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四日，是道光帝宾天的日子，曾国藩为感谢道光帝的知遇之恩，每年这一天都要在道光帝的神主面前插上几炷香，再行三跪九叩大礼。今天，他勉强行完大礼后，觉得十分疲倦，刚一坐下，脑子里便浮现二十三年前那一天的情景来。

明天就是元宵节了，三十九岁的礼部右侍郎曾国藩正在修须刮面，准备出席明晚穆相的盛宴。穆彰阿每年正月十五日都要将自己门生中的显宦们邀来府中聚会一次，借以联络感情，而被邀请者亦备感荣幸。他们都早早地准备了奇珍异宝，好在这一天孝敬座师。曾国藩与众不同。他在这一天送给恩师的总是一幅字。这幅字选的是他一年中最得意的一篇古文或几首诗，用大内珍藏、其厚如钱的淳化笺书就。他关起门来，凝神敛气、一笔不苟地写上三四天。写好后，再送到大栅栏一家专为王府裱糊字画的百年老店——海麻子装裱铺，由海麻子的五世孙海老板亲自装裱。待到一切都弄得熨帖了，曾国藩便在大年初二这天，给穆彰阿拜年的时候，亲手送给恩师。穆彰阿每年接到这份礼物后，照例都是乐呵呵地夸奖他的字又进步了，诗文也比去年的好。到了十五日这一天，这幅字被悬挂在客厅的显眼处，于是大家都来观摩，交口称赞。这时，穆彰阿则坐在厅中的太师椅上，手中滚动着两颗墨绿色和阗玉球，笑微微地望着他。而此刻的曾国藩，也是他一年中最为得意的一天。

面刮好，胡须修好了，剃头匠拿来一面玻璃镜。镜中的二品大员年轻儒雅，气色旺盛，是一副前途无量的气象。剃头匠在一旁恭维不止，曾国藩给他双倍的工钱，忽然荆七进来，神色慌忙地说：“大人，刚才部里匡老爷派人来，请大人速去园子里，说是皇上要立太子了！”曾国藩大吃一惊，吩咐备车，一面赶紧穿靴戴帽，上车直奔圆明园。

道光帝今年六十九岁，患病两年多了。半个月前，宫中就传出病危的消息。大变的心理准备早已有了，但出于对皇上的情感，曾国藩仍不愿意这件事发生。清代自雍正之后，鉴于康熙朝因先立太子引起诸皇子争夺帝位的弊病，改为秘密建储。皇帝一旦在心里定下继位者后，便将他的名字写两份，一份藏在身上，一份密封于建储匣内，此匣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皇上病危之时，由亲贵王大臣共同打开身边密藏的一份，并将建储匣从“正大光明”匾后取出启封，会同廷臣一同验看，无误后再公之于世。

道光帝的皇位继承人，两年前便定下来了。那年春天在南苑射猎，皇四子奕詝一矢未发，道光帝问他为何不射猎，他说不忍伤生而干天和。道光帝一时高兴，竟忘了祖制，当着臣下之面亲口说要立奕詝为太子，而且从那以后对奕詝也另眼相看。但毕竟没有履行过祖宗传下来的正式手续，也可能发生万一。谁来继大统，这可是天上人间第一件大事。国家的前途，个人的命运，都寄托在他一人的身上。曾国藩催马夫快马加鞭，生怕迟到了，赶不上见最后一面。

马夫使劲抽打着鞭子，两匹蒙古大青马像疯了似的向西奔跑，鼻孔里呼出的气，立刻被严寒化作一团白雾。还是晚了！马车刚到园门口，便听到一片山摇地动似的哭喊声。道光帝驾崩了！曾国藩一听，立刻晕倒在马车里，好半天才苏醒过来。道光帝对他的圣恩太重了。他的尊荣，他的富贵，以及他的家族的荣耀，全部出自于道光帝的浩荡皇恩。年轻的礼部侍郎擦干泪水，立即投入耗资巨大、礼仪繁琐的大丧筹备之中。他奉献的不仅仅是尽责尽力、任劳任怨，更重要的是他和他的家庭对皇家的一片耿耿忠心。大丧结束，他捧着颁发的遗念衣物，悲从中来。

随之而来的是咸丰帝罢黜穆彰阿，清除穆党，意料不到的变故使他目瞪口呆，他算是亲身领略到了官场荣耀后面的险恶。从那以后，曾国藩更加兢兢业业，谨小慎微，同时，也更加深化了对道光帝的思念。后来，每当事机不顺，与咸丰帝、慈禧不协的时候，这种思念便愈显得强烈……

