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曾国藩做“副部长”做得不耐烦，想要回家之时，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道光皇帝去世了，年方二十（这是虚岁，实足年龄十八周岁）、血气方刚的咸丰登基了。这一年，曾国藩三十九岁，也就是说，新皇帝比他小了差不多二十岁。

这一下，曾国藩先不提回家了，他要看看这个新主是个什么样的人。

虽然年纪很轻，“主少国疑”，但新皇帝一上台，就带来了一股全新的气象。这个年轻人看起来颇有雄心，也很有干劲。他工作非常勤奋，每天都会认真批阅大量奏折，并且会亲笔下达很多谕旨，而不像老皇帝那样主要靠军机大臣们拟旨。

一般来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新皇帝上台后，也烧了三把火。

第一把火，就是在登基后不久，主导了一出出乎人们意料的政治大戏：罢免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

我们前面提到，穆彰阿这个人名声不太好。还没当皇帝之前，咸丰就已经听说了关于他的很多结党营私蒙蔽君主之类的负面传闻。所以上台之后，立足刚稳，就拿他开刀了。

道光三十年十月二十八日（1850年12月1日），咸丰皇帝发布了一道不同寻常的谕旨。他说：

也就是说，任用贤人，罢黜奸臣，是为君的首务。当今天下，一切因循废弛，已达极点。吏治败坏，人心浇漓。穆彰阿身为大学士，深受国恩，却不思如何有利国家，只想着保住自己的职位，为私利而损害国家。以小忠小信，伪才伪学，来蒙蔽君主，逢迎上意。我念他是三朝老臣，不忍置之重法，革去其职务，永远不再任用。

在这道上谕的结尾，咸丰皇帝还说：

也就是说，从今而后，大小官员，一定要激发天良，公忠体国，把以前那些因循糊弄的积习都迅速改掉。不得再像以前那样，畏难苟安。

这道谕旨一下，时“天下称快”，朝野上下，为之一振。

说实在的，大家都知道，像穆彰阿那样继续“弥缝”“糊弄”下去，国家是没有出路的。咸丰皇帝对国家现状的批评有的放矢，说出了官员们不敢说的话。看来这个新皇帝，魄力真是不凡，很可能是一个英主。

上台之后，咸丰皇帝另一个重大举措就是下诏“求言”，早在道光三十年（1850）二月初八日，刚刚登基，他就发布上谕，欢迎大家给朝廷提意见。就国家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表现出虚心纳谏的良好态度。

曾国藩心情太激奋了。

他等了这么多年，等来了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咸丰帝对官场的批评，简直和曾国藩的观点“契若符节”，曾国藩颇有知音之感。他积累多年的政治见解，终于有可以发挥的空间了。

曾国藩昼夜奋笔疾书，写了一封《应诏陈言疏》。在这份上疏中，曾国藩顺着皇帝对官场的批评，谈到了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人才问题。他大胆指出，道光皇帝秉持“镇静”原则，不生事，不作为，所以道光朝人人循规蹈矩，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逞者。这虽然有利于守成，但不利于解决问题。所以，官员们“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5页。]。他说现在官场有四大通病：

就是说，京官，就是朝中的官员，有两大毛病，一个是遇事退缩，一个是务小不务大。遇事退缩，是指遇到什么事，大家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愿意承担责任，只知道向皇帝请旨。务小不务大，是大家都注意一些细节小事，开个会，办公桌都摆得很整齐，茶杯都准备得很干净，会务办得很用心。但是对国家发展的大方向、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没有一个人敢说，也没多少人敢想。

地方官办事也有两个毛病。第一个叫敷衍，遇到什么矛盾和问题，就是一个字，拖，对付过去就完，把问题推给下一任。第二个是颟顸，就是做表面文章，很多地方，表面上看起来不错，但实际上内里已经完全烂透了，黑恶势力横行，这些当官的根本不管。

在奏折结尾，曾国藩更尖锐地指出：“乃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科道间有奏疏，而从无一言及主德之隆替，无一折弹大臣之过失，岂君为尧、舜之君，臣皆稷、契之臣乎？一时之风气，亦有不解其所以然者。”[《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8页。]

