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治疗师可以基于特定的心理学理论，运用多种方式帮助来访者。在执业生涯早期，我主要依循弗洛伊德的范式，即假设无意识真实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变得更加不拘一格。我会采用格式塔疗法的技术，比如角色扮演法，并关注“此时此地”的经验，通过观察咨访双方的互动，了解来访者会如何应对现实世界的冲突。我还实践了卡尔·罗杰斯[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是二十世纪美国心理学家，他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首创个人中心治疗法（person-centered therapy），被誉为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的人本主义疗法，以来访者为中心。这种疗法强调来访者是解决自身困境的专家，而治疗师主要充当参谋。

简单来说，我发现拘泥于单一的疗法局限性很大。我需要思考每个案例，权衡对每一位来访者而言什么方法最好。有时候来访者并不善于内省，难以借助弗洛伊德式的自由联想法感受自己的情绪。因此，我会从这种以洞察力为导向的方法转为更直接、更有冲击性的角色扮演法，使来访者重新体验某个情境，不得不做出回应。比如说，如果她生老板的气，我就假装成那个老板，来访者的真实情绪便会在扮演过程中浮现。或者，要是一个人极度匮乏关爱，童年时从没有人好好聆听过他的需求，我便会采用卡尔·罗杰斯的方法，单纯以倾听的方式为对方提供成长所需的养分。每一个案例都需要反复评估，如果来访者心理上未表现出改善，就有必要采取别的方法。据说爱因斯坦就说过这样的话：“疯狂的定义就是反复做同一件事并期待不同的结果。”

有时候，运用社会学模型比心理学模型更有帮助。如果从社会学角度重新看待劳拉的情况便会发现，她的父亲属于酗酒者群体，她则属于“酗酒者的成年子女”这个群体。匿名戒酒会组织认为，酗酒者都有一定的特征，他们的子女也因为父母酗酒而发展出自己独有的特征。事实上，世界各地都有专门的组织帮助在酗酒家庭长大的成年人。

我于是把美国心理学家珍妮特·沃伊提兹（Janet Woititz）写的《酗酒者的成年子女》（Adult Children of Alcoholics）送给劳拉。我希望她看看众多酗酒者成年子女的共同特征，尤其是长女，其往往会成为家中的代理家长。

下一次来访时，劳拉对自己符合清单上的所有特征感到很不安。她又做了张活动挂图，还以一副军队中士点名的架势将每一条都高声念了出来。“酗酒者成年子女会做出以下这些事情。”她开始了：

1. 猜测正常行为是什么样子。

“我以前根本不知道，让一个九岁的孩子充当家长很不正常。”

2. 毫不留情地自我评判。

“我因为当不好家长和得了疱疹而十分厌恶自己。”

3. 很难玩得开心。

“开心？我几岁啊，难道还在念幼儿园吗？我有工作。”

4. 对待自己过于一本正经。

“同事和父亲都说我开不起玩笑。”

5. 难以建立亲密关系。

“既不让人靠近，也不让人同情。因为那会带来这本书里说的亲密感——不管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6. 对于自身无法控制的改变反应过度。

“为什么不会呢？所有改变都很糟糕。要么是谋杀，要么是警察要我们搬家，或者是得躲避追债的人。”

7. 不断寻求认可与肯定。

“我会不断付出，寻求艾德、我父亲以及克莱顿的认可，哪怕他们都是浑蛋。好吧，我的父亲不完全是个浑蛋，但他有时确实挺浑蛋的。”

8. 感觉自己和其他人不一样。

“我确实和其他人不一样。其他人都还在玩沙子呢，我做过的事情他们可想象不出来。”

9. 超级负责。

“我会为完成工作鞠躬尽瘁，而且永远不会觉得自己做得足够好。我还会在夜里醒来，为第二天的工作犯愁。”

10. 极度忠诚，即便有证据表明不值得这么做。

“好吧，这一点太明显了，根本用不着说。我对克莱顿、艾德和我父亲这些分属不同年龄段的年度浑蛋奖获得者都很忠诚。”