“唉，想不到一晃二十三年过去了！”曾国藩从往事的回忆里走出来，进入了现实，一眼看见穿衣镜中那个佝偻衰朽的老头，顿时凉到背脊，万念俱灰！这一夜，他又失眠了，天快亮的时候才蒙蒙眬眬睡去。刚一合眼，便看到道光帝正坐在养心殿东暖阁里批阅奏章，见他来，便以手相招。他走过去，跪着。道光帝一反平时的不测天威，竟然和颜悦色地与他拉起家常来。说着说着，道光帝头一偏，碰到龙案上，曾国藩吓得大叫一声。醒来时，才发现全身衣裤都已汗湿了。

“道光爷想我了，他老人家要我去陪伴了！”曾国藩心里想，头又晕起来，伴随着肝部一阵阵疼痛。他再次明白地意识到在世之日不会太久了，他要趁着头脑还清醒的时候，将自己心里常常思考的事情告诉九弟和儿子。

听说大哥好了几天又病倒，曾国荃已知不妙，为了给大哥添几分喜悦，他终于决定将李臣章送的金毛全虎皮今天就转送给大哥。

“你哪来这种东西？”当曾国荃把这张虎皮展开时，曾国藩甚为惊喜。他抚摸着又长又软的金黄色起黑条花纹的江南虎皮，爱不释手，对九弟的这份厚礼十分满意。只颇为遗憾的是，十多年前没有得到它，那时衬托湘军统帅威风的，只是一张仿制的假虎皮。

“这是祥云的弟弟送给你的，他还送给了我一张。”见大哥喜欢，曾国荃心里高兴，他后悔进府的当天没有送上。

“祥云的兄弟？他现在哪里，他怎么会有这样好的虎皮？”李臣典死后，李臣章找过曾国藩多次，故记忆深。

“我这次在荻港码头上偶尔遇着了他，还在那里做了一天的客。”曾国荃两眼闪着亮光，将他在猛虎山一天的情形，绘声绘色地告诉了大哥。最后，他怀着一种极大的新鲜感说，“大哥，你大概没有想到吧，当年的湘军会与它的死对头长毛结伙成股，走出一条既不拥戴朝廷，又不与百姓作对的第三条路来。这世上事情的变化真令人不可思议！”

说完，他凝神望着大哥，急切地等待着回答。曾国藩没有搭腔，只是不断地缓慢地梳理着他的花白长须，两眼微微闭着。就这样，兄弟俩相对沉默了整整一刻钟。前吉字营统帅，不明白前湘军统帅在长时间的沉默中究竟想些什么。

“沅甫。”曾国藩终于开口了，亲切地叫了一声弟弟，并以充满着仁爱、友悌的目光望着他，“今早晨宣宗爷已向我招手，我也早就应该回到他老人家身边去了。今夜，我们兄弟俩好好地将心里话聊聊，说不定这是最后一次话别了。”

没有想到猛虎山的经历竟然引起大哥这么长的沉默，而沉默之后的语言竟是这么凄怆，曾国荃神色沮丧，说：“大哥，你莫说这样的话，你才刚过六十岁，祖父祖母都享高寿，父母也都年近古稀，你为国家建了大功勋，为家族立了大功劳，祖宗神灵会保佑你长寿的。”

“我无德无才，不敢与父祖辈相比，至于说我是国家的功臣，这是你和一部分好心人的看法。”对于胞弟这番出自衷情的安慰，曾国藩周身感到温暖。他苦笑着说，“在另一些人的眼中，我也可能是国家的罪魁祸首。”

“大哥，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原吉字营统帅一贯以拯救朝廷的特大功臣自居，他和他身边的一批荣获重赏的将领们从来也没有去想过，大功后面竟然还潜伏着大过。正因为如此，金陵攻下后，他觉得伯爵之赏不足以酬劳；鄂抚任上他目无官文，就连新湘军的失败，他也认为无损他的英名。相反的，他在荷叶塘买田起屋，都是理所当然的。

“沅甫，你以为长毛的灭亡是因为湘军的缘故吗？”曾国藩注视着九弟，目光虽然没有往昔的威厉，但仍使人不敢逼视。

“旗兵、绿营虽然也参与了一些战事，但他们不起主要作用，打败长毛的功劳，应当属于湘军。”曾国荃本想在后面再添上几个字——首先属于湘军中的吉字营，话到嘴边，又没有吐出。

“错了，沅甫。”曾国藩轻轻地摇了摇头，“这一切都是气数使然。”

曾国荃睁大眼睛望着大哥。这位贡生出身的九帅，自小就不愿意按着大哥的指教把书本深究。他崇尚的是刀兵武力，注重的是眼前的实利，从不善于作抽象的深远的哲理思考，也不大相信种田人常说的八字命运。他认为前者失之于迂腐空泛，后者又失之于懦弱无能，他要做英雄强者，要做命运的主人。

