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克复安庆的喜悦还没有过去，朝中又出现重大变局。咸丰皇帝在承德以三十周岁的盛年突然去世，继位的载淳年仅六岁。

咸丰死前安排了以肃顺为核心的八位顾命大臣辅佐载淳，肃顺是湘军集团的坚定支持者。因此这一安排表面上非常有利于曾国藩。

然而咸丰留下来的权力结构是极不稳定的，顾命八大臣中，竟然没有咸丰帝的亲弟弟、手握外交大权在北京处理与洋人交涉事宜的恭亲王奕䜣。这显然是极不正常的。关于小皇帝的两个母亲，嫡母慈安和生母慈禧，也没有明确的权力安排。与此同时，长期以来，肃顺利用咸丰的信任严刑峻法、独断专行，得罪了很多人，在朝中已经相当孤立。因此胡林翼死前预测中枢必将发生非常之变故，他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说，“主少国危，又鲜哲辅，殊堪忧惧”[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866页。]。

曾国藩也是这样想的。他与咸丰磨合十年，好不容易获得了皇帝的信任，与最高权力的关系进入稳定期，结果出任两江总督不过一年，皇帝就去世了，他的前途是吉是凶，又悬在不定之天。

胡林翼的预测是准确的。果然，就在咸丰去世后不过两个多月，太后慈禧和恭亲王奕䜣就联手发动了宫廷政变，肃顺等三位赞襄大臣被诛。消息传来，曾国藩惶惧不安，在日记中说：“少荃来，与之畅谈。因本日见阎丹初与李申夫书，有云赞襄政务王大臣八人中，载垣、端华、肃顺并拿问，余五人逐出枢垣。服皇太后之英断，为自古帝王所仅见，相与钦悚久之。”[《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228页。]

虽然曾国藩一生的原则是不攀附权贵，和肃顺的个人关系并不亲密，但是谁都知道，曾国藩是“肃顺这条线”上的人。肃顺已倒，他会不会受到牵连？曾国藩连日“悚仄忧皇”[《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227页。]，不能自安。

出乎意料的是，曾国藩的权位在政变后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反而还进一步提升。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十八日，政变后不到二十天，朝廷就发布谕旨：“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浙江军务，着杭州将军瑞昌帮办。”[《曾国藩全集·奏稿》3，岳麓书社，2011年，第251页。]

一总督而节制四省，以及驻防将军为总督帮办军务，在清朝都是前所未见之事。

事实证明，慈禧和奕䜣的组合，比咸丰要明智。相对咸丰，奕䜣更清楚要消灭太平天国，就必须重用曾国藩。他“虽与肃顺为敌，但对肃顺的政策、路线毫不存成见，善则留，恶则去，绝不似一般政争中人亡政息、全盘否定的习见形态”[杨剑利：《同治王朝》，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第206页。]。而慈禧掌权之始，也能对奕䜣的建议从善如流。

当然，他们做出这一决定，也与曾国藩“不结交京中权贵”这一一贯原则有关。肃顺虽然极推重曾国藩，但是曾国藩却与肃顺走得不近，因据说肃顺被诛后，“籍其家，搜出私信一箱，内唯曾文正无一字。太后叹息，褒为第一正人”[欧阳昱：《见闻琐录·曾文正不交权贵》。转引自龙盛运：《湘军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82页。]。

曾国藩表示谦抑，上疏辞谢节制四省，并且说“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也就是说，我怕我一个人手中权力太重，以后会导致地方尾大不掉，影响中央的权威。新班子回复了一段颇带感情色彩的朱批：“具见谦卑逊顺，虑远思深，得古大臣之体。在曾国藩远避权势，自应如此存心，方不至起骄矜之渐。而国家优待重臣，假以事权，从前本有实例。曾国藩晓畅戎机，公忠体国，中外咸知。当此江浙军务吃紧生民涂炭，我两宫皇太后孜孜求治，南望增忧，若非曾国藩之悃忱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

也就是说，曾国藩这道奏折非常谦逊，而且想得很远，有古大臣之风。从曾国藩来说，当然应该存着避嫌之心，才不会在以后变成权臣，这是臣子的本分。而从国家来看，给曾国藩以大权，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曾国藩一方面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另一方面，能公忠体国，所以朝廷才这样倚重。如果不是因为他对朝廷这样真挚诚恳，朝廷也不会轻易给他如此大的权力。