就是说，十来年间，朝中大臣没有一个人对皇帝讲过国家有什么严重问题。地方官员，也没有一个人对皇帝讲过地方上有什么矛盾。那些负责进谏的官员，也没有一个人指出过皇帝有什么做错的地方。这是非常可怕的现象，这说明，这些官员，没有一个是忠心为国的。

所以，曾国藩说，必须想办法培养人才，才能应对复杂艰难的国家形势。并且提出了培养人才、转移风气的几条具体办法。

咸丰皇帝收到曾国藩的这封奏折，认为曾国藩的见解很正确，对他大加夸奖，称曾国藩“奏陈用人之策，朕详加披览，剀切明辨，切中情事，深堪嘉纳”。[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14页。]

这道奏折让咸丰对曾国藩产生了进一步的好感。而在此之前的一件事，已经让咸丰认识到曾国藩这个人做事特别认真负责。

道光皇帝去世前，曾经留下了一道非常特殊的遗嘱。道光皇帝认为，大清帝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他在位这么多年，治国也不见什么起色，所以他说，我无德无能，对不起列祖列宗，我死后，灵位不进太庙，也不用郊配。

所谓郊配，就是皇帝祭天时，同时以自己的列祖列宗配祭。唐张九龄在《请行郊礼疏》中说：“自古继统之主，必有郊配之义，盖敬天命而昭圣功也。”

不许郊配，不进太庙，这当然是对自己非常严重的惩罚了，严重到几乎无法遵守。特别是不进太庙，那么后世子孙怎么祭拜他呢？但是道光皇帝的这道遗嘱是“朱谕”，也就是亲笔书写的，无疑是他真实意思的表示，而不是谦虚之词，咸丰不能不重视。可是，刚刚上台的年轻皇帝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种情况，只好让大臣们集体讨论。

朝廷大臣进行集议，大多数人都从保险出发，说套话，认为“大行皇帝功德懿铄，郊配既断不可易，庙袱尤在所必行”。就是说，道光皇帝功业辉煌，怎么能不进太庙，不用郊配呢？所以这个遗嘱根本没法执行，还是按惯例办了了事。

按说，大家集体讨论已经有了结果，曾国藩顺水推舟是再合适不过了。但曾国藩回去之后，感觉不妥。他是礼部侍郎，他认为自己要责无旁贷地拿出更合适的意见来。所以经过十余天的思考，他提出了不同意见。正月二十八日，他上了一道奏疏，说大行皇帝的遗嘱应该部分遵行，不能完全置之不理。

为什么呢？他说：“大行皇帝谆谆告诫，必有精意存乎其中。”[《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2页。]道光这么正式地留下这道遗嘱，一定有他特殊的考虑。曾国藩说，进太庙应是确定无疑的，任何皇帝都没有死后不进宗庙之理。但“毋庸郊配”一项，道光皇帝说得也有一定道理。第一，道光这是从天坛祭坛的尺寸角度考虑的。因为天坛的建筑规模是固定的，现在，死去皇帝越来越多，每死一个，就要新修一个祭台，现在天坛已经快被占满了。道光以身作则，不予郊配，有一个出发点应该是“久远之图”，怕以后放不下，“必至修改基址，轻变旧章”。所以这个用心还是很深远的。这一点我们不可轻忽。