“沅甫，大哥实话对你说，以你的吉字营为主的湘军，根本就不是成就伟业的军队。当然，听这话，作为吉字营的统帅，你心里是不会舒服的，但大哥是湘军的创建人，是最多时人数达二十万的湘军水陆两支人马的统帅，若不是真正的实情，大哥我会这样说吗？”曾国藩端起茶杯喝了两口茶。十年前，他可以一连说上两个时辰不喝一口水，现在他的舌干口燥的毛病越来越严重了。

“湘军或许不能与商汤周武之师相比，但论功绩，我看也不在岳家军、戚家军之下，后期军纪固然不甚佳，岳、戚两家就一定如书上所说的那样好？我就不信！这一点，还是左季高看得透。一部二十四史，不知有几多左老三梦中斗水盗的杜撰！”

曾国荃对大哥的说法不服气。去年湘中士人公推王闿运撰《湘军志》。王闿运也扬言，为湘军修志一事非他莫属，他要秉董狐之笔，不溢美，不饰恶，为湘军存一信史。曾国荃一听急了，忙致书王闿运。告诉他不许给湘军抹黑，若不听警告，对湘军，尤其是对吉字营说长道短的话，即使雕了版，印成书，也要毁版焚书，不讲情面。同时，曾国荃又要原先的幕僚，现赋闲在家的湖北东湖人王定安执笔写一部湘军史，并预支给他三百两银子的润笔费。这些事情，曾国荃都没有对大哥提起，现在看来更不宜提了。

九弟的不服气，是曾国藩预料中的事。他不跟弟弟争辩，只是淡淡一笑，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下去：“长毛的失败，乃至灭亡，主要的原因在他们自己身上。道光末年，从两广到两湖到两江，南方吏治甚为腐败，再加之灾情严重，民不聊生，洪杨乘机以有田同耕、有饭同吃的口号蛊惑人心，聚众造反。那时地方官员颟顸昏愦，文不能守，武不能战，遂使洪杨坐大，窃据江宁，公然另立伪朝。盘踞江宁后，洪杨本性大暴露，所作所为与造反之初大不一样，于是人心丧失。到了咸丰六年的内讧，更加证明他们是一群争权夺利、残忍刻毒的强盗，当时有识之士已看到了他们的败灭定局。后来依靠诸如陈玉成、李秀成等枭悍之徒的垂死支撑，才又苟延了七八年。湘军是趁着这些空子才侥幸成功的。倘若那时不是你我兄弟筹建湘军，而由少荃兄弟早建淮军，甚或是鲍超建川军，朱洪章建黔军，沈葆桢建闽军，都有可能取湘军之功而代之。换一个侧面说，假若我们的对手洪杨有中人之资，不急于在江宁建都称王，而是率叛卒直攻京师，那样也不容许有我湘军存在的一天。沅甫，你想想看，你的一等伯，我的一等侯，不都是靠运气好而捡来的吗？”

大哥的这番话有道理，但说侯伯之爵都是捡来的，未免贬己太甚。围安庆一年多，围金陵两年多的曾铁桶，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个观点。倘若这个话不是出自大哥之口，而是由其他人说出，他甚至会愤怒得一刀宰了此人。他凝神望着大哥，只见大哥脸色灰白，全身上下几无一丝活气，心想：大哥常说他胆气薄弱，是否他现在真的精神已尽，阳刚之气全无了呢？要不，何以如此压抑自己？曾国荃听家里人说，父亲临死前那半年，胆小得连小孩子都不如，在普通的作田人面前都谦让不已。人们都说老太爷的阳气不多了，活不长了。想到这里，曾国荃不觉对大哥生发出一股怜悯之情来。他不愤怒了，反而笑道：“大哥说得也太过分了，五等爵位还有捡的？这么多人想，别人怎么捡不到？难道运气都在我们头上，别人就没有运气？”

