免与我有视线接触，一边开始以一成不变的语气讲述自己的故事。“我父亲离开后过了几天，我意识到我们得吃饭。此外，克雷格的老师还跑到我的班上，问我他为什么没有带午餐。”她描述了克雷格是如何哭泣的。其他学生让出一些午餐，老师则注意到他会把饼干放进自己的口袋。“她问我家里的情况好不好。我说一切都好，而且我父亲那天就会拿到工资。她想往我家打电话，但我跟她说我们家没有电话。”老师于是让她叫母亲致电学校。

“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从牛奶箱里偷钱的。”劳拉接着说了下去，“大家把牛奶箱传来传去，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的钱放进去，我却把钱从里面拿了出来。我拿得不多，不然会被发现。等到放学后，我就把钱给翠西，让她去杂货店买点几便士的糖果。她分散店员的注意力时，我就去偷火腿罐头和其他各种食物。我偷起来特别拿手，还会光顾镇上的不同商店，这样就没人会怀疑我了。”

随后，劳拉讲述自己是如何在没有洗衣机的情况下让弟弟妹妹有干净的衣服穿的。“我们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是《迪士尼奇妙世界》，因此，我会让他们在迪士尼之夜洗澡，把他们的脏衣服都扔掉，然后赶在周末来临之前的星期五去巨虎折扣商店偷星期一穿的新衣服。我和父亲一样是个了不起的小偷，我猜这是遗传。我曾经看过帕蒂·麦科马克主演的电影《坏种》，电影里的那个人就是我，外表漂亮善良，内心却狡诈险恶。”

在劳拉讲述这些经历的过程中，我格外注意避免用自己的见解打断她。我只是按照她的要求在聆听。

“我感觉翠西一直在哭，克雷格则除了嚷嚷饿之外什么也没说。但他尿床了，我一开始会对他大喊大叫，后来就不再理会，任由他睡在被尿湿了的床上。最后我还想到一些办法，比如对他们说，如果不停止抱怨或者不按我说的去做，我就抛下他们不管了。这招很有效。我就这样成了他们的母亲。”

令我震惊的是，没有任何官方机构介入过，就连克雷格的老师后来也没有跟进。

劳拉低头看着地板，我能够感觉到她的羞愧。她一般不会露出痛苦的表情，但我看得出来，她接下来要说的话对她来说意义重大。“我不是个好母亲。我不允许他们提起父亲或他离开的事。如果他们开始哭闹，我就说我们必须这么过下去。谁开始哭我就揍谁。”

电视上播出的《陆军野战医院》圣诞特别单元让劳拉懂得了如何对弟妹更有同情心。“波特上校说，只要大家拥有彼此，有没有礼物其实不重要。”劳拉出于绝望，开始听从波特上校给手下年轻士兵雷达的建议，“他就像是雷达的父亲，我也把他当作我们的父亲。我假装他去打仗了，我们得通过电视获得他的消息。我告诉自己，不管他说什么，我都会照做。我把他从里到外都了解得一清二楚，然后就能对自己说：‘波特上校遇到类似的情况会怎么做？’”

劳拉就是这样应对克雷格尿床的问题的。“我把克雷格当作雷达，把自己当作波特上校。我说：‘说吧，孩子，你哪里不舒服？’”克雷格没有回答，劳拉于是伸出胳膊搂住他，告诉他一切都会好起来。没过几天，他就不再尿床了。

“后来我开始跟波特上校说起我偷东西的事。他会跟我说：‘等战争结束了，你可以把偷窃的金额都补上。’他会说我不是坏人，说外面在打仗，我们只是迫不得已。他还说，‘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结束，我们会回到自己的家园，我们爱的人都在那里等着我们。’”劳拉随即开始用同样的话来安慰翠西和克雷格，“我告诉他们，我们都会长大，然后会找到波特上校那样的人，他会爱我们，永远为我们着想。这帮助我们渡过了难关。”劳拉至今依然会梦见波特上校，基本上都是在她感到孤独或陷入困境的时候。

她靠回座位看着我，“好了，这下子你是唯一知道这一整出离奇往事的人了。我知道这意味着我是个小偷，不过，这是否也说明我是个疯子呢？”她问我，“每当我在哪里看到别人写到疯子的脑袋里会冒出声音，我就感到害怕。认为波特上校是自己的父亲，还想象他对我说话，这样寻求慰藉简直太像个疯子了。”

接下来轮到我来“重构”这段经历了。“在我看来，你一点也不疯狂。实际上，我觉得你非常足智多谋。你想尽一切办法维持生计，你希望让家人都待在一起，而且做得比大多数九岁的孩子都要好。我认为你特别英勇。”

劳拉没有听进去。她见我没再往下说，便挖苦我说：“别跟我来罗杰斯先生[指的是二十世纪美国家喻户晓的电视节目《罗杰斯先生和他的邻居》的主持人弗雷德·罗杰斯，其主持风格温暖人心，好几代美国人都是看着他的节目长大的。]那一套。”儿时很少得到表扬的来访者在成年后往往不太相信他人给予的正面评价。儿童对自我的认知在童年时期形成，在此期间获得的自我概念需要经过长期的正面肯定才能扭转过来。