第二，“古来祀典，兴废不常。”祀典历代、历朝都有调整，并非丝毫不可变动之事。

第三，“我朝以孝治天下，而遗命在所尤重。”[《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4页。]对死去皇帝皇后的意见，一定要重视，不能视同无物。比如康熙时，太皇太后孝庄死了，留下遗嘱说想安葬到遵化孝陵，陪着自己的儿子顺治。按理说这“不合袱葬之例”，因为皇后死了，按理要安葬到自己的丈夫身边，所以她应该埋到沈阳的清太宗昭陵去。但是康熙还是不敢违遗命，将太皇太后梓宫安放在孝陵旁边，雍正时就在这里正式下葬了。第二个例子是乾隆皇帝遗命“庙号毋庸称祖”，就是说，不许后世称自己为祖，只能称为宗。乾隆皇帝把大清朝推向全盛，他的功绩按以前之例，完全可以称“祖”。但乾隆表示谦虚，发下遗命，嘉庆帝只好遵从，故庙号高宗。所以曾国藩说：“此次大行皇帝遗命，惟第一条森严可畏，若不遵行，则与我朝家法不符，且朱谕反复申明，无非自处于卑屈，而处列祖于崇高，此乃大孝大让，亘古未有之盛德也。”[《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4页。]大行皇帝以身作则，贬抑自身，表明他对列祖列宗的崇敬，这种精神是值得效法的。如果不遵行，那么不符合大清家法。

曾国藩的这道奏疏辨理详明，逻辑严密，非常有说服力。咸丰皇帝一看，十分佩服。如果不是曾国藩苦心思考，详加论辩，他咸丰很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留下不可弥补的遗憾。曾国藩的这道奏折也说服了满朝大臣，大家一致同意这么办。所以，这件事让咸丰对曾国藩留下了深刻印象。

因为对曾国藩的欣赏，也因为知道曾国藩这个人凡事认真，所以咸丰皇帝不断地给他加派新活，今天让他兼署工部侍郎，帮着处理工部的事，明天又让他兼署吏部。到后来，曾国藩一个人身兼五部，也就是兼任了除户部之外的其他几部的“副部长”。这一下，曾国藩就更忙了。特别是到了刑部后，繁重的工作让他几乎都没有看书的时间了。他写家信说：

也就是说，我到了刑部，可比以前更忙了。刑部和其他几部可完全不同，事情太多了。要是长在此部工作，以后就没时间看书了。

如此勤奋，说明曾国藩想抓住新皇帝励精图治的机会，多做些事情，为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

新皇帝的欣赏和肯定，让曾国藩大受鼓舞。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又连着上了好几道奏折，给皇帝提了很多建议。什么《应诏陈言疏》《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多道奏疏，全面深入地指出了大清面临的种种危机、官僚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呼吁皇帝大刀阔斧，加以彻底改革。

咸丰元年（1851）三月，曾国藩上了《议汰兵疏》。曾国藩说，现在天下有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一是财政紧张，二是军队战斗力不行。现在“天下之大患，盖有二端：一曰国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社会动荡，四处用兵之际，军队问题是国家的重中之重。军队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臃肿软散，不能作战。他说，广西有额兵二万三千，士兵一万四千，但是现在遇到农民起义，“竟无一人足用者”[《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20页。]。所以兵不在多而在精。曾国藩提出裁兵五万，这样每年节省饷银一百二十万两，用来练兵。应该说，曾国藩的这道奏折抓住了当时军队问题的关键，显示了他经世致用之学的深度和精度。

之后，他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他在奏疏中提出现在百姓生活有“三大疾苦”，一是银价太贵，百姓负担太重，交不起国税。“民之完纳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百姓怨愤，则抗拒而激成巨案。”“真有日不聊生之势。”二是盗贼太多，良民难安。强盗土匪“愈酿愈多，盗贼横行，而良民更无安枕之日。臣所谓民间之疾苦，此又其一也”。三是冤狱太多，司法腐败严重，民气难申。[《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41～42页。]

曾国藩认为，这三大问题关乎大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如果不从现在起就全力以赴一一解决，那么天下大乱，不久将至。

配合这道民间疾苦疏，他又上了一道《平银价疏》，其中，提出了平抑银价的具体办法。

这些折子是曾国藩披肝沥胆殚精竭虑的产物，也反映了他多年来对国家社会的深入思考。应该说，这些文字是非常精彩、也非常有深度的。曾国藩以为，新皇帝既然振作有为，肯定会采纳他的建议。这样，国家大幸，民众大幸。他也可以发挥更大的政治影响力，真正做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然而，事实证明，曾国藩有点天真了。