“你信不信，我不勉强，总之我是相信的。”曾国藩再次端起茶杯来喝了两口水，右手又捋起长须来，“我给你讲几件事，你看是不是运气。咸丰四年出兵之初，我在靖港大败，长沙官场尽是白眼，我自己也对前景失望，没想到塔、罗在湘潭十战十胜，不仅抵消了我的失败之过，还赢得了湘军的彻底翻身，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咸丰五年在江西，石达开把我舢板全部引进鄱阳湖，然后全力围攻我水师，逼得我跳长江自杀，虽被救不死，但全军已溃败，正在垂手待擒之际，鲍春霆却突然率打粮之军归来，冲乱了长毛的阵脚，使我死里逃生。第三个例子，咸丰六年从樟树镇败回南昌，石达开将南昌城团团包围，炮声火光昼夜不息，南昌指日即破。做梦也没想到，长毛竟然在一夜之间撤走得干干净净。第四个例子，咸丰十年在祁门，李秀成率数万大军已杀到我的眼皮底下。祁门总共不到三千人，幕僚们几乎逃光，连李少荃都吓走了。我已写了遗嘱，枕剑而卧，随时准备自尽。结果又是让鲍春霆冲进祁门大山来救了。而可怪的是，李秀成居然不再进攻，率部西去了。倘若他不走，继续打下去，霆军很可能也挡不住。沅甫，你看看，我之能有今天，到底是靠我的本事呢？还是靠运气呢？周荇农、潘伯寅客气，称赞我是大经济从大学问中来，还说慈禧太后有次对身边的大臣说，曾某人乱极时沉得住气，全是靠的理学功夫。我给荇农、伯寅写信说，我是不信书，信运气，而且要公之言，告万世。”

说完嘿嘿笑了两声。曾国荃听得有味，也笑了起来。

“沅甫，所以我先前对你说过，你本事虽大，但不能居全功，要让一半与天。这‘天’就是指的运气。这样看，这样想，就可以免去许多烦恼，少生许多闷气，这不仅是处世之道，也是养生之方。”

说到这里，曾国荃才第一次点了点头。

“现在来谈谈李臣章与瞿荣光结合一股的事。沅甫，你是怎样看的呢？”曾国藩问九弟。

“我看这也没有什么。”曾国荃想了想，说，“这也是一种谋生手段。至于瞿荣光，过去当过长毛，现在不是的了，也不必算老账。”

“沅甫，你把这事看得太简单太肤浅了。”曾国藩紧锁双眉，看着自己这个爵高秩隆的九弟，心中为他的见识浅薄而深深担忧，“胜利者的湘军和失败者的长毛结拜兄弟，共同谋事，在失败者的眼里，胜利者究竟还有几多分量？在胜利者看来，失败者又有几成罪孽？猛虎山这两支人马的组合，岂不意味着把湘军和长毛扯成了一条平线？”

前吉字营统帅压根儿没有作过这样的深思，一时间，他简直不能分辨大哥的联想究竟是精辟的见解，还是无稽之谈。他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这是其一，要害还不在这里，要害在于这实际上已经泯灭了大是大非的界线。我们湘军是保君父、卫孔孟的王师，行的是救国救民的光明正大的事业，而长毛干的是伤天害理、倒行逆施的勾当。这中间是非善恶泾渭分明。我们与长毛势不两立，不共戴天，怎么能够称兄道弟、平起平坐呢？哎，这班子糊涂虫！”

曾国荃听了这话，脸不觉红了起来。

“李臣章这班家伙，敢公然藐视太后、皇上，心怀不臣之心，一有风吹草动，就会重做长毛的事。湘勇战死的不算，活着的至少有二十万之多，十成中只要有一成李臣章这样的人，就有可能使天下大乱。而现在滞留安徽、江西、湖北不回原籍的湘勇还不止两万，且大部分都被哥老会所拉拢，成帮成派的，他们胆子大，手里有枪，这些人实际上就是埋在长江两岸引火待发的炸药！沅甫，你看到这一点吗？”

“有这样严重吗？大哥，你过虑了。”曾国荃不同意大哥对李臣章这批人的苛责，“他们说到底，只是一班兵油子而已，轻松饭吃惯了，不愿再做风吹雨打日头晒的农夫罢了。再说，大乱方平，你我兄弟，还有雪琴、季高、少荃都还在，谁还敢再冒天下之大不韪，重蹈长毛覆辙？”

“你说得有道理。”曾国藩轻轻颔首，“我们兄弟在，雪琴、季高、少荃等人在，有异志者不能不存戒备之心，眼见得到的这十年八年或许不会有大乱。季高精力虽过人，也已年过花甲，雪琴五十多了，你和少荃也都到五十边上了，而散布在大江南北的湘勇中许多人还只有李臣章那样的年纪，难保十年二十年，老成凋谢后他们不会目中无人。当然，倘若朝廷力量强大，也能镇住四方，但现在恰恰是女主临朝，皇上孱弱。”

这里是警戒森严的江督衙门的后院，且时已深夜，绝无人迹，出于多年谨慎过度的习性，曾国藩在说到太后、皇上时，仍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恭王被疑，中枢无干练之才，而十八省督抚中，凭军功起家者已过其半，他们手中至今仍掌握着属于自己的军队。我朝开基两百多年来，外重内轻之局面无有甚于今日，且洋人虎视眈眈，仗势欺凌。沅甫，你三十岁前便读完了二十四史，你仔细想想看，今日天下局势，与历代末世有何区别？我这两年来常常想，下次再乱，必定是湘军余孽起骨干作用，即或是本人老了，不上战场了，也会是他们在幕后操纵。所以我说，我们兄弟究竟是国家的功臣，还是朝廷的罪魁，现在尚不能定，甚至我死之后，盖棺亦不能定案。”说罢，曾国藩重重地叹了一口长气，又沉痛地说，“沅甫，你平素可能很少从这个方面想过吧！”