“我到现在还记得偷火腿罐头时的恐惧，而且依然能闻到店主放在地板上吸附雪水的湿润硬纸板的气味。”她坦言道。

“你做这些是为了让弟弟妹妹活下去。我认为波特上校是一个完美的父亲，而我们都会向榜样学习。这比其他形式的学习都更有效。你很聪明，找了一个让自己乃至弟弟妹妹都能学到东西的榜样。”

“可我对待他们时脾气很差。”

“你比较务实，不可能一味地哭泣抱怨，否则你们都会完蛋。你管得很严，可一旦你学会像波特上校那样处事，很快就解决了克雷格尿床的问题。”

劳拉并不这么认为。“我真的不是一个好母亲。翠西和克雷格都过得很糟糕。翠西高中都没毕业，现在住在乡下的某个破地方，在工厂里摘火鸡内脏。她跟一个名叫安德鲁的勤杂工勾搭上，两个人都不太懂人情世故，根本不知道怎么谈恋爱，甚至不知道要如何跟彼此相处。我的弟弟克雷格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他没有跟孩子的母亲住在一起，还整天游手好闲。他只干一些季节性的杂活，比如扫雪，平时则整天抽大麻。”

“你知道自己担起家长的责任时才九岁对吧？”

“那又怎么样？很多女孩都在九岁时当家长了。她们都做到了。”

劳拉根深蒂固的羞耻感显然是建立在“九岁时就应该当个好母亲”的错觉之上。人们最大的痛苦往往就是源于一个错误的假设。我说：“她们并非没有人帮忙。你被迫去做一份自己毫无头绪的工作，失败在所难免。”

遗憾的是，劳拉从未完全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这样的错觉：她认为自己没能成为弟弟妹妹的好家长。她无法接受自己只是个小女孩且无法胜任这份工作的现实。

我在多年来的心理治疗中发现，每当儿童在小小年纪就担上成年人的责任且不可避免地失败以后，他们在长大成人后便会一直为此感到焦虑。他们似乎永远无法接受自己当时年纪太小无法胜任的现实，于是会将这种失败藏在心底。劳拉纠结于自己作为家长的失败，却很少提及被遗弃的创伤。她从不认为父亲疏于照管，而是把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

为了说明劳拉当时年纪有多小，以及她与她父亲的期望有多不现实，我带她去看学校里九岁的孩子。我的一位当校长的朋友帮我们安排了一次小学三年级的实地考察。劳拉看到一群穿着紧身裤袜和罩裙的八九岁小女孩后惊呆了。不过正如我预料的那样，她并没有在离开后说她对自己太苛刻，而是说：“天哪，她们那么稚嫩。”我带她看了三个不同的班级。最后，她在回家的路上说：“八岁和九岁的年纪比我记忆中的小多了。”

我想，她坚如磐石的防线在拜访过小学之后出现了些许裂痕。在她存有差错的记忆之中，生活在小木屋的自己是个成年人，但她现在意识到自己当时年纪有多小。这足以说明我们无意识中的需求会如何悄悄渗入记忆并对其进行篡改。劳拉在父亲的引导下相信自己是个成年人，这是因为她的父亲在当时的生活里需要一名成年人，所以她才会这样看待自己。

这是我的第一个个案，而我们当时正处于心理治疗的第一年。慢慢地，劳拉认识到自己的生活与大多数人的迥然不同。有一次她提起曾经收到一份生日聚会的邀请，当时三年级的所有人都收到了。她对过生日的女孩说，自己的父亲会在那天带她去看棒球比赛。冬天的加拿大自然没有棒球比赛，因此那个女孩的母亲很可能有所察觉。这位女士在生日聚会的第二天来到学校，给劳拉带来一块蛋糕、一个写着她名字的氦气球，还有一个装满小礼物的糖果袋。劳拉来到学校时，这些东西就已经摆在桌子上了。她惊讶于这位母亲的举措，但同时又感到不安。直到多年以后她才体会到这是出于善意的举动。每当劳拉看到那位母亲在操场边上等待接女儿放学时，她就会躲在厕所，直到她们离开。我问起原因时，她说：“我就是觉得怪怪的。我不知道她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劳拉无疑在生存模式下应对自如，面对人类的善意却不知所措。

劳拉的情况并没有因为心理治疗而产生重大改观，相反，她面前仿佛出现了一块巨大的拼图。一些拼图碎片会时不时地落在正确的位置，但这尚不足以让她看清整个画面。

之后的那次来访中，劳拉描述了他们在小屋里如恐怖童话般的生活是如何告终的。“我搞砸了。我在巨虎折扣商店为克雷格偷内裤时被抓到了。”当时是四月，这几个孩子已经独自生活了六个月。

我将她所形容的“搞砸”重构为一场胜利。“也就是说，九岁的你带着弟弟和妹妹在加拿大冬季的十一月到四月靠自己成功地活了下来。”