咸丰皇帝摆出了雄才大略的姿态，但是他其实并没有雄才大略的资质。

这个人，其实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主子。

关于咸丰，读史者最熟悉的一个故事，当然是他和奕䜣争储时的那个传说。说是奕𬣞和奕䜣因为只差一岁，奕𬣞居长，但是天资平庸。奕䜣虽居次，但明敏能干。所以选谁为继承人，道光犯了难。于是道光就通知他们到南苑骑射，进一步考查他们。奕𬣞的老师杜受田知道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就给自己的弟子出主意，说你奕𬣞骑射本领远不如弟弟，我们只能另辟蹊径。于是打猎时，咸丰按照他老师的教导，既不上马，也不射箭，见他父亲的时候两手空空。道光很纳闷，问，你怎么回事？咸丰就跪到地下，他说父皇教导我要仁爱，现在是春天了，母兽正是怀孕的时候，我要把它射死了，连它的没有出生的孩子也都死了，岂不是太残忍了。道光一听，感觉这个孩子挺仁慈，对他很满意。这个故事叫“藏拙示仁”，此事不光见于野史，也载于《清史稿·杜受田传》。

另一次，道光身体不好，召见两个孩子，要听听他们对国家大政的看法。杜受田又给奕𬣞出了主意。道光先见了六阿哥奕䜣，说我身体不好，可能不久于人世了，国家怎么治理为好呢？奕䜣口才很好，滔滔不绝地讲述治国的方略，他父亲很高兴，说这个孩子有出息，你先退下吧。奕𬣞进来的时候，一看父亲的病容，就跪在地下磕头痛哭流涕，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道光说，让你谈谈见解，你怎么什么都不说呢？咸丰就说，我一看父亲病成这样，我就太难受了。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现在就希望父亲健康长寿，别的我什么都不想。道光很感动，还是这个孩子孝顺。于是决定传位给他。其实奕𬣞如此表现，是因为他老师告诉他，论口才你比不上六阿哥，你要“藏拙示孝”。

“藏拙示仁”“藏拙示孝”的故事过于传奇，显然只是一个传说，即便被记入《清史稿》也不能证实其事。但这些传说反映出的事实不错，那就是和聪明伶俐、外向活泼、有才有为的弟弟奕䜣比起来，咸丰是一个比较内向无能的人。这个人笨拙、安静、少言寡语，无论哪个方面都不如他的弟弟。

奕𬣞的最终胜出，其实和老师的教导无关，和道光的偏好有关。喻大华评价道光帝“不是昏君，却是一位平庸的君主，缺乏力挽狂澜的魄力、能力以及对时局的洞察力。……是一位循规蹈矩的皇帝”。在用人方面，“一是谨慎过度，二是缺乏定见”[喻大华：《道光皇帝》，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10页。]。确实，道光皇帝一生以稳定为务，喜欢安静听话之人，他之所以选择咸丰，是因为在他看来，咸丰比弟弟更稳重、更听话，更符合传统观念中的“贤人”标准。让他当皇帝，更利于守成，风险比较小。

但其实道光犯了两个错误。第一，大清已经不是守成之世，矛盾丛生，这个成，已经守不下去了。第二，咸丰确实缺乏当皇帝的才能。

有一本书，叫《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了一个叫张集馨的晚清官员进京被咸丰皇帝召见时的几次对话。从对话中看，咸丰记忆力很差，咸丰六年（1856）他见张集馨问了一些问题，过了三年，到咸丰九年（1859）再见时，问的居然还是这几个问题。

《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咸丰六年（1856）召见时，因张集馨腿部有伤，行走不便，咸丰问：“汝何以坠马受伤？”张集馨对：“臣素不善骑，军中督队，非骑马不可，是日督队，所骑生马，未经行阵，逆匪摇旗呐喊，马遂惊逸，臣羁勒不住，遂致坠马，并为马碰一脚，抬回帐房，不能带队。经胜保奏明，赴就近省城调理，蒙恩谕准。”上曰：“汝今年五十几岁？”对：“臣系庚申命，今年五十七岁。”上曰：“汝京城有住房否？”对：“有。”上曰：“在何处？”对曰：“在西单牌楼。”上曰：“甚么胡同？”对：“皮库胡同。”