“大哥，即使如你所预测的，天下大乱，湘军有些人参与了反对朝廷的活动，但那也不是我们的责任，你何苦要这样自己给自己找烦恼呢？”曾国荃对大哥的用心还是不能理解。

“沅甫。”见九弟一直没有转过弯来，曾国藩正色道，“我何尝不知，天底下任多伟大的祖先都有不肖子孙，任多严密纪律的集团中都有不法之徒，湘军中混有朝廷的叛逆、社会的渣滓，自然难免，且你我兄弟以及死去的胡、塔、罗、李等人，对皇上的耿耿忠心可昭日月，可泣鬼神。但湘军中只要有一人叛逆，湘军就会蒙上一粒灰尘，若今后有成千上万人走上与朝廷对抗的道路，将会给湘军抹上一块多大的黑泥？江宁打下后，不上交一两银子，且纵火焚毁伪天王宫，这几年对此事的公开指责虽已平息，人们的腹诽岂可消除！我朝无论八旗兵还是绿营，从来都是世业制，没有出现过半年之间裁撤十多万军队的先例。且撤勇之时，欠巨额之饷，积无穷之弊，通通没有解决，潜伏了大量隐患。这些都是我们募勇之初所不可能想到的。倘若今后没有更大的乱子出来，朝廷和后人或不至于苛责；倘若湘军中的败类有朝一日举起反叛的旗帜，这些老账新账便会一齐算，史册上就会说曾某人建湘军是做了一件大坏事，连你曾沅甫打金陵，后人也会说你不是为了朝廷，而是冲着小天堂的金银如海、财货如山来的！”

“让他们说去吧，我不在乎。”曾国荃嘀嘀咕咕地嘟囔。

“这不是在乎不在乎的事。”曾国藩阴郁地说，“这是件可悲的事。而更可悲的，是我现在已清清楚楚看出了它今后的结局，但无力扭转。前人说无可奈何花落去，明知花要落去，却不可能将春天挽留住，人世间真正的最大悲哀，莫过于此！”

曾国藩一时觉得五内隐痛、神志纷乱，他不得不停止说话。曾国荃脸色黯然，低首不语，督署书房死一般地沉寂。

过一会儿，曾国藩略觉心里平息一点，又坚持说下去：“我是活不久的人了，这次请你到江宁来，首先就是要提醒你，不要总以江山社稷大功臣自居。其次，世道乖乱，局势不稳，你最好的选择就是长保今日的处境，住在荷叶塘，当你的财主庄东，不要再出来做官。大哥我早在打下金陵时就想急流勇退，只是那时要让你先回去，不能两兄弟同时开缺，故而留了下来。后来捻战失利，名望大损，我三辞江督而不允，孰料又遇天津教案，致使一生清名扫地以尽。庄子说长寿多辱，确是实话。我若在金陵打下时就死去，哪有后来被人骂作汉奸卖国贼的耻辱。你也差不多，这几年做鄂抚，捻战无功，又与官秀峰不睦，上下左右都有闲言碎语，处境也不顺利。我有时想，天降我们兄弟，就是为了对付长毛。长毛一平，我辈职责已尽，就都要解甲归田。老子说‘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又说‘功遂身退天之道’，实在是很深刻很明哲的话，可惜当年还见不到这一层，自取侮辱。故大哥我死后，不希望你复出做官，只望你和澄侯一起守住父母之坟，保住曾氏家族的平安无事，就万幸了。”

曾国荃想，大哥这番话尽管说得悲观哀痛，但的确是实情，兄弟二人自大功告成之后，日子过得都不顺心。过去当统帅，冲锋陷阵，攻城略地，痛快极了，做起疆吏来，却处处掣肘，事事不顺，连指挥打仗的看家本领都不灵了。莫非真如大哥所揭示的：曾氏兄弟是为平长毛而生的？

“唔，唔。”曾国荃轻轻地哼着，点了几下头，表示记下了哥哥的话。

“沅甫，我这里有一首诗，你看看。”曾国藩抽出屉子，从一个大信套里拿出一张精美的梅花水印笺来，递给九弟。

曾国荃接过一看，水印笺上是一首七律。他轻轻念道：“只将茶蕣代云觥，竹隝无尘水槛清。金紫满身皆外物，文章千古亦虚名。因逢淑景开佳宴，自趁新年贺太平。猛拍阑干思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