“警察抓到我们后，把我们带回了小木屋。”劳拉回忆道，“他们特别震惊，连连摇头，随后敲开木屋主人格伦达与罗恩的家门，问两人愿不愿意在他们联系上儿童保护协会或者我们的父亲来安顿我们之前帮忙照看。”（他们的父亲直到四年后才重新露面，不过，这一点留待之后再细说。）

格伦达和罗恩有三个孩子。劳拉看得出来，翠西和克雷格喜欢待在他们家，这让她很难过。“我还以为我们自己过得挺好的。而且，我不习惯听从他人。我们三个人里，我最难以适应。”

他们跟这家人一起生活了四年。我掩饰住自己对于这家人收留三个孩子的惊讶，问起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挺好的，我觉得”是劳拉的回答，她说在他们家要有纪律有秩序。“翠西和克雷格依然把他们视作家长，还会在圣诞节时去看望他们，我则不然。当母亲的格伦达有一堆规矩，她希望我们都按照她的方式做事。”

当我问起她的弟弟妹妹比她更容易适应的原因时，劳拉说，因为她父亲最宠爱的是她。“父亲从来都不会亏待我，我也是对他最忠诚的一个。他不理睬翠西，对克雷格则很刻薄。”她的父亲曾把身材瘦弱的克雷格称作“妈妈的乖宝宝”。

相比之下，收留他们的那位父亲态度就好多了。“罗恩平和又善良。他常常带克雷格去钓鱼，也从不在他口吃的时候不耐烦。”（克雷格在母亲去世后便开始结巴。）“自从和他们一起生活，克雷格的所有烦恼都消失了。我得承认，不用担心温饱是一种解脱。”

我问起劳拉与格伦达之间的关系。

“翠西和克雷格觉得格伦达无所不能。而她也投入大量时间来安抚翠西的不安。”劳拉说完，坦言自己是另一番感受，“要知道，我一直和我父亲很亲。”

“你和母亲从来都不亲吗？”

“是，从来都不亲。所以说，我觉得我不知道有母亲关爱是什么感受。”劳拉停顿了一下，笑了，“嘿，你听听！我变得跟你一样了，我在诠释自我！”

劳拉描述自己是如何抗拒格伦达的关心。“格伦达会说：‘外面很冷，你要戴顶帽子。’我不明白，到现在都无法明白。把我当孩子为时已晚，我已经懂得如何持家。我们以沉默的方式针锋相对。”

不过，她对罗恩心存感激。“他过去一直带男孩们去钓鱼。他有一顶那种钓鱼时戴的帽子，上面别着各种鱼饵。他从来没对我说过任何鼓励的话，但他偶尔会对格伦达说：‘别管劳拉，格伦达。她有自己的想法。’”

我指出，她梦中的波特上校也戴着一顶有鱼饵的渔夫帽。“你梦见的男子会不会一部分是波特上校，一部分是罗恩呢——是一种善意的综合体现？”

劳拉看起来很惊讶。“嗯，有可能。现在想来，我梦见的就是罗恩的那顶帽子。”她微笑着说，“我有时会幻想自己长大有钱了之后，给罗恩买一艘能乘风破浪的大船。他一直想买却买不起。”

我与劳拉第一年的心理治疗接近尾声。我需要制定详细的治疗方案，还要规划好实现的办法。劳拉非常依恋父亲，但这种依恋却令人担忧。劳拉原谅他的过失，现在还照顾他，简直成了他的家长，而且并不认为父亲需要为他自己的疏忽与自私负责。劳拉已经被遗弃过一次，因此紧紧抓住他不放，成了这段关系中的拯救者。家中没有担责任的成年人，为了一家人能生活下去，劳拉便承担起了这个角色。她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却由于成长迟滞，停留在了不负责任的青春期阶段。劳拉不得不支持父亲，而她从中得到了什么呢？活下来的可能。

劳拉是这个家庭里真正的英雄，但问题在于，她在与其他男性的关系中也同样承担起了拯救者的角色。她以为这很正常，但实际上，这是一种适应性行为。她任由男友艾德与老板克莱顿做出各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并且认为一如她对父亲那样，拯救他们也是她的职责。而我的职责就是要让她意识到，她的无意识深处埋藏着想要成为拯救者的念头，以及她是如何下意识地选择像她父亲那样软弱自私、需要得到拯救的男性。

识别模式是心理治疗师的任务。在劳拉的案例中，软弱——且有可能精神变态——的男性就是显而易见的一种模式。不过，要让劳拉看清这一点很困难，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她接受心理治疗是为了治好疱疹，而非化解童年的心理问题；其次，她一心一意爱她的父亲，甚至拒绝与善良的养父母建立感情。尽管劳拉的父亲失踪了，而且长达四年都没有跟孩子联系，但她与父亲的情感纽带却始终紧密。而劳拉挽救家庭得到的回报，就是他仅有的那一丁点爱。人们为了爱会做出几乎任何事情，因此，这样的关系很难被瓦解。在家庭中，无论我们因为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获得爱，都会一直扮演下去，哪怕为此付出代价。

尽管劳拉认为她掌控着自己的生活，但实际上，她失去了母亲，是一个遭到遗弃、背叛和利用的孩子。显然，劳拉和我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