咸丰九年（1859），问的类似内容如下：

上曰：“汝住在京城何处？”对：“在西单牌楼皮库胡同。”上曰：“是汝自己房子？”对：“是。”上曰：“汝在军营带过队么？”对：“臣初到营即带队，后来腿受伤不能骑马，即不带队，办理文案。”上曰：“汝受何伤？”对：“坠马受伤。”上曰：“还是追贼，还是为贼压下？”对：“打仗时，贼匪开号，马惊坠骑，为马蹄所踹。”上曰：“汝今年五十几岁？”对：“六十岁。”

敢情上回，全白问了。

最关键的是，一个王朝到了末期，这些皇族子孙往往气质庸弱、资质脆劣，缺乏做大事必要的坚持力和担当。咸丰就是这样。事实证明，他一上任烧的三把火，完全是一个年轻人的一股冲劲而已。等这股冲劲过去了，他就疲软下来。

在应诏陈言问题上，咸丰就已经表现出他有始无终的性格特点。

刚开始求言的时候，咸丰确实是诚心诚意。大臣们的奏折一道道汇集上来的时候，他还能很全神贯注地一篇篇认真阅读。但是几个月后，一个是大臣们的建议多有重复之处，再一个是他的精神头已经耗光了，所以再有奏折，一般他就看个开头，批个好，就扔到一边，再也不理了。

对曾国藩也是这样。曾国藩费尽心血，上的这些折子，他草草读了一遍，随口夸奖几句，事后却扔进废纸篓，没了下文。

曾国藩难免大失所望，郁闷不已，给友人写信说：

也就是说，自从皇帝发下求言诏书以来，上书言事的，有一百多人。其中有许多有见地的奏章，发到有关部门讨论的时候，得到的只是“没什么价值，不必讨论”这几个字的答复。或者发到各省执行，但是一通上谕之后，各地没有反应，朝廷也很快忘了这件事。读书人掏心掏肝的血诚，只变成了办事员纸篓中的废纸。每想及此，心中怎不愤懑。

曾国藩的心情越来越焦急。因为天下大乱已经从可能变成了现实。

就在道光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咸丰正式开始处理公务的第一天，他接到的第一件公文，就是广西巡抚汇报广西出现叛乱的消息。

在广西遍地的叛乱当中，开始不为人注目的太平军后来势力越来越盛，眼看着已成燎原之势。咸丰皇帝在用人指挥上虽然很努力，但是用人不当，布置失措，越努力形势越恶化。曾国藩的内心被焦灼搅得日夜不安：“内度身世，郎署浮沉，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观乡里，饥溺满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势，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则吾子之迫切而思，以吁于九阍者，实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70页。]也就是说，自度身世，在各部之间俯仰升沉，不知道最终是个什么结果。再观天下，到处是贫不聊生之人。向前无法贡献自己的才智于国家，退后无法很好地营谋自己的出路，除了直接向皇帝上书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曾国藩发现，自己看错人了，新皇帝并不是他想象中的明君，也难成大器。而且，当了几个月皇帝之后，咸丰已经显示出强烈的刚愎自用的性格倾向，大臣们给他提意见，常常被他当场驳回，说，我大清传统，凡事乾纲独断，你们不用再废话了。

曾国藩又一次陷入痛苦当中。经过几个月思考，曾国藩得出一个结论，要想挽救大清帝国，只有敲打醒这个糊涂皇帝才行。而要想敲打醒他，就需要把话说得重一些。在强烈的责任感支配下，以谨慎闻名的曾国藩做出了一个晚清官场极为罕见的举动：直言批评皇帝。他上了一道惊世骇俗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三个缺点：

一是见小不见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他批评皇帝有“琐碎”之风，“谨于小而反忽于大”[《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23页。]，每天察察于小事，而且有的谨慎到不该谨慎的程度，而对于国家的大计却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深究。