“你看看，这首诗像是什么人作的？”

曾国荃握纸沉思好半晌，才慢慢地说：“‘金紫满身’，看来是个大官，‘文章千古’，又是一个擅长诗文的人。只是最后两句不好理解。‘一场春梦’，这是说的什么呢？难道说诗人对自己过去的作为有所悔恨吗？”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这是一个身居高位而心怀郁结的人写的。”曾国藩凝视着水印笺，右手无力地在胡须上抚弄了两下。

“他是谁，我想不出来。”曾国荃疑惑地望着大哥。

“恭王。”曾国藩淡淡地说。

“恭王？”曾国荃惊讶地重复一遍。

“这是昨天荇农给我寄来的。这首诗的要害就在最后两句：‘猛拍阑干思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什么是恭王心中的春梦呢？”曾国藩问九弟，九弟直摇头。

“我看极有可能是指的十一年前的那桩事。”曾国藩自己作了回答。

“大哥是说恭王协助太后除掉肃顺的事？”曾国荃盯着大哥，心里有点紧张起来。

曾国藩点了点头。

“这么说来，恭王与太后隔阂甚深？”曾国荃说。

曾国藩仍未作声，只是又略为点了一下头。

“恭王与太后之间为何有这样深的隔阂呢？看来当年一罢一复的事，彼此的成见至今还未消除。”曾国荃喃喃自语。

“沅甫呀，这里的事情太复杂了。”经过一番很久的深思熟虑之后，曾国藩终于郑重地对弟弟说，“恭王器局开阔，重用汉人，这是恭王的长处；但恭王又过于聪明剔透，晃荡不能立足，这是恭王的短处。金陵初克，皇家内部便起矛盾，可以看出西边的太后容不得才大功高的叔子。而叔子又不甚检点，终于给嫂子抓住了把柄。一个回合下来，叔子败给了嫂子。同治八年，西太后派身边的大太监安德海南下办龙衣锦绣，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拿获。奏报到京时，恰逢西太后观剧。恭王与东太后商量后，杀了安德海。在恭王看来，以维护祖制来报当年的一箭之仇，甚是乖巧，他没有想到叔嫂的怨恨又深了一步。近来为修圆明园一事，恭王又与西太后意见不合。令人担心的是，这中间还夹杂一个醇王。醇王胸襟狭窄，才识浅陋，前年津案发生后，他甚至说出捣毁所有在京外国使馆，赶走所有洋人的糊涂话来，于此可见他的才具。可偏偏他又爱出风头，不满其兄的崇隆地位，他又是西太后的妹夫。我已预感到，恭王总有一天会彻底败下来，接替其位的必定就是那位七爷。而这一点，恭王自己似乎也有所意识，故有‘一场春梦不分明’的感叹！皇家内部的争斗历来是国家祸乱的根源。李臣章那些人所说的娘偷人、崽嫖娼之类事情，或许没有，即使有，也远不能与此相比。这就是我刚才对你说的，不要再去想起复做官，安心落意守祖坟的原因所在。你明白吗？”

这番话说得一等威毅伯目瞪口呆，惊恐不安，好半天才回过神来，心里仍寒战不止。

“大哥还有一句老话要对你说，那就是散财求福。”曾国藩从弟弟的眼神中看出了他心灵深处的震动，知道自己这番话能被他接受，于是改以平和的口气说，“这一点，大哥我知道你受了很大的委屈。得老饕恶名，其实自己没有占多少非分之财，这也是这些年来你心情郁郁的一个大原因。”

“只有大哥你真正了解我。”听了大哥这句话，曾国荃很觉宽慰，过后又愤愤地说，“不知哪个绝子灭孙的家伙取了这个名字，流毒全国。”

“《春秋》责备贤者，这是人之常情。”曾国藩笑道，“你也不必去打听谁取的名字，既然能流毒全国，这就说明苛责你的人不止一个两个。再说你也是得了好处，眼红、妒忌，是人的通病，万年以后也消除不了，唯一的办法是散去一部分。散财分谤，这是古人常用的办法。我常对纪泽兄弟说，名之所在，当与人同分，利之所在，当与人共享，也是说的这个意思。”

“长沙建湘乡会馆，我捐了一万两千两银子。”

“好，这是一件积大功德的好事。星冈公在日，常说晓得下塘，还要晓得上岸。散财正是为了上岸。”曾国藩对弟弟这个举动非常满意，“今后湘乡县的公益之事，如修路架桥起凉亭，冬天发寒衣，青黄不接时施粥汤等等，这些事，我们曾家都要走在别人前头。弟出一份，我也出一份，还要叫澄侯也出一份。耗银不多，却可赢得乡民称颂，是件惠而不大费的事，何乐而不为！京师长郡会馆多年失修，我还想邀李家、萧家一起，合资重建一座。这事意义更大，影响也更大。这件事，就由你为头如何？”