这本书和这份症状清单像闪电一样照亮了劳拉的世界。她觉得这些描述是如此贴切，仿佛作者已经看透了她的内心。

读了这本书，她才知道自己的情况并不特殊。她念完清单，抬高嗓门道出自己的发现：“我就是酗酒家庭的产物。我现在明白了。”

有一个星期，劳拉透露自己的祖母去世了。我对她说节哀顺变，她却说没这个必要，因为她的祖父母一直都很“白痴”。她沉默了几分钟后接着说：“我肯定最清楚，因为我跟他们一起生活过。琳达去世后，我父亲被卷入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因此被关了起来。在我十四五岁的时候，我们被送到欧文桑德跟爷爷奶奶一起过。”

她的祖父母住在旅行拖车停车场。她说，“他们像电线杆子一样蠢，还搞坏了住在旅行拖车里的垃圾白人的名声。他们能走到一起真是不可思议，因为这两个人的疯狂程度简直不相上下。我要是不愿意做他们要我做的蠢事，他们就会发疯。”有一次，劳拉从商店回来时拿的是奶油玉米而不是玉米粒，结果不仅被他们用皮带抽了一顿，还被锁进壁橱里关了二十四小时。（狭窄空间与樟脑丸的气味至今依然让她喘不过气来。）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而且他们一边打她还会一边数落，说她的父亲也好她也好，都不是好东西。

劳拉其实对身体虐待与言语辱骂很陌生。她父亲即便在与琳达一起生活时也从未对她动粗，而且他也谈不上是纪律严格的人。实际上，他经常表扬劳拉。疏于照管才是他的毛病。

她提到祖父对待她时“异乎寻常地露骨”。我让她具体讲讲，她说，“爷爷会说我看起来跟我母亲一样像个‘意大利妓女’，说如果不是因为她勾走他们的儿子，毁了他的人生，他本来是能够出人头地的。每次我约会结束回到家，他都说要检查我还是不是处女。直到有一天我举着刀子说，他要是敢碰我，我就打电话给养父母罗恩和格伦达。那样一来，警察就会上门把他跟他儿子关在一起。我爷爷太蠢了，根本看不出我是动真格的，但我奶奶明白得很，她说：‘让她去，我们可不想弄脏自己的手。’”

这是劳拉第一次提起含有性意味的不正当行为。这种情况通常意味着来访者还隐瞒了其他事情。

“你能告诉我你的祖父还说过其他什么带有性意味的话吗？”

她不屑一顾地摇摇头：“他从来都只是说说，骨子里是个懦夫。我奶奶才是那个会把恶心人的想法都付诸行动的人。”

我试图谨慎对待，避免灌输任何想法，但我还是告诉了她，经历过混乱生活的人往往更容易遭受性虐待，因为他们没有家长保护，更容易受到伤害。此外，他们对正常行为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自己有权利说“不”。

“我可不会。谁要是靠近我，我就割开他的喉咙。我觉得男人们能感觉到我做得出这样的事情。”

劳拉曾经受到伤害，但她从未扮演过受害者的角色。这也正是她的英勇之处。多年来一直在奋斗的她，每天起床时依然会下决心要成为更好的自己。

不过，虽然就某种程度而言她是个英雄，但她拒绝面对痛苦也存在问题。她无法感受到被埋藏的真实感受——恐惧、孤独与被抛弃感——能感觉到的只有愤怒。此时的愤怒不是一种感受，而是一种防御机制。当我们因为过于痛苦而无法面对自己的真实感受，就会用愤怒来抵抗。我的工作就是让劳拉对她的经历产生真实的感受。

我从劳拉的案例中学到的一件事就是，心理治疗师不能说三道四。每个人就某种程度而言都爱褒贬，这是人类辨别与评估形势的方法。我可以将劳拉的父亲说成是“在青春期阶段成长停滞且酗酒成瘾的反社会者”，或者可以直接用外行的话，说他很自私。然而，当我听说了他虐待狂式的母亲以及找不到工作的变态父亲，我意识到他也过得很艰难。没有人教导过他如何面对成年生活。实际上，他在为人父母方面做得比他的父母更好。他的父母在他童年时做过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没有榜样、心理治疗或是其他任何办法，但他确实一直在努力，希望用他极为有限的方式重新建立联系。