所谓精于小节，是皇帝成天把精力用于挑大臣们的礼仪疏漏之类的小毛病。自去年以来，许多大臣因为接驾、叩头、入朝等“小节”受到处分。朔望常服之礼仪，本来已经礼部奏定了，而去冬忽改为貂褂。御门常服挂珠，亦已经礼部奏定了，而忽然改为补褂。由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则于国家之大计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

所谓疏于大计，是指皇帝对派往广西镇压起义的人员安排不当。现在广西对太平军的战事是国家最大的大事，而这个大事当中，人事安排又是重中之重。但是这个重中之重，皇帝并没有处理好。曾国藩说，派往广西的官员，姚莹年近七十，曾立勋名，应该重用，结果只是泛泛委用，并不能收其全力。严正基办理粮台，位卑则难资弹压。所以皇帝用人并不妥当。

此外，曾国藩还提了一个小问题：用兵必须了解地形。现在战争已经打了一年，但是外边的将领没有人呈进一幅战争地图，宫内也没听说皇帝找出康熙舆图、乾隆舆图，“熟视审计”。打仗打了这么久，连地图都没看过，你皇帝一天在忙什么？

二是“徒尚文饰”，不求实际。“自去岁求言以来，岂无一二嘉谟至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毋庸议’三字了之。”你鼓励大家进言，大家提了不少意见，其中怎么也会有几条有见解的吧？结果却都是批了“毋庸议”三字而已，没有一项落实。“间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偶尔有几个被肯定的，也没有好结果。刚刚亲书手谕表彰倭仁，不久就驱之于万里之外。刚刚发布肯定苏廷魁的圣旨，不久又批评他是离经叛道。“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看来您所谓求言，并无诚意，只不过是想获得肯于纳谏之虚名而已。

三是刚愎自用，饰非拒谏，出尔反尔，自食其言。一开始说听取大家意见，现在却动不动就说大权“朕自持之”“岂容臣下更参末议”。这口气容易滋长骄矜之气，尤不可以不防。“古今人情不甚相远，大率戆直者少，缄默者多，皇上再三诱之使言，尚且顾忌濡忍，不敢轻发苟见；皇上一言拒之，谁复肯干犯天威？”自古以来，忠直之臣少，沉默自保者多。皇帝再三提倡，才有人敢说几句真话。皇上要是拒谏饰非，那就没人敢再给你提意见了。“专取一种献媚软熟之人……一旦有事，则满庭皆疲苶沓泄，相与袖手，一筹莫展而后已。[《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26页。]”如果还像老皇帝那样，只用听话顺从的人，一旦天下有大事，也没有人敢出来负责。

曾国藩最后警告说：“此三者，辨之于早，只在畿微之间；若待其弊既成而后挽之，则难为力矣。”

就是说，希望您从现在开始，就注意这三条缺点，努力改正。否则，让它们发展下去，想改就难了，那时候，国事也就更不可收拾了。

曾国藩希望自己的这道奏折，能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使皇帝幡然猛醒，改弦易辙。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在朝廷中引发直言的风潮：“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趋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大臣）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189页。]这个想法显然是相当天真。

明代大臣以冒着生命危险批评皇帝为荣，对皇帝嬉怒笑骂者本多，但清代体制威严，君臣之分，凛若天渊，大臣们给皇帝的文字，字斟句酌，务为恭顺，极少谏诤之语。自从乾隆初年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之后，大清王朝一百多年间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直接坦率地批评皇帝的奏折。

而咸丰皇帝不同于一般皇帝。他是一个特别自卑，因而也特别敏感的人。他之所以自卑，一方面是智力平庸，能力平常。有那么一个聪明能干的弟弟奕䜣衬托着，什么事比弟弟差着一截，从小感觉自不如人。另一方面，是咸丰身体还有残疾。史载：“文宗体弱，骑术亦娴，为皇子时，从猎南苑，驰逐群兽之际，坠马伤股。经上驷院正骨医治之，故终身行路不甚便。”[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第2页。转引自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就是说有一次他出去打猎，笨手笨脚，从马上掉下来了，把腿摔折了。后来虽然大夫给接上了，但接得不好，终生走路不便，一瘸一拐，成了一个瘸子，所以这更加重了他的自卑心理。茅海建先生说他“无能缺才引起的内心自卑，反过来使他更有强烈的自尊心，更爱装腔作势”[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37页。]。