“行！”曾国荃爽快地答应。他跟大哥的性格截然相反。大哥是慎入慎出，不要一丝分外之物，也不乱给别人一文钱。他是不择手段地大量攫入，同时亦毫不心疼地大把抛出，这正是他指挥的吉字营能打胜仗的原因。“我想在长沙建一个书局，就如大哥在江宁建金陵书局一样。书局建好后，先把大哥的诗文奏章书信等刻出来，尤其是大哥在京师期间写给我们兄弟的家书，当年对我们的教育很大，现在还可以用来教育子侄，刻印出来，定然有功于世。”

听了这话，曾国藩心中大为欣慰，十分高兴地说：“你有在长沙办书局的想法，真是太令我欢喜了。金陵书局的许多现成设备都可以运到长沙去。小岑也老了，思乡之情日增，正好叫他回去办此事。弟成就这桩事，可谓有大恩于士林。但所说的第一刻我的文字，这万万不可。我的文字只可留给后世子孙观览，不可刊刻送人。”

“为什么？”曾国荃不解，多少比大哥官位低得多的、平庸无任何业绩的官吏们，一到晚年，唯一的大事便是四处张罗为自己刻集；又有多少比大哥才学差得远的读书人求人募款，甚至不惜像叫花子一样地八方化缘，为自己刻个某某馆主诗汇、某某斋文集等等。大哥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我早年对自己的诗文很自负，见京师文坛称赞梅伯言，颇不服气，又常恨当世无韩退之、王安石辈可以谈论。我一生若孜孜矻矻，穷究不舍的话，或许也可以写出几部像样的书来，但可惜后来又不允许。对经史，对诗文，我都有不少与前人不同的看法，很想记下来，一吐胸中之块垒。军务政务太忙，无暇为此，我常为之惋惜不已，以为将成广陵之散。赵惠甫笑我有汉成帝、明武宗那样薄天子而好为臣下之癖，唉！”曾国藩叹了一口气，充满感情地说，“赵惠甫不理解我。我曾涤生出身翰林，长期埋首经丛史集，吟诗作赋、著书立说，才是我心中的帝王之业；带兵打仗，安营布寨，这是迫不得已才为之的事啊！惠甫与我天天在一起尚这样看待我，还不知后世子孙会怎样误解我哩！”

“这样的误解是好事。”曾国荃笑道。

“不管怎样，我是到死也没有一部书出来的翰林，我一生都为之不安。我不怪王壬秋讥讽我是一个没有理学著作的理学家，他说的是实话。我的诗文都是草草写成，未加细究，一时可以蒙混人，刻出来让后人一字一句来推敲，那岂不是把我推出来当一个靶子，让人射吗？”曾国藩自嘲似的笑了一下，喝了两口水，又说下去，“胡润芝死后，他家里刻了一部胡文忠公遗集，所选不当，我想若润芝九泉有知，一定会骂人的。他写给官秀峰的一些信，说了官许多好话，那是润芝的笼络手段，并非心里话。现在官秀峰就把它拿出来，作为其治鄂的政绩。”

“那老混蛋最会来这一手。”官文是曾国荃的死对头，一提起他就有气。

“这是给人戴高帽子，虽不合事实，尚不至于结怨。我没有胡润芝的涵养，书信中对人对事多偏激之词，倘若稍不注意伤了人，即使本人不在了，他的子弟也会来找麻烦。就拿同治五年，我们兄弟私下议论李少荃人品的那些话，如果刻出来，他不恨死才怪哩！”

“有的可以删节。”

“注意到了的可以作删节，没有注意到的呢？世上事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还是不刻的好。我人死了倒无所谓，受牵累的是你和老四，以及纪泽兄弟。”

隔了一会儿，曾国藩又说：“刚才说到刻书的事，我倒想起一件事来。荷叶塘还存了几份参劾李次青的副本。次青从我最早，在江西时功劳又很大，别人都高官厚赏，独他一人至今仍为长沙一教书先生，我觉得很对他不起。若以后你们刻什么遗集之类，参次青的那些奏稿就都会刻出来，这不仅益发加重了我的罪，甚至连我的魂魄都不得安宁，所以你们绝对不能去刻集刊印。”

“说起李次青，我记得四哥有次说过，他想退掉那门亲事。”

“不行！”曾国藩打断九弟的话，不悦地说，“定下十多年的亲事，哪有反悔的道理。澄侯的满女多大了？”