在治疗的第三年半，一些来自过去的信息浮现，对治疗产生了巨大影响。劳拉的妹妹翠西过去几年过得并不好。她两岁的儿子在前一年得了脑膜炎，长期处于昏迷状态，病愈后留下了轻微的脑损伤。最近翠西又生下一对双胞胎。她的丈夫没什么能耐，而且是低功能的抑郁症患者[低功能（low-functioning）抑郁症患者意味着患者在完成日常基本事务方面都有困难，生活能力低下。]。劳拉有好几个周末都曾前往翠西位于乡下的家帮忙照顾刚出生的宝宝。

后来劳拉得知，翠西的丈夫在浴室上吊自杀了。这一可怕的事件发生后，翠西坦言自己无法独自抚养双胞胎。

“翠西问你要什么？”我试图搞明白。

“帮助。我会帮她的。我每个周末都会去她那间破烂的农舍帮忙。唉，我在那里的时候一直忙个不停，还得帮她买尿布，因为她连尿布都买不起。老天，她真的是应付不过来。”

“我也认为她需要你的帮助。有你帮她太好了；没有人比你更会打理或者更勤劳的了。”我试探性地问道，“那么，情感上的帮助呢？”

“我只要没在讨论具体的事情，她就一个劲地哭。”

我提醒劳拉，她妹妹也经历了与她相同的失落：母亲的离世、父亲的抛弃、琳达的横死，还有父亲的牢狱。我指出她们的父亲最宠爱劳拉，对翠西却不怎么过问，还叫她“爱哭包太太”。劳拉是她聪明又漂亮的姐姐，有着令人钦佩的钢铁意志。翠西没有这样的天赋。我温和地提示说，她也许需要劳拉的情感支持。

“我会尽力的。我已经跟她说过，我们会渡过这个难关。”

劳拉描述的是鼓励而非亲密。我决定再次引入这个话题。我们虽然讨论过“亲密感”（intimacy）这个词语，她也读了相关的书，但我认为她并没有理解其真正的含义。我知道她依然牢牢保护着内心深处的情感，因此我得慎重推进，要不然，她反而会紧紧锁住心门。我提示说，也许劳拉应该与自己的妹妹分享内心的感受，随后指出她已经进行了三年的心理治疗，翠西却没有。“你跟翠西说起过自己在接受心理治疗吗？”

“天啊！没——有！”

我提醒劳拉，她来接受心理治疗是为了学会如何面对压力与焦虑，并且确实有所起色。她不仅疱疹发作减少了，还更了解自己，懂得如何改善生活质量。不过，她依然需要深入探索。“你读到过一种被称为‘亲密感’的概念，指的是人们分享自己的感受。”我斟字酌句。

“我当然知道。我可不是欧克星球[典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著名美国电视剧《默克与明蒂》，主角默克是来自欧克星球的外星人，对地球文化一无所知。]来的。”

可是，劳拉还是显得很茫然。我于是说：“亲密感指的是你了解自己的情绪，然后会将你的感受，你的恐惧、羞愧、希望乃至喜悦与另一个人分享。”

“老天！干脆脱光了上街跳舞算了。”

我不予理会。“你一开始会感到困难，是因为你小时候从来没有人对你表达过感受。”我说，“实际上，你不得不封闭自己的内心，以此应对生活。这样学习起来确实很难。”我解释说，进行亲密交谈就像学习另一种语言，会越说越熟练。

劳拉非常注重实际，非要我举一个例子。

“你跟我说疱疹让你感到无比羞愧的时候，我非常理解你的感受。”我说起她第一次参加心理治疗时，根本不允许他人表达同理心。

她点点头笑了起来，仿佛那是上辈子发生的事。

“要是人们用我分享的感受来对付我呢？”她问道。

“这样的可能性永远存在。你应该只对自己认为信得过的人表达亲密感。这是加深信任的基础。要建立亲密关系，你得冒点风险。”

“说实话，这听起来有点儿危险。但我明白了。这要么会拉近彼此的距离，要么就会给人当头一击。”