自卑的人，最在乎的是你看得起看不起我。上台之后，他之所以那么细致地挑剔大臣礼仪，正是这种自卑的表现。在后来发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他那么执着于中外礼仪之争，也掺杂着同样的原因。

对于曾国藩这个人，一开始咸丰是比较有好感的，而且本还打算进一步大用。没想到，在这个时候，这个曾国藩上了这样一道奏折。

年轻气盛、自尊心特别强而又脆弱敏感的咸丰皇帝的反应可想而知，他对曾国藩的印象马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史载：“疏上，帝览奏大怒，捽（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徐凌霄、徐一士：《曾胡谭荟》，第13页。转引自成晓军：《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22页。]把奏折摔到地上，立刻想把曾国藩抓起来。幸亏祁寯藻、季芝昌等大学士为之苦苦求情，说您刚刚下诏求言，如果把曾国藩治罪，岂不是出尔反尔，也正坐实了曾国藩奏折中的指控吗？不如您反而褒奖他一下，天下人才佩服您的气度不凡。

在大臣们的劝谏下，咸丰皇帝明白过来，要是把曾国藩抓起来，大家真要是这么一批评，他脸上更不好看。

于是咸丰皇帝就下达了一篇长篇上谕，开头假惺惺地夸奖了曾国藩几句，不过接下来，笔锋一转，一个“但是”，就开始细细为自己一一辩解，针锋相对地驳回了曾国藩的主要指责。上谕是这样写的：

也就是说，曾国藩的奏折，虽然迂腐欠通，但我知道用心是好的。不过我自从即位以来，大臣们的奏折，只要有利于国计民生，我无不立刻采纳实行。只要有利于我修身养德的，我也会放在左右，经常浏览。个别不可行的建议，虽然偶有驳斥，但也都指出为什么不能实行。哪有什么像你曾国藩说的以“毋庸议”三个字放到一边的呢？你说的那些事，除了广西打仗我应该多看地图，这个我已经找出地图看了之外，其他的，或者语言过激，未能心平气和，或者是自己的固执偏见而已。不过因为你是应诏进言，我不怪你。至于你说的如果我刚愎自用，则以后别人就不敢说话了这句话，我觉得倒是挺有道理。不过我即位以来，也已经注意经常反省自己。咱们君臣，别说那么多了，一起好好干吧！

皇帝大发雷霆，曾国藩并不感觉意外，他甚至已经做好了坐牢的心理准备。但皇帝如此长篇大论地哓哓置辩让他认识到，这个皇帝自尊心太强，缺乏自知之明，自我反省能力太差，通过苦口直谏使皇帝猛然惊醒、洗心革面是不可能的。这件事让曾国藩受到很大打击，也受了很大的教训。在此之后，他还是不断地上建议改革的奏折，不过多是就事论事，不再有类似的戆直之言了。

不过，从此之后，小心眼的咸丰就不断给曾国藩小鞋穿。咸丰皇帝是一个特别爱记仇的人，所以他后来把这个事记了一辈子。曾国藩后来建立湘军，立了很多战功，但是咸丰皇帝对他特别防备，一直不信任他，他办很多事，都得不到朝廷的支持。这当然是后话。

不过这次上疏也有正面效果。它显示了曾国藩直道而行的书生本色，一心为国的耿耿用心，为他赢得了很高的政治声望。特别是在湖南，他的奏折内容经老乡和朋友们，如罗泽南、刘蓉、郭嵩焘、江忠源、彭筱房、朱尧阶、欧晓岭等人的传播，为湖南通省所知，湖南士人对曾国藩更加敬佩，曾国藩在湖南的知名度和威望一下子迅速提高，这对他后来组建湘军、吸收人才有很大作用。当然这也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