“今年十八岁。”

“你回去对澄侯说，万不能退，端阳节完婚。我素来嫁女是二百两银子的嫁妆，侄女一百两。他的满女，我出二百两，跟纪芬的几个姐姐一样看待。”

“好吧，我回去就告诉他。书局的名字我想了一个，叫贤声书局，大哥你看要得不？”

“贤声，贤声。”曾国藩轻轻地念了两声，“我看不大合适。尽管我不同意刻我的书，我知道死后还是会刻的。你百年后，纪泽、纪瑞他们也会给你刻个集子，那不等于自吹自擂，传自己这个贤者之声了吗？我看不是传贤者之声，而是传忠贞之心。你看呢？”

“是的，大哥想得远！”曾国荃恍然大悟，“就叫传忠书局。”

“对，这个名字好。”曾国藩称赞，“沅甫，我叫你看地的事办得如何了？”

去年，曾国藩写信叫四弟九弟代他在荷叶塘觅一块墓地。这次来时两兄弟商量好了，一到江宁，见大哥病势严重，曾国荃反而不好主动说了，怕引起大哥伤感。

“我和四哥请了十多个好地仙，在荷叶塘周围找了两个月，再也找不出一块好地来，最后两兄弟合计，只有将父母亲大人的棺木取出来，重新再调摆一下，就可以腾出一穴地来。”

那年被陈广敷称之为大鹏鸟嘴口的凹地，在曾国藩出山后不久，江氏老太太的棺木就葬在上面了。当时还有意留下一个穴位，让老太爷用。后来老太爷也葬下去了，那块凹地就不能再葬了。为了让大哥满意，曾国潢提出了这个主意。

“这万万使不得。”曾国藩连连摇头，“使父母亲大人的魂魄不得安宁，我何能心安！荷叶塘既然没有地，我死之后也不必把灵柩运回湘乡。那年在长沙办团练时，我在善化坪塘看上了一块地。一个小山包处两条山脉之中，远看犹如二龙戏珠，就将我葬在这个珠上吧？这虽不是上等好地，也可以算得个中平，能使后世子孙清吉。天道忌盛，我一向喜欢‘花未全开月未圆’这句话。家在我们兄弟这一代出侯出伯，应该满足了，不要指望在三四代内再出将相，只要求得子孙读书识字、平平安安就行了。”

“大哥放心，这件事可以做得到。我回湖南后专门到坪塘去看一看，问问那个山包是谁家的，把它整个买过来，干脆就在长沙城外再添一座祖山好了。”

曾国藩满意了。闭目养了会神，他突然想起久未见面的六弟国华来。

“有五六年未去看温甫了，你这次回家，顺路去看看他，把纪寿这几年读书大有长进的事告诉他，也让他高兴。”

曾国荃没有作声。曾国藩觉得奇怪：“我刚才说的话，你听见了吗？”

曾国荃还是不作声，许久，才徐徐说：“六哥两年前便得归道山了。”

“你是说温甫，他早就仙逝了？”曾国藩惊讶莫名，心头“怦怦”乱跳不已，“你们怎么知道的，为什么瞒着我？”

“前年秋天广敷先生去宝庆访友，特地绕道来到荷叶塘，将这不幸的事告诉了我们，说温甫在牯岭采药时，不慎从悬崖上跌下来，摔死了。当时大哥正在办天津教案，心情抑郁。我和四哥商议，暂时瞒着。这次我见大哥身体不好，也不敢提起。”

“就准备瞒到底？”曾国藩问，眼眶四周已湿润润的了。

“嗯。”曾国荃轻轻地回答，声音只有他自己才听得见。

“我对不起温甫。”沉默一段很长时间后，曾国藩从心底里吐出一句话来。

“我这次回湖南时将在九江上岸，把六哥的遗骸带回去归葬祖茔，不能让他孤魂无依。”曾国荃说着说着，动起手足真情来，潸然泪下。

曾国藩的心情本来就够沉重了，九弟的这句哀伤的话又益发加重了负疚之心的重量，但他想到温甫的遗骸一旦运回家中，岂不多出许多麻烦来，说不定隐瞒了十多年之久的事又会因此而彻底暴露。不能！他狠了狠心，说：“你到庐山去，给他的坟头培培土，磕三个头就算了。温甫在广敷先生的启迪下，已将人情生死都看透了，也不会有孤魂在外的哀怨，不必再归葬祖茔了。”

曾国藩茫然望着九弟，眼睛里慢慢流出几滴浑浊的泪水来。许久，他轻轻地对国荃说：“九弟，明天你安排一条小火轮，叫叔耘到庐山去一趟，把广敷先生接到江宁，我想见他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