“人们分享感受之后会感觉好一些，压力和焦虑感都会减少。你要是打算与他人成为生活伴侣，那么在生理上的亲密感消退之后，使你们长久维系在一起的就是这种情感上的亲密感。”她皱了皱脸，表示这个概念有点儿牵强。

劳拉和我练习如何展开亲密对话。我试着告诉她一些可以用到的词汇。我说：“翠西可能跟你一样，不知道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关系。她的抱怨就像是你的愤怒，是一种防御机制。”劳拉告诉过我，翠西发现她的丈夫在浴室上吊自杀后的第一反应是：“这下谁会来帮助我？”却没有说过失去爱人之类的话。翠西和她的伴侣犹如两颗迷失的心灵，就亲密程度而言，他们是彻头彻尾的陌生人。

心理治疗进入第三年，劳拉在边界感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我们依然要谈论亲密感之类的基本内容。她依然十分厌恶这样的概念。毕竟，她最初的记忆就是父亲在她伤到脚后表扬她很坚强。在劳拉看来，分享痛苦就是坚强的反义词。而我现在正要求她放下防备。这与她二十多年来在家庭与学校遭遇的磨难中学到的东西背道而驰。在拳击场上，没有人会叫拳击手放下左手停止防守。

劳拉取消了接下来的那次心理治疗，这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她把治疗视作“救命稻草”。几个星期后她来了，表面上显得挺高兴，但我从她的脸上就能看出她遇到了问题。

我说我察觉到房间里有股危险的暗流，还补充说，她上一次没有来，一定是有什么紧急事件发生了。有那么几分钟，她就坐在那里望向窗外。终于，她如同子弹连发一般飞快说道：“我尝试了你异想天开的想法，试图与我的妹妹拉近距离。我就知道，我从不聊亲密感这么伤脑筋的话题自有其中的道理。”她用拳头猛击椅子的扶手，还以责难的目光看着我。我不作声。她继续说道：“我去了翠西家。半夜里，我正喂着翠西的一个孩子，她在喂另一个。我们坐在配套的摇椅上，周围几乎一片黑暗。我说起我们小时候过得很不容易，说这是我在心理治疗中才明白的事。听到我这么说她很惊讶，因为她一直爱哭鼻子，而我则不允许她哭哭啼啼。她说她以为我很幸福，因为我‘什么都不缺’。”

劳拉不仅告诉翠西自己在接受心理治疗，还说她开始意识到她们的父亲并非完美的家长。“他也许尽力了，但这还是不够。我告诉她我意识到艾德就是父亲的翻版。他帅气、富有魅力，但他把疱疹传染给我，背叛了我。”

劳拉随后直视我的眼睛说：“是的，吉尔迪纳医生，意外吧——我还说了疱疹的事。后来我说到艾德连工作都跟父亲的相同，总是干一些不合法的勾当。我说我一直为艾德找借口，就像我为父亲找借口那样。翠西看起来很迷惑，我于是把关于建立情感纽带的整个复杂过程都说了一遍。我有一整晚的时间，不是吗？”

劳拉也向妹妹坦白，她在当翠西与克雷格的母亲时做得很糟糕，只想着如何活下去，不考虑他们的情感健康，她因此内心备受煎熬。“我告诉她我有多抱歉。接着停顿了一下，”劳拉静静地说着，“我想我是希望她要么原谅我，要么像你经常对我说的那样，说我只是个孩子，已经尽力了。

“她并没有说话，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我有点儿生气，觉得自己真情流露，她却像一辆生了锈的报废汽车那样一动不动。最后，我催促她说：‘翠西，你有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躺椅摇晃时发出的嘎吱声清晰可闻。终于，她以一种完全不带情绪的语气说道：‘我们小的时候，父亲和我……’”

这下轮到我不知所措了，我可没料到这样的事。我跟当时的劳拉一样震惊。劳拉见我如此惊讶，示意我等她说完。“我就坐在那里，手里晃着奶瓶等她说下去。她再也没有开口。我真想尖叫，说她在撒谎。我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我耳朵里只听得见自己心脏怦怦跳动的声音，根本无法思考。我默默地坐了很久，直到我的内脏不再翻腾。”最终，翠西开口了。“有一次，我们的亲生母亲打开门时撞见了我们。她就站在那里看着，没一会儿便关上了门。”她对劳拉说道。

劳拉问她，为什么自己跟她睡在同一房间却不知道。翠西说她们的父亲是在没人的时候下手的，有时也会铤而走险。

“我问她为什么从来没告诉过我。”劳拉说完，陷入了沉默。

她看起来并不难过，而是很生气——确切来说，她看起来很愤怒。最后，我问她翠西如何作答。

“她只是像平时那样没精打采地耸了耸肩膀。然后说：‘你不会相信我的。你认为他像耶稣一样能在水上行走。’无论我说什么，她都没再开口。”劳拉回忆道，“然后我想起你说过的关于同理心的话，于是没再追问细节，而是告诉她我有多抱歉。她于是哭了起来，眼泪落在她怀里孩子的脸上。我不得不用干尿布去擦。”

“你一定特别震惊。”我说，“你得知真相后有什么感受？”

劳拉没有回答，而是说起自己如何请了三天假北上去找父亲谈话的。他和一位名叫琴的老师——是位富裕的寡妇——一起住在苏圣玛丽。

“他跟以前一样，看到我特别高兴。他问起我的近况，听到我升职了很兴奋，听说我跟艾德分开则表示遗憾。他觉得艾德‘生龙活虎’。”劳拉说，“他的打扮简直像个中产阶级——就差没穿成学院风格了。而且他喝健怡可乐时用的竟然是玻璃杯，里面应该没有掺酒。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站稳脚跟的，反正也不会长久。”

劳拉向琴解释说自己想讨论一些家务事，于是琴便去探望她妹妹了。琴一走，劳拉便平静地问她父亲：“你有没有性虐待过翠西？她说你做过。”

她的父亲气坏了。“老天啊，没有！我可不愁找不到女人。我永远不会对我的孩子下手。那太变态了。无论发生什么，翠西永远是受害者。她就是气我跟琴不愿意跟她一起住，帮她照顾孩子。她这是自作自受。”劳拉的父亲还说他不想把琴拖到“大老远的地方去帮助一个不管别人为她做什么都还是稀里糊涂的人”。劳拉说，他接着把手重重拍在桌子上，她感觉玻璃杯都要被震碎了。“他说：‘我知道她会报复，这种事她干得出来。她那个丈夫受够了她扮演受害者的把戏，上吊自杀了，也许他是想挑明：你看，现在谁是受害者？’”

“他在屋子里迈着重重的步子走来走去，还大声嚷嚷：‘翠西要是想陷害我，那就让她去。尽管去说。我就是希望你看清楚翠西一直以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和她母亲永远是受冤枉的一方。问克雷格去，他会告诉你这是在胡扯。’”

“克雷格跟这件事没关系。”我说。

劳拉继续说了下去，告诉我她拿起手提包准备离开，走的时候，她对父亲说“这件事还没完”。

我等待劳拉接着说，她却看向我摇了摇头，用气愤的语调说道：“我知道你认为我在维护他，但是老天做证，翠西从来没有单独和他待在一起过，而且她确实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她随后模仿翠西哭哭啼啼的语气：“‘为什么丈夫自杀的事会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得脑膜炎的是我的孩子？’”

我问劳拉，她为什么能断定翠西从来没有单独和父亲待在一起过。劳拉有很多朋友，她经常出门参加聚会或是由母亲带去跟别的小朋友玩耍，而翠西则被丢在家里。

她皱了皱脸，勉强承认我说的属实。

“重要的问题在于：‘翠西是个会撒谎的人吗？’”我继续说道，“她撒谎说自己是受害者了吗？不，她没有。事实上，她的丈夫真的自杀了，而她的孩子也确实因为一种可怕的疾病而病倒了。”

劳拉厌烦地摇了摇头说：“在奶奶家的时候，如果没人约她出去，她就会说是因为我们跟疯子一起住在拖车里。可是约我出去玩的人有很多。小的时候，她说她没有收到生日派对的邀请是因为我们的母亲从来不跟其他母亲交谈。可我还是收到了邀请。她永远有借口，而且永远都不是她的错。”

“那不算撒谎。”我澄清道。

“她一直嫉妒我跟父亲的关系。可能翠西在以一种很可悲的方式跟我竞争，像是在说：‘看，我也跟他很亲近。’吉尔迪纳医生，你不认识她。看在老天的分上，她还想把双胞胎交给儿童保护协会呢。我不得不告诉她，她能够成为好家长。我说我们可不希望家里好几代人都是遭遗弃的孩子。”

“正如你说的那样，她做得肯定不够好。但这算不上撒谎。”

“说真的，我相信他。我知道你的下一个问题。不，他从来没有对我做过这样的事，从来都没有——一点儿苗头也没有。人们说我漂亮的时候，他甚至都不予置评。”

“除了在监狱里，当你觉得他利用了你的美貌的时候。”

“天啊，你说起话来真是步步相逼。我是在证人席上，还是在接受心理治疗？”

她说得对。我得后退一步，专心寻找心理上的真相，而非字面意义的真相。

我们其实无法知晓真相。诚然，翠西既没什么能力又很依赖人，刚好是那些“掠夺者”会选择的施虐对象。父亲知道劳拉绝不会容忍，她会拿着菜刀追着他砍。但归根结底，如果我暗示劳拉不相信翠西是为了保护父亲，那我就是在偏袒一方。继续讨论那件事是否真实发生过，超出了我身为心理学家的职责范围。心理学家的工作是指出来访者行为中的模式。我也确实提醒过劳拉，她的模式就是袒护父亲，无法客观看待他。我已经把工具交给劳拉，现在轮到她来决定真相是什么。

那一事件中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翠西描述她的母亲是如何打开门又轻轻关上，并且从未提起自己看见了什么。我想象那个可怜的母亲无处可去，又得知自己的孩子遭到了侵害。她想必极度抑郁，或者单纯是在这段关系中没有勇气或力量来保护女儿。我再一次怀疑她是否死于自杀。警方没有对此展开任何调查，也不认为发生过任何犯罪活动。我在听闻劳拉父亲的第二任妻子的死讯时怀疑过劳拉的母亲是否也死于丈夫之手。我始终都没弄明白为何劳拉只有一段关于母亲的记忆。

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必须非常小心，我不希望给劳拉灌输什么想法。我从事心理治疗已经有三年，但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案例。我也必须牢记，心理治疗的重点不是寻找真相，就像杰克·尼克尔森在电影《好人寥寥》中喊出的那句著名台词：有时人们“难以接受真相”。确切来说，这其实在于要让我们的无意识不再去控制意识。有效的心理治疗是要让人不再如此防备，这样才能处理生活中出现的问题。

接着，我俩都陷入了治疗中会出现的那种沉默。这一令人震惊的发现让我们在后半段时间里都沉浸在不同以往的沉思之中。终于，大约十分钟过后，劳拉开口了。她声音里的怒气消失了：“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对不对？”

我摇摇头，表示不会。

我又将话题转回她与翠西一起度过的那个晚上。“有一件事千真万确地发生了：翠西和你一样，也希望建立亲密关系。她无疑需要帮助。不管她是否遭受过虐待，她都认为自己有过这样的经历，并且需要去看心理医生。”

我说可以去翠西家附近的医院，找一位可以免费为她提供心理治疗的精神科医生。遗憾的是，翠西只去了几次。我后来又为她找了个互助小组，但她只去了一次。我又联系上一个为双胞胎母亲提供帮助的团体，还安排了人员接送她，可翠西临行时却拒绝出席。

我感觉到自己在翠西身上投入了太多精力，她不但不是我的来访者，而且对心理治疗或任何形式的帮助都很抗拒。我也不得不提醒自己，我如此迫切地探寻真相是为了满足我自身的需求，而这并非我的来访者的需求。我得考虑两个因素：首先，劳拉在心理治疗中很用心，她并不害怕花精力去改善自己。其次，她说得对，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第三年的心理治疗就此收尾确实有点儿糟糕，但这件事还是得由翠西和她父亲